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下一个年号来自中国古籍吗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7浏览:1收藏

平成下一个年号来自中国古籍吗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第1张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

哦,是这么回事。

xxx命、xxx比命、xxx比卖命、xxx美命、xxx尊,这些都是古代日本神话中对天津神的一种称呼,日语都叫做“のみこと”,意思是XXX大仙、XXX大神的意思。

因为古代日本(其实我国也是如此)对神仙不能直呼其名,更何况是那些身份高贵的高天原的天津神们,因此要加上这个,免得对神仙不敬。

另外,由于古代日本天皇也被视作是神,所以他以及他的子女也是可以加上“比命”或者“命”等称呼的

日本“天下五剑”

对于,具有独特武士文化的日本来说更是如此,日本刀在日本兵器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推动着日本历史的变革与发展,是日本历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在众多的兵器之中又以“天下五剑”最为著名。

天下五剑,一般而言人们都会认为是五把绝世好剑。其实不然,在以锻刀为长的日本,“天下五剑”虽名为剑,实则仍是刀。

提起天下五剑可能有些人并不陌生。三日月宗近和数珠丸恒次都属于“天下五剑”

一、三日月宗近

三日月宗近,号称是“天下五剑”之中最美的的一把。

其刀身刻满新月状的纹路,故称之为“三日月”,“三”泛指多的意思。之所以在“三日月”后面又加上“宗近”,是因为锻造此刀的刀匠叫做三条宗近。

日本很多用刀匠的名字来给锻出来的刀命名,比如正宗是由镰仓末期著名刀匠冈崎五郎入道正宗所做;而村正妖刀是由他的弟子村正所做,但村正不是正传,而是偷学。

三日月宗近的刃长为八十厘米,是太刀的标准长度。其刀身弯曲幅度较大,根部略宽,而前端急剧变窄,符合“踏张强”的形状,是平安时代日本刀的代表作。

此刀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文化价值,都达到了兵器史上的高度评价,甚至已经被日本指定为国宝。

相传大名鼎鼎的剑豪将军足利义辉也曾执此刀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对抗敌军。奈何已然失势,终牺牲沙场,此刀陪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名刀从不会埋没于沙场之中即使先主已经逝世,刀却从来没有被遗忘。此刀历经百年,几番飘零,见证了太多当权者的生死,也见证了日本历史的发展。

在这个和平年代它坐落于东京博物馆,享受着自锻造以来数百年不曾拥有过的宁静

二、童子切安纲

童子切安纲这把刀与三日月宗近有很多相似点。

首先,它们的锻造时间大体相近,都是平安时代。其次它们也都是以刀匠的名字命名,童子切安纲的锻造者名为安纲。再次它们的最终归宿也一样,坐落于东京博物馆。

说起“童子”不由想起酒吞童子,事实上它的名字的由来确实与酒吞童子有关。

相传在10世纪大妖怪酒吞童子率领众多鬼怪聚集在在大江山为非作歹,滥杀无辜。

有一天池田中纳言的女儿失踪了,到处寻找都不见其踪影。于是,便请了阴阳师占卜,阴阳师称,他的女儿被大江山的妖怪抓走了。

天皇听闻此事,十分重视,命令当时有名的大英雄源赖光前往消灭妖怪。在前往大江山的路上,他们诚心祭拜了三大神社祈求神明保佑,也获得了成百上千的武者相助。不过声势浩荡的队伍反而容易惊扰妖怪,所以最后是六人前往杀鬼。

他们悟透了神明的提示,用计谋让酒吞童子动弹不得,最终源赖光一刀砍下了酒吞童子的头颅。统领已死,虾兵蟹将自然无力挣扎,他们很快便平定了扰乱。而斩下酒吞童子首级的这把刀也被称之为“童子切”。

据说日本在战争时期曾经做过一个残忍的实验,即用刀去斩叠加的尸体,斩断一层便是一胴,由此来判断刀剑的锋利程度。而童子切安纲的最终成绩是六胴,其锋利程度可见一斑。

三、鬼丸国纲

鬼丸国纲是由刀匠粟田口国纲历时三年完成的泣血之作。它名字的由来与童子切安纲相似,也和一则日本传统鬼神故事有关。

据日本古籍记载镰仓时代有一个掌权者名叫北条时政,他夜间睡觉总是睡不安稳,经常有鬼怪侵袭他的梦,因此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差。

他遍寻阴阳师和法师为他做驱鬼之法,但是都没有效果。直到有一天晚上,他梦到了一位自称是太刀化身的老人。

老人跟北条时政说,自从他曾被奸人的脏手握过之后,他便再不能出鞘。如果大人想杀死妖怪重获清梦,便把他身上的锈迹都去除干净。说完这句话,老人便又化成太刀离去。

北条时政听了老人的话,十分相信,梦醒之后立马按照老人的话清理锈迹,最后拔刀出鞘,一举杀死鬼怪。

自此病情好转,夜夜安睡,不受侵扰。鬼丸国纲也由此得名,甚至成为了北条家族的传世之宝。

后来北条家族战败,此刀也被缴获。此刀几经辗转,几乎都被最高统治者所拥有。现被天皇所有,存放在日本宫内厅,常人难得一见。

四、大典太光世

大典太光世为刀匠典太光世所锻造,虽是太刀,刀身却只有六十多厘米。

那么为何称之为“大”呢?因为当时刀匠典太光世极为著名,是无数刀匠追随的目标。不知是追随过度,还是欺名盗世,竟出现了许多自称是典太光世的刀匠。

“大”便是特指它是由初代典太光世所作,而不是后来那些仿造的赝品。

关于它的传闻不仅和鬼怪有关,还不止一则。

其一是说前田家的女儿得了怪病,医生都束手无策。但是只要将大典太光世放在她的床头,她的病就会自动消失。一旦拿开,又会再犯。

于是,便认为大典太光世具有驱魔的作用,一直作为前田家的传家宝世代相传。

其二是说当时城里风言风语,都是鬼怪之说。民心恐慌不已,但前田一家却无所畏惧。丰臣秀吉听闻此事,觉得甚是奇怪,便派前田去调查缘由。

前田带着大典太光世前去调查,无事发生安全归来,传言也随之烟消云散。丰臣秀吉念前田有功便将大典太光世赏赐给了他。

无论是哪则传说,都说明了大典太光世对于前田家意义非凡。它的归宿也是在前田家世代相传,至今保存在前田育德会之中。与别的名刀不同,它虽没有见证大国的兴衰更替,却见证了小家的世代传承。

五、数珠丸恒次

数珠丸恒次,据说是镰仓时代有名的刀匠清江恒次接受当时天皇的指令锻造而成。而“数珠丸”的由来,则源于一位名僧。

数珠丸恒次是日本日莲教创始人日莲上人的佩刀,他周游四方,不免会遭遇奸邪之辈,故佩戴此刀用以防身。

为了消除这把刀的戾气,日莲上人经常将念珠缠绕在刀镡之上,故此刀又称之为“数珠丸”。

日莲上人死后,数珠丸恒次仍然被保留在日莲上人所在的久远寺中。日莲教将此刀视为日莲上人的遗物进行膜拜,颇有种见刀如见人之感。

但是在江户时代,此刀却不翼而飞,没有人知道它流落何处。直到1920年,杉原祥造意外发现了此刀,但他并没有想将这把名刀占为己有的心思。他直奔寺庙,想要把它归还给日莲教所在的久远寺之中。

许是下落不明太久,此刀难断真伪;又许是日莲上人去世已久,遗物意义不大,久远寺拒绝接收此刀。

杉原祥造无可奈何,也不知道如何处理此刀。或许是认为此刀久久置于佛门,最终归宿也应该是佛门,他便把它赠送给了家边的一座寺庙——本兴寺。

所以数珠丸恒次至今仍由本兴寺保存。

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天下五剑,多锻造于平安时代和镰仓时代。

那个时候战争的频繁发生,让刀剑的质量得到重视,锻造刀剑的刀匠的地位自然也随之上升。刀匠的地位一旦上升,愿意成为刀匠的人也数不胜数。

如此一来,便更是促进了刀剑锻造的精益求精。

晚清、民国年间中国古籍流入日本的一个重要时期,它构成了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侧面。一般来说,近代中日书籍交流之路的打通当在甲午战争之后。进入20世纪,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一时期,内藤湖南、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是三位有代表性的来华访书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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