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严格来说，中国在民国以前是没有考古这个概念的，直到1925年，清华大学的李济教授开始在山西夏县进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挖掘，这才正式开创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的考古学科。那么在此之前，中国的古代人是否也进行"考古"呢如果是的话，他们到底是如何进行考古发掘和文物收藏的呢

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

古代人的"博物馆"

事实上，考古作为一个笼统的广义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从春秋战国时代起，人们就已经建立起了对古物进行收集、收藏和研究的意识。

在东周的首都洛阳，周天子设置了一种名叫守藏室的部门，专门进行国家古籍和珍贵礼器的收藏，就类似于现在的国家博物馆和档案馆。春秋时代的思想家老子就曾经担任过"守藏室之史"的职位，也就是管理守藏室的一个官员。因此，老子可以说是中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一位"博物馆管理员"。

老子

在古代，由于古物的鉴定和收藏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所以一般都由皇家进行运转和操作。汉朝时期，在宫廷之中设立了"天禄阁"、"石渠阁"、"兰台阁"等建筑，专门进行珍贵档案和典籍的收藏。在北宋时期，宋徽宗创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皇家博物馆，并把收录在其中的所有珍贵文物都进行分门别类的记载，形成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宣和博古图》等文献著作。时至今日，我们很多的考古学家对一些古代文物进行鉴定时，仍然需要参考宋徽宗的这些记录。

宋徽宗虽然是个昏君，却对考古界有巨大的贡献

可以看出，古代人也喜欢发掘、收藏、研究古物，他们虽然不把这种行为称作"考古"，但其实是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那么，既然古代人喜欢研究和收藏古物，那他们都发现了哪些类型的文物呢

青铜器

在中国古代，发现最多，被人们收藏和研究最多的古物，当属青铜器。青铜器在商周时期大都作为祭祀用的礼器，代表着王权和天命。所以，当古人挖掘到青铜器时，一般都会将其献给当时的皇帝，并作为一种祥瑞昭示天下。也正因如此，这种重大的发现也都会被记录在史书之中。

比如在《史记》中记载，汉武帝时期，在汾阴(今山西运城)一带就曾发掘出了一个青铜大鼎。这个鼎的出土被当时的人们视为上天恩赐的祥瑞，所以轰动一时。汉武帝为了把这个鼎迎入长安，竟然亲自前去迎接，后来还专门去了泰山举行了封禅大典，并且把年号改为了"元鼎"。

除了挖掘，古人还具备了一定的鉴定能力。《史记封禅书》中记载，汉武帝有一个古老的青铜器，却无法辨识这件器物的年代。于是，他就去问一个名叫李少君的方士，李少君通过辨识上面的铭文，判断出这件青铜器制造于齐桓公时期。《宋史》中也记载，北宋真宗时期，在乾州(陕西咸阳)一带曾经挖掘出一件青铜鼎，上面有21个字铭文。真宗皇帝命学识渊博的儒臣进行考证，判断出这件文物的名称为"史信父甗"。

诸如以上史料都说明，在中国古代，我们的祖先早已开始了青铜器的考古和鉴定工作。到了北宋时期，这些收藏和鉴定的成果还被编纂成了书籍，形成了很多著名的青铜器鉴定名录，例如吕大临的《考古图》，以及前文中提到的宋徽宗的《宣和博古图》等等。

《宣和博古图》

玉器

古人们热衷收藏的另外一种古物就是玉器。玉文化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古人认为，玉不仅可以辟邪，而且还和君子的品性有相似之处，也就是所谓的“谦谦君子，温润如玉”。所以，玉器一直备受古人的钟爱和推崇。

关于玉器的收藏和传承，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和氏璧的故事。相传在战国时候的楚国，一个名叫卞和的人在荆山之上开采到一块美玉，并将其献给了楚王，这就是名动天下的和氏璧。后来，和氏璧在楚国、赵国、秦国之间流传，并最终被秦始皇制作成了传国玉玺。这块传国玉玺又在历朝历代之间传承，历经两汉、两晋、南北朝、隋唐，见证了近900年的王朝更替，直到五代十国时期才彻底遗失。

完璧归赵

除了传国玉玺之外，古人们也经常发掘到埋在地下的其他玉玺。例如，《魏书》中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当皇帝时曾进行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运动，当他命人在邺城(今河北临漳)附近的一所寺庙捣毁佛像时，竟然在佛像的泥胎中间发现了一块玉玺。还有，在晋愍帝建兴年间，大将军刘琨也曾掘地而得玉玺，并将这块玉玺送到了南方的东晋皇帝手中。

除了了玉玺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玉器被发掘和收藏。晋成帝年间，在庐江舂谷县(今安徽芜湖)发现一枚玉鼎;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在江乘县(今江苏南京一带)的地下挖出一块玉璧，直径五寸八分。大明四年，徐州刺史刘道隆在汴水中发现一枚白玉戟。

玉玺

和青铜器一样，这些玉器的现世也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一种祥瑞，所以都在史书中有很明确的记载。不过，由于王朝的兴替和战火的洗礼，这些文物都再一次被遗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石鼓

然而，并不是所有古代人发掘的古物都遗失了。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有一件文物被古代人意外的发现，然后被收藏和传承了一千多年，至今都还保存的很完整，这件文物就是陈仓石鼓。

在唐朝贞观年间，一个牧羊人在凤翔陈仓(今陕西宝鸡)发现了十块像圆鼓一样的大石头，上面刻着很多奇形怪状的文字，因此被称为陈仓石鼓。自此之后，陈仓石鼓闻名天下，并开始在中国历代王朝之间不断的传承。

石鼓

据考证，石鼓诞生于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东周时期，上面的文字是一种比篆书更加古老的字体，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石刻文字。在那位牧羊人发现它之前，它已经在关中平原上静静的躺了一千多年。

唐代的大诗人韩愈最早认识到了石鼓的价值，并曾经专门写过一篇《石鼓歌》，以引起世人对石鼓保护的重视。到了宋朝，石鼓又一度被名臣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收集起来，并最终送入了宋朝皇宫，最后被宋徽宗所收藏。

靖康之变后，石鼓辗转到了北方，它们几经丢失，又几次被发现，历尽了千年的战火和动荡，最终被保存在北京孔庙之中，安然的经过了元、明、清三代。现在，这件由唐朝老祖宗们发现的文物已经成为了中国的镇国之宝，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

石鼓上的文字

石鼓的传承和收藏，展现了古代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对文物的保护和研究的重视。他们当时虽然没有科学的文物保护手段，但却始终秉持着传承中华文化的宏愿，将石鼓这件中华瑰宝艰难的保存了下来。

碑刻

石鼓之所以珍贵，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上面篆刻的古老文字。古代的文人墨客对书法和文字有着天生的热衷，由于纸质书法作品不易保存，所以大量的篆体、隶书、楷书的书法精品都是通过碑文拓印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九成宫醴泉铭》碑刻

从东汉末年开始，大书法家蔡邕、钟繇等就已经开始了对古代碑刻的收集和整理。南北朝时期，梁元帝编纂了一部《碑集》，共100卷，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古代碑刻文字。到了宋朝，碑刻的研究和收藏达到了顶峰，还为此专门诞生了一种以研究金文和碑刻文字为主的学科，叫做金石学。我们熟知的大文豪欧阳修就是一位著名的金石学家，他编纂了一部《集古录》，在其中收集了历朝历代数千篇碑文精品。

另外，北宋还有一位很有名的金石学家，他就是大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赵明诚一生酷爱考古，不仅收藏了大量的铭文和碑刻，还将它们编纂成书，形成了《金石录》。同时，赵明诚还经常对碑刻进行实地考察，根据史书记载，他曾经多次登上泰山，对泰山上的石刻文字进行现场的拓印和考证，并分析这些文字和古籍记载的差异之处。

《金石录》清朝重印本

正是有了古人对碑刻拓本的收集和收藏，所以才流传下来了大量的魏碑、唐碑等碑刻材料，成为了今天很多书法爱好者们必须临摹的范本。

清朝人的考古

古代人的考古学到了清朝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不仅仅再局限于原有的青铜器、玉器、碑刻、书画等以收藏为目的的考古，而是渐渐开始有了一些重大的考古发现，其中一些还甚至足以震惊世界。

例如，在清朝的道光年间，清朝人发现了统万城遗址。统万城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是十六国时期的匈奴首领赫连勃勃建造的大夏国的都城。到了清朝时，这座坚城已经有1400年的历史，早已变成了断壁残垣的废墟。但是，清朝人却根据史书的记载和对遗址城墙的考证，论证出了这座废墟正是统万城遗址。

统万城遗址

还有，清朝光绪年间，在甘肃的敦煌莫高窟，一个名叫王圆箓的道士在石窟中找到了一个隐蔽的密室，在其中发现了数万卷的古代珍贵经卷，被称为敦煌文书。这些经卷的发现并没有引起当时清政府的重视，却轰动了全世界的考古界，引来了欧美各国收藏家和文物贩子的觊觎。他们纷纷前来购买和收藏这些经卷，最终导致这些珍贵的古籍大量流失海外。

敦煌文书被中国人发现，却遭到了外国人的哄抢

当然，清朝时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可以改变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考古发现，那就是甲骨文。

1899年，清朝一个名叫王懿荣的官员在在中药龙骨中发现了殷商时期的甲骨文，直接以文字的形式证明了商朝的存在。由于当时的甲骨很多都被人当做中药吃了，造成了很多商朝史料的遗失，所以向来都有"人吃商史"之说。可以想象，假如不是王懿荣的这次考古发现，将会有更多的甲骨文被人吃掉，造成更大的史学界悲剧。

从以上可见，清朝人已经开始了一些考古发掘和考证，其中还运用到了实物和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的科学方法，和近现代考古学的工作模式已经非常接近了。

怀古

除了以上提到的考古，其实古人们还喜欢进行一种另类的"考古"模式，这就是怀古。

所谓怀古，是通过对古代遗迹的探寻和凭吊，以诗文的形式来抒发对历史变迁和王朝兴替的感慨。例如唐末的诗人杜牧曾经亲临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在泥沙中发现了一枚折断的铁戟，因而写下了"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千古名句。

折戟沉沙铁未销

诗仙李白也曾经到访过金陵的凤凰台遗址，在六朝宫殿的废墟中探寻东晋名流们的坟冢，最终创作了"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的佳作。还有元朝的张养浩，更是游径古代潼关，写下了著名的元曲《山坡羊潼关怀古》，发出了"山河表里潼关路，宫阙万千都做了土"的感叹。

可以说，这种以怀古诗词的形式进行的另类"考古"，是一种只有古人才能玩的转的高雅活动，咱们现代人还真的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