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24岁的李时珍，正式开始独立行医。嘉靖二十四年，蕲州一带发生大水灾，河水倒灌，江河横流，淹没了方圆几百里的房屋树木，山洪暴发吞噬了无数的村庄田园。

蕲河两岸一片汪洋，无边无际的水面上漂浮着茅草、枯枝、桌椅板凳、死猪、死牛、饿殍（饿死的人）被水泡得胀鼓鼓的，在水中一沉一浮地漂荡着，令人生畏。

好不容易等到大水消退，外出逃荒、讨饭的人陆续返回家园。由于抛尸荒野的饿殍无人收敛，加上腐烂的残枝败叶，淹死的牲畜在烈日的曝晒下蒸起腥风恶臭，迅速地酿成了传染病，并四处流行开了。

父亲的诊所被病人包围，他从早到晚忙于诊治，弄得精疲力竭。谁知病人非但不见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一天晚上，父亲看完最后一个病人，回到家中，已是半夜时分，李时珍刚好从外地诊治回来看望父亲。李时珍兴奋地说：“我在瓦硝坝试行了一套驱逐瘟疫的新方法，很奏效。现在瘟疫在蕲州城南的15个村庄已经制止住了。明早我陪你去看一看！”

父亲心想：要是真能创造出一套办法控制住瘟疫，百姓们就有救了。现在瘟疫流行，当官的都不顾人民死活，不闻不问，一个良医应如良相一样，应该负起济世救人的职责。

第二天清晨，父子俩各饮了一杯能避瘟疫的松叶酒，便出门察访去了。他们离开镇子，来到城南的村子，只见村里被洪水冲坏的房屋，已经有人着手修葺，村子中来往行人也多起来，这是大瘟疫流行以来少见的复苏景象。

父子俩随意走进一座四合院，只见院内弥漫着一缕淡淡的烟雾，飘散着一阵阵烟薰的香味。李时珍告诉父亲，村内家家户户每天都要用苍术熏烟。

父亲点头说：“苍术可以除山岚障气，去鬼邪。”

四合院的主人见熟悉的郎中父子进院，忙迎了出来。这是一对老年夫妇，老汉身体强健，鹤发童颜，老婆婆正在往一口大灶添柴火，灶上的大铁锅中放着一副蒸笼，冒着腾腾热气。老汉见李言闻诧异，忙笑着说：“蒸笼里蒸的不是馍，是按着贵公子的吩咐，将病人的衣服用蒸笼蒸过，这样，一家人都不会传染疾病了。”

李时珍接着告诉父亲：“这是我琢磨出来的，古书上没有记载过这种方法，我想为什么一人染病，全家都会传染上呢，不外乎病能够传播。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呢？我以为，一是衣物，二是食物，三是身体。于是我就用蒸笼蒸病人衣服，用苍术熏烟避瘟，用兰草（泽兰）烧汤沐浴，将麻子仁、赤小豆置于井水中驱邪，饮松叶酒、淑目酒除瘟病。采用这套办法后，瘟病的传播就逐渐缓慢下来了。

李言闻回去后，把儿子在村子里采取的防治办法在疫区推广，果然瘟疫迅速得到了扑灭，百姓重新安居乐业下来。

面对时下的疫情，全民采取了隔离的方法，即减少外出，减少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以切断传染病的传播。我国古代中医把传染性疾病统称为“瘟疫”，认为瘟疫发生时隔离病人，可控制传染源，因而自古以来就有隔离瘟疫的方法。

如先秦医学典籍《黄帝内经》载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众如果得了传染病，就需要被隔离到单独的房屋里进行治疗；《晋书》记载晋朝时若官员家里有传染病人时，官员本人虽然没有病，但百日内不允许进宫；《南朝齐会要·民政》记载，萧齐时太子长懋等曾设立了可以收隔病患的医疗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者；北宋医学著作《太平圣惠方》记载当瘟疫进入百姓家庭时，需要开窗通风，这样不会传染等。

清朝是我国天花流行最猖獗的时期。天花又名痘疹、痘疮，是最古老的疾病之一，传染性很强，病死率也很高，它同鼠疫、霍乱、伤寒一样曾严重威胁着古人的健康与生命。当时的紫禁城里的统治者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其中主要措施之一就是隔离，即通过避痘、查痘、在热河（承德）建造避暑山庄、设立围班制度等方法，来达到防治天花的效果。

避痘是清初帝王隔离天花的主要方法。据清代史料笔记《北游录》记载，1644年清入关后，由于京城天花流行，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凡是有天花病人的地方，周围八十步都要用绳子围起来，其他人不得入内。据史料《东华录》记载，顺治二年（1645）曾规定对天花患者进行隔离，要求在京城外四十里东西南北处各指定一村，作为京城里出痘者隔离的集中地，以防疫情蔓延。

顺治帝本人则采取停止大规模朝会或出宫暂停留宿的避痘方法。如《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帝某次寿辰时，由于京城天花流行，因而下令免去了朝贺礼；又如《北游录》记载，顺治十二年十一月，顺治帝的第二位皇后即孝惠后出痘，顺治帝便急往南海子“避痘”，并下令宫中每天去送碳的人，无论男女，只要没出过痘的，都应该在五十丈外止步。

康熙帝刚出生时，正值天花大流行，不得不由乳母孙氏抱出紫禁城，进入北长街北口的福佑寺隔离。偏偏两岁那年，他仍然没有躲过天花的侵害，在多方的悉心照料下，所幸保住了性命。康熙帝搬回了紫禁城后，天花的阴影仍时时笼罩在他的周围。据清代官书《国朝宫史》记载，康熙十三年他曾下令，宫中太监及宫中行走等人，如果家中有患天花的病人，治好的在家待一个月，尚在治疗的须在家住百天，然后才能进宫。避痘法虽然简单，但效果良好。

为有效隔离天花，清代宫廷设立了查痘官员职位，即查痘章京。当时天花病人几乎每年都有，宫廷规定的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查痘章京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要求患痘民众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能来京；对于隐瞒不报的，还将从严惩处。据清代史料《癸巳存稿》卷九记载，查痘章京专职负责八旗及京城居民的天花检查，凡是发现得天花的病人，一律要求迁移单独的场所；在皇城外对宗室王公、公主郡主之家采取隔离性保护措施，即上述住宅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天花病人进入；负责管理蒙古王公的进京事项，只有出过痘（得过天花且产生了抗体）的官员才能进京。

位于承德地区的避暑山庄（热河行宫）是清代皇家园林，但是其建造的初衷却是与隔离天花有关。康熙帝于十六年在热河巡查时，突然发现这里不仅是连接京城和蒙古高原的咽喉之地，而且有利于隔离天花病毒，自然气候条件还适合于避暑、休憩，因而下令建造一座行宫，这就是避暑山庄的由来。清代皇帝每年5月来到山庄，10月前后返回京城，在这里围猎、召见群臣、批阅奏章、接见未出过痘的蒙、回、维等少数民族上层贵族及开展其他政治活动，驻跸近半年之久。

康熙帝在热河除了建造避暑山庄，还采取了相应的围班制度，以利于未出痘的蒙古各旗首领参与其主持的政治活动。所谓“围班”，就是皇帝每年秋天在热河举行围猎时，边区蒙古及西北民族部落首领分批觐见皇帝，并参与皇帝主持的围猎、宴席等活动。

位于热河的西北部的木兰地区，面积近万平方公里，这里林深菁密，水草茂盛，是极好的狩猎之地。围班制度是年班制度的补充形式。根据清朝制度，蒙古各旗王公每年年末都要进京觐见皇帝，在京城停留40余天，称为年班。期间，他们向皇帝献上贡品，皇帝也会回赏礼物，设宴招待他们，举办各种欢庆活动，并了解各旗政务，以加强对蒙古各旗的管理。

清初京城天花流行之时，为避免天花传染，皇帝下令凡是没有出痘的蒙古王公不得年底来京朝勤，但可以七月到热河，九月随皇帝木兰围猎，皇帝也可借此机会接见他们，并给与各种赏赐及娱乐性招待。此时热河秋高气爽，地广人稀，可以较为有效地避免天花传染。

限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清代宫廷采取的上述隔离天花病毒的措施有着不完善的方面，但是对于防止瘟疫的蔓延、正常开展各项活动仍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认为，上述隔离法是我国传统中医防疫理念的应用方式之一，亦能体现我国古人的智慧。（周乾 作者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从古至今，瘟疫都是人类的最大威胁之一，尤其是医疗水平远不如今天的古代，瘟疫所造成的死伤都是非常巨大的，且古代瘟疫爆发的频率也远比今天要高得多，纵观我国历代史书的记载不难发现这一点。

而每一次瘟疫的发生，都是对当朝者的一次考验，如果朝廷对瘟疫处理不当，会引发统治危机甚至有颠覆政权的危险，所以，面对瘟疫，朝廷往往都会竭尽全力去阻止瘟疫的蔓延。

那么面对瘟疫，古代通常都是如何应对的呢？下面笔者将以宋朝防治瘟疫为例，来与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古代人对瘟疫的治理。因为宋朝是历代王朝当中防治瘟疫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宋朝对瘟疫的防治可以说是非常系统全面的，想要了解古代如何防治瘟疫，宋朝最值得研究。

其实，古代的医疗水平虽然不发达，但古人对瘟疫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浅，甚至他们对瘟疫的防治理念也并不落后于今人，像《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医学古籍都有对“瘟疫”的详细介绍以及治疗办法，甚至很多文学作品中也都有所体现，明朝著名医家吴有性曾长期致力于对瘟疫的研究，并创作了《温疫论》一书，系统介绍了瘟疫的发病，症状与医治方法。

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治疗瘟疫的方法也是取自《温疫论》等古人总结研究而成的医书。

所以，古人防治瘟疫的理念与今天人们防治瘟疫大同小异，具体步骤如下：

一，发现疫情上报朝廷

瘟疫一旦发生，仅凭地方是完全没有能力应对的，必须上报朝廷，由朝廷下令集全国之力进行防治，宋朝从立国之初便要求各地官员发现疫情必须及时上报。宋仁宗皇祐年间，全国瘟疫频发，但各地上报非常少，皇帝对此产生疑惑，因此而下诏令“比日上封言事者少，岂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而后皇帝下令整顿中央与地方官府机构，保证从地方到中央政令顺达畅通。

二，朝廷得到关于瘟疫的奏报后即派医官前去医治，并动用国库征收各地药材发往疫区

瘟疫发生后，朝廷会立即向疫区派遣翰林医官院和太医局的太医，令他们前去巡诊并与地方医者共同研究有效的防治措施，并向疫区散发汤药。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开封发生疫情，朝廷即派十位医术最高的太医前去诊治，另外还拨款令太医们随时调用。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阻止进一步的传染。

其实我们现在防治瘟疫扩散的主要措施就是隔离，而“隔离”也是取自古人治理瘟疫的理念。

例如宋神宗熙宁年间，吴越一带发生瘟疫，“死者殆半”，非常严重，当时的越州知州赵抃即设立“病坊”，用以收留病患，隔离治疗。

宋哲宗元祐年间，杭州发生瘟疫，时任杭州知州的苏轼也曾设立“病坊”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

事实上，瘟疫发生后，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并不仅仅是宋朝所专属的，汉朝，唐朝，明朝，清朝等历代王朝都有类似的隔离措施。

四，官府出资掩埋尸体。

从一开始的救治病患到后期对尸体的掩埋都是由官府出资的，病人一旦不治而亡，则由官府施赠棺木并集中掩埋死者。而朝廷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在官府的监督下妥善处理尸体，防止病毒扩散，第二点则是稳定和收买民心，防止百姓趁机作乱。

五，保护水源，改善饮用水的环境。

这一点在笔者看来非常超前，宋朝意识到水源对疫情发生及扩散所起到的作用始自南宋，很多史籍都有官员治理水源防止疫情发生及扩散的记载。

比如宋孝宗乾道年间，隆兴府知府吴芾看到豫章沟岁久湮塞，他认为“沟洫不通，气郁不泄，疫疠所由生也”，而后带领地方疏通了豫章沟。

其实，古代面对疫情，朝廷以及地方所能做的大抵也就以上这些了，尽人事，听天命。瘟疫的发生固然有很多客观的自然因素掺杂其中，但更多的是人祸，人类只有爱护自然，敬畏自然，才能得到大自然的回馈而不是报复。

在中国历代抗瘟疫的斗争中，医生经总是战斗在抗病的第一线上，治病救人，不计较个人安危和利益，为穷人提供免费服务。历史上医家就有“不为将相，偏为良医”的美德。很多名医佚事都是有关治疗瘟疫的故事，而通过抗防治瘟疫也同时造就了一代名医，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的发展。

历史上大疫流行时期，也是名医辈出的年代。如东汉时期的张仲景以治疗“伤寒”病著名，其中医经典著作《伤寒论》论述了对多种传染性疾病不同时期的治疗方法，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灵活多变的辩证施治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石。张仲景因此被称为“医圣”，日本汉方医的经方派至今还用张仲景的原方治疗病毒性肝炎等传染病。

在古代人们就已经有消毒的意识了。一旦爆发瘟疫，古人通常会在疾病爆发的区域，使用醋及石灰进行处理。我国出土秦朝的竹简中，记载凡来秦国入城的宾客，其所乘坐的马车要经过火燎烟熏以消毒防疫。宋朝时期还用艾蒿等药物驱赶蚊虫以预防瘟疫。这些方法防止疫情的发生是非常有效的。为了阻止病毒的传播还污染，古人们还会深埋或焚烧病患者的尸体，再加以石灰覆盖后安葬，以彻底阻隔病毒的再次传播。

由于古人对瘟疫束手无策，缺乏科学的认识，只好把瘟疫归咎于上天对人类的惩罚，也因此催生了一些对瘟疫的神话传说。

传说上古五帝之一的颛顼，有一个名叫魑魅的儿子，死后变成了疫鬼，经常出来害人，就像《释名》中所记载的一样：“疫，役也，言有鬼行役也”。因此，只要有瘟疫发生时，人们就只能采取“取媚神祗”的方法，期望求得神灵的庇佑，早日驱走瘟疫。

在《周礼·夏官》中，就记载有专门负责驱疫的四个人，他们都身披兽皮，头戴面具，执戈扬盾，“帅百隶逐室殴疫”。后来逐渐演变成了现代的“傩戏”。除了民间自发的驱疫者外，朝廷还有专职的巫祝官员，负责攘除疠疫。

古代是没有医院的，别说医院了，就连医疗设施都没有，古代人生病了一般是进行针灸，喝草药，按摩，有点钱的人会请郎中看病，望闻问切，穷人没有钱，小病就扛着，或者上山找药草，大病的实在没钱治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等死。

大病的话一般是一些瘟疫，风寒，伤寒等。元朝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可见古代对治疗瘟疫有一定的配方和方法。 

我们在古装剧中还能经常看到古人生病了拿布放在头上。对于古人生病头绑额带的行为，实是古人患了风寒，系由风寒之邪侵袭人体所致。风为阳邪，其性开泄，易袭阳位，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故常伤及人体的头面、阳经、肌表，以前额、太阳穴为著。所以要头绑额带，驱散风邪、打通经络、刺激穴位、调节神经、减轻痛苦。

古代还有中医的四本四大名著，《黄帝内经》就有记载古人是怎么进行治疗调理的：《金匮要略》被历代推崇为方书之祖和治疗杂病的典范，林亿谓其“施之于人，其效若神。”

而西方的古代人，对于生病却没有很好的治疗方法，如果古代西方人感冒了，他们就会放掉自己的血进行治疗，以平衡身体的机能。

所以古代人生病治疗都用一定的方法，针灸喝草药，按摩，敷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