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端午节是我国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游百病，佩香囊，备牲醴。

端午节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纪念历史上伟大的民族诗人屈原。屈原，名平，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人，生于楚威王五年夏历正月初七，或谓生于楚宣王二十七年，卒于楚襄王九年。

端午节的第二个意义是伍子胥的忌辰。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端午节第三个意义是为纪念东汉孝女曹娥救父投江而死。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端午节第四个意义是纪念现代革命女诗人秋瑾。秋瑾是六月五日殉国，后人为敬仰其诗，复哀其忠勇事迹，乃与诗人节合并举行纪念，而诗人节亦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而定为端午节。秋瑾字睿卿竞雄，号鉴湖女侠，小字玉姑，浙江绍兴人，幼年擅长诗、词、歌、赋，且喜骑马击剑，有花木兰、秦良玉在世之称。28岁时参加革命，影响极大，预谋起义，开会时为清兵所捕，不屈，于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五日在绍兴轩亨口英勇就义。

悬钟馗像：钟馗捉鬼，是端午节习俗。在江淮地区，家家都悬钟馗像，用以镇宅驱邪。唐明皇开元，自骊山讲武回宫，疟疾大发，梦见二鬼，一大一小，小鬼穿大红无裆裤，偷杨贵妃之香囊和明皇的玉笛，绕殿而跑。大鬼则穿蓝袍戴帽，捉住小鬼，挖掉其眼睛，一口吞下。明皇喝问，大鬼奏曰：臣姓钟馗，即武举不第，愿为陛下除妖魔，明皇醒后，疟疾痊愈，于是令画工吴道子，照梦中所见画成钟馗捉鬼之画像，通令天下于端午时，一律张贴，以驱邪魔。

挂艾叶菖蒲：在端午节，家家都以菖蒲、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称为艾人。将艾叶悬于堂中，剪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贴以艾叶，妇人争相佩戴，以僻邪驱瘴。用菖蒲作剑，插于门楣，有驱魔祛鬼之神效。

赛龙舟：当时楚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死去，于是有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不见踪迹，是为龙舟竞渡之起源，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鱼吃掉屈原的尸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清乾隆二十九年台湾开始有龙舟竞渡，当时台湾知府蒋元君曾在台南市法华寺半月池主持友谊赛。现在台湾每年五月五日都举行龙舟竞赛。香港有竞渡，近来英国人也有仿效我国人作法，组织鬼佬队，进行竞赛活动。

吃粽子：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以祭祀屈原，为恐鱼吃掉，故用竹筒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

饮雄黄酒：此种习俗，在长江流域地区的人家很盛行。

游百病：此种习俗，盛行于贵州地区的端午习俗。

佩香囊：端午节小孩佩香囊，不但有避邪驱瘟之意，而且有襟头点缀之风。香囊内有朱砂、雄黄、香药，外包以丝布，清香四溢，再以五色丝线弦扣成索，作各种不同形状，结成一串，形形色色，玲珑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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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屈原投江

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居民为了不让跳下汨罗江的屈原尸体被鱼虾吃掉，所以在江里投下许多用竹叶包裹的米食（粽子），并且竞相划船（赛龙船）希望找到屈原的尸体。

（二）曹娥寻父尸

东汉孝女曹娥，因曹父溺江而亡，年仅十四岁的她沿江豪哭，经十七日仍不见曹父尸首，乃在五月一日投江，五日后两尸合抱而浮起的感人事迹， 乡人群而祭之。

（三）白蛇传

传说白蛇白素贞，为了报答许仙的恩惠，与许仙结为夫妻的凄美的爱情故事，传说端午节当天白蛇喝了雄黄酒，差点现出蛇形，加上法海白蛇及水淹金山寺的情节，都是脍炙人口的民间戏曲的曲目。

（四）伍子胥的忌日

传说伍子胥助吴伐楚后，吴王阖闾逝世，皇子夫差继位，伐越大胜，越王句践请和，伍子胥主战，夫差不听，却听信奸臣言，赐伍子胥自杀，并於於五月五日将尸体投入江中，此后人们於端午节纪祀伍子胥。

二、相关习俗

端午节又称天中节，因为农历五月以后，天气渐渐炎热，因此蚊虫苍蝇孳生，传染病很容易发生，所以古人称五月为「恶月」或「百毒月」。而到了端午节时阳光最为炽热，百毒齐出。古人就用天中五瑞--五种植物：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和山丹来去除各种毒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卫生节。

民国成立以后订为「夏节」，另外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又称「诗人节」。 端午节，因家家户户悬挂菖蒲避邪，故称「蒲节」。

端午节的相关习俗有下列几：

（一）吃粽子

是因屈原投江，民众怕屈原的尸体被鱼、虾吃掉，所以用竹筒装好米食投入江中，后来演变成用竹箨、竹叶包好投入江里餵鱼、虾。

（二）喝雄黄

因端午节后各种虫类，开始活跃起来，瘟疫渐多，雄黄具有消除疫病的功用；也是因白蛇传的故事，白蛇喝了雄黄酒之后，差点现出蛇形，所以民众则起而彷效，希望收到去邪的功能。

（三）挂艾草、菖蒲、榕枝

端午节在门口挂艾草、菖蒲（蒲剑）或石榴、胡蒜，都有其原因。通常将艾、榕、菖蒲用红纸绑成一束，然后插或悬在门上。因为菖蒲天中五瑞之首，象徵却除不祥的宝剑，因为生长的季节和外形被视为感「百阴之气」，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所以方士们称它为「水剑」，后来的风俗则引伸为「蒲剑」，可 以斩千邪。清代顾铁卿在”清嘉录”中有一段记载「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於床户，皆以却鬼」。而晋代”风土志〃中则有「以艾为虎形，或剪彩为小虎，帖以艾叶，内人争相裁之。以后更加菖蒲，或作人形，或肖剑状，名为蒲剑，以驱邪却鬼」。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在 我国古代就一直是药用植物，针灸里面的灸法，就是用艾草做为主要成分 ，放在穴道上进行灼烧来治病。有关艾草可以驱邪的传说已经流传很久， 主要是它具备医药的功能而来，像宗懔的〃荆楚岁时记〃中记载日鸡未鸣 时，采艾似人形者，揽而取之，收以灸病，甚验。是日采艾为人形，悬于 户上，可禳毒气。」一般人也有在房屋前后栽种艾草，求吉祥的习俗。台湾民间也有在端午时贴〃午时联〃，它的作用和灵符一样，有些午时联上有下列的句子「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 榕枝在民间的意义可使身体矫健「插榕较勇龙，插艾较勇健」。也有地方习 俗是挂石榴、胡蒜或山丹，胡蒜除邪治虫毒；山丹方剂治颠狂，榴花悬门 避黄巢， 石榴花正是这个季节的花卉，也有治病的功能。石榴皮为一常见的中药。而石榴花和黄巢的关系，还有一段故事。黄巢之乱的时候，有一次黄巢经过逼个村落，正好看到一个妇女背上背著一个较大的孩子，手上牵著一个年纪较小的，黄巢非常好奇，就询问原因。那位妇人不认识黄巢，所以就直接说因为黄巢来了，杀了叔叔全家，只剩下这个唯一的命脉，所以万一无法兼顾的时候，只好牺牲自己的骨肉，保全叔叔的骨肉。黄巢听了大受感动，并且告诉妇人只要门上悬挂石榴花，就可以避黄巢之祸。

（四）悬钟馗像

因为民间传说为抓鬼大帝，所以钟馗像有辟鬼的能力，据说唐明皇曾梦到一个大鬼和一个小鬼，小鬼在偷吃东西，大鬼便把它捉到吃了。唐明皇问大鬼说：「你是什麼人？」大鬼说：「我叫钟馗，是终南山的进士，因为面帽丑陋，应考时没被录取，我就自杀了。现在我誓为陛下除去天下妖魔。」明皇醒后，就叫画家吴道子照他梦中所见，绘出钟馗像来除邪。原来钟馗像是在岁末时才挂的，明朝画家文徵明还画过「寒林钟馗」，端午挂钟馗像可能是到明末或清初才有的习俗，台湾较少有此一习俗。

（五）划龙船竞赛

古代因为屈原投江而民众竞相划船，为了救屈原。现代则为一种表现团队精神的最佳活动，而且在全省各线市的主要河川，每年都举办划龙船比赛，国内的无线电视台都会转播比赛盛况，近年来有逐渐发展成国际邀请赛的情形。龙船比赛会让外国友人喜欢的原因：它是一种有别於国外盛行的独木舟或八人式的划船，而是一种需要更多默契的力与美的运动。各地的龙船赛大同小异，值得一提的是：宜兰县二龙村的龙舟比赛，不因为他们的龙舟比其它地方长或漂亮而闻名，而是因为一项相传有两百年历史，而且只有两队--上二龙村的淇武兰和下二龙村的洲仔尾，他们各自拥有一条都绘有太极图案的龙舟，只是淇武兰以绿色为底，洲仔尾却以红色为底。比赛规则是两村的居民都是选手，反覆在二龙溪比赛达数十次（从午后到黄昏），选手累了马上换同村的人上场，最后以胜的次数多的队伍为赢。

三、相关语言教材

（一）语词

粽叶

食肉粽

划龙船

雄黄酒

白蛇传

吃桃子

李子

茄子

长豆食豆食到老

艾草

菖蒲

（二）语句

1五月节粽未吃，破裘不可放。

2你爱吃肉粽、粿粽还是碱粽？

3粽叶都是用以桂竹箨做的

4每年的划龙船我都会去看。

5五月节中午要吃桃子、李子。

6食茄肥到会摇，食豆食到老老老。

7五月节最好听的故事就是白蛇传。

8五月节大部分都会在家里洒雄黄，插艾草、菖蒲。

（三）歌谣

五月节 龙船鼓 响上天

艾草种在房间里不能驱蚊，需要熏烧艾草枝叶才能驱蚊。

艾草辛温透散，熏烧艾草枝叶可驱蚊蝇、避秽气、所以各家会烧艾以预防传染病，保家人健康。用艾条进行熏烟30分钟，能起到对居室消毒杀菌、驱除虫害、清洁空气的作用，对呼吸道传染病等也有预防效果，且气味清香，无毒无害。

需要提醒的是，有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患者要慎用艾叶熏，并非艾叶对此类疾病有害，而是很多患者对各种烟熏都会过敏而加重症状。

扩展资料

研究发现艾叶含有异泽兰黄素，它具有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能镇痉和治疗胃溃疡。艾叶黄酮类和多糖类化合物具有抗氧化活性，艾叶多糖还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艾叶富含挥发油，能够抗菌抗病毒，因此，在夏季也常常用于熏蒸消毒，预防蚊虫。

艾叶不仅是一款常见的蔬菜，也是一味实用的药材。在《诗经》《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关于艾叶医药用途的记载。在民间为了治病祛邪，也有三月三吃艾糍粑，五月五门口挂艾叶、洗艾叶药浴的风俗。而民间更有“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的说法。

人民网-食“艾”好时节 三月艾草的食用良方

人民网-芳香避秽的中草药（杏林寻宝——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20世纪，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身世记载屈原身世的材料，以《史记·屈原列传》较早而具体。司马迁之前，贾谊在贬谪长沙途经湘水时，曾作赋以吊屈原。文中引用了屈原《离骚》及《九章》中的一些篇章，转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与《史记》所载完全契合。和司马迁同时代而年辈稍早的有东方朔作《七谏》，庄(东汉人避讳作严)忌作《哀时命》，都是摹仿屈原的作品，文中所述屈原的思想和遭遇，也与《史记》所述相接近，所以《史记》所载屈原事迹是基本可信的。当然，传中也有偶然失叙或史实错记之处。

　　近代少数学者对屈原的存在表示怀疑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

　　《屈原列传》说屈原名平，字原。而《离骚》中则自称名正则，字灵均，这是前者的转写化名。“正则”与“灵均”是平和原二字的引申义。

　　关于屈原的出生年月日，《离骚》中自述：“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对此有不同解释，大致可分两说：一是王逸说，他认为“摄提”是“摄提格”的省称，屈原生于“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即寅年寅月寅日；二是朱熹说，他认为“摄提”是天上星座名，并不说明什么年份，两句只是说屈原生于寅月寅日，但年份不明。二说之中，王逸说更为流行，但因所据历法不同，结论各异。浦江清推定屈原于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正月十四日生，这一结论较为精细。

　　屈原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应是夏氏族的一部分。据《史记·楚世家》说，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的创业始祖，姓。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传至熊通(一作达)，就是楚武王。其子瑕，封采邑于屈，子孙就以屈为氏，所以屈是楚国姓的分支。自春秋以来，屈姓历世都担任楚国的显要职位，担任高级官职莫敖的有屈重、屈完、屈荡(前后两见)、屈到、屈建、屈生等，多半是父子相传。

　　屈原的父亲，《离骚》中称其名为伯庸，可能也是化名。另外，传说中屈原还有一姊。

　　屈原所得姓的屈地，今已很难确指在何处。屈原故里只能据汉以后各家之说来推断，诸说中以丹阳秭归的传说为最多。丹阳即楚始封之地。郦道元《水经注·江水注》引袁山松《宜都记》说：“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而屈原之乡里也，原田宅于今具存”，“秭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原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宅之东北六十里有女媭庙，捣衣石犹存。”这是汉魏以来关于屈原故里的最具体的说法。

　　屈原的政治活动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重要政治家。他的一生在激烈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度过。了解他的政治活动经历，是研究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重要前提。

　　自屈瑕任莫敖后，这个职位几乎全由屈氏子孙世袭。其职位仅次于令尹。《屈原列传》说屈原曾为楚怀王左徒。据现有史料可以考知的战国时期担任过楚左徒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春申君以左徒升为令尹，与楚旧制莫敖升为令尹相同。而从《屈原列传》所载屈原在内政、外交方面担负的职责来看，左徒亦与莫敖职位相当，可能就是春秋时代的莫敖。屈原与怀王同祖，他当左徒，是以宗亲而任重臣。

　　屈原在政治上的活动，据《屈原列传》所载，并用屈原作品相印证，主要有：内政方面辅佐怀王，议论国事及应对宾客，起草宪令及变法；外交方面参加合纵派与秦斗争，两度出使于齐。

　　屈原的政治活动是和当时历史发生变革的情况相联系的。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要求，诸侯国家都已自成中心，相互争霸，楚国的形势与中原各国有相似之处，并由于地理和政治上的有利条件，发展成新兴大国。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经过长期兼并，形成了七雄并峙的新局面，其中又以秦、楚为最强。

　　屈原辅佐楚怀王，正在七雄激烈争斗之时。屈原起初很受怀王信任重用，怀王让他“造为宪令”，即主持国家政令的起草、宣布等事项。“宪令”涉及推行变法之事。楚国在悼王时，已有吴起变法的先例。怀王初年，也想有一番作为，曾争到合纵之长，因而屈原希望变旧更新，一度受到怀王的支持。可是，楚国的变法本来就不够彻底，政权主要掌握在贵族重臣手中，他们为了保持个人禄位而反对变法。

　　当时楚国朝廷中佞臣充斥，与屈原同列的有上官大夫。他心怀嫉妒，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屈原的被疏远，根本原因在于他的政治改革计划触犯了贵族利益，遭到旧贵族们的中伤打击。

　　屈原和旧贵族集团的斗争，还表现在对外政策上。屈原分析了当时形势，坚决主张联合齐国、抗击秦国的策略，这是对楚国有利的正确策略，怀王曾采纳他的主张，并派他出使齐国。屈原被疏远后，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以土地诱惑楚怀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就改变了对外政策，采取绝齐亲秦方针，结果使楚国在政治上、外交上吃了大亏。怀王恼怒，又轻率出兵伐秦。由于没有齐国的支援，被秦国打得大败，还丧失了汉中之地。在危殆的形势下，屈原曾被怀王再次派往齐国，以图修复两国交好。但不久，秦昭王又提出秦楚两国联姻，要与楚王会面，屈原谏阻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无行!”怀王之子子兰却劝怀王去秦，说：“奈何绝秦欢”怀王终于去了秦国，果然被扣留，最后客死于秦。当时屈原已被逐出朝廷，流放到汉北地区。

　　楚怀王死了以后，长子顷襄王继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当时，楚国人都责怪子兰劝怀王入秦的过错，所以，屈原受到广泛的同情。但子兰非但不思其过，反而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在一怒之下，再次把屈原流放到江南地区。大约此时郢都在庄暴郢之后，“百姓震愆”，“民离散而相失”，他只得去故乡而就远。辗转流离在沅、湘一带大概有九年之久。他远离故国，又无职位，对于国家、宗族之事只有悲叹而已。于是，他又慢慢地顺着沅江，向长沙走去。屈原回楚都既不可能，远游、求贤又不成，这时他“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最后，在无可奈何之际，他自沉于汨罗江中，以明其忠贞爱国之怀。

　　除左徒外，屈原还曾担任过“三闾大夫”一职。三闾即楚宗室昭、屈、景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应当就是春秋、战国以来晋、鲁等国的公族大夫，职务是管理宗族事务，教育贵族子弟，汉代的宗正与之相当。屈原之为三闾大夫，肩负着教育宗族胄子的重任。这在《离骚》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他为培养后备人材付出了大量心血，但结果却是“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他辛勤培育的一批人，竟变成了反对自己的敌对力量，使他感到极大的苦痛。

　　屈原的思想和创作屈原学识渊博。他对天文、 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在屈原的作品中，随处都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忠君致治的思想感情。

　　他的政治理想的内容就是“美政”，即圣君贤相的政治。他认为只有圣君贤相才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他热烈颂扬古代的圣君如尧、舜、禹、汤、后稷、文王以及齐桓、晋文和楚之三后等，热烈颂扬古代的贤臣如伊尹、傅说、吕望、周公、宁戚、箕子、介子、比干、伯夷、叔齐、伍子胥及楚之子文等。他还用对比的方法讲一些非圣之君如桀、纣、羿、寒浞、浇等。他想通过对比来说明圣君贤相的重要，并借以说明楚无圣君贤相的危险性，这些都是针对现实而发的。“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耿介，意即光明正大，是屈原对国君的最高要求。所谓贤臣，则以伊、傅、吕、宁为楷模，而不以贵胄为对象。这就是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意思，屈原在讲到贤臣时，往往用忠贞、忠诚、忠信这些语辞。屈原本人就是在忠君爱国的思想支配下，敢于坚持真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古代贤臣“忠”的美德在他身上有充分的表现。

　　屈原“美政”的另一基本内容就是民本思想。这在他的作品中有很清晰的表述。他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这实际上是古代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引)思想的发展。所谓圣君贤相，所谓美政，就是要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