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三教发展历史

　　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背景的不同，它在许多方面都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佛教不仅非常懂得“入乡随俗”的重要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适应环境的内在机制，因此，在它传入中国以后，就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十分注意与中土原有的思想文化相适应。人们常说，佛教自传入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从思想理论上看，佛教的中国化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道化和儒化，而外来佛教的道化和儒化最早主要是通过佛经的翻译表现出来的。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槃。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

　　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

道教与李唐王朝有着特殊的深厚渊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初门阀士族的传统势力还很强大，若非系出名门，就很难得到社会的尊重。唐朝皇帝为提高自己的门第出身，便利用道教始祖李聃姓李、皇室也姓李的巧合，附会自己是太上老君李聃的后代，是“神仙之苗裔”。道教因而也就成为李唐王朝信奉的重要宗教。

唐代道士在宫廷中的活动，贯穿着整个李唐王朝的始终。唐初，他们竭力宣传李唐王朝与老子的亲属关系，奠定了道士们在宫廷中活动的基础。中唐，他们利用皇室的支持，把道教的影响由宫廷扩展到民间，在“开元盛世”中掀起了一股狂热的崇奉道教的风气。晚唐，一些道士在皇室的允诺下，取得了一次“兴道灭佛”的胜利。

隋末，道士王远知假托奉老君之旨，向李渊“密传符命”，还预告李世民将成为“太平天子”，李渊闻之大喜，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紫丝霞帔和缕金道冠，后李世民又追加其为光禄大夫，赐于茅山建太平观，度侍者21人。道士薛颐在武德初年就跑到秦王府中，密谓李世民“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道士歧晖，则在李渊起兵时吹捧他是“真君来也”，派遣了80名小道士迎接他，并为他设醮祈福，祝他克定长安。后来，李渊、李世民果然平定天下，他们不仅对道教格外青睐，而且虔信太上老君与自己同姓李，定会念及同宗之谊而对李氏天下格外垂怜。

另据文献记载，武德三年（620年）。五月，有一个名叫吉善行的人在羊角山见到一位骑着朱鬛白马的白髯老叟。老叟告诉他，你去转告唐天子，我是他的祖先，今年平定贼乱后，子子孙孙可以千年为天子，吉善行便转告了李渊。李渊听后便在羊角山为老叟立了庙。这老臾不消说便是太上老君了。自命为太上老君后裔，奉天命而坐天下的李渊和李世民等由此而大肆提高道教的地位。武德八年（625年）唐高祖李渊下诏宣布三教中道教列第一，儒教列第二，佛教排第三，道教的地位有如青云直上。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宣布尊奉道教。从这时直至唐玄宗李隆基时代，除武则天时代外，道教一直是春风得意，大受青睐。

在那个时代，道教充斥大都小邑，名山幽谷之中道观几乎无处不在。东都洛阳的玄元皇帝庙，一派“山河扶绣户，日月近雕梁”的宏大气势。长安的太清宫设置了两丈多高的白玉老君像，旁边又以白玉雕了玄宗侍卫这一老祖宗，更显出雍容肃穆。著名的天台山桐柏观，则是“连山峨峨，四野皆碧，茂树郁郁，四时并清……双峰如阙，中天豁开，长涧南泻，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悬流”其他如华山、王屋山、青城山、仙都山、泰山各处也都遍布着道教的宫观，就连僻远的深山野谷，也有着道教的踪迹。道教赢得了上至天子、下至百姓的信仰。

先看看皇帝对道教的热情。唐太宗李世民在道士王远知预告他将成为“太平天子”后，便投在道教门下。据说他还曾受过三洞法箓。他“发使天下，采诸奇药异石”，结果服用了一位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天竺方士所合的延年之药，中毒身亡。唐高宗对道教更是亦步亦趋，“令广征诸方道士，合炼黄白”，又请道士刘道合“合还丹”。据说一个叫叶法善的道士“少传符箓，尤能厌劾鬼神”，唐高宗就将他召到京师景龙观，“恩宠莫与为比”。唐睿宗则请太清观道士杨太希为自己烧香供养，祈神保佑。唐玄宗对道教的热情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把卢鸿一、王希夷、李含光、马承祯、张果等当时最著名的道士请到长安来，加官封号，百般宠信。他不仅自己煮炼丹药，登坛受箓，还要大臣百官统统去太清宫太微宫听讲老庄。他不仅把太上老君敬奉为祖宗，百般尊崇，把道士当作亲戚，划归宗正寺，有罪也不依常法处置，只由道教戒格处分甚至还要把玉真公主嫁给道士张果。

士大夫对宣扬长生不死的道教的向往也丝毫不比皇帝差。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常叹息自己“在流俗而嗜烟霞，恨林泉不比德而稽阮不同时”，并说“吾之有生二十载矣，雅厌城阙，酷嗜江海，常学仙经，博涉道记”，因此时常游道观，交接道士。四杰中的另一位卢照邻，则“学道于东龙门精舍”，他反复煮炼丹砂，多次服食方药。就连文学史上的革新人物陈子昂，也是一位道教信徒。而田园诗人孟浩然在他的作品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在《宿桐柏观》中表示“愿言解缨绂，从此去烦恼”，“纷吾远游意，学彼长生道”；在《游精思观题山房》中还自认为“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诗人李颀则与道士张果往来，真相信张果已凡千岁，并试着自己炼丹服食。在士大夫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要数李白了。他“五岁诵《六甲》”，“十五游神仙”，成年后与东岩子、元丹丘等道士为友。他们曾在著名道士胡紫阳那里听他“高谈混元”。后来李白果真登坛受箓，正式成为道教中人。

唐代道教在民间的流传也是相当普及的。这一方面是有上层统治者大力提倡；另一方面民间本来就有浓厚的迷信氛围。《太平广纪》卷303《纪闻》说，吴俗畏鬼，每个州县都有城隍，据《道门定制》卷2载，这个城隍本是管给死魂灵发“路引”的，但唐代有了水灾，有了虫灾也请城隍消灾解厄。据统计，盛唐时，道教有1687座宫观，并有数以万计的道士。他们的存在无疑影响着百姓对道教的信仰。道教中的鬼神崇拜、斋醮、祈禳之类与民间固有的迷信和巫术一拍即合。其中首先是斋醮，即祈雨、捉鬼、消灾、解厄、超度亡灵的仪式。《全唐文》里收录斋词26篇，醮词138篇，青词、叹道文、忏文也有数十篇。其名目小到修宅子、过生日，以及死了女儿，升了官职，大到祈雨有验、消灾免祸，都要修斋设醮。甚至有鹤鸣叫、有枯树复生，也要斋醮祈禳。其次是炼丹术。唐代炼丹事业之盛，是后世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对炼丹的方法格外青睐，总想长生不死，身轻飞升，神仙羽化，想吃一丸九转还丹后，便一劳永逸，永远解决问题。因而，炼丹的人多得不计其数。唐高宗时，仅皇宫中炼丹的道士就有百余人。炼丹的书也层出不穷。《道藏》里收录了许多唐代炼丹的著作。这一时期的炼丹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道士们对丹砂的产源、产状及品位有了更明细的分辨，对不同产地的汞矿石的含汞量作了精确的测定，金属汞的提炼方法有了改进，对炼丹鼎炉的火候变化也有了深入的描述和分析，对砷白铜的制作（即点铜成银）与保持其稳定性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研究。民间道教盛行的第三个表现是幻术风行。道士除作鬼弄神、步罡踏斗、念咒画符之外，还风行施幻术。像隋唐之际的王远知，被隋炀帝请到扬州，他预感到隋王朝大势已去，玩了花招“斯须而须发变白，晋王（炀帝）惧而遣之，少烦又复其旧盛唐道士殷文祥能使优伶，“共起狂舞，花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还能“酌水为酒，削木为脯，使人退行，止船即住，呼鸟自随，唾鱼即活”。被后世传说为张果老的道士张果，善于胎息，还能装死。“绝色如死，良久渐苏”，并能把喝下的酒从头顶上冒出来，冒出来的酒把冠冲掉在地，冠落地又变成一个杯子，刚好把酒接住；他还能把自己的牙齿打落后，抹上药又接上，反而变得更加粲然洁白。据《云笈七签》卷113记载，他在唐玄宗面前“累试仙术，不可穷纪”，因而逗得“明皇及嫔御皆惊笑”，以为他是一位活神仙，可见道教盛行于当时之社会。

中华儿女与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一次，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其次才是由于文化。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在这个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处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

正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重文化轻血缘的传统，所以文化色彩较浓的“中华儿女”之称比起学院色彩较浓的“炎黄子孙”之称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器骧教授指出，“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因为中华民族是多源的，即是多源，既无共祖（共同的祖先）。“炎黄子孙”之说，既不科学，又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炎黄子孙”之说，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传播是以发源地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始祖，一块发源地，一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逐渐传布四方。历史真相正是如此么？绝对不是。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司马迁也并不能畅所欲言，他明知道出生东夷的伏羲与出生南蛮的神农都比出生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但是汉武帝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也只好屈从，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希望读者“好好深思、心知其意”，自己悟出其中的道理来。

到了近代，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就首先起来像中华民族一元论挑战，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生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生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

后来由于东南百越地区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又由过去的三分法修正为四分法。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被彻底推翻了。因此，用“炎黄子孙”或者“黄帝子孙”来代表“中华民族”是以偏概全，显然不妥的。

海外华人与华族

“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是过去用的不多。直到改革开放，随着许多海外华人的归来，此语才在报刊上大量出现。海外华人之所以乐于用“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来节制中华民族，笔者认为，愿意如下：

一、缺少更为恰当的名称可用。我们的海外华人大量出国的时候是在清代，当时是异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到迫害，凡是亡命国外、蓝几天要的海外华人，多有一段悲惨的历史，对清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许多民间组织更是公开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要他们说自己是大清国人，他们当然不愿意。何况清廷也十分顽固，认为出国即叛国，视他们为自弃王化的顽民，对他们采取一种鄙视又仇视、既不承认有不保护的恶劣态度，处处加以打击，使他们沦为没有祖国的海外孤儿。他们很难选择一个适当的自称，只好怀恋祖国历史上比较兴旺的朝代，自称汉人或唐人。

二、为什么选择“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基本上是农业民族，并非乐意迁移与到处流浪，而是按土重迁，留恋故国田园祖宗坟墓的民族。海外华人的祖先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例如荒灾，战乱，地少人多谋生不易而冒险犯难，扬帆出海，心情沉重，前途渺茫。到了海外之后，手无寸铁、没有半点特权，只有靠自己艰苦奋斗，比与当地民族和平相处，才能立足谋生。但是他们所接触到的许多别的民族，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有黄种人，其历史文化全部都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即使他们当时事事不如人，只要一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马上心情振奋，豪情满怀。因为词语包含了一下丰富的含义：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我们的处境不管如何困难，生活不管如何艰苦，都要努力奋斗，为祖国争光，不能辱没先祖。“炎黄子孙”一语，久已成为海外华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

三、“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语，又成为海外华人互相团结的一条纽带。离乡万里，举目无亲，一旦遇到“炎黄子孙”，自然亲如家人。数百年来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团结、奋斗，可以说是从“炎黄子孙”一语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时至今日，用“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别称，固然不妥；但是回顾历史，就会看到此语在海外华人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我们在学术研究与外交场合中固然不宜使用此语，以免产生误解；但是在一般场合，民间场合，为了增进情意，根据语言学“约定俗成”的原则，对“炎黄子孙”一语，但用无妨，

中华民族一词正式形成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的简称。对于国名我们可以建成中国，对于族名却不能简称为中族。把中华民族简称为汉族更加不行，因为这就排除了汉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但是简称为“华族”是可以的。“华族”的词源来自海外华人，例如新加坡把国内的马来人称为马来族，也就相应地把华人称为“华族”。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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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指华夏族所创造的文明。

依据中国历史大系表顺序和古籍记载，华夏文明经历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轩辕氏）、尧、舜、禹等时代。后来的炎帝和黄帝为共主，华夏先民在黄河流域留下众多的文化和文明遗址。

华夏文明以礼乐为制度、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为源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历史上一脉相传。

正义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

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周王室尝自称“夏”，“诸夏”即分享周室礼仪与荣誉之诸国。周室称“夏”何意，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组合，无后世“华夏”名的含义。

霸政时出现的“诸夏”，是文献上第一次记录华夏意义的族群观念。此后在《左传》的叙事里，“诸夏”、“诸华”及“华夏”概念一再出现，同时出现华夷之辨的观念。

可以确信，后世之华夏观念，由此时开其端。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诸夏”，这件事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共同体经历漫长融合过程，至春秋时代开始自我确认。

若比作生命体的发育，此前的漫长演进是孕育，“诸夏”认同则是出生，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族群融合，华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础上产生秦汉王朝的统一国家。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形成问题，学界已发表一些研究成果。

主流意见认为，血缘族群解体转向地缘族群，是春秋以后华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路径。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与演变

作者：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史式 加入时间：2006-2-24 11:55:27

何谓“中华民族”

“民族”之说，产生于近代，历史上则长以“国家”代替“民族”。过去所说的爱国思想，实指民族英雄。在辛亥革命时期，既有“中华民族”的提法，又有“中华国族”的提法，或称为“国族”。这就真正把“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了。对日抗战期间，“国家至上”与“民族至上”并提，只见其同，未见其异。“国歌”中也只提“中华民族”而未提“国家”。在进行宣传教育之，分不清民族与国家，尚无大碍；但在科学的研究历史之时，却不容许存在这种混淆。我们在探讨什么是“民族”，什么是“中华民族”的时候，一定要摆脱“国家”这个概念的纠缠，纯粹从民族角度上去探讨问题。一定不要忘记“民族”是自然形成的，而“国家”、“政权”是人为的这种根本区别。

那么，“中华民族”究竟应该如何解释？究竟应该包括哪些人？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应该包括：

一、汉族（无论是居于国内还是国外）。

二、居于国内的各个少数民族。

三、海外华人（包括未入外国籍的华侨与已入外国籍的华裔）。

在解释“中华民族”一词时，除了说明那些人属于中华民族之外，还要说明“中华民族”是由“华夏族”、“汉族”逐渐发展而来的。有必要追溯一下华夏族－汉族－中华民族在长时期逐渐发展、演变的经过。

夏代以前，中华大地上各个部落、部落迁徙不定，分和无常。自夏代至秦汉，为夷、夏各族并立时期。文化水平较高的“诸夏”与文化水平较低的“诸夷”犬牙交错，此处彼入，通过互相争斗与和平交往而逐渐融合。当时的“诸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血缘不同的各族共用“夏礼”而被称为“诸夏”。正因为有了一个“诸”字，说明是复数而非单数。“诸夏”又称“华夏”，因此“华夏族”并非单一民族，而是以华夏文化为纽带结合起来的“民族联合体”。

汉武以后，“华夏族”，逐渐改称“汉族”。经过从夏到汉约两千年的融合，生活在中原的诸“夷”已先后融入汉族，只有北方、西方、边疆各地方还存在一些少数民族，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进、退、分、和、变化无常。总的发展趋势则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不断融合，在人口上常占优势，因而在中华大地上取得了主体民族地位。“汉族”也不是单一民族而是一种“民族融合体”。

活动与中华大地上的人群不知是汉族，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可以合称“中华各族”。“中华”之称，魏、晋之际，已见端倪。元末农民起义军与清末革命志士都正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恢复中华”者，恢复“中华各族”说共同建立之国家（并非只是汉族建立的国家）。近代西方殖民者东来，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的“中华各族”在外力冲击之下，才开始意识到求同存异、团结御辱之必要。所谓“同”，是中华文化之同；所谓“异”，是各民族语言、宗教、风速、习惯之异。在外辱日亟的情况下，“中华各族”乃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乃是以中华文化为纽带所形成的“民族共同体”。

中华儿女与炎黄子孙

中华民族还有两个“别称”，一是“中华儿女”，二是“炎黄子孙”（炎帝和黄帝的子孙，或者只说“黄帝子孙”）。“中华儿女”之称是近代才出现的，其含义偏重于文化（是共同接受中华文化的群体）；“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称古已有之，其含义偏重于血缘（有共同的祖先）。一次，有些少数民族可以接受“中华儿女”之说，不愿接受“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

一个民族的形成，首先是由于血缘，其次才是由于文化。在原始社会中，一群人能够长期生活在一起，大概总是一家人、一族人。以后这个部落发展壮大了，才会接纳血缘不同的人群参加。在这个世界上数以千计大大小小的各民族之间，有些民族特别重视血缘，认为血浓于水，在血缘上有排他性，很不容易接受外来的人群参加；有些民族重视文化，只要外来者接受了我们的文化，我们就欢迎他们参加，不加排斥。中华民族在形成之处就是一个由许多部落组成的复合体，以后在发展中也就表现出首重文化不太计较血缘关系的特点。

正因为中华民族长期以来具有重文化轻血缘的传统，所以文化色彩较浓的“中华儿女”之称比起学院色彩较浓的“炎黄子孙”之称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器骧教授指出，“炎黄子孙”之说违背史实，因为中华民族是多源的，即是多源，既无共祖（共同的祖先）。“炎黄子孙”之说，既不科学，又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炎黄子孙”之说，涉及到中华民族的起源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听惯了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那就是：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始祖是黄帝，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西北的黄土高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中华文明的传播是以发源地为中心，然后向四方辐射。简言之，就是一个民族，一个始祖，一块发源地，一条母亲河，中华文明只有一个中心，逐渐传布四方。历史真相正是如此么？绝对不是。这个古史框架是由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建立起来的。当时的司马迁也并不能畅所欲言，他明知道出生东夷的伏羲与出生南蛮的神农都比出生于西戎的黄帝历史悠久，但是汉武帝自比黄帝，一定要以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也只好屈从，却在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些真实情况，希望读者“好好深思、心知其意”，自己悟出其中的道理来。

到了近代，我国的考古工作刚刚起步，著名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著名的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就首先起来像中华民族一元论挑战，大胆指出在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中华大地上至少已有三个民族集团互争雄长，各个集团对于创造中华文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儒家的孔孟出生与东夷集团，道家的老庄出生于南蛮集团，中华民族并非只是炎黄二帝的子孙或者黄帝一人的子孙。

后来由于东南百越地区考古发现越来越多，中华民族的来源，中华文明的起源又由过去的三分法修正为四分法。中华民族历史一元论被彻底推翻了。因此，用“炎黄子孙”或者“黄帝子孙”来代表“中华民族”是以偏概全，显然不妥的。

海外华人与华族

“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之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是过去用的不多。直到改革开放，随着许多海外华人的归来，此语才在报刊上大量出现。海外华人之所以乐于用“炎黄子孙”或“黄帝子孙”来节制中华民族，笔者认为，愿意如下：

一、缺少更为恰当的名称可用。我们的海外华人大量出国的时候是在清代，当时是异族入主中原，汉人受到迫害，凡是亡命国外、蓝几天要的海外华人，多有一段悲惨的历史，对清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许多民间组织更是公开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要他们说自己是大清国人，他们当然不愿意。何况清廷也十分顽固，认为出国即叛国，视他们为自弃王化的顽民，对他们采取一种鄙视又仇视、既不承认有不保护的恶劣态度，处处加以打击，使他们沦为没有祖国的海外孤儿。他们很难选择一个适当的自称，只好怀恋祖国历史上比较兴旺的朝代，自称汉人或唐人。

二、为什么选择“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基本上是农业民族，并非乐意迁移与到处流浪，而是按土重迁，留恋故国田园祖宗坟墓的民族。海外华人的祖先由于种种不得已的原因，例如荒灾，战乱，地少人多谋生不易而冒险犯难，扬帆出海，心情沉重，前途渺茫。到了海外之后，手无寸铁、没有半点特权，只有靠自己艰苦奋斗，比与当地民族和平相处，才能立足谋生。但是他们所接触到的许多别的民族，无论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有黄种人，其历史文化全部都没有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即使他们当时事事不如人，只要一想到自己是“炎黄子孙”，马上心情振奋，豪情满怀。因为词语包含了一下丰富的含义：我们的祖国历史悠久，是泱泱大国，礼仪之邦。我们的处境不管如何困难，生活不管如何艰苦，都要努力奋斗，为祖国争光，不能辱没先祖。“炎黄子孙”一语，久已成为海外华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支柱。

三、“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语，又成为海外华人互相团结的一条纽带。离乡万里，举目无亲，一旦遇到“炎黄子孙”，自然亲如家人。数百年来海外华人的生存、发展、团结、奋斗，可以说是从“炎黄子孙”一语汲取了无穷的精神力量。

时至今日，用“炎黄子孙”作为中华民族的别称，固然不妥；但是回顾历史，就会看到此语在海外华人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功不可没。我们在学术研究与外交场合中固然不宜使用此语，以免产生误解；但是在一般场合，民间场合，为了增进情意，根据语言学“约定俗成”的原则，对“炎黄子孙”一语，但用无妨，

中华民族一词正式形成的时间不长，还没有正式的简称。对于国名我们可以建成中国，对于族名却不能简称为中族。把中华民族简称为汉族更加不行，因为这就排除了汉族以外的许多少数民族。但是简称为“华族”是可以的。“华族”的词源来自海外华人，例如新加坡把国内的马来人称为马来族，也就相应地把华人称为“华族”。

探讨至此，我们就不难把这些来自中外古今的形形色色的名词、形形色色的称呼梳理一番，理顺其间的关系，正确理解其中的含义。

中华民族 是一个比一般民主高一档次的民族共同体。长期以来一直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民族。其中包括汉族（无论居于国内还是国外）、居于国内的各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人（包括华侨与华裔）。

中华儿女 中华民族的别称，文化的色彩较浓。

炎黄子孙 （或黄帝子孙）中华民族的别称，血缘的色彩较浓，在海外华人中使用得较多。

华族 中华民族的简称。

海外华人 包括华侨和华裔，即具有汉族或国内少数民族的血统而移居海外者。“海外”实际上指国外。

龙的传人 中华民族的另一种别称，是指中华文化的继承者、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