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自古以来的贤王圣帝，还需要勤奋学习，何况是普通百姓之人呢！这类事情遍见於经籍史书，我也不能一一列举，只举近代切要的，来启发提醒你们。士大夫的子弟，几岁以上，没有不受教育的，多的读到《礼记》、《左传》，少的也起码读了《毛诗》和《论语》。到了加冠成婚年纪，体质性情稍稍定型，凭著这天赋的机灵，应该加倍教训诱导。有志向的，就能因此磨炼，成就士族的事业；没有成就功业志向的，从此怠惰，就成为庸人。人生在世，应当有所专业，农民则商议耕稼，商人则讨论货财，工匠则精造器用，懂技艺的人则考虑方法技术，武夫则练习骑马射箭，文士则研究议论经书。然而常看到士大夫耻于涉足农商，羞於从事工技，射箭则不能穿铠甲，握笔则才记起姓名，饱食醉酒，恍惚空虚，以此来打法日子，以此来终尽夭年。有的凭家世馀荫，弄到一官半职，就自感满足，全忘学习，遇到婚丧大事，议论得失，就昏昏然张口结舌，像坐在云雾之中。公家或私人集会宴欢，谈古赋诗，又是沉默低头，只会打呵欠神懒腰。有见识的人在旁看到，真替他羞得无处容身。为什么不愿用几年时间勤学，以致一辈子长时间受愧辱呢？

梁朝全盛时期，士族子弟，多数没有学问，以至有俗读说：“上车不落就可当著作郎，体中无货也可做秘书官。”没有人不讲究熏衣剃面，涂脂抹粉，驾著长檐车，踏著高齿屐，坐著有棋盘图案的方块褥子，靠著用染色丝织成的软囊，左右摆满了器用玩物，从容地出入，看上去真好似神仙一般，到明经义求取及第时，那就雇人回答考试问题；要出席朝廷显贵的宴会，就请人帮助作文赋诗。在这种时候，也算得上是个“才子佳士”。等到发生战乱流离后，朝廷变迁，执掌选拔人才的职位，不再是从前的亲属，当道执政掌权，不再见当年的私党，求之自身一无所得，施之世事一无所用，外边披上粗麻短衣，而内里没有真正本领，外边失去虎皮外表，而里边肉里露出羊质，呆然像段枯木，泊然像条乾涸的水流，落拓兵马之间，辗转死亡沟壑之际，在这种时候，真成了驽才。只有有学问才艺的人，才能随处可以安身。从战乱以来，所见被俘虏的，即使世代寒士，懂得读《论语》、《孝经》的，还能给人家当老师；虽是历代做大官，不懂得书牍的，没有不是去耕田养马，从这点来看，怎能不自勉呢？如能经常保有几百卷的书，过上千年也不会成为小人。

有位客人追问我说：“我看见有的人只凭藉强弓长戟，就去讨伐叛逆，安抚民众，以取得公侯的爵位；有的人只凭藉精通文史，就去救助时代，使国家富强，以取得卿相的官职。而学贯古今，文武双全的人，却没有官禄爵位，妻子儿女饥寒交迫，类似这样的事数不胜数，学习又怎么值得崇尚呢？”我回答说：“人的命运坎坷或者通达，就好像金玉木石；钻研学问，掌握本领，就好像琢磨与雕刻的手艺。琢磨过的金玉之所以光亮好看，是因为金玉本身是美物；一截木头，一块石头之所以难看，是因为尚未经过雕刻。但我们怎么能说雕刻过的木石胜过 尚未琢磨过的宝玉呢？同样，我们不能将有学问的贫贱之士与没有学问的富贵之人相比。况且，身怀武艺的人，也有去当小兵的；满腹诗书的人，也有去当小吏的，身死名灭的人多如牛毛，出类拔萃的人少如芝草。埋头读书，传扬道德文章的人，劳而无益的，少如日蚀；追求名利，耽於享乐的人，多如秋草。二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另外，我又听说：一生下来不学就会的人，是天才；经过学习才会的人，就差了一等。因而，学习是使人增长知识，明白通达道理。只有天才才能出类拔萃，当将领就暗合于孙武、吴起的兵法；执政者就同于管仲、子产的政治素养，像这样的人，即使不读书，我也说他们已经读过了。你们现在既然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如果不效仿古人勤奋好学的榜样，就像盖着被子蒙头大睡，什么也不知道。”

人们看到乡邻亲戚中有称心的好榜样，叫子弟去仰慕学习，而不知道叫去学习古人，为什么这样糊涂？世人只知道骑马披甲，长矛强弓，就说我能为将，却不知道要有明察天道，辨识地利，考虑是否顺乎时势人心、审察通晓兴亡的能耐。只知道承上接下，积财聚谷，就说我能为相，却不知道要有敬神事鬼，移风易俗，调节阴阳，推荐选举贤圣之人的水平。只知道不谋私财，早办公事，就说我能治理百姓，却不知道要有诚己正人，治理有条理，救灾灭祸，教化百姓的本领。只知道执行律令，早判晚赦，就说我能平狱，却不知道侦察、取证、审讯、推断等种种技巧。在古代，不管是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当仆人的、做奴隶的，还是钓鱼的、杀猪的、喂牛牧羊的人们中，都有显达贤明的先辈，可以作为学习的榜样，博学寻求，没有不利於成就事业啊！

所以要读书做学问，本意在於使心胸开阔使眼睛明亮，以有利於做实事。不懂得奉养双亲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探知父母的心意，顺受父母的脸色，和声下气，不怕劳苦，弄来甜美软和的东西，於是谨慎戒惧，起而照办。不懂得服侍君主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守职不越权，见到危难不惜生命，不忘对君主忠谏，以利国家，於是凄恻自忠，要想效法。一贯骄傲奢侈的，要他看到古人的恭俭节约，谦卑养德，礼为教本，敬为身基，於是惊视自失，敛容抑气。一贯鄙吝的，要他看到古人的重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周济穷困，於是羞愧生悔，积而能散。一贯暴悍的，要他看到古人的小心贬抑自己，齿弊古存，待人宽容，尊贤纳众，於是疲倦沮丧，身体弱得不胜衣。一贯怯懦的，要他看到古人的不怕死，坚强正直，说话必信，好事干下去不回头，於是勃然奋力，不可慑服。这样历数下去，百行无不如此，即使难做得纯正，至少可以去掉过於严重的毛病，学习所得，用在哪一方面都会见成效。只是世人读书的，往往只能说到，不能做到，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判断一件诉讼，不需要弄清事理，治理千户小县，不需要管好百姓，问他造屋，不需要知道楣是横而兑是坚，问他耕田，不需要知道稷是早而黍是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情既很悠闲，人树更见迂诞，处理军国大事，一点没有用处，从而被武人俗吏们共同讥谤，确是由於上述的原因吧？

人在小的时候，精神专一而敏锐，长大之后，思想分散，所以需要及早教育，不要失去学习的机会。我七岁的时候，诵读《灵光殿赋》，到了现在，十年梳理（温习）一次，还没有遗忘。二十岁以后，所诵读的经书，废弃放置了一个月，就到了荒废（的地步），然而人困难坎坷，壮年时期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还应当在晚年学，不可以自暴自弃。孔子就说过：“五十岁来学《易》经可以没有大过失了。”曹操、袁遗老而更专心致志；这都是从小学习到老年仍不厌倦。曾参七十岁才学，而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岁才来游学，还成为儒家大师；公孙弘四十多岁才读《春秋》，凭此就做上丞相；朱云也到四十岁才学《易》经、《论语》，皇甫谧二十岁才学《孝经》、《论语》，都终於成为儒学大师；这都是早年迷糊而晚年醒悟。世上人到二、三十婚冠之年没有学，就自以为太晚了，因循保守而失学，也太愚蠢了。幼年学的像太阳刚升起的光芒；老年时学习的人，像在夜里拿着火把走路，仍然总比闭上眼睛什么也看不见要好。

学习风气是否浓厚，取决於社会是否重视知识的实用性。汉代的贤能之士，都能凭一种经术来弘扬圣人之道，上通天文，下知人事，以此获得卿相官职的人很多。末世清谈之风盛行以来，读书人拘泥于章句，只会背读师长的言论，用在时务上，几乎没有一件用得上。所以士大夫的子弟，都讲究多读书，不肯专守章句。梁朝贵族子弟，到童年时代，必须先让他们入国学，观察他们的志向与崇尚，走上仕途后，就做文吏的事情，很少有完成学业的。世代当官而从事经学的，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舀等人，他们都兼通文史，不只是会讲解经术。我也听说在洛阳的有塞浩、张伟、刘芳，在邺下又见到邢子才，这四位儒者，不仅喜好经学，也以文才博学闻名，像这样的贤士，自然可作上品。此外，大多数是田野间人，言语鄙陋，举止粗俗，还都专断保守，什么能耐也没有，问一句就得回答几百句，词不达意，不得要领，邺下有俗谚说：“博士买驴，写了三张契约，没有一个‘驴’字”如果让你们拜这种人为师，会被他气死了。孔子说过：“好好学习，俸禄就在其中。”现在有人只在无益的事上尽力，恐怕不算正业吧！圣人的典籍，是用来讲教化的，只要熟悉经文，粗通传注大义，常使自己的言行得当，也足以立身做人就行了。何必“仲尼居”三个字就得用上两张纸的注释，去弄清楚究竟“居”是在闲居的内室还是在讲习经术的厅堂，这样就算讲对了，这一类的争议有什么意义呢？争个谁高谁低，又有什么益处呢？光阴似箭，应该珍惜，它像流水一样，一去不复还。应当博览经典著作之精要，用来成就功名事业，如果能两全其美，那样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世俗的儒生，不博览群书，除了研读经书、纬书以外，只看注解儒家经术的著作而且。我刚到邺下的时候，和博陵的雀文彦交往，曾对他讲起王粲的文集里有驳难郑玄所注《尚书》的地方。崔文彦转向儒生们讲述这个问题，才开口，便被凭空排斥，说什么：“文集里只有诗、赋、铭、诔，难道会有讲论经书的问题吗？何况在先儒之中，没听说有个王粲”崔文彦含笑而退，终於没把王粲的集子给他们看。魏收在议曹的时候，和几位博士议论宗庙的事，他引闲《汉书》作论据，博士们笑道：“没有听说《汉书》可以用来论证经学。”魏收很生气，不再说什么。拿出《韦玄成传》丢在他们面前站起来就离开了。博士们一通宵把《韦玄成传》一起翻阅寻找，到了天亮，才前来向魏收致歉道：“原来不知道韦玄成还有这样的学问啊！”

邺下平定以后，我被迁送进关中。大儿思鲁曾对我说：“朝廷上没有禄位，家里面没有积财，应该多出气力，来表达供养之情。而每被课程督促，在经史上用苦功夫，不知做儿子的能安心吗？”我教训他说：“做儿子的应当以养为心，做父亲的应当以学为教。如果叫你放弃学业而一意求财，让我衣食丰足，我吃下去哪能觉得甘美，穿上身哪能感到暖和？如果从事於先正之道，继承了家世之业，即使吃粗劣饭菜、穿乱麻衣服，我自己也愿意。”校勘写订书籍，也很不容易，只有当年的扬雄、刘向才算得上是称职的。如果没有读遍天下的典籍，就不可以妄下雌黄修改校订。有的那个本子以为错，这个本子认为对；有的观点大同小异，有的两个本子的文字都有欠缺，所以不能偏听偏信，倒向一个方面。

“天下”是篇首的两个字，用来作为篇名。篇文极其精要地评述了先秦各家的学说，从庄子学派的观点出发，对各家学派一一作出褒贬，对庄子的思想也作了高度的概括，是研究先秦哲学思想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篇文自然分成七个部分，第一部分至“道术将为天下裂”，总述古代学术思想的演变，明确指出“道术”与“方术”的不同。“道术”是古人对宇宙本原和事物变化规律的研究，具有总体性和周遍性，是无处不在的；而先秦各家学派，只能就社会现象的某一方面进行讨论，割裂了事物的总体认识，也不可能探索到万物的基本规律，因此他们只能是“一曲之士”，而他们的学说也只不过是“以自为方”。第二部分至“才士也夫”，介绍墨家学说，墨家的基本主张是“泛爱”、“兼利”和“非斗”，毁弃古代的礼乐制度，倡导“非乐”与“节用”，而且身体力行。篇文认为墨家的主张和实践都不具有现实性，既不能真正拯救世界，自苦的精神也不合于真情实感的自然表达；对于墨家后学的贬斥就更多。第三部分至“其行适至是而止”，介绍宋尹学派，他们主张寡情少欲，忍辱负重，追求上下平等，希望社会平和安宁，反对攻伐，反对暴力行动。为了表达他们的信念，日夜不休地奔波劳苦。第四部分至“概乎皆尝有闻者也”，介绍彭蒙、田骈、慎到的学术思想。这三个人都是早期法家人物，主张“公而不当”、“易而无私”，追求用齐同划一的尺度和标准去看待事物和处理事物。慎到之流追求无差别的、具有平等含义的规范，这似乎与庄子学派的齐物、齐论的观点接近，其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庄子所主张的是混一的大同和超于物外的无我，而慎到之流所主张的是客观齐一的规范和不带主观成见的标准，因此篇文认为他们的主张仍不合于道。第五部分至“古之博大真人哉”，介绍关尹、老聃的思想。关尹和老聃是早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以道为本，认为事物之无、有出于自然而非人为，主张恬淡空虚，“动若水”、“静若镜”、“应若响”，并且倡导“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因此篇文称赞他们是“博大真人”，给予很高评价。第六部分至“未之尽者”，介绍庄子的思想。庄子的学说“弘大而辟”、“深闳而肆”，能够“应于化而解于物”，其要旨是宗本于道，其特点是“芴漠无形，变化无常”。篇文还对庄子文章博大、雄奇、伟异的特色，对庄子的纵放不羁、变化不定的心态作了较为准确的介绍，对于了解庄子的学说很有价值。余下为第七部分，介绍惠施、桓团与公孙龙等名家学派人物的思想，说他们十分渊博，但却不能符合于道。名家特别重视名与实的关系，为此设下许多辩论的话题。名家认为万物始终不会有固定的形态，因而也就不会有基本区别，差别和对立都是相对的，从而夸大了事物的同一性。篇文列数了名家学派的许多辩题，指斥他们夸饰、矜持的态度，从大道的角度说，他们只不过是一蚊一虻的喧扰。本部分结构安排与前几部分不同，大有游离之嫌。

本篇十分精妙，历来评价很高，但不应视为庄子之作，而是庄派后学比较先秦诸家后概括而成，并且起到了全书后序的作用。本篇文笔洗炼，结构严谨，对各家概括十分精当，加之所集录、介绍的先秦学派，其著作多已亡佚，因此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

孔夫子说:"我想考察夏朝的治道，而在夏朝后人所建的杞国没有可以验证的，我得到的是夏朝的时令书。我想考察殷朝的治道，而在殷朝后人所建的宋国没有可以验证的，得到的是殷朝的阴阳书。"夏朝的时令书，指的是《夏小正》一类。殷朝的阴阳书，属于《易》类。

希望可以帮到你！

曲笔

自从有了人伦，就产生了家国。孝顺父亲，教育儿子，侍奉君主，管理大臣，亲密和疏远的关系形成以后，（人之间的）等级就有了差别。所以“儿子为父亲隐讳，直道就在其中”，这是《论语》的思想；内外有别，抑恶扬善，这是《春秋》的大义。从此以后，一切按老规矩行事。记载历史的官员对于有涉及到君王、父辈的事情，一定用词有很多隐讳，虽然不够直白，但是维护了名教。那些搬弄词句，掩饰过错的，像王隐、虞预互相攻击凌辱，裴子野、沈休文（沈约字休文）相互释嫌道歉。是写是删全由自己臆断，用笔记载历史随心所欲，这是作者的丑行，人们都厌恶的行为。也有弄虚作假，记录不存在的事：有的赞美别人，借以获取私利；有的诬蔑别人，借以公报私仇。比如王沈写《魏录》贬低甄之诏，陆机写《晋史》，虚张抵挡诸葛亮的声势，班固接受金钱才开始写史书，陈寿借人的米才开始为人写传记。另外又有记载的奸贼、凶人，就算在朝市上示众，扔给豺狼虎豹去吃都不过分。

但是历史没有直白的写，用曲笔代替，如果此事已经大白天下，那么现在就不要相信书上的了。如果有从前贤人没有发现的曲笔，后来的人也不清楚的，现在稍微扩展一下见闻，用来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汉书·更始传》称更始帝刘玄非常懦弱，他刚即位，面朝南而立，朝见群臣，羞愧得流汗，双手摩擦坐席不敢抬头看。他还在微贱的时候，就能结交刺客报仇，在绿林避难，以豪杰成名。怎么会贵为君王之后，反而到了这种情形？定是作者曲笔逢迎当时（权势），衬托光武帝刘秀的美名；用阿谀的言辞取媚君王，来雪刘伯升（刘秀之兄，被刘玄所杀）的仇怨。而且光武中兴时期的历史，都出自东观（当时的修史馆），有的是汉明帝所定，有的是马皇后修订，而后国统延续，书籍都没有改动，于是冒用别人姓名（指汉明帝以别人名义修史），空流传了假的写史者。陈寿《三国志·刘后主传》说：“蜀国没有史官，所以灾难、祥瑞都没有记载。”但是又说黄气在姊归出现，群鸟坠落在江水中，成都有景星出现，益州没有宰相之气，如果蜀国没有设置史官，这些事从何得知？大概是因为陈寿的父亲在蜀国被羞辱受了髡刑，所以才加以诽谤。

古代诸侯争霸，胜负没有定数，但是别人的长处一定要夸赞，自己的短处也不隐讳。到了近古时代，不再听到极公正的言论，都说自己的国家好，都说别人的家庭坏。而魏收（《魏书》作者）因为元氏（北魏）发源在华夏的边远地区，被华夏各部所欺凌，于是把自己抬举的很高，

把桑乾地区比喻成周、汉国家；对中原排斥贬低，把自己蛮夷之地和建邺（今南京，当时南朝国都）相提并论。作为敌对的两国，打仗结怨，在檄文当中，相互诬蔑敌人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写入史册，就不好随便写了。如果不理解这个意思，怎么能谈论历史呢？史书上的曲笔虚假，不过十分之一二，谈论作者的罪过，已经太过太多。而魏收在史书中掺杂寓言，几乎超过一半的内容，从仓颉以来，很少见这样的人，而李百药的《齐书》被称为实录，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李百药（字重规）的父亲（李德林，也是史官）没有写到的地方，魏收（字伯起）署以公辅（李德林字公辅）的名字，借其大名，此事和顾雍（字元叹）一事类似（顾雍的老师蔡邕，对他非常赏识，把自己的名字赠送给他，所以师徒同名），既然受人恩惠就要回报，所以互相吹嘘赞美对方。但是一定要说鲁昭公懂得礼节（语出论语），我不相信。俗语说：“给敌人冠以贼的名义，就可以征讨他们了。”比如王劭的直言不屈，可以和古人相比。而魏书里的评论比较偏激，所以人们说它不够正直。没有说明他（魏收）的错误之处，却轻易的对他大肆口诛笔伐，这就是所谓的师出无名，不好取胜。探寻这种观点的起源，大概是因为王劭（字君懋）写史没有采用曲笔，直言不讳，所以获罪。有的人借史官之手，来报复私人恩怨，不然的话，为什么讨厌正直、憎恨主人如此强烈呢！

霜雪落下，才会见到松树的风操；国家丧乱，才能体现忠臣的气节。比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恪、毋丘俭，齐初的刘秉、袁粲，周末的王谦、尉迥，都是破家殉国，视死如生的人。而历代的史书，都称他们为逆臣，怎么能够激励名教，来规劝臣子们呢！古代记载史书，让贼臣逆子们害怕；现在记载史书，让忠臣义士羞愤。若使南、董（南史和董狐，都是春秋时史官，以直言不讳著称）有灵，一定会在九泉之下愤恨不已。

从梁、陈以后，隋、周之前，那些史书都是贞观年间史官们所撰，近代的事情容易查证，真假可以分别。那些朝廷贵臣，他们的父祖都有传记，考察史实，都是子孙们捏造的，如果去询问凡人、老人，事情和他们子孙说的有所不同，大多都不符实。如果前秦的人不死，就能验证苻生（前秦皇帝）是被诬蔑了；蜀国的老人还在的话，就知到诸葛亮多被歪曲了。这都是自古都值得遗憾的事，不仅仅是现在！

史书的作用，是记录功过，抑恶扬善，一朝得失，就会荣辱千年。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如何能称史官。但自古就没有听说因为直笔被杀，也没有听说因为曲笔获罪的。所以隐侯（沈约的谥号）的《宋书》有许多臆测，萧武帝明知但没有问罪他；魏寿的《魏史》也多有失实，齐宣帝明知也没有谴责他。所以让史臣能够凭自己的爱憎，自己的良心，进不怕权势，退无愧自身，追求实录，不是很难吗？啊！这也是君王们应该改革的。

不好意思，另外两篇都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