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称，李兰娟院士的团队在武汉发布重大声明，证明阿比多尔、达芦那韦能有效抑制冠状病毒。这一消息振奋人心。但是想想现代科研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攻克疫病方面仍然存在不足，由此回想，古代科技医疗水平严重落后，那么古人是如何抗击疫病的呢？其实道教早有方法，而且其中一些方法今天都值得学习、借鉴。

瘟疫下的百姓

道教何时产生，尚存争议，但是大家知道汉末黄巾之乱和《三国演义》为那首脍炙人口的结尾诗“张燕张鲁霸南郑”。黄巾军张角创建太平道，以道教《太平清领书》为经典；张鲁的祖先张道陵创建五斗米教，亦用画符、驱邪、救人为手段。他们二人的共同的特点是利用汉末瘟疫的肆虐，以自己的宗教（被认为是道教的分支）为依托，治病救人，获得信徒，壮大实力，最后割据一方。在他们扩张势力的过程中反应的就是他们依托的组织——道教在古代瘟疫肆虐时期治病救人的方法。

现代医学证明古代瘟疫系由病原体携带，在同类或异类中传播，无法遏制而成瘟疫。古代，甚至现代瘟疫（现代称传染病）必须有病原体、传播途径、易感染人群三部分同时具备，才能成为瘟疫。而古代道教治理瘟疫恰恰从这三方面入手。

瘟疫下的百姓和医生

从源头入手，是最有效的方法，没了传染源自然能遏制疫病。那么对已经染病群体怎么办呢？《黄帝内经》已经提出“避其毒气”的办法，就是要避开已经受感染的人群，主动自我隔离。这包括隔离病人或者健康人远离病人。

西晋王隐的《蜀记》“张陵避病疟于丘社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从这句话我们得出两点结论，首先汉末蜀中闹瘟疫，张陵（张道陵）去人烟稀少处躲避，这体现的就是远离染病者；第二，张陵得到了仙书解除了被认为是鬼怪肆虐才引起的瘟疫，文史君认为这反映的则是因为他（以张陵为代表的一群人）避开染病者使得疫病传播停止，疫情有所好转。

张角的动漫形象

东晋大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提出对麻风病的处置方法，即“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将之送置山穴中”，虽然看似不人道，但那个医疗落后的时代，能不扩大传播就很不错了。葛洪发现隔离麻风病人能很好地防止病情扩大，所以才提出将病人隔离到深山的处置措施。

元明之际编写的《道法会元》记载，宋元之时，民间流行用道家法术隔疫防瘟。“凡邻家有时灾，恐不知忌煮息传染者，书篆符命镇断……向浇画地界……和瘟符烧於灶中及池井水缸等处。”这里面夹杂着仙符镇鬼（疫鬼），但科学部分是隔绝病人。对患病者的住宅实行隔离，标识地界，防止不知道的人误入其家，扩大传染面积，而病人也自觉待在家中，不四处乱窜传播疫病。

葛洪

有了病原体，受害群体尚能控制。可一旦有了传播途径，那疫情必将扩大。比如现代交通发达，武汉封城前就有大量武汉人员离开，所以武汉疫情瞬间全国化，甚至世界其他地区也有了病例。古代道教已经意识到了疫病传播问题，所以也采取了措施。

首先就是消毒。道教精通炼丹玄学、中医药理，对医学技术有一定的掌握，所以道教就提出了消毒法。虽然不是专业的消毒水，但也是用有科学依据的中药。比如用雄黄等带杀毒灭菌性质的药材制作杀毒剂，将它们焚烧，用其烟雾熏蒸住所。《肘后备急方》就有“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虎头杀鬼方……每月初一、十五半夜院内烧一丸”，这就是给住所消毒，用散播杀毒烟雾。

道教医药

除了住所之外，对自身的防毒庇护也要妥善安排。葛洪《神仙传》记载了一道士的配饰，其配饰“中皆有药，入口即活，天下大疫，有得药如涂其门，则一家不病，病者立愈”，可见将药物做成配饰，靠其挥发药性，杀死病菌，防护自身，十分有效。

第三就是将药物涂抹在道教认为的人体的几个重要地区，如人中、耳门等处。《肘后备急方》“辟温（瘟）病粉身方……以涂粉于身，大良”；《备急千金要方》“辟温（瘟）气,雄黄散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这些都被认为是可以防疫防瘟的。

第四注重周围环境卫生。病从口入，祖先早有教诲。特别是在疫情发生期，尤其要注重环境卫生，防止呼吸、饮食过程中染病。《备急千金要方》“岁旦屠苏酒方，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瘟）气也”。饮食上，道教有诸多忌食忌口的教导，如葛洪人认为“霍乱者，多起饮

食（而起）”，《备急千金要方》因此主张“六畜自死，皆是遭疫，有毒，不可轻啖”。

被认为可以防疫的雄黄酒

第五个人卫生。除了日常洗澡，疫病流行之时，普通洗浴已经不行，必须用就是中医药浴。《备急千金要方》“凡时行疫病，细到东引桃枝，煮汤浴之。”这就是要洗药浴防疫病。

这主要涉疫病发生前、发生时，对易感染人群的预防措施。

增强体质，加强自身免疫力是防病的关键。道家经典中关于加强自身体质的办法可谓举不胜数。《太平经》有“食无形之物，节少为善…… 令人病悉除去”。 葛洪的《抱朴子》中“养生之尽理者， 既将服神药，又行气不懈……加之以房中之术，节量饮食……如此可以不病”。中医针灸配合道教五行极具古人智慧，是世界医学界的瑰宝，针灸在增强人体抵抗力上亦有作为，《灵枢》“以法刺之， 预可”就是指用针灸疏通经脉、可以增加体质，预防疫病。

针灸的银针

当然有病得吃药，没病得吃预防药，这也是关键。《素问》中有“小金丹方……（服之）无疫干也”；《肘后备急方》“又方（这里略其药方构成）家人视病者， 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吃这个药就可以预防染上瘟疫。

道教援引中医药理，使得自身在治疗疫病方面有一定可行性。虽然道教也会画符驱邪、饮用符水的办法，但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就是封建迷信，有的时候这种画符驱邪是面对瘟疫肆虐、穷苦百姓惶恐不安时安稳人心的手段。皇上还在瘟疫肆虐时会登台祭天、请求国师念经祷告、自己下罪己诏呢！道教在古代防瘟防疫中的办法很多都是科学的，是值得被今天借鉴的，这样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智慧。

1、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2、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3、宋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4、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5、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6、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同死亡一样，比较危险，历个朝代以来都是重中之重的大事。在欧洲传播了很多年的黑死病，到中国基本古代科技不发达，医疗水平有限，但是却经常面临着瘟疫的袭击，根据史料记载，夏季是瘟疫最容易盛行的季节。每个朝代大大小小都有过好几次瘟疫，但古人究竟是有何智慧克服这些瘟疫下面为大家一起揭晓。

开设疾病治疗医馆，派出御医集中医治。在古代一旦一个村子得了瘟疫，就要将所有患者病情与正常人隔离开，此时再由朝廷派有名御医到当地进行诊断分析。一般来说根据瘟疫规模大小会在不同方向以及远离人群之地开设相关医馆。然后由专门的御医进行临床诊断，并且观察病者面部状况，开设药方进行治疗。很多时候治疗周期长，很多病人也没办法坚持太久，但是古代医术还是能从一些中草药当中找到根治的办法。因为古代瘟疫盛行，大多是现在所说的流行性感冒或者是鼠疫。但从总体上医治效果虽然不够理想，但也是古人积极探索的一种智慧体现。

疏通河沟，清理屋舍。古时候人们认为某村患有瘟疫，是因为虫灾或者黄灾带来了邪气，亦或者是河道淤积以及人们生活环境不够干净所带来的疾病。早在汉朝人们就已经注意到屋舍卫生问题。当时还有相关医疗案例证明，当地的流行瘟疫，与河床淤积以及排水渠道堵塞有很大关系。古书中记载，南宋时期某地出现瘟疫，其医生说城区内水沟淤积，污泥遍地，正值季节交替，气温过高使人们身体受邪气侵袭。只需要疏通河沟清理房前屋后便可以治愈此疾病。不得不说，这一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瘟疫传播，教会了人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隔断往来商路，限制人群流动。在我国古代无意义就如上看不见踪迹，这就主要得益于当时朝代比较重视商路传播，以及各种感染途径的防控。在当时某个地区得了瘟疫，朝廷会下令封锁此个地区更改商路，或者选择暂缓贸易。这些有利的措施，防止瘟疫传播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据统计，自西汉以来的两千多年，我国一共发生了321次瘟疫。尽管如此多灾多难，但因为治疗及预防及时，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发生过西班牙大流感 、黑死病等重大瘟疫。

当然，尽管如此，古代中国人在防治瘟疫也是一部成长史、曲折史、血泪史和有效史。

疫者，以其延门合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我国古代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春秋时期，鲁国曾爆发大疫。当时人们几乎不了解疫病的原因。通常认为是瘟神作祟，或是阴阳不合所致。

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记载出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两汉疫病共有13次，流行年份约为20年。

魏晋南北朝时共有17次，流行年份约为40年。到了明朝时期，疫病出现暴增趋势，在276年间，疫病流行年份就有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

而到了清代更为恐怖，仅官方的记载的疫情就高达134次，平均两年一次，而且疫病中的死亡人数也在剧增。

史据悉，上疫病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金朝时期的汴京大疫。

当时的汴京大疫发生后，不到两个月时间里，汴京城共死了近百万人。

无独有偶，到了明代瘟疫成了人们的杀手锏。永乐年间的瘟疫，有十万人死于非命； 正统年间，有四万人死于疫病；景泰年间，有两万人死于灾难；正德年间，有九万人死于暴亡； 万历年间和崇祯年间，瘟疫更猛，死者竟到了不可统计的地步。清代时期，鼠疫、天花和霍乱横行，依然是死亡无数。

尽管如此，古人还是一点一滴地积累了疫情控制手段。主要手段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上名医名家发挥“定心丸”作用。

比如说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就是以治疗“伤寒”病成名的，他的著作《伤寒论》有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书中的方药至今沿用。而神医华佗用青嫩茵陈蒿草治疗流行性“黄胆病”的疗法，后来民间流传“三月青蒿能治病，五月六月当柴烧”。现代研究从新鲜青蒿中分离出青蒿素，成为一个治疗疟疾的新药。明代的李时珍，清代的叶天士，晚清的吴瑭等医学家都被称之为治疗瘟疫的专家。

总之，这些名医名师为抗防治瘟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他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第二， 官府组织医官全力救治。

从汉代起，就有官方为疫区和患者免费提供医药的记载，以后各朝各代都如此效仿。到了唐代以后，朝廷组织防治瘟疫就已成为制度，地方官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救死扶伤。宋朝期间，瘟疫发病时政府组织医生为患者义诊，免费发放中药，并开仓赈济。明清时期，根据疫情等级，由医官配置汤药或膏药，给患者按病下药。有时太医院也会参加，民间也会自发组成免费的医疗队。

第三，及时隔离控制疫情蔓延。

中国古代医家很早就认识到一些瘟疫病的传染性，并发现隔离具有传染性的病人是必要的预防措施，于是设立隔离病坊，切断瘟疫的传染源，阻止疾病传播。

据悉，唐朝时已有麻风病的专门收治机构，收容机构叫“疠人坊”，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处进行隔离。而到了宋代时的收容机构叫“安济坊”，明清时又设立“避痘处”。

古代的瘟疫和防疫措施

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跟不上，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

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爆发大规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里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直接催生了明末大起义；

清朝享国的296年间，也有78年爆发过大瘟疫。

无论中外，每当“瘟疫”大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都是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破坏性极大的瘟疫，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重视，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头

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其源头是上游被污染的水源，有这源源不断的污染源，瘟疫蔓延速度极快。

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新任知州刘彝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生活区。

也正是用了这一招，虔州瘟疫才被彻底遏制。

第二招：切断传播路线

早在秦朝，就实行了“隔离法”：凡是得（麻风）病的，都集中到“疠迁”去住。

使用这招数，一般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因为那时候病人一旦被“疠迁”，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能否活命，全看个人造化了。

虽然狠辣一些，但对于健康人群的保护，效果十分明显。

这手法，清朝执行的更彻底。由于女真人来自于关外，对天花的抵抗力相对较弱，即便皇族染上天花，也很难幸免。

康熙

所以，清朝对天花严格把关：清代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过来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第三招：免费医疗

前面两招虽然有效，但对瘟疫都只能遏制，而想要斩草除根，还得讲医学。

从汉初开始，就有官方的志愿者免费为疫区和患者提供医药服务。而这项惠民政策，后来也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延续。

北宋时期，一旦面临疫灾，政府就会立即拨付专款、选派专人，到疫区救助。医生是全国各地最好的医生，而药费则由朝廷无偿埋单。

典型的太宗淳化三年开封疾疫，朝廷就命令太医局选了十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到一线治病救人。

此外，官方还会强制推行卫生改革。明朝景泰五年爆发的四川瘟疫，一时难以控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不信邪，玩了一把硬操作，他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讲究卫生，健康长寿”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古人自创了哪些奇葩防疫手段？

朝廷努力救灾，百姓也会“自救”，有些手段的雷人之处不亚于如今。

一、喝符水

古人无论是对病症本身还是如何治疗，认识程度都非常有限，大部分会祈求神明保佑，这就给邪教创造了温床。

比如东汉末年的张角。汉末的那场大瘟疫，使张角异军突起，练得一手鬼画符的神奇技术：

这技术操作起来也不难，把画好的咒符，烧了兑水喝，据说是“包治百病”。

如果当时有大汉电视台，势必会邀请张角做现场直播。

至于疗效嘛——得分人：治好的，那都是张天师的神力；没治好的，那就是你心不诚。

假如一个大汉百姓对张角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张角也是有话说的，治好了不是活蹦乱跳吗？治死了又如何？请问死人会得病吗？

而当时陷于绝望之中的老百姓，根本不会思考那么多。

当然这招数在当时也十分奏效，张角的信徒，一度扩张到百万，喝符水的操作一直用到张角战死为止。

二、精神调摄

同样是强调“心”的作用，“伪张天师”这么做，没想到“真张天师”也这么做。

古人讲究“心静自然凉”。曾经有那么段时期，有人认为：心里凉快了，整个人就爽了，也就没病了。

于是乎，道教的祖师爷张道陵（就是西游记里的张天师），在疫情发生后，会找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居”。这么看来，真张天师没有伪张天师那么神棍，人家也会画符施法，但在疫情面前，还是乖乖地和如今一些人一样，躲在家里，避免人群聚集。

三、五石散

可是，身体的病痛一旦超过了人的承受阈值，自我催眠就没用了，怎么办？那就只能依靠药物了。

熟悉魏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流行五石散，而五石散最初针对的“病”，正是当时流行的大瘟疫。

它和鸦片一样，能让人产生幻觉，莫名兴奋，如此一来，病就算依然在，但感觉却是不同的。

但这东西也和鸦片一样上瘾，魏晋风骨中的嵇康大冬天穿着单衣，身上流汗不止；刘伶喝醉酒后裸奔，这些癫狂的姿态，恐怕都和用药过量有关。

不过那年月想要配出五石散来可不容易，也只有士大夫才能玩得起。

至于这五石散的功效吗？仍然是“然并卵”！

五石散一直流毒了几百年，直到唐代的医药界泰斗孙思邈，大手一挥说“不许再吃”，才被彻底废除。

其他操作

除了上面这些常规、非常规的手段外，民间还有吃五毒饼、喝酒等操作。

简单说一下，这里五毒饼可不是真的拿“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蟾蜍”五种毒物做的食物。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人家五毒饼也不过是在皮面上刻了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毒”形象的印子，里面的馅其实是玫瑰的！

说白了，这“铁面柔肠”的五毒饼，就是食物界的门神。祈福的意义，远大于杀毒的效果。

再来说下喝酒“克制”瘟疫的方法，酒的品类大体分为屠苏酒、雄黄酒、菊花酒。

“春风送暖入屠苏”里的屠苏酒，据传是华佗创始，配方相当复杂，内中还包含剧毒成份，基本属于以毒攻毒的“化疗”范畴。

类似效果的，还有参杂雄黄的雄黄酒，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逼迫白娘子现出原形的那种酒。

此外，“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对于古人来说，重阳节可不是光看菊花，人家还要喝菊花酒来增强免疫力。

总之，在古人眼中，喝酒不但解愁，还能解毒。

瘟疫这个人类大敌，我们与之斗了几千年，阶段性胜利有那么一点，但我们也从未占据压倒性优势。

这伙不见踪迹的敌人，总是“来了又走，去了又回”。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靠谱、不靠谱的斗疫法，似乎都能从古代找到影子。

当然，古代的一些方法也不全是“伪科学”，而且，古代老百姓探索的寻找源头、集中隔离、控制扩散和加大医疗投入等措施，放在现代也依然实用。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还是要相信科学治理范畴的内容，不信谣、不传谣，遵照权威医师的意见，不出门、勤锻炼、强体魄、严防护、少接触，这样才能有效遏抑疫情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