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山海经》之海经·大荒西经
海经·大荒西经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两黄兽守之。有水曰寒署之水。水西有湿山,水东有幕山。有禹攻共工国山。
有国名曰淑士,颛顼之子。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
有五采之鸟,有冠,名曰狂鸟。
有大泽之长山。有白氏之国。
西北海之外,赤水东,有长胫之国。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有赤国妻氏。有双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国,食谷,使四鸟。
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
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其上有人,号曰太子长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长琴,是处榣山,始作乐风。
有五采鸟三名:一曰皇鸟,一曰鸾鸟,一曰凤鸟。
有虫状如菟,胸以后者不见,青如猨状。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
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有沃之国,沃民是处。沃之野,凤鸟之卵是食,甘露是饮。凡其所欲其味尽存。爰有甘华、璇瑰、甘柤、瑶碧、白木、白柳、视肉、琅玕、白丹、青丹、多银铁。鸾凤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是处,是谓沃之野。
有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曰少鵹,一名曰青鸟。
有轩辕之台,射者不敢西向射,畏轩辕之台。
大荒之中,有龙山,日月所入。有三泽水,名曰三淖,昆吾之所食也。
有人衣青,以袂蔽面,名曰女丑之尸。
有女子之国。
有桃山。有虻山。有桂山。有于土山。
有丈夫之国。
有弇州之国,五采之鸟仰天,名曰鸣鸟。爰有百乐歌舞之凤。
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
西海郩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姖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山,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有人反臂,名曰天虞。
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行玄丹之山。有五色之鸟,人面有发。爰有青鴍、黄鷔、青鸟、黄鸟,其所集者其国亡。
有池,名孟翼之攻颛顼之池。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钜,日月所入者。
有兽,左右有首,名曰屏蓬。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门之山,有人名曰黄姖之尸。有比翼之鸟。有白鸟,青翼,黄尾,玄喙。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阳之山,日月所入。
有寒荒之国。有二人女祭、女囗。
有寿麻之国。南岳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寿麻。寿麻正立无景,疾呼无响。爰有大暑,不可以往。
有人无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故成汤伐夏桀于章山,克之,斩耕厥前。耕既立,无首,走厥咎,乃降于巫山。
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
有盖山之国。有树,赤皮枝干,青叶,名曰朱木。
有一臂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生百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及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有青鸟,身黄,赤足,六首,名曰鸀鸟。
有大巫山。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中隅,有偏句、常羊之山。
(《人物志》曰:“轻诺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无效,进锐似精而去速,诃者似察而事烦,诈施似惠而无终,面从似忠而退违。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有大权似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博爱似虚而实厚,正言似讦而情忠。非天下之至精,孰能得其实也?”)
孔子曰:“凡人心险于山川,难知于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长若不肖(长,音竹两反。),有顺懁而达,有坚而缦,有缓而焊(音汗)。”
太公曰:“士有严而不肖者,有温良而为盗者,有外貌恭敬、中心欺慢者,有精精而无情者,有威威而无成者,有如敢断而不能断者,有恍恍惚惚而反忠实者,有倭倭迤迤而有效者,有貌勇狠而内怯者,有梦梦而反易人者。无使不至,无使不遂,天下所贱,圣人所贵,凡人莫知,惟有大明,乃见其际。”此士之外貌而不与中情相应者也。
(桓范曰:“夫贤愚之异,使若葵之与苋,何得不知其然?若其莠之似禾,类是而非是,类贤而非贤。”扬子《法言》曰:“或问难知曰:‘太山之与蚁蛭,江河之与行潦,非难也。大圣与大佞,难也!于乎!唯能别似者,为无难矣!’”)
知此士者而有术焉。微察问之,以观其辞;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与之间谋,以观其诚;明白显问,以观其德;远使以财,以观其廉(又曰:委之以财,以观其仁;临之以利,以观其廉。);试之以色,以观其贞(又曰:悦之以色,以观其不。);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又曰:告之以危,而观其勇。又曰:惧之,以验其特。);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又曰:醉之以酒,而观其则。又曰:醉之以酒,观其不失。)。
《庄子》曰:“远使之,而观其忠(又曰:远使之,以观其不二。);近使之,而观其敬(又曰:近之以昵,观其不狎。);烦使之,而观其能(又曰:烦之以事,以观其理。);卒然问焉,而观其智(又曰:设之以谋,以观其智。太公曰:事之而不穷者,谋。);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太公曰:使之而不隐者,谓信也。);杂之以处,而观其色(又曰:纵之以视,观其无变。)。”
《吕氏春秋》曰:“通,则观其所礼(通,达也。);贵,则观其所进(又曰:达,视其所举也。);富,则观其所养(又曰:富,视其所与。又曰:见富贵人,观其有礼施。太公曰:富之而不犯骄逸者,谓仁也。);听,则观其所行(行则行仁);近,则观其所好(又曰:居,视其所亲。又曰:省其居处,观其贞良;省其交游,观其志比。);习,则观其所言(好则好义,言则言道。);穷,则观其所不爱(又曰:穷,则视其所不为非。又曰:贫,视其所不取。);贱,则观其所不为(又曰:贫贱人,观其有德守也。)。喜之,以验其守(守,慎守也。又曰:喜之,以观其轻。);乐之,以验其僻(僻,邪僻也。又曰:娱之以乐,以观其俭。);怒之,以验其节(节,性也。又曰:怒之仇,以观其不怨也。);哀之,以验其仁(仁人,见可哀者则哀。);苦之,以验其志(又曰:检之,以观其能安。)。”
《经》曰:“任宠之人,观其不骄奢(太公曰:贵之,而不骄奢者,义也。);疏废之人,观其不背越;荣显之人,观其不矜夸;隐约之人,观其不慑惧;少者,观其恭敬好学而能悌(《人物志》曰:“夫幼智之人,在于童[齿乙],皆有端绪。故文本辞繁,辩始给口,仁出慈恤,施发过与,慎生畏惧,廉起不取者也。”);壮者,观其廉絜务行而胜其私;老者,观其思慎,强其所不足而不逾。父子之间,观其慈孝;兄弟之间,观其和友;乡党之间,观其信义;君臣之间,观其忠惠(太公曰:付之而不转者,忠也。)。”此之谓观诚。
(傅子曰:“知人之难,莫难于别真伪。设所修出于为道者,则言自然而贵玄虚;所修出于为儒者,则言分制而贵公正;所修出于为纵横者,则言权宜而贵变常。九家殊务,各有所长,非所谓难。所谓难者,以默者观其行,以语者观其辞,以出者观其治,以处者观其学。四德或异,所观有微,又非所谓难也。所谓难者,典说诡合,转应无穷,辱而言高,贪而言廉,贼而言仁,怯而言勇,诈而言信,而言贞。能设似而乱真,多端以疑暗。此凡人之所常惑,明主之所甚疾也。君子内洗其心,以虚受人,立不易方,贞观之道也。九流有主,贞一之道也。内贞观而外贞一,则执伪者无地而逃矣。夫空言易设,但责其实事之效,则是非之验立可见也。”
故韩子曰:“人皆寐,盲者不知;人皆默,喑者不识。觉而使之视,问而使之对,则喑、盲穷矣。发齿吻,视毛色,虽良、乐不能必马;连车蹴驾,试之行途,则臧获定其驽良。观青黄,察锻销,虽欧冶不能必剑;陆断狗马,水截蛟龙,虽愚者识其利钝矣。是知明试责实,乃圣功也。”)
《人物志》曰(凡有血气者,莫不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着形。其在体也,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物之实,各有所济也。):“骨植而柔立者,谓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质也(木则垂阴,为仁之质。质不宏毅,不能成仁。)。
气清而朗者,谓之文理。文理也者,礼之本也(火则照察,为礼之本。本无文理,不能成礼。)。
体端而实者,谓之贞固。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为信之基。基不贞固,不能成信也。)。
筋劲而精者,谓之勇敢。勇敢也者,义之决也(金能断割,为义之决。决不勇敢,不能成义也。)。
色平而畅者,谓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达,为智之原。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质恒性,故谓之五常。
故曰:直而不柔则木(木强侥讦,失其正色。),劲而不精则力(负鼎绝髌,失其正劲。),固而不端则愚(专己自是,陷于愚戆。),气而不清则越(辞不清顺,发越无成。),畅而不平则荡(好智无涯,荡然失绝。)。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神者,质之主也。故神平则质平,神陂则质陂也。),明暗之实在于精(精者,实之本。精清则实明,精浊则实暗。),勇怯之势在于筋(筋者,势之用也。故筋劲则势勇,筋弱则势怯。),强弱之植在于骨(骨者,植之机。故骨粗则植强,骨细则植弱。),躁静之决在于气(气者,决之地也。气盛,决于躁;气冲,决于静。),惨怿之情在于色(色者,情之候。故色悴由情惨,色悦由情怿也。),衰正之形在于仪(仪者,形之表。故仪衰由形殆,仪正由形肃。),态度之动在于容(容者,动之符。故哀动则容哀,态正则容度也。),缓急之状在于言(言者,心之状。故心恕则言缓,心偏则言急也。)。
若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崇容直,则纯粹之德也。”
夫人有气。气也者,谓诚在其中,必见诸外。故心气粗讼者,其声沉散;心气详慎者,其声和节;心气鄙戾者,其声粗犷;心气宽柔者,其声温润。信气中易,义气时舒,和气简略,勇气壮立。此之谓听气。
(以其声,处其实。气生物,物生有声。声有刚柔清浊,咸发乎声。听其声,察其气,考其所为,皆可知矣。)
又有察色。察色,谓心气内蓄,皆可以色取之。夫诚智,必有难尽之色(又曰:诚智,必有明达之色。);诚仁,必有可尊之色(又曰:诚仁,必有温柔之色。);诚勇,必有难慑之色(又曰:诚勇,必有矜奋之色也);诚忠,必有可观之色;诚絜,必有难污之色;诚贞,必有可信之色。质色浩然固以安,伪色曼然乱以烦。此之谓察色。
(《人物志》曰:“夫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平理,其仪安闲。夫仁目之精,悫然以端;勇胆之精,晔然以强。夫忧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乱而垢理;喜色,愉然以怿;愠色,厉然以扬;妒惑之色,冒昧无常。是故其言甚怿而精色不从者,中有违也;其言有违而精色可信者,辞不敏也;言未发而怒色先见者,意愤溢也;言已发而怒气送之者,强所不然也。”凡此之类,虽欲违之,精色不从,威愕以明,虽变可知也。)
又有考志。考志者,谓方与之言,以察其志。其气宽以柔,其色检而不谄,其礼先人,其言后人,每自见其所不足者,是益人也。若好临人以色、高人以气、胜人以言,防其所不足,而废其所不能者,是损人也。(太公曰:“博文辩辞,高行论议,而非时俗,此人也。王者慎勿宠之也。”)
其貌直而不侮,其言正而不私,不饰其美、不隐其恶、不防其过者,是质人也。(又曰:与之不为喜,夺之不为怒,沉静而寡言,多信而寡貌者,是质静人也。议曰:太公曰:“朴其身头,恶其衣服,语无为以求名,言无欲以求得,此伪人也。王者慎勿近之。夫质人之中有如此之伪者也。”)
若其貌曲媚,其言谀巧,饰其见物,务其小证,以故自说者,是无质人也。(议曰:晏子云:“谗夫佞人之在君侧,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诚于中者,必谨小诚于外,以成其大不诚。此难得而知也。荀悦曰:“察人情术,观其言行,未必合道,而悦于己者,必佞人也;观其言行,未必悦己而合于道者,必正人也。”此察人之情之一端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烦乱以事而志不惑,深导以利而心不移,临慑以威而气不卑者,是平心固守人也。(又曰:荣之以物而不娱,犯之以卒而不惧,置义而不迁,临货而不回者,是果正人也。议曰:孔子称:“取人之法,无取健。健,贪也。夫健之弊有如此者矣。”)
若喜怒以物而心变易,乱之以事而志不治,示之以利而心迁动,慑之以威而气恇惧者,是鄙心而假气人也。(又曰:若格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诺而不决者,是情弱之人也。)
设之以物而数决,惊之以卒而屡应,不文而慧者,是有智思之人。(议曰:太公云:“有名而无实,出入异言,扬美掩恶,进退为功,王者慎勿与谋。夫智思之人,弊于是矣。”)
若难设以物,难说以言,守一而不知变,固执而不知改,是愚佷人也。(议曰:志士守操,愚佷难变。夫不变是同,而愚智异者,以道为管也。何以言之?《新语》云:“夫长于变者,不可穷以诈;通于道者,不可惊以怪;审于辞者,不可惑以言;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故君子闻见欲众而采择欲谨,学问欲博而行己欲敦。目不炫耀之色,耳不乱阿谀之辞。虽利以齐鲁之富而志不移,设以松乔之寿而行不改,然后能一其道而定其操,致其事而立其功,观其道业。”此其所以与愚佷异也。)
若屏言而勿顾,自私而不护,非是而强之,是诬嫉人也。(议曰:刘备以客见诸葛亮而贤之,亮曰:“观客色动而神惧,视低而忤数。形外露,邪心内藏。必曹氏刺客。”后果然。夫人容止,大抵如是。
何晏、夏侯玄、邓扬等,求交于傅嘏而不纳也。或怪而问之,嘏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也;邓玄茂有为而无终,外要名利,内无关钥,贵同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败衅,妒前而无功。以吾观此三人,皆败德也。远之犹恐祸及,况昵之乎?”后皆如嘏言。夫妒者之行,有如此者。)
此之谓考志。
(《人物志》曰:“夫精欲深微,质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重所以崇德宇也,志大所以堪物侄也,心小所以慎咎悔也。故《诗》咏文王:‘小心翼翼’,不大声以色,心小也;‘王赫斯怒’,以对于天下,志大也。由此论之,心小志大者,圣贤之伦也;心大志大者,豪杰之隽也;心大志小者,傲荡之类也;心小志小者,拘懦之人也。”)
又有测隐。测隐者,若小施而好得,小让而大争,言愿以为质,伪爱以为忠,尊其行以收其名。此隐于仁贤。(孙卿曰:“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言霸道者,何也?彼非本政教也,非服人心也,以让饰争,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桀耳,曷足称大君子之门乎?”)
若问则不对,详而不穷,貌示有余,假道自从,困之以物,穷则托深。此隐于艺文也。(又曰:虑诚不及而佯为不言,内诚不足而色亦有余,此隐于智术者也。《人物志》曰:“有处后持长,从众所安,似能听断者;有避难不应,似若有余而实不解者;有因胜情错失、穷而称妙,似理不可屈者。此数似者,众人之所惑也。”)
若高言以为廉,矫厉以为勇,内恐外夸,亟而称说,以诈气临人。此隐于廉勇也。(议曰:太公云:“无智略大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将。”此诈勇之弊也。)
若自事君亲而好以告人,饰其见物而不诚于内,发名以君亲,因名以私身。此隐于忠孝也。此谓测隐矣。(《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内真,外无饰姿;尤虚之人,硕言瑰姿,内实乖违。而人之求奇,不以精微测其玄机,或以貌少为不足,或以瑰姿为巨伟,或以真露为虚华,或以巧饰为真实。”何自得哉?故须测隐焉。)
夫人言行不类,终始相悖,外内不合,而立假节以惑视听者,曰毁志者也。(《人物志》曰:“夫纯讦性违,不能公正,依讦似直,以计讦善;纯宕似流,不能信道,依宕似通,行傲过节。故曰:直者亦讦,讦者亦讦,其讦则同,其所以为讦则异;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则同,其所以为宕则异。观其依似,则毁志可知也。”)
若饮食以亲,货赂以交,损利以合,得其权誉而隐于物者,曰贪鄙者也。(太公曰:“果敢轻死,苟以贪得,尊爵重禄,不图大事,待利而动,王者慎勿使也。”)
若小知而不大解,小能而不大成,规小物而不知大伦,曰华诞者也。(文子曰:“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诚其大略是也,虽有小过,不足以为累;诚其大略非也,闾里之行,未足多也。”)
又有揆德。揆德者,其有言忠行夷,秉志无私,施不求反,情忠而察,貌拙而安者,曰仁心者也。有事变而能治效,穷而能达,措身立功而能遂,曰有知者也。有富贵恭俭而能威严,有礼而不骄,曰有德者也。(议曰:鱼豢云:“贪不学俭,卑不学恭,非人性分,处所然耳。”是知别恭俭者,必在于富贵人也。)有隐约而不慑,安乐而不奢,勋劳而不变,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有恭敬以事君,恩爱以事亲,情乖而不叛,力竭而无违,曰忠孝者也。此之谓揆德。
(桓范曰:“夫帝王之君,历代相踵,莫不慕霸王之任贤,恶亡国之失士。然犹授在凶愚,破亡相属,其故何哉?由取人不求合道,而求合己也。”故《人物志》曰:“清节之人,以正直为度,故其历众材也,能识性行之常而或疑法术之诡;术谋之人,以思谋为度,故能识策略之奇而或失遵法之良;伎俩之人,以邀功为度,故能识进趋之功而不信道德之化;言语之人,以辩析为度,故能识捷给之慧而不知含章之美,是以互相非驳,莫肯相是。凡此之类,皆谓一流。故一流之人能识一流之善,二流之人能识二流之美。尽有诸流,则亦能兼达众材矣。”又曰:“夫务名者不能出陵己之后,是故,性同而材倾,则相援而相赖也;性同而势均,则相竞而相害也。此又同体之变,不可不察也。”)
夫贤圣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知人识智,则众材得其序,而庶绩之业兴矣。(又曰:夫天下之人不可尽与游处。何以知之?欲观其一隅,则终朝足以识之;将究其详,必三日而后足。何谓三日而后足?夫国体之人,兼有三材,故谈不三日,不足以尽之。一以论道德,二以论法制,三以论策术。然后乃能竭其所长,而举之不疑。然则何以知其兼偏而与之言乎?其为人务以流数,抒人之所长,而为之名目。如是者,谓兼也;好陈己善,欲人称之,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谓偏也。)是故,仲尼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仁者爱物,蔽在无断;信者露诚,蔽在无隐。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悾悾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察其所安,观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率此道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本文2023-08-07 19:20:53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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