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属于中央政权 具体关系如下：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李文实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墓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二）羁縻政策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三）宗教政策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赐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

贡嘎雪山的那玛峰海拔刚好是5588米。

梅里雪山的海拔高度为6740米，坐落在怒山山脊的主脊线上，藏族同胞称之为“卡瓦格博”，是云南省的最高峰。它被藏族同胞视为“八大佛山”之一的“神山圣地”。

冈仁波齐 几个世纪以来，岗仁波齐一直是朝圣者和探险家心目中的神往之地，但是至今还没有人能够登上这座神山，或者说至今还没有人胆敢触犯这座世界的中心。旅行者把目光投向这块圣洁之地不过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不过人数依然不多，这或许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阿尼玛卿 其主峰坐落在玛沁县境内，海拔6282米，相对高度1682米，是昆仑山系之脉，终年冰雪覆盖，为“黄河源头最大的山”。阿尼玛卿山，在汉文古籍中被称为门摩历山、积石山，藏族人民称“博卡瓦间贡”，亦称“斯巴乔贝拉干”，意即开天辟地九大造化神之一，也是21座神圣雪山之一，排行第四，专掌“安多”地区的山河浮沉和沧桑之变，是藏乡的保护者。

尕朵觉悟 尕朵觉悟为藏区四大名山之一，位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境内，它以独特的自然景观、浓郁的佛教色彩和渊源的历史古韵，蜚声雪域享誉八方、与我国峨嵋山、普陀山、五台山、鸡足山等名山相提并论。

乔戈里峰 “乔戈里”，塔吉克语，意为“高大雄伟”。乔戈里峰海拔8611米，它是喀喇昆仑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上第二高峰，国外又称K2峰。乔戈里峰地区不仅地形险恶气候，气候也十分恶劣。每年5月至9月，西南季风送来 暖湿的气流，化雨而降，是本地区的雨季。9月中旬以后至翌年4月中旬，强劲的西 风凛冽而至，带来严酷的寒冬。峰顶的最低气温可达-50度，最大风速可达到5米/秒以上，是登山的气候禁区。在5月至9月间，由于升温融雪和降，往往造成河谷水位猛涨，进山困难，因此，登山活动的最佳时机应安排在5月至6月初进山，其时河水虽涨，但不太严重；7月至9月，山顶气温稍高，好天气持续时间较长，是登顶的好时间。

珠穆朗玛峰 珠穆朗玛峰位于中国和尼泊尔两国边界上。它的北坡在我国西藏境内，南坡在尼泊尔境内。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米，是喜马拉雅山脉的主峰，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藏语中“珠穆”是女神的意思，“朗玛”是第三的意思。因为在珠穆朗玛峰的附近还有四座山峰，珠峰位居第三，所以称为珠穆朗玛峰。

南迦巴瓦峰 世界第十五高峰，海拔7782米，是世界罕见的高峰深谷。由于南峰所在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地区地质的构造复杂板块构造运动强烈，造成南峰地区山壁耸立、地震、雪崩不断，攀登难度极大，反而使南迦巴瓦很长时间以来成为未被人类登上的最高的一座“处女峰”，直到1992年10月30日方由中日联合登山队登顶成功。南迦巴瓦在藏语中有多种解释，一为“雷电如火燃烧”，一为“直刺天空的长矛”，后一个名字来源于《格萨尔王传》中的“门岭一战”，在这段中将南迦巴峰描绘成状若“长矛直刺苍穹”。由这些充满阳刚的名字里，我们大概也能揣摩出南迦巴瓦峰的刚烈与不可征服。 南迦巴瓦峰充满了神奇的传说，因为其主峰高耸入云，当地相传天上的众神时常降临其上聚会和煨桑，那高空风造成的旗云就是神们燃起的桑烟，据说山顶上还有神宫和通天之路，因此居住在峡谷地区的人们对这座陡峭险峻的山峰都有着无比的推崇和敬畏。

贡嘎雪山 贡嘎山坐落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在横断山系的大雪山中断，位于大渡河与雅砻江之间，其主峰海拔7556米，其中的大冰瀑布高宽均达1000米以上。

念青唐古拉峰 “念青唐古拉”，藏语意为“灵应草原神”，由此可见藏民对它的崇敬相希望。这四座山峰及其周边地区曾受到强烈的第四纪冰川作用，形成了如今较为陡峭的山岭，尤其西北坡更是陡峭异常。山势笔直，险要壮观。主峰顶部形似鹰嘴，多断岩峭壁。白天云雾缭绕，常年为冰雪覆盖。它有三条主要山脊：西山脊、东山脊和南山脊。受地形影响该地区冰川发育受到很大的限制。北坡附近，主要以横向的山谷冰川和悬冰川为主，悬冰川冰舌末端往往高达5700米。南北两侧的峡谷中横卧着两条冰川，直泻而下，多冰陡墙和明暗裂缝，险恶万分而又奇特壮观。这地区的粒雪线也比其他地区为高，达5800米以上。 在西藏古老的神话里，在苯教或藏传佛教的万神殿中，在当地牧羊人和狩猎者的民歌和传说里，念青唐古拉山和纳木错不仅是西藏最引人注目的神山圣湖，而且是生死相依的情人和夫妇，念青唐古拉山因纳木湖的衬托而显得更加英俊挺拔，纳木错湖因为念青唐古拉山的倒映而愈加绮丽动人，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信徒、香客、旅游者前来观瞻朝拜，成为世界屋脊上最大的宗教圣地和旅游景观。

托木尔峰 托木尔峰“山地地形崎岖，峰峦峻拔，冰雪嵯峨，凌空峭壁，千仞攒空”，托木尔峰自然景观奇丽壮观，终年白雪皑皑、云缠雾绕、景象壮丽、奇特的自然景观犹如神工鬼斧，七夺天工。山峰下的别迭里山口是古代中西陆路交通重要通道。峰区数千条冰川交错密集，好似玉龙飞舞，千姿百态，颇为壮观，是新疆四大冰川之一。

阿里地区，是西藏自治区唯一的地区，驻地噶尔县。元朝称纳里，明朝称俄力思。位于青藏高原北部——羌塘高原核心地带，是中国西藏自治区的一个地区级行政区划，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之一，拥有独特的高原自然风貌。

地理坐标为东经78°23′40″～86°11′51″，北纬29°40′40″～35°42′55″。土地面积3371万平方千米。截至2019年，全地区总人口95803人。地区行政公署驻噶尔县狮泉河镇。

阿里是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等山脉相聚的地方，被称之为“万山之祖”。同时，这里也是雅鲁藏布江、印度河、恒河的发源地，故又称为“百川之源”。

扩展资料：

阿里地区的历史沿革：

“阿里”一词是藏语音译，意为“属地”、“领地”、“领土”等。直到9世纪初，这里仍称“象雄”。在汉文史籍中，不同朝代对其称呼各异。

在藏文古籍中，吐蕃王朝赞普之后裔来到这块原属象雄十八部的政治区域后，这块上部区域名副其实地臣服于赞普后裔的统辖之内，故此，才有“阿里”的称谓。

阿里古为藏族地区早期的“十三小邦”之一，汉族史籍称为“羊同”。羊同经过逐步发展，在约公元4-5世纪建立了象雄王国，鼎盛时将地域划分为内中外三部，内象雄大体为今阿里地区所辖范围。

古格王朝在公元13世纪随西藏一起归属元朝（1206-1368），统属于元朝设立的“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元代称“纳里速古鲁孙”，阿里地区的具体事务则交由萨迦地方政权处理。

明朝（1368-）在管理西藏方面基本沿用元朝的旧制。明朝洪武皇帝在今克什米尔东北和藏西设置俄力思军民元帅府。明代称“俄里思”，到了清代方称“阿里”。

清朝属国和硕特汗国时期由汗庭任命管理（甘丹颇章政府是其中的下级政府，而且只有部分管理权），后期是拉藏汗任命女婿康济鼐管理阿里区域，后来，在清中央政府的扶持下，阿里地区逐步归入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后又设立宗（相当于县）和管理阿里地区的总管——“阿里基巧”。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堆里嘎本驻噶大克（即噶尔雅沙）。辖布达巴、日土、噶大克。

1954年设阿里总管，管辖仲巴洛强、普兰宗、札布让宗、达巴宗、日土宗、噶大克等宗溪。

1960年设阿里专区，专署驻噶尔昆沙。以噶尔宗设噶尔县（驻雅沙）；以日土宗设日土县；以革吉设革吉县（驻那坡）；以改则设改则县（驻隆仁，又称鲁玛仁波）；以仲巴洛强溪设仲巴县（驻札东）；以普兰宗设普兰县；以札布让与达巴2宗合并设札达县（驻托林）。辖7县。

1962年将仲巴县划归日喀则专区。辖6县。

1966年阿里专署由噶尔县迁驻噶尔县狮泉河。噶尔县由雅沙迁驻昆沙（因民主改革时在昆沙设噶尔新乡乡政府，故昆沙又称噶尔新村）。

1970年阿里专区改为阿里地区，地区驻噶尔县狮泉河。由改则县的路南4区设立措勤县（驻门董）。阿里地区辖噶尔（驻昆沙）、革吉（驻那坡）、札达（驻托林）、措勤（驻门董）、日土、改则（驻鲁玛仁波）、普兰等7县。

1979年3月7日复归西藏自治区领导。同年2月5日正式成立阿里地区行政公署。

1997年，地区行政公署驻狮泉河镇。辖噶尔、普兰、措勤、革吉、改则、扎达、日土7县。

—阿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