您好，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中国计量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社，指进行图书、图画、杂志，报纸和电子物品等有版权物品的出版活动的组织，中国大陆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等。

什么为出版是出版学研究中首先要接触的问题。对出版活动内涵的理解不同，对出版学知识体系构架的认识也就不同。因此，中外出版界都很重视对出版内涵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认识。

按新闻出版署相关行政规定和行业惯例，由相应职业资质的出版社编辑、编辑部主任、总编辑对原作品进行包括“初审—shu审—终审”的“三审”，并将相关书面审稿意见存档。

需专题报批的相关类别和选题，提交相关机构组织专家进行出版审查，审查范围包括出版社的出版资质、编辑人员资质、作者资质和内容问题等。

需专题报批的类别包括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的表述及评价，重大国策与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军事与国防问题，外交问题，色情问题等

部分类别出版物必须交由相关专业出版社出版，审查有时会无限期脱延，意味选题自动否决，大部分情况下，会由相关审查部门出具审查结果，以及包括具体修改要求的审查意见。

　在学习和工作中，汇报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汇报时，要熟悉掌握汇报内容，做到条理清晰，主次分明，写汇报都需要注意哪些格式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图书馆一季度工作汇报，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在20xx年的第一个季度，区图书馆全馆职工始终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努力不懈地工作，图书馆的各项工作平稳有序地推进，全面完成了区政府及文广局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现将第一季度工作总结如下：

　一、第一批古籍上报工作顺利完成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重庆市古籍普查培训，邀请市古籍保护中心专家亲临现场指导，今年一至三月共完成古籍录入49件，上报国家一级、二级、三级古籍共30件。其中可望进入国家级保护名录的1件，市级保护名录的6件。

　二、少儿爱心图书接力活动受到表彰

　我区的少儿爱心图书接力活动截止到目前，已向服务学校送书二批，共1200册，借阅图书6000多人次，借阅8000多册次，取得了良好的服务效果。这批爱心图书到来极大地弥补了学校图书室藏书不足的困难，满足了山区学生想看书、看好书的愿望，得到了家长和教师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在本月召开的全市文化馆图书馆工作会上，我馆被市文广局表彰为先进集体。

　三、地方文献征集工作全面启动

　四、培训工作有序开展

　在闭馆期间，我馆在抓新馆筹备的时间，不放松图书馆的其它工作，各种培训有序开展。我馆视觉艺术高端研讨班于3月初正式开课。研讨班由我馆负责人主讲，现有学员20人，开课时间为每周二晚，历时50天，计划20个学时，完成影像美学、色彩学等课程的`培训和研讨，并致力于在研讨班课程期间创作一批优秀的书、影、画作品，为我区今年的“文化周”、“文化节”等重大文化活动作准备。本季度已经集中培训了6个学时。

　由我馆负责人主讲的文化讲座《古镇的人文观察》，也接到镇的邀请，将以多媒体的形式，全面、生动地为干部、职工和居民深入讲解的历史和文化。

　五、搬迁筹备有序推进

　1、我馆拟定了《开馆筹备工作方案》、《开馆庆典工作方案》、《图书馆设施设备配置方案》、《图书馆工作人员招聘方案》等多项文件，并上报有关领导及部门。我们在第一季度出刊了信息简报6期，及时向领导汇报工作，对新馆建设进行每周一次现场检查，目前土建工程和内装工程都已经通过了竣工验收。

　2、为了更好的做好新馆建设和管理工作，由文广局副局长、财政局副局长带队，财政局教科文科科长、资金计划科科长、政府采购中心中任和我馆负责人、等组成的考察组一行十人到我市、等区图书馆考察。考察工作历时五天，通过考察、学习，考察组成员们普遍认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开阔了眼界，理清了思路，明确了目标。

　3、为了贯彻落实区文广新局关于图书馆工作专题会议精神。我馆召开了新馆开馆筹备工作动员会。会议对新馆建设情况、功能分布计划、部室设置、新编制条件下的岗位计划、图书馆工作方向、品牌服务、阶段性工作目标、近期工作安排等等方面进行了一一落实。

　4、不断细化、优化了新馆办公家俱、自动化设备等采购方案，对馆内固定资产进行初步清查，避免重复采购。方案历经6稿，采购总额从原来的近500万元调整到了350万元。目前已经送财政局审核，将于近期进入政府采购程序。

　六、工作方向更加明确

　我馆明确了以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宗旨，以地方文献资源中心建设为特色，以古籍保护为亮点的工作方向。确立了在未来三年内将我馆打造成国家一级馆和重庆市区域性中心馆的工作目标。

　目前，全馆职工精神振奋、工作积极，都全身心的投入到新馆的筹备工作中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图书馆将成为我区共众文化事业的一张名片，一个亮点。

（1）北堂书钞 唐虞世南编，清孔广陶再校。这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类书，成书于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5至618年）。全书共一百六十卷，分帝王、后妃、政术、形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等十九部，部下再分类，共八百五十二类。类下先摘引句作标题，标题下引录古籍。本书记载了隋以前的一些可贵资料，对于研究历史、辑佚和校勘古籍有相当价值。缺点是有的引文未注明出处，文句也不太完整。有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南海孔氏刊印本。

（2）艺文类聚 唐欧阳询等编。该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成书于唐朝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全书一百卷，分天、岁时、地、州、郡、山、水、帝王、人、礼、乐、职官、政治、刑法、杂文、战伐、产业、衣冠、食物、杂器物、巧艺、方术、百谷、鸟、兽、鳞介、祥瑞、灾异等四十五部，部下分目。如天部分天、日、月、星、云、风、雪、雨、霁、雷、电、雾、虹等。全书共有七百三十余目。每目之下，先录记事，即摘录经、史、子等书籍中的有关资料；后录有关诗赋赞表。征引古籍一千四百余种。这些古籍今多散佚，此书可用以辑佚校勘。有汪绍楹校本，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新片。

（3）初学记 唐徐坚等编。三十卷，分天、岁时、地、州郡、帝王等二十三部。部下分子目，共三百一十三个子目。子目下，先为“叙事”，编引有关记述：次为“事对”，选编有关对句。后为“诗文”，节引有关讲诗文。本书虽然卷帙不大，但选材谨严，且皆为隋以前古藉，亦很有参考价值。有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本。许逸民编《初学记索引》，可备查。

（4）白孔六帖 由唐白居易《白氏六帖事类集》与宋孔传《六帖新书》两书原各三十卷，合编后，析为一百卷，并用今名。体例同《北堂书钞》，分一千三百八十七个门类。一门类前，标有“白”字的，是白书原文；标有“孔”字的，是孔书原文。每一门类采录古籍中有关史事、成语典故等，有一定史料价值。但录文很少注出处。有明刊本。

（5）太平御览 宋李昉等编，成书于宋太宗太平兴国时。初名《太平编类》（又名《太平总类》）。全书一千卷，约五百万字。共分五十五部，四千五百五十八类，按天、地、人、事、物顺序编排。类下编排资料以经、史、子、集为序，均先书出处，再录原文。征引广博，多至一千六百九十种，保存了大量古代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博物等各方面资料。引用资料比较完整，可据以考订史事，辑校散佚。但此书校订欠精，颇有讹谬之处。有中华书局一九六○年版本。钱亚新编《太平御览索引》和燕京大学引得编纂处编《太平御览引得》可备查。

（6）山常考索 南宋章如愚编，又名《群书考索》，共四集，二百一十二，四十六门。门下分类，类下再分子目。征引丰富，考据亦精，对于南宋以前各类事物，尤其是政治制度，记述较详。有明正德慎独斋刊本。

（7）玉海 南宋王应麟编。二百卷，附《词学指南》四卷。分为天文、地理、帝学、圣文、艺文等二十一门。门下分类，共二百四十余类。每类之下以事物或图书名字作为标目。纪事以年代为序，略古详今，并有考异。虽然帙浩大，却条理有序。所辑资料，自经、史、子、集至人物传记，无所不包。尤其是宋代掌故，多录自《实录》、《国史》、《日历》诸书，为后世学者所推崇。有清光绪九年（以元1883年）浙江书局重刑本。

（8）永乐大典（残本）明角缙、姚广孝等编。永乐元年至二年（公元1403至1404年），编成初稿，名《文献大成》。后经修订，至永乐六年成书。改用今名。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多万字。采集古籍七、八千种，按“洪武正韵”韵目编排，“用韵以系字，用字以系事”。依次录有关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至奇闻异见、诗文词曲等。元代以前的秘册佚文，往往一字不易地全行录入，许多古籍赖此得以保存，对于辑佚、校勘的价值极大。该书只有抄本，正本世藏于文渊阁，副本藏于皇史宬。正本约毁于明亡之际，副本的大部分为八国联军焚毁，有些被劫到外国，2010年止存世者仅有八百多卷。中华书局根据历年征集到的七百三十卷，影印出版。

（9）渊鉴类函 清张英等编。该书以明俞安期《唐类函》所录仅至唐初，于是以其为基础，博采初唐至明嘉靖年间的古籍，又补其缺略，荡成巨编。成于康熙四十九年（公元1710年）。全书四百五十卷，总目四卷，卷数比《太平御览》少一半多，但内容却多出一倍。共分四十五部，部下分类，类下先叙总类、释名、沿革、次叙典故，再录对偶、摘句，最后录诗文。资料详备，编排得体，所用资料，均详注出处，使用方便。有一九三二年扫叶山房影印同文书局本。

（10）古今图书集成 清康熙时陈梦雷编，雍正时蒋廷锡校补，初名《汇编》，后改称，《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书一万卷，目录四十卷，一亿六千多万字。分为历象、方舆、明伦、博物、理学、经济等六编。汇编下分为典，共三十二典。典下分部，共六千一百零九部。部下设汇考、总论、图表、列传、艺文、纪事、杂录、外编等项。内容丰富，收录广博，体例较完备，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资料，是很有使用价值的工具书。但亦有删节不当。错字、漏字等问题。雍正四年，以铜活字排印，仅印六十四部。今有上海中华书局一九三四年影印雍正铜活字体，附《考证》二十四卷。

（11）其他常用的综合性类书十一种：

魏王象、刘劭等编《皇览》，后散佚，今有清孙冯翼辑本。

北齐祖珽等编《修文殿御览》，后散佚，今有近人罗振玉辑本。

南宋阙名编《锦绣万花谷》。

宋祝穆编、元富大用续编、祝渊再续编《古今事文类聚》。

宋潘自牧编、明王嘉宾补遗《记纂渊海》。

宋陈元靓编、明钟景清增补《事林广记》。

宋谢维新编、虞载续编《古今合璧事类备要》。

明陈耀文编《天中记》。

明彭大翼编《山堂肆考》。

明俞安期汇纂、徐显卿校订《唐类函》。

明陈仁钖编《潜确居类书》。 （1）册府元龟 宋王钦若、杨亿等编。成书于宋真宗大中详府（公元1013年），原名《历代君臣事迹》，后改今名。全书九百四十字，比《太平御览》多一倍。分帝王、列国君、宗室、外戚、将帅、台省、邦计、国史、学校、刑法、牧守、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部下分一千一百零四门。部、门之下都“序”，述其要旨。所录材料，采自“正经”、“正史”及唐、五代的诏令、奏议等，兼及《国语》、《战国策》、《淮南子》、《修文殿御览》等书。引文多整篇节照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取材范围较窄，内容仅限于政治制度和君臣事迹等方面。有中华书局一九六○年影印本，精印共十二册。

（2）三才图会 明王圻与其子王思义编。共一百零卷，分天文、地理、人物文史、草木、鸟兽等十四门，主要汇辑诸书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采摭浩博”。但内容比较冗杂，对事物源流也没有详加考析。有清光绪时刻木。

（3）图书编 明章潢编。专门汇辑书图谱，成书于明万历十四年（公元1585年）。原名《论世编》，后改今名。共一百二十七卷，分经义、天文、地理、人道四类、末二卷“易象类编”和“学诗多识”为附录性质，与图谱无关。内容丰富，条理分明，书类《三才图会》，但考证较精详。其中地理、人道二类，多反映明代政治和社会情况，可补史志之缺。有明万历时刻本。

（4）格致镜原 清陈元龙编。共一百卷，分乾象、坤舆等三十类，类下分目，共八百八十六目，包括天文、地理、建筑、器用、动植物等，“采撷极博”，体例井然，为研究我国古代科学技术和文化史的重要参考书。有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

（5）佩文韵府 清张玉书等编。以元代阴明夫《韵府群玉》和明代凌隆《五车韵瑞》为基础，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增补而成。共四百四十四卷，依《平水韵》一百零六韵分为一百零六部，以单字统词语，尽量列古书用例，后列“对语”、“摘句”，都注出处。本书收罗极富，所收词藻典故一百四十余万条，是一部供查找文章典故和韵藻丽句用的大型类书兼韵书。但资料多辗转抄来，错误较多，所引诗文也多不出处。一九三七年商务印书馆影印本附有头四角号码索引，便于检索。另有《韵府拾遗》一百一十二卷，是本书的补编。

（6）子史精华 清吴士玉等编。专采子、史部及少数经、集部书中有关社会情况、自然知识、学术文化等方面的名言隽句汇编成册。始编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成书于雍正五年（1727年）。共一百六十卷，分天、地、帝王、文学、器物等三十部，部下分类，共二百八十类。各类之中收名言隽句，每条以句中精要词语作标题，以原文和注释分双行夹注于下。本书采辑宏富，考核精良，句中引文裁剪得宜，连贯完整，并详注出处。有光绪时蜚英馆石印本。

（7）其他常用专门性类书十一种：

宋吴淑撰《事类赋》。

宋高承编、明李果订《事物纪原》。

宋陈元靓编《岁时广记》。

宋王应麟编《小学绀珠》。

元阴时夫编、梁辀校正《群书类编故事》。

元阙名编《群书通要》。

明冯应京编《月令广记》。

明凌迪知编《万姓统谱》。

明徐元太编《喻林》。

明冯琦原编、冯瑗等整理《经济类编》。

清吴士玉等编《骈字类编》。

清何灼等编《分类字锦》。

清梁章巨编《称谓录》。

清方中德编《古事比》。

清宫梦仁编《读书纪数略》。

清纳兰永寿增补《事物纪原补》。

清汪汲编《事物原会》。

清秦嘉谟编《月令粹编》。

清黄葆真增辑《事类赋统编》。

清魏崧编《壹是纪始》。

《宋会要辑稿》是清嘉庆年间由徐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代官修《会要》之文。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学家。著有《西域水道记》12卷，《〈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清嘉庆中上编《全唐文》，徐松入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借《全唐文》之名，从《大典》中辑出《宋会要》500卷，为保存宋代原始文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宋会要辑稿》全书366卷，分为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门。内容丰富、卷帙浩大，堪称宋代史料之渊薮。但是，由于辑录稿文字错误繁多，向来难读。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长刘琳表示，这部书也是中国最难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断裂、散乱、重复、错简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讹、脱、衍、倒满篇皆是。现在，经过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专家历经数十年点校整理，可供学界予以研究利用。

20世纪90年代，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地区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负责校点，出了一部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点校本。2009年，川大古籍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达成合作协定，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电子版为基础，进行增订改造，精校、精点、精加工，以期成为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电子版《宋会要辑稿》约有校记近15万条，而校点本《宋会要辑稿》则达到33万余条，对原来的校记也作了很多增删改写。

基本介绍 书名 ：宋会要辑稿（全16册） ISBN ：9787532573011 定价 ：3200 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开本 ：16开 点校本简介,原本,辑出整理,历史过程,区别,徐松,影印本, 点校本简介 《宋会要辑稿》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学人校点，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专家审稿，历时8年编纂、16册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会要辑稿》是宋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 校点本《宋会要辑稿》，是《巴蜀全书》现有成果中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之一。它是宋代各类史料分类纂集，由清代学人徐松从《永乐大典》中收录的宋代官修“会要”中辑录而成，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制度、礼乐、教育、选举、科技以及其他历史文化信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说，《宋会要辑稿》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构成三大宋代资料宝库。《宋会要辑稿》内容丰富、卷帙浩大，但因错误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对它又爱又恨。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王云海先生为首，国内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酝酿重新整理《宋会要辑稿》，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样稿，但未能展开。 本世纪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合作，对《宋会要辑稿》进行初步校点，形成了电子版的《宋会要辑稿》。后来在《巴蜀全书》工程推动下，形成了现在的1400余万字的校点本《宋会要辑稿》。 校点本树立了三大标杆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刘琳介绍，本次校点特别注重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纠正年月日错误。《宋会要辑稿》在辑录、转抄的过程中，年月日的错乱极其严重，专家们将纠正年月日的错误作为校勘的重点之一，全书共改正年月日的错误2800余条（处）。第二，鉴别非“会要”之文。专家们通过纪日表述方式、记事的体裁与风格、所记的时代与地域，以及其他抄录他书的痕迹进行辨别。第三，移正错简之处。专家们发现并移正的错简的地方有59处，少的地方有10余字，多的有3000余字，总字数达3万余字。第四，勘正错误的行款。《宋会要辑稿》中的行款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分条不当，正文、注文互混，标题混乱。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祖武认为，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与出版树立了三个标杆。第一，参与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编纂的专家们，严格校勘，一丝不苟，为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树立了标杆。第二，参与的专家们不仅从事文本校对，而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为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树立了标杆。第三，校点本《宋会要辑稿》的完成，为如何开展国家资助的重大项目、如何打造精品，树立了标杆。 原本 宋代官修本朝《会要》，后人称之为《宋会要》。“会要”属政书类的断代典志体史书，是专门记载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学著作。唐代苏冕所撰《会要》与崔铉、杨绍复等所撰《续会要》草创了这一史书体裁，但它们皆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代会要。直到五代、宋初的王溥在苏、崔两家会要的基础上，续修唐宣宗以后至唐末部分，撰成《新编唐会要》，于北宋建隆二年（961）进奏朝廷，自此，方确立完整一代的“会要体”。 宋代特设会要所，人员、印记、提举宰臣等方面与国史日历所大体相当。先后修纂有10余部会要，总计3000余卷，包括《庆历国朝会要》（宋绶、王洙等修纂）150卷、《元丰增修五朝会要》（王珪、李德刍等修纂）300卷、《政和重修会要》（王觌、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乾道续四朝会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乾道中兴会要》（陈骙等编类）200卷、《淳熙会要》（施师点、赵雄等分三次编修奏进）368卷、《嘉泰孝宗会要》（杨济、钟必万总修）200卷、《庆元光宗会要》（京镗等奏进）100卷、《今上皇帝（宁宗）会要》（陈自强、史弥远分三次奏进）325卷、《淳祐宁宗会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嘉定国朝会要》（张从祖类辑）588卷。后李心传奉诏依历朝会要编成《国朝会要总类》（即《十三朝会要》）588卷。《宋史·度宗纪》载，曾奉安有《理宗会要》，今《宋会要辑稿》中未见。上述这些会要，除《国朝会要总类》曾刊行于蜀中外，其余均无刊本，仅有少量抄本流传于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军入临安，董文炳受命收图书典籍，“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之国史院”（《元史·董文炳传》），后经海道运往元大都。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明史·艺文一》）。永乐十八年（1420）迁都北平，又将“文渊阁所贮书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于燕都”（《明史·艺文一》）。由于宋代会要大都没有刻本，岁月浸久，时势动荡，史籍散佚，势所难免。明初修《永乐大典》时，《宋会要》已十失其一。宣德年间，文渊阁大火，藏书大半被焚，《宋会要》亦不曾幸免。杨士奇于正统六年（1441）所编的《文渊阁书目》中着录“《宋会要》一部，二百三册，阙”。可见，此时的《宋会要》已是一残本。弘治以后，《宋会要》的散佚情况益发严重。万历年间，张萱等编定《新定内阁藏书目录》，其中已经不见《宋会要》的踪迹，可知此书于万历之前已彻底散失。另外，在明代的其他书目中，如叶盛所编私家《菉竹堂书目》，又或焦觉《国史经籍志》，虽皆有著录《宋会要》之文，却不过是据目抄入而已，并非实有其书。 辑出整理 明初编修的《永乐大典》将《宋会要》采入，使得后人还能一睹散入有关字韵事目中的《宋会要》。时至清嘉庆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编修出任全唐文馆提调兼总纂官。他利用职务之便，在签注《永乐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时，将包括《宋会要》在内的一批资料一一标出，亦签作“全唐文”，命书吏录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顶格及各页版心鱼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样。徐松日积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宋会要辑稿》（二百册）的各方面情况来看，当时《宋会要》是分门辑入的，或选一门，或摘数句，随韵列目，摘取编入，并附入二十多种南宋晚期至明初的书籍。加之《宋会要》辑稿本身的篇幅庞大，因此辑稿的整理，是一项相当复杂的工作。徐松在此后的余生里，一直为《宋会要》辑稿的整理不断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当时著名学者严可均、李兆洛的协助，然而最终未能如愿。徐松虽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对稿本的分类及所批按语，对于后人的整理，提供了帮助。 徐松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书散出”（缪荃孙《艺风堂文续集》卷六《宋太宗实录跋》），所辑《宋会要》稿本辗转流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为缪荃孙购得。缪氏与两广总督张之洞交好，遂将稿本交予由张氏在广州创设的广雅书局。广雅书局对《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由缪荃孙、屠寄负责，但具体工作则以屠寄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础上，从稿本编排，到文字校订、年月调整，甚至誊录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却为后来嘉业堂的整理创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职官一类，直接为嘉业堂采用，成为清本《宋会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广州起义之前，张之洞、屠寄已先后离开广雅书局，《宋会要》辑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不久，书局提调王秉恩将藏匿下来的《宋会要》稿本分两次卖与吴兴刘承干。于是，徐辑原稿及广雅书局清稿转归刘乐嘉业堂所有。刘我先后聘请刘富曾、费有容等进行整理。刘、费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础上，大体遵循广雅书局的整理体例，成初编291卷，续编75卷。刘富曾又参考各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史料，录成清本，共得460卷。 1931年，北平图书馆从嘉业堂买去经剪裁的徐氏原稿，并将广雅书局所修清本借来，由该馆编纂，叶渭清对照研究。叶氏认为，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删并，不复原来面目；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于《永乐大典》而不见于徐氏抄本者，故而清本仍有可参证之处。 根据叶氏的研究，以陈垣为首的编印委员会认为，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因经费所限，遂于1935年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年，将原稿先行影印，名之曰《宋会要稿》，以线装200册行世。1957年中华书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名之曰《宋会要辑稿》，以精装8大册发行。1964年，台湾世界书局以《宋会要辑本》之名，以《中国学术名著》第六辑，影印装成16册发行。1976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装成8册本发行。 历史过程 《宋会要辑稿》（以下简称《辑稿》）分帝系、后妃、乐、礼、舆服、仪制、瑞异、运历、崇儒、职官、选举、食货、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释等17类。其中礼、职官、选举、食货等类篇幅尤大。类下分门。各门篇首有简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后按年、月、日顺序，摘取有关诏令、奏章等等。如此，不仅遐眉目清晰，而且处置政务的事例，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兴废，均分类归纳，使得事件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见，都得以较为完整地反映出来。《辑稿》较之原书，虽已大有残阙，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宋史》诸志及其他有关史籍所不载的宋代史料，如食货类“限田杂录”，“造水硙”，“修理堰、闸、渠、斗门、堤岩”，“各路产物买银价”，“量衡”，“诸郡进贡”，“船战船附”，“民产杂录”，“置市”诸门，皆为《辑稿》之独有。以《宋史》诸志与《辑稿》的卷数相比，前者合计不过162卷，而后者则为376卷。《宋史·职官志》仅12卷，《辑稿》职官粝为83卷；《宋史·食货志》仅14卷，《辑稿》食货类则有70卷。可见，《辑稿》所保存的宋代史料，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宋史》诸志。《辑稿》所载史事，一般均详于《宋志》，其记述具有较为原始而详细的特点，且往往能够校订《宋史》各志的纰谬与疏略，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由于《辑稿》卷帙浩大、残缺零乱、问题繁多，因此，各种带有研究成果性质的检索工具书应势而出。1932年，汤中出版了《宋会要研究》一书。1939年，日本学者江田忠在汤中《宋会要研究》的基础上，编撰了《徐辑〈宋会要〉稿本目录》。1937年，小沼正则编制了《宋会要食货目录》。1958年，法国学者Etienne与Balazs将《辑稿》的食货、职官、刑法、方域四类，编成《宋会要目次》出版。1970年日本东洋文库宋代史研究会在前人的基础上编制了《宋会要研究备要》。1980年，台湾大学王德毅《宋会要辑稿人名索引》出版。1982年，日本东洋文为宋代史研究会再度出版了《宋会要辑稿·食货索引》。1984年和1986年，王云海先后出版了《宋会要辑稿研究》和《宋会要辑稿考校》。1995年，陈智超《解开〈宋会要〉之谜》出版。这些著作和工具书的出版，对《宋会要辑稿》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但是，由于《辑稿》本身的缺憾，使得使用及检索时，产生诸多障碍。首先，《辑稿》的残阙问题相当突出。《辑稿》中大致完整的篇幅，一般皆起自太祖迄于宁宗，计十三朝。但就是在这其中，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门缺失，例如职官类无枢密院门，兵类无禁军门。其次，《辑稿》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永乐大典》以字韵次第编排事目，所以会将《宋会要》同一篇文字编入不同的字韵事目中，故而形成重出复见的情况。第三，由于《辑稿》在整理过程中的编排失当，使得重出多门、前后倒置、时序相错等情况不时而见。第四，《辑稿》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故而并无目录，这一点也给检阅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第五，《辑稿》自清代中期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后，长期处于草稿状态，虽有影印本行世，但因未作彻底整理，从中找寻相关史料较为繁难。 区别 通行的《宋会要辑稿》与宋会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 ，从内容上看，《辑稿》己较原本为少。一、自宋末至明初，历经变乱，原本恐已不全。前面说过，宋修会要，共有十次，应有十部，但现在《辑稿》中注明者只有七部。二、修《永乐大典》时，将整部会要分入各韵，难保没有遗漏。三、徐松自《永乐大典》中辑《宋会要》时，《大典》已经散失一千余册，并非全帙。四、书手从《大典》中抄录时，又有遗漏。有人用残存的《大典》与《辑稿》对照，已发现若干条佚文。五、在刘富曾整理徐松辑本过程中，辑本又有遗落。当时有人将刘富曾清本与徐松辑本对比，即发现少数条文清本有而辑本无。 第二 ，从形式上看，辑本己非原本的本来面目。原本《宋会要》，各本分类稍有不同，分门更有差异。辑本合为一本，门类全部打通。 第三 ，经过多次转抄，脱、衍、误、倒之处，触目皆是。 尽管《宋会要辑稿》有上述种种问题，但它仍然是现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丰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价值最高的一部。 徐松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地理学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于浙江绍兴，随父移居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县）。少年得志，自举人而进士，曾入直南书房，派入全唐文馆，又充文颖馆总纂，但嘉庆十五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受人劾奏，戍守伊犁，为期六年。徐松谪戍伊犁，可以说因祸得福，受到伊犁将军孙筠的重任，继续清初著名的西北史地学人祁韵士编写《伊犁总统事略》的工作，并且能够实地调查，“先生于南北两路，壮游殆遍。每所之适，携开方小册，置指南针，记其山川曲折，下马录之。至邮舍，则进仆夫、驿卒、台、通事，一一与之讲求。积之既久，绘为全图。乃偏稽旧史方略及案牍之关地理者，笔之为记。……孜孜不倦，十年成书”。调查最终成就了他的《西域水道记》等边疆之书，以西域五大水系（流域）为纲，综合记载了沿途山脉、城堡、史迹、民族语言及风俗等等，详实可信，而成为他的代表之作。新疆归来，徐松除短暂的离京出外做官外，便几乎居京治学，在这群学者当中，他可以说在京时间最长，而且因亲历边疆实地考察，成就边疆著述，又积极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讨边疆问题，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研治边疆学问的氛围，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赦还。官至礼部郎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嘉庆十四年（1809年）入全唐文馆，主编《全唐文》；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辑稿》500卷，《河南志》，《中兴礼书》，又撰写《唐两京城坊考》，《登科记考》，后由翰林督学湖南。 影印本 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影印宋会要辑稿缘起 一 宋时会要，除李心传所编国朝会要总要（当即十三朝会要之节本）曾刊版于蜀中。至官修原本，宋时从未刊行，惟 许可臣民自由传抄；故南渡后国史散佚，程俱申请就知桂州许中家抄政和会要。而陈振孙书录解题中亦得著录会要有五种之多也。（李心传国朝会要总要即其中一种。）宋时秘阁所藏北宋纂修之传抄本，及南渡后纂修之正本，德祐之变。当尽为元兵劫入燕京。元修宋史时，即据为修史原料之一。吾人今日所见宋史之志，实脱胎于宋会要。虽两相比较，详略之殊，有如霄壤，然宋会要之轮廓，宋志固全得之矣。明修永乐大典时，文渊阁所藏之宋会要残本二百零三册。当即元人所见之本。文渊阁藏书，明宣德间毁于火者大半。故万历间张萱孙能传重编阁目时，已无其书。赵宋一代故实，至此遂扫地以尽。明以后人欲求宋会要之踪迹，不得不诉诸宋明人所著之类书，职此故耳。 二 明初纂永乐大典，将宋会要史事分隶于各韵，计有国朝会要，续会要，政和会要，乾道会要，中兴会要，光宗会要，宁宗会要等七种。亦有泛称宋会要而不冠以乾道中兴等字样者。知当时已十亡其三。故杨士奇所编文渊阁书目，仅载二百零三册，下注阙字。焦竑国史经籍志，虽列宋会要之名，然有目无书，不足深究。至箓竹堂书目所收，实即文渊阁书目之化身。叶水东时，决无得见是书之理，此可断言者也。 清嘉庆十四年，大兴徐星伯（松）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时永乐大典已佚去一千余册，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徐氏签注大典时，遇有宋会要，即另纸标以全唐文三字。盖徐氏力不能置写官，不得不借公济私，假托宋会要为纂修全唐文之资料，以授写官为之录副也。如是日积月累，据俞正燮宋会要辑本跋引徐氏之言，所得无虑五六百卷。卷帙之巨大，可以想见。徐氏未及排比整理而卒。卒后其稿流落北平琉璃厂书肆，为江阴缪荃孙所得。旋归广雅书局，时张之洞督两广，聘缪氏及武进屠寄任校勘，拟付剞劂，仅成职官一门而止。所有原稿，为书局提调华阳王秉恩所藏匿。民国四年，王氏藏书散出，吴兴刘翰怡先生以重金购归，以原稿部类不明，先后杂厕，乃延仪征刘富曾吴兴费有容重加厘订，而纠纷亦自此起矣。 刘富曾氏首将全部徐氏原稿痛加删并，成初编二百九十一卷，续编七十五卷。 帝系八卷 后妃四卷 礼九卷 乐八卷 与服六卷 仪制十三卷 崇儒六卷 运历二卷 瑞异三卷 职官七十九卷 选举三十四卷 食货六十卷 兵二十九卷 道释二卷 方域二十一卷 蕃夷七卷 以上初编。 帝系三卷 凶礼十六卷 吉礼十九卷 嘉礼十四卷 军礼一卷 宾礼三卷 崇儒一卷 食货十卷 刑法八卷 以上续编。 自此以后，原稿面目，不可复见。刘氏又参考宋志通考玉海等书，移改旧史实，增入新资料，录成清本，为四百六十卷计。 （一） 帝系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二） （二） 后妃六卷（卷十三至卷十八） （三） 礼七十六卷（卷十九至卷九十四） （四） 乐八卷（卷九十五至卷一百二） （五） 与服七卷（卷一百三至卷一百九） （六） 仪制十八卷（卷一百十至卷一百二十七） （七） 崇儒九卷（卷一百二十八至卷一百三十六） （八）运历三卷（卷一百三十七至卷一百三十九） （九）瑞异四卷（卷一百四十至卷一百四十三） （十） 职官九十五卷（卷一百四十四至卷二百三十八） （十一） 选举四十卷（卷二百三十九至卷二百七十八） （十二） 道释二卷（卷二百七十九至卷二百八十） （十三） 食货九十八卷（卷二百八十一至卷三百七十八） （十四） 刑法二十卷（卷三百七十九至卷三百九十八） （十五） 兵二十九卷（卷三百九十九至卷四百二十七） （十六） 方域二十三卷（卷四百二十八至卷四百五十） （十七） 蕃夷十卷（卷四百五十一至卷四百六十） 如以刘氏新编之清本，与被裁减之原稿较，吾人宁取原稿而舍清本。盖原稿纵有误文误字，乃永乐大典编者或全唐文馆中写官之过，与他人无涉。且一字一句，尽是大典原文，吾人尚可据以推定原来之次序。至所谓清本，总类子目，离合无端，杂引他书，不注所本，有窃改兰台漆书之嫌，只能供读原稿者比勘之用，不足据为典要，是则有负刘氏一番苦心矣。 三 民国二十年，本馆因董授经先生介绍，斥巨资四千元，从刘翰怡先生处，购归徐氏原稿。复假得刘富曾氏改编本（即所称为清本者），以便互相比勘，俾明刘氏改编之旨趣，由本馆委托兰溪叶左文先生，从事研究，结果证明，改编本分类隶事，颇多失检。且发现有少数篇幅，确系大典原文，见于清本，而复检原稿，遍觅不得者。如立夏祀荧惑星一则，见清本乐六；赴任二则，见清本仪制十二；三官告一则，见清本仪制十一。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条，见清本兵十二；是必刘氏剪裁后无意中随手弃去，幸已录入清本，故左文先生得发其覆。由此知清本与原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经费所限，不得不先印原稿，以偿百余年来史学界之宿愿。如有余力，当再谋印清本，以供得读原稿者之参考。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本馆委员会以编印宋会要，事关流通故籍，因延请傅沅叔、陈援庵、章式之、余季豫、徐森玉、赵斐云、叶左文诸先生，为编印委员会，专司其事，并推定陈援庵先生为委员长。筹备数载，至去年秋季，始以原稿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印刷所代为影印。哈佛燕京社以此举关系宋史学之研究至钜，特补助美金二千五百元为印费，于是全书得溃于成。兹于书成之日，略述印书缘起如右，俾览者详焉。 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国立北平图书馆识。

截至2015年底，总、分馆文献资源累积量约1100余万册（件）。其中纸质藏书800余万册，以及近年来大量引进和自建的中国国内外数字资源，包括各类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和多媒体资源约300余万册（件）。馆藏中有150万册中文古籍，其中20万件5至18世纪的珍贵书籍，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外文善本、金石拓片、1949年前出版物的收藏均名列中国国内图书馆前茅，为研究家所珍视。此外，还有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名人捐赠等特色收藏。

1书刊报纸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总馆收藏中外文图书263万余种，其中外文图书含有30多个语种；中外文报刊4万余种，外文报刊以英文为主。收藏图书年增长量在5万种以上、报刊年增长量在5千种以上。

2古籍文献

古籍是北京大学图书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古籍文献总量达150万册，其中善本古籍约2万余种、20余万册。2008年以来，北大图书馆共有352部古籍善本分别入选由文化部确定、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古籍收藏具有规模宏大、种类齐全、特藏丰富、珍品众多的特点。重要的馆藏中，以年代划分，有敦煌卷子288号，宋、元刻本300余种，明刻本近万种；以出版国别划分，有日本本2000余种、朝鲜本200余种；以制作方式划分，有抄、稿、写本9000余种，活字本3000余种；以内容类型划分，有方志近5000种，家谱2200余种，还有多个小说戏曲专藏，如车王府曲本1536种，马廉不登大雅之堂藏戏曲小说928种，程砚秋御霜簃藏曲本1400余种。馆藏金石拓片4万余种、8万余件，包括了缪荃孙艺风堂、张仁蠡柳风堂二家的全部藏拓。此外还收藏有2000余种中国古代舆图。

北大馆在CALIS技术支持下建设的“秘籍琳琅——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是完整展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的网络平台。北大馆牵头建设的“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资源库”，更是汇集了包括北大图书馆在内的中国国内24所高校图书馆藏古籍元数据60余万条、书影20余万幅，电子图书835万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古籍书目数据库之一。北大图书馆古籍阅览室收藏有一百余部大型古籍影印本丛书，约含古籍8万种。不少分馆也有古籍收藏，其中考古文博学院分馆、中文系分馆、信息管理系分馆的部分古籍书目数据已经录入古文献资源库中，其他分馆所藏古籍的书目数据今后也将陆续进入该资源库。

3特藏文献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文献有：地方志、晚清民国旧报刊、民国图书、西文东方学文库、中德学会旧藏、中法大学旧藏、侯仁之赠书、方志彤赠书、侯思孟赠书、欧盟文献、英美政府外交档案的微缩胶卷和胶片、珍贵西文文献、学位论文、北大文库、季羡林赠书、张芝联赠书、钱端生赠书、段宝林赠书、宿白赠书、台湾文献。

4学位论文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体系建有：北京大学学位论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北大名师学位论文等体系。其中：

北京大学学位论文：收藏1981年以后自北京大学毕业的所有博、硕士学位论文，以及部分优秀学士论文。阅览地点为西区309学位论文阅览室，可通过OPAC或北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

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收藏有燕京大学的学士和硕士论文，共2600多篇，其中包括许多当代著名学者的论文手稿真迹，十分珍贵。燕大论文内容涉及的学科范围较广，对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历史、政治等有重要的参考作用。阅览地点为西区318特藏室。具体可通过燕京大学学位论文库检索。

北大名师学位论文：存于西区313北京大学文库，共收藏有12种： 北大名师学位论文　　姓名论文题目毕业院校学位论文形式陈岱孙 The Rela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al Expenditures and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Massachusetts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陈翰笙 The Conference of Ambassadors in London, 1912-13, and the Creation of Albanian State 美国芝加哥大学 硕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陈振汉 The Location of the Cott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 论文副本 董申保 The Crystalline Schists of Lower Allagnon Valley, Central Massive, France 法国克莱蒙非朗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 费孝通 亲迎婚俗之研究 燕京大学 学士 论文原件 冯友兰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之复印件 侯仁之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Peiping 英国利物浦大学 博士 论文原件之复印件 胡适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李宪之 Die Kälteeinbrüche in Ostasien 德国洪堡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王力 Une Prononciation Chinoise de Po-Pei 法国巴黎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乐森璕 Die Korallenfauna des Mitteldevons aus der Provinz Kwangsi, Südchina 德国马堡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赵乃抟 Richard Jones：An Early English Institutionalist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博士 正式出版 5民国旧报刊

据2016年1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官网信息显示，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晚清至民国期间的报刊达一万余种，旧报纸六百余种，有不少孤本、珍本，为收藏和研究者所珍视。这一珍贵特藏主要源于老北大及燕京大学的旧藏，也有少量原中法大学和中德学会的旧藏。晚清至民国报刊对于了解研究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以及这一动荡巨变时期思想学术、军事政治、教育文化、语言文学、社会风俗等方方面面的嬗变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为保证各项业务工作的顺利进行，图书馆陆续引进和开发了各类应用系统，如数字图书馆门户系统、统一检索平台、统一认证系统、学科导航系统、电子资源导航系统、虚拟咨询系统、网络培训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系统，以及数字资源加工系统群、数字化服务系统群、元数据著录系统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加工平台。为进一步发现、挖掘和揭示图书馆特色资源，还先后推出了学位论文提交、编目和发布系统、古文献编目和发布系统（秘籍琳琅）、北大名师人物数据库、北京历史地理数据库、民国报刊数据库等宝贵的数字特藏。

2000年，图书馆与校内其他单位联合成立的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研究所开展了有关数字图书馆模式、标准规范（元数据、数字加工标准等）、关键技术、互操作层与互操作标准、数字图书馆门户等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并开始进行大规模应用实践，为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进行研究和应用实验的同时，还开始进行部分项目的建设，并本着“边建设、边服务”的原则，逐步实现在校园网上提供服务，如电子资源导航系统、学位论文提交与检索系统、多媒体点播系统、古籍拓片示范数据库检索系统、北大名师档案、教学参考书系统、网络课程服务等。2006年建成北京大学数字图书馆门户，将统一检索、统一认证、资源调度与整合等各种新技术融入到数字图书馆建设当中。

文化和历史保护、研究和学术用途等。

1、文化和历史保护：手稿是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重要文物，古籍、手稿集、艺术家的创作等，为了保护和保存这些珍贵的手稿，需要转录成电子形式，在数字平台上进行存档和研究。

2、研究和学术用途：研究领域或学术项目需要对手稿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涉及到将手稿内容输入电子设备，进行全文搜索、数据分析、跨文本比较等操作。

3、文字识别和自动化处理：手写文本在数字化处理方面存在挑战，对于复杂的手写风格或老化的手稿，手稿录入可以促进文字识别技术的进步，提供更准确和可靠的结果。

2010年01月2日

资料

古代

幌子

广告

民俗

行业

49 views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这篇文章是多年前在图书馆读《史学月刊》时看到的，当时复印下来回家录入，一晃就快十年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可不象昨天的事么，还能看到自己骑着自行车乱逛呢。

那时的我在3asian开了一个论坛，出于责任找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发，便是这一篇，因论坛是繁体，所以可见这篇论文全部转成了现在的样子，当时知识浅薄得很，繁简转换时一定有很多错误。前几天写文章时正好写到幌子，便上网搜寻，却发现那个论坛早已没了影子，网上也无处可搜，后悔当初没在其他地方另发。今天查看硬盘，五六层目录下来，突然看到这样的名字，亲切之极，以前的一幕又出现在眼前。更可喜的是文前还有一段幼稚的　按语，看了不禁一笑，我是个有点怀旧的人，权把它留在这里了，其他也一仍其旧。

chinaandersen案: 中国古代店铺前的幌子是极富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其源流久远，曾出现过无店不招，无店不幌的盛况。影响所及，就是在现在，民间也还留有它的影子。而且它还常常进入诗歌作为一种点缀，以招摇情性;在小说中写到它时又是极有情致的一景。<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一文，虽著眼点在”广告”二字，却也写出了幌子的大致流变，颇能使人瞭解”幌子”这一中国特有的民间文化。

看到这篇论文时特别欢喜，故抽空将其录出。由於原文比较长，一时不宜录完，便以原文章节析之，分为五次发帖。为便於查考，每帖均附原文参考资料於後。

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广告溯源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

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杨海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关键字]幌子广告;图腾崇拜;行业标志;民俗文化

[摘要]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幌子广告的发展则与行商坐贾的分化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幌子广告类型众多，但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形象幌子,标志幌和文字幌三种基本类型。幌子广告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的载体。

[中图分类号]K203;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2)09-0087-06

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YANG Hai-jun

(News &Media School,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Henan China)

Key Words:sign advertisement;totem worship;industry mark;custom culture

Abstract: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had a long historyEmergence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direct causality to totem worshiped by primitive people,while development of sign advertisement had close connection with tradesmen differentiationAlthough diverse in kind,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sorts:image sign,mark sign and written word sign,Advertisement is the body carrying Chinese ancient culture and had salient industry feature

幌子广告是我国古代最具民族特色的广告表现形式之一。因其造型独特,形式各异且多出自民间而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幌子广告蕴含著丰富的民俗文化，在我国古代广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幌子广告溯源

幌子广告伴随著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而产生，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其表现形式逐渐多样化。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及与自然的抗争中开始用形体语言进行交流和沟通，用纹身艺术和佩带饰物表达喜怒哀乐和传递信息，用特殊的气味,颜色和形象进行识别，这些，都是幌子广告产生的物质基础。其中，幌子广告的出现与原始人的图腾崇拜有著最直接的渊源关系。

图腾崇拜产生於母系氏族早期，其特点是人们把某一种动物或植物及某种自然现象当著氏族的亲属或祖先，或当著本氏族的保护神加以崇拜。图腾崇拜发生於人类社会的狩猎,采集时代，因此，崇拜的对象以动物占大多数。如美洲印第安人易洛魁部落联盟的塞纳卡部落有8个氏族，他们的图腾分别是狼,龟,海狸,熊,鹿等，各氏族还以这些动物的名字作为氏族的名称⑴。我国<诗经>中也有”天命玄鸟，降而生汤”的记载⑵，说明商族的图腾是”玄鸟”，即今天所说的燕子。

图腾崇拜是世界各地普遍存在著的历史现象，对於氏族来说，具有精神纽带作用，起著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利益的功效。同时，共同的信仰也有利於氏族成员形成共同的心理,风气。更为重要的是，图腾往往又是氏族的名称和标记，对外具有氏族徽号的性质，具有识别功能。这些徽号，可视为原始幌子广告的雏形。国家形成後，一些国家的国徽,族徽,王冠的图形仍使用动,植物的图案，因比较多地使用在旗帜上，也可以看作是非商品性质的幌子广告。

幌子广告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形式逐渐多样化。具体来说，传达商品信息的幌子广告的出现与行商坐贾的分化直接关联。

春秋战国时期，商人阶层开始分化为行商和坐贾。关於行商和坐贾，古籍有这样的描述:”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为商也;贾之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待以民来，以求其利者也。故通物为商，居卖曰贾”⑶。行商走村串寨进行交易，所使用的多为口头广告和现场演示广告。坐贾则固定在一定的场所或租用固定的店铺进行经营;为了招徕顾客，商人们开始把陈列於市的实物悬挂在货摊上或店铺上以吸引买主，这样，在实物陈列广告的基础上，演变和发展成了招牌,幌子等广告形式。关於较早的幌子广告，古籍中也多有描述，<韩非子>曾记载了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无不陷也’。”⑷(难一)这裏所提到的矛和盾实际上是幌子广告的原始形态，而实物招幌的记载在古籍中也能见到。<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一>载:”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⑸这种实物幌子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较为成型的幌子广告的出现，即表,帜,帘等，这类形式的幌子广告实际上是对实物幌子高度抽象化的结果，这种较成型的幌子广告在古籍中也有记载:”宋人有沽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谨，为酒甚美，悬帜甚高。”⑹(外储说右上)这些记载充分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幌子广告，实物幌子广告高度抽象化，不仅使实物广告的类型更加丰富多样，也使表,帜,帘等成为这一时期较为定型的幌子广告表现形式。

该文为河南省教委社科资助项目”中外广告史研究”选题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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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林耀华,原始社会史[M]中华书局,1984

⑶白虎通义[M]

⑷韩非子[M]

⑸曲彦斌中国招幌与招徕市声[M]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

⑹新华字典[M]商务印书馆,1980

⑺阵培爱中外广告史[M]中国物价出版社,1997

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M]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⑼施耐庵水浒[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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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中国风俗词典[Z]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

⑿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

⒀尚洁天津的商业招幌[J]民俗研究,1990(4)

⒁曲彦斌古今招幌[J]百科知识[J],1990(11)

⒂余明阳,陈先红广告学[M]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

⒃张则忠,古今中外广告集趣[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

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幌子”释义的衍化

本文录自<史学月刊>2002年第九期

论中国古代的幌子广告-Sign Advertisement in Ancient China

杨海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幌子”释义的衍化

从幌子的溯源可以看出，所谓幌子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由图腾崇拜演化而来，传达政治,文化信息的幌子广告，这类幌子主要传达的是政治或军事信息;另一种类型则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产生，由陈列广告演化而来的实物广告的高度抽象化且较为成型的表,帜,帘等幌子广告形式。这种类型的广告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按照字面意思理解，幌子的”幌”是指帐幔,帘帷，也就是表,帜,帘的不同说法。但这种理解显然过於狭隘，没能把握住幌子广告的内涵和外延。国内也有的学者把招牌和幌子放在一起来描述，称之为招幌，并解释如下:”招幌，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是工商等诸行业用以宣传所经营的内容,特点,档次等招徕信息的视觉标识”⑸;有的学者则把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混为一谈，认为幌子就是指商店门前的一种标志物尚好理解，但说幌子是商店门前的招牌却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此，我国学者也对幌子广告与招牌广告进行了区分，如有的学者认为:”招牌最初是一种无字的布帘，以後帘上题写了店铺名号，继而又以木牌代替布帘，在木牌上题写文字，多用以指示店铺的名称和字号，可称为店标。幌子原指布幔，後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并逐渐扩展为各种行业标记的专称。幌子主要表示经营的商品类别或不同的服务项目，可称为行标。”⑺这种表述指出了招牌广告与幌子广告的不同，对於我们理解幌子释义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

实际上，我国学者大多数人认为实物幌子只是幌子广告的雏形，即使是抽象化的实物幌子也不具有代表性。他们认为幌子的原始含义就是指布幔，是商人高悬在摊位或店铺上方的长方形布幔，作招徕顾客之用。因形状像门或窗帘，也称之为帘帷。初始有的有文字,图案，有的则无，多为青色，称为青帘。这种认识强化了幌子在特定时期内以表,帜,帘为主体的特殊形态，而忽视了幌子从原始的实物雏形到较为成熟的”酒旗”和各种类型的高度抽象化的实物幌子的演变过程。

唐代饮酒之风日盛，酒店多悬挂长方形布幔，中间书写斗大的”酒”字，幌子就被引申为酒旗的别称，称为酒幌。因数量众多，渐成风气，便有了”酒旗风”之说。在中国古代文献裏，对酒幌的称谓不同，较常见的有”望子”, ”招旗”, ”引招”, ”换招”, ”拦路旗”等称呼。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裏就有”至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子”之说。⑻(中秋)<水浒传>中也有:”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著一面招旗在门前”的记载⑼。关於酒幌，有两个问题需特别说明:其一是唐宋时期酒幌普遍存在且称谓众多，这裏的酒幌主要是指酒旗，酒旗虽是这一时期酒幌的主要形式，但其他类型的酒幌也依然存在，如酒葫芦,醉仙,草帚等，在文献裏均有记载。关於草帚，<水浒传>裏有这麼一段文字:”远远地杏花深处，市梢尽头，一家挑出个草帚儿来。智深走到那裏看时，却是个傍村的小酒店。”⑼这裏的草帚，就是小酒店的招幌。其二是酒旗经过历代发展，到宋时作为幌子其表现形式虽已相当成熟，但作为其原始形态的青帘或者说是青布酒旗这种原始形态却被较好地保存下来。<水浒传>记载:”宋江……正行到一座酒楼前过，仰面看时，旁边竖著一根望竿，悬挂著一个青布酒旗子……”⑼这段文字说明，直至宋代，青帘作为酒幌依然存在。

以上提到的只是名称和类型的变化，实际上，从原始的布幔出现开始，幌子广告就逐渐发展,衍化，从形式到内容都逐步走向成熟。

首先是形状的变化。葫芦形,铜钱形,帽形,灯笼形,三角形,菱形,及各种实物形状的幌子广告的出现，打破了布幔特有的长方形形状，使幌子广告的表现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因不同形状的幌子广告均有特定的含义，代表不同商品的经营类别，因此，幌子广告逐渐成为各种行业的特殊标记。这裏需要提出的是，因幌子的类型不断增多，其形状便逐渐固定下来，有些具有鲜明行业特徵的幌子广告实际上就是店家所售商品放大或缩小的模型，有的就乾脆悬挂商品实物，前文提到的:”君使服之於内，犹悬牛首於门，而卖马肉於内也”，客观反映了以实物作幌子的事实。因此，也有人称此类幌子广告为悬物广告或实物广告。

其次是制作材料的变化。制作幌子广告的材料，由最初的布质逐渐向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