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在古代有一个统一的名字：瘟疫。

古代医疗卫生条件差，瘟疫在古代所造成的威胁，非常巨大。

《清史稿·列传三百十》记载，乾隆二十三年，渥巴锡在回归清王朝的过程中，因沙喇伯可之北戈壁：无水草，人皆取马牛之血而饮，瘟疫大作，死者三十万，牲畜十存三四。

从人和牲畜的死亡率，便可窥见瘟疫的危害有多大了。

借着这个话题，今天和大家聊聊，古人应对瘟疫的十种方法。

一、古人应对瘟疫十法

1、戒食

清代《小学诗》记载：一门能戒食，瘟疫免全家。

古人相信，瘟疫主要来自于食物中带着的五行属性，人食用自己东西，破坏了人体内的五行平衡，所以，要通过戒食避免得病。

2、多行善积德

《家范》：父老咸曰：“异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始知疫疠之不相染也。”

《家范》是北宋司马光编写的家教教科书，司马光借用典故来举例教会大家做人的道理，他强调人要行善积德，如此便可得到上天庇佑，百毒不侵。

3、隔离

古人虽然不知道瘟疫传染的原理，但在隔离这件事上，古人做得还是很不错滴。

除了隔离疫病发生的地方外，古代的统治者还会还会在病情高发期，让自己的后人住入专门的区域，与外人隔绝，直到病情稳定。

4、求助仙神，祈求庇佑

祈求仙神庇佑，是古人生活的日常，他们认为这样便可以获得仙神的关注，从而避免灾祸。

先秦时期，泰山下有一个叫做崔文子的修行者，他擅长炼制丹药。

当时泰山附近发生了一场瘟疫，当地的父母官便前去祈求崔文子治病救人：“后有疫气，民死者万计，长吏之文所请救。文拥朱幡，系黄散以徇人门。饮散者即愈，所活者万计。”

5、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古人面对瘟疫，并不是一味采取后发制人的手段，他们在遇到饥荒、战争等等突发事件后，古人都会提前做好预防工作。

这种在漫长历史长河中，吸取先人教训，总结出的应对瘟疫的经验，很大程度上帮助古人，躲过了不少疾病的威胁。

6、寻求医生帮助

古代的医生们，在面对瘟疫时，也会想方设法去救治，崇祯年间有一位叫做吴有性的医生写了史上第一本治疗瘟疫的医书《瘟疫论》。

这些医生的努力，也成了古代治疗瘟疫的重要防线。

7、饮屠苏酒

《荆楚岁时记》：屠蘇酒俗说……一家饮之。不病瘟疫。

屠苏酒是新年时喝的一种药酒，据传是由华佗发明，古人相信喝屠苏酒，可以防治瘟疫。

8、锻炼身体，减少得病的几率。

9、逃难避祸。

10、君王举行祭祀仪式，向上天请罪。

二、古人如何看待瘟疫

关于瘟疫，古人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将瘟疫看成上天的惩罚，认为这是某人做了伤天害理的事情：

《泰泉乡礼》：不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尽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

这种观点的出现，和儒家崇尚天人感应的观念有关，古人认为人做好事，上天便会赐予福报，人做坏事，上天便会降下惩罚，瘟疫便是其中一种手段。

后来，中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医生们又提出瘟疫是一种伤寒病：

《景岳全书》：瘟疫本即伤寒。

比起难以琢磨的鬼神学说，伤寒无疑更能让医生们认可，毕竟倘若医者都认为这种病是上天的惩罚，那么又怎么可能会想用人力去治好疾病呢？

正是在灾难的促使下，人类与疾病展开了一场历时数千年的生存战争。

一部瘟疫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医学、科技的进步史。

所以，出门在外，大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赶紧避开吧：

又名又老的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经常信口开河一些昏话，比如他曾说“中医

不怕流感，早在1700年前的汉代张仲景已留给我们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加上明清

医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胸有成竹！”，“中国从未有一次瘟疫流行死亡过百万，

上世纪60年代流感流行就被‘达原饮’一个方子制止了”。我在37度医学网论坛

里曾经对老先生的惊人之语作过一番“考证”和批驳，完全可以为他的“昏话”

作一个注解!

古代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记载约有数十种，如疫、疫气、疠气、疫疠、温

热、天行、疠、瘥、大头瘟症、疾疫、大瘟、痘疹、痘疫、疙瘩瘟、羊毛瘟、疟

疾、天花、番痧、螺痧、痧症、烂喉痧、喉症、痒子症、瘪落痧、痒疥疾、首疾、

气疾、茄妈瘟、闷头疟、疫瘴、霍乱、转筋霍乱、阴霍乱、鼠疫、鼠瘘等等。无

论何种名目，毫无疑问，古人并不知道瘟疫的真正原因！吴有性虽然天才地感觉

到“天地间别有一种戾气”，究竟是一种猜测。人类真正认识瘟疫原因的是从病

毒学之父巴斯德开始的（详情略）。

从历史看，中国大疫频发，史不绝书! 现知最早的疫病发生于殷商，甲骨文

有：“贞：疒�不�。”意思是说：当时疫病流行，人们去占卜，希望疫病不要

再流行。从公元前674年至1949年，这 2632年间，共记载有772年次程度不等的

瘟疫,平均不到4年就有一次。从1500年至1911年不到500年中，共发生大疫238次，

平均不到两年就有一次。大疫流行时，往往“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

“户灭村绝”，是真正的人间惨象!

自西周以来，中国历史上瘟疫大流行的高峰期有以下几段时期：

一是西汉至东汉时期。东汉末年从公元204年至219年,中原地区瘟疫凶猛。

张仲景：“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

伤寒十居其七”(医圣家族尚且如此,其余可想而知!他又哪有什么可以效验千年

的“有效的学术与经验”呢！) 。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尤多。魏

文帝曹丕：“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尽管当时没有准确的数字统计,也不难想象这种疫病究竟猖獗到了什么程度!

另一是明末至清初（公元16—17世纪）。从1109年至1234年，“疫死者半”、

“开封大疫，诸门出柩90余万人。”明代万历、崇祯至清康熙年间，即1580至

1663年,疠疫流行，死亡枕籍。最严重的是1641年，南北两直隶，山东、安徽、

浙江、贵州、湖南等地疾疫大作，山东东明县“春二月瘟疫大作，有一家死数口

者，有一家全殁者，白骨山积，遗骸遍野” 。1643年的瘟疫，“有疙瘩瘟、羊

毛瘟等，呼病即亡，不留片刻。八、九月间，死者数百万…至霜雪渐繁，势始渐

杀（古人也观察到瘟疫是被“自然”所控制的，没中医什么事儿）。” 山东

“春夏间瘟疫盛行，甚至户灭村绝。”有历史学家保守估计，明末大瘟疫死亡人

数在千万以上。中医对付这种瘟疫又何尝“胸有成竹”过呢！

近代中国瘟疫大暴发是从光绪十四（1888）年、民国十（1921）年和民国二

十一（1932）年。仅1888年霍乱流行，被清政府统计到的感染的市县达 306处。

1900--1949年，“仅仅死于鼠疫的人数就有102万。病死率89%”1921年，云南瘟

疫流行，病名是“烂喉丹痧（猩红热兼白喉）”。连“云南省长刘祖武全家传染

此症，不治死亡”。

总之，只要不是睁眼说瞎话，我们从历史里从来就看不到中医曾经对瘟疫有

过有效的办法，医圣张仲景也不例外！铁涛老自豪而轻松的狂言不过是昏话而已!

http://xysfreednsus/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7/zhongyi148txt

明末崇祯时期的瘟疫

崇祯朱由检是明朝最后—个皇帝，当时社会秩序十分混乱，自然灾害不断，农民起义不断。崇祯年间，明朝统治区域内许多地方都流行起了鼠疫，尤其是崇祯末年，各地的瘟疫是一场连一场。 崇祯六年(1633年)，山西突然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万历《山西通志》记载这年垣曲、阳城、沁水大疫，“道□相望”。高平、辽州大疫，“死者甚多“。这年山西南部普遍出现旱灾，而疫情主要是在山西东南地区流行。沁州沁源县城中仅数百家，但由于“岁荒，斗米钱半千，夏遭瘟疫，死者不计其数”。 崇祯七年、八年，山西西部靠近黄河的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社会不安定，自然灾害交加，兴县就出现了疫病，“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之为空。” 靠近兴县的临晋这年也有大疫，疫病的高峰在三四两月之间。 崇祯十年(1637年)以后，山西自北到南瘟疫大流行，这年大同瘟疫流行，“右卫牛也疫”。十四年，“瘟疫大作，吊问绝迹，岁大饥”。南部的稷山县也出现大疫“死者相枕藉”。崇祯十六、十七两年是山西流行瘟疫的高峰。浑源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甚有死灭门者”。崇祯十七年大同府“瘟疫又作”，而灵邱县“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南部的潞安大疫，“病者生一核，或吐痰血，不敢吊问，有阖家死绝不敢葬者”。 疫情也传到河南地区。河南内黄县《荒年志碑》记述了黄河两岸崇祯十三年“风大作，麦死无遗，有家无人。食糠榆皮，受饥者面黄身肿，生瘟疫，死者过半”。崇祯十四年，中原大地疫病四起。春二月，内黄县一带家家遭瘟，人死七分。当时有地无人，有人无牛，地遂荒芜，偃师县“春大疫，死者枕藉”。阌乡县春天饥荒大疫。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商水县“春大疫，抵秋方止，死者无数。初犹棺敛，继买薄卷，后则阖门皆死，竟无一人能敛者。至六月间，街少人迹，但闻蝇声薨薨而已”(顺治《商水县志》)。这些地区的疫病十分剧烈，挨家挨户传染，一批又—批地死人，连棺材也来不及制作，马路上吓得连行人也没有。 今江苏吴江县曾遭到连续二次的大疫袭击，崇祯辛巳年(1641年)吴江突然大疫流行。这场大疫中死去的人不计其数，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讶。有一大户人家，先是一人染病但几天里全家数十人一一被感染，最后全部不治身死。《吴江志》称：“阖门相枕藉，死无遗类者。”这种高死亡率的疫病当时人十分少见，只觉得“偶触其气”必死无疑。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距上次瘟疫流行仅隔三年，吴江再次瘟疫大流行，得病者最主要的症状是口中不时喷血，喷血后不久就毙命不起。吴江城内死掉的人在历史上从未有过这么多，甚至一条巷内的居民全部得了这种病而死亡，更不知有多少人全家死绝，一个活的也没留下。这场大疫持续了一个多月，夺走了大量吴江人的性命。 河北京津地区，崇祯十三年后也是大疫流行。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出现。大名府“瘟疫传染，人死八九”。第二年，河北的疫情继续有所发展。大名府上年的瘟疫传染一直延及到了崇祯十四年。当年春天无雨，“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顺德府由于连年荒旱，“瘟疫盛行，死者无数”。广平府、真定府、顺天府均出现大疫，并于这年七月疫病传进了京师。 崇祯十六年，顺天府通州于七月流行疫病，“名曰疙疸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康熙《通州志》)。京师北部的昌平州“十六年大疫，名曰疙疸病，见则死，至有灭门者”。保定府处于京师南约200多里，这年“郡属大疫”，其中雄县的瘟疫最为严重，“人心惊畏，吊问之礼几废’。疫病蔓延进京师是在这年的二月。《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这场瘟疫流行造成了20多万人的死亡。 据吴震方《花村谈往》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至十月，京师内外疫病流行进入高峰。流行的病叫疙瘩病。不论贵贱长幼，得了这种病很快就会死亡，甚至一呼病名，病就来了，不留片刻，人就死去了。患者胸腹稍满，生白毛如羊，日死人数千，很多人死了连病名都还不知道。兵科曹良直正与客人对谈，举茶打恭行礼，人站不起就死去了。兵部朱希莱拜访客人急急赶回来，刚进室内就死去。宜兴吴彦升受命为温州通判，刚想登船去上任，一个仆人就死了，另一仆人去买棺材，很久还未回来，赶去一看，这个仆人已经死在棺材店。有同在一个旅馆住宿的朋友鲍某劝吴某搬迁到另一个旅馆，鲍某先背负行李到新居，吴某稍微落后一会赶来，他看见鲍某已死在新居里。吴某赶忙又搬出去，等到第二天清晨，他也死去。金吾钱晋民陪同客人饮酒，话还未说完就断了气，过了一会儿，他的妻子及婢女仆辈在短时间内死了15个人。又有两个同伴骑著马赶路，后面的人先说话，前面的人答了话，后面的人再说话，前面的人已经死在马鞍上，手里的马鞭还在高高扬起。沿街小户人家死的人更是无法计算，街道上已经没有人在闲谈、散步了。死的人实在太多，很多人连棺木都设有，因为棺材店来不及赶制。根据官方计数，九扇城门抬出的死者有20余万人。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谈到京师的鼠疫时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所谈和吴震芳的记述完全符合。 与京师很近的天津也受到瘟疫的侵袭，不过已是崇祯十七年了。骆养性谈到：“上天将灾害降临人间，所以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九月，疫病传染到达顶峰。感染疫病者时间长的，一二天中死亡，而时间短的，早晨得病，晚上已经死了。天津城内每天就有好几百人死亡，甚至有的全家不留一个活的。这种病一户挨著一户传染，没有一户能幸免的。只要有一个人得了病，就会传给全家人。这病在天津城内已经传播了有二个月，引起了重大丧亡，至九月达到高潮，城内外都在死人，而城中心死的更加多。现在的天津城中路途上到处都是棺材，耳朵听到的都是哀号之声，人们个个都是悲凉惶恐。”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太原，遂分兵直趋北京。北京西北的宣府地区在李自成大军经过后疫病重又活跃，“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京师周围的瘟疫直到清初仍未停息。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保安卫、沙城堡大疫后死绝的不下一千家。康熙《怀来县志》载：“生员宗应祚、周证、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

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都有那些著名的瘟疫？古人又是怎么战胜这些瘟疫的呢？

人类从什么时候发现传染病，已经无源可考。可以想象的是，传染病史一定是贯穿着人类进化的历史。 我国自公元 2 年至 1911 年共发生有文献记载的大疫 266 次，其中北宋灭亡前的 1126 年中累积发生大疫 68 起，平均 16 8 年发生一起。  

南宋以迄元末 (1127 〜 1368 年)241 年中发生大疫 36 起，平均 6 7 年一次。  明代(1368 〜 1644 年)276 年中发生大疫 53 起，平均 5 2 年一次。  清代(1644 〜 1911 年)267 年中，竟发生大疫 109 起，平均每 2 5 年便有一次。

从疫情的范围和程度上看，宋元以前，一种疫情波及3省以上者仅有 2 次，占该期总数 5 5%; 而明代为 8 次，占该期疫情总数 15%; 清代为 33 次，占该期总数 156 %, 且史料中的用语亦渐趋酷烈。  

可以说，我国历史上的疫情，有随封建王朝的衰亡呈不断频繁、加剧的趋势。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可以发现人类同瘟疫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虽然每一次的瘟疫攻击都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伤。但勇敢的中华儿女每次都会挺直了脊梁重新站起来，那么在古代瘟疫爆发之际，缺少有效卫生条件的中医师，是如何战胜瘟疫的

隔离病人

在古代，中医师们就意识到了瘟疫有着极强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  公元2年，青周大疫，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可见当时是由政府安排宅房作为隔离医院，用以诊疗瘟疫患者。考古发现，在汉代中国就有“病迁坊”设施，用来隔离麻风病人。古代战争时期，军队中打仗时感上瘟疫的士兵需要同健康人隔离开来以防传染。事实证明这样的做法是很有效果的，瘟疫不会大范围的扩散。

注意卫生

古人就非常注意环境的卫生，在秦朝时候甚至有刑罚规定：不可随便放置垃圾，“弃灰于道着”要被处以罚款或鞭刑，衣冠不整面容不洁者同样有处罚，古人也讲究焚香沐浴。而且在当时城市内就已设有下水通道!管道多为陶制，逐节相连，可以排泄污水。

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是极为先进的，彼时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这样的意识，垃圾排泄物随意丢弃，甚至有历史学家表示，当时的西方城邦是建立在粪土当中的，这也是西方瘟疫爆发严重的重要原因。

做好消毒

中医在古代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会使用醋或者石灰进行处理。据秦代出土的竹简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入城时，其乘车和马具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代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这样的方式也是非常有效的。

战胜天花

天花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瘟疫。但中医在总结经验之后，在公元980-1567年间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既用天花病人身上痘疹疱里的痘浆、痘疮结痂、或是用天花病人穿过的沾有天花痘浆和痘疹的衣服，去感染未患过天花的人。以现代医学来解释，被接种的人会感染轻微的天花病毒，但会被人体的免疫系统解决掉，从而获得了免疫能力。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预防方式，还被引进到欧洲国家，挽救了千千万万人。

中医有哪些特色

中医的诊疗手段多样，使得患者的安全更有保障。按照途径可分为内治与外治，内治指的是各种草药方剂;外治包括针灸、艾灸、砭石等等。这些手段在古代的瘟疫爆发之际，以中医系统的理论观念为指导，起到了极大作用。

比如其中的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诊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实践的基石。  据《中国疫病史鉴》记载，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先后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由于中医的有效预防和诊疗，在有限的地域和时间内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

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西班牙大流感、欧洲黑死病、全球鼠疫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但现在我们可以清楚的感受到，现代的中医逐渐衰落，西医的不断强化，导致中医生存空间被慢慢压缩，一代代的中医大师相继去世，后继乏力，有太多的精华遭到失传，是时候振兴中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