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吕氏春秋》和《列子汤问》。

俞伯牙与钟子期的传说又叫高山流水或高山流水觅知音。最早见于公元前四世纪的《列子汤问》为故事雏形，公元前三世纪的《吕氏春秋》在《列子汤问》的基础上对故事进行改编丰富，并增加了结局。此为高山流水故事的基础版本。西汉的《韩诗外传》、《淮南子》、《说苑》，东汉的《风俗通义》、《琴操》、《乐府解题》等等众多古籍纷纷援引。

明代冯梦龙把这个故事写到了自己创作的《警世通言》小说中，名字叫《俞伯牙摔琴谢知音》。在这篇小说中伯牙成了乐官俞伯牙，钟子期却成了汉阳的樵夫，上古的一小段百来字的典故此时完全变成了人物、地点、情节样样俱全的话本小说。

和氏璧是一块美玉，但我认为它并不值得用15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本是楚国人卞和挖到的，为了向楚王献出宝玉，他接连本砍掉了2条腿。最终在楚文王时期，这块巨大的原石被切开，证明了这确实是一块美玉。楚文王为了表彰卞和的忠诚，于是将这块玉命名为和氏璧。

和氏璧被当成楚国的宝物流传了400多年，后却不翼而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竟然流转到了赵惠文王的手里。

据记载，和氏璧在黑夜里可以自然的发光，所以又名"夜光之璧"。并且玉质冬暖夏凉，还可以驱逐蝇蚋。"百步之内，蝇蚋不入"。

由此可以看出，这块玉还真的和其他的玉不一样，并且充满了神秘感。古人常用美玉来祭祀祖先，除此之外，美玉还是权力与富贵的象征，因此和氏璧被称之为无价之宝。

秦昭襄王听说和氏璧流转到赵惠文王的手中的消息后，自然想据为己有。可明抢又显得有失风度，于是便提出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和氏璧的方案。就当时的市场价来看，十五座城池交换和氏璧是绰绰有余的，因此赵惠文王想要拒绝也没有合适的理由。

不然赵惠文王何须纠结，直接说出价太低就完事了，哪还会有之后完璧归赵的故事呢。秦昭襄王时期，秦国的国力已然成为了七雄中最强的一个，但赵国，此时正恰逢赵武灵王去世，赵惠文王当政期间。

后赵武灵王时期，虽然赵国的军事实力连年都在往下滑，可赵国依旧在担任抗秦先锋的角色。因此秦昭襄王才会想以这种办法来空手套白狼。

蔺相如并没有辜负赵王的嘱托，完美的将和氏璧带了回来，蔺相如一时名声大振。秦昭襄王吃了暗亏，后续便派兵攻打赵国，不单单歼灭了赵国的2万士兵，还占领了不少土地。秦昭襄王找回了点面子，此事才算作罢。

玄奘（602年~664年），唐代著名高僧，法相宗创始人，洛州缑氏（今河南洛阳偃师）人[1] ，其先颍川人[2] ，俗家姓名“陈祎（yī）”，法名“玄奘”，被尊称为“三藏法师”，后世俗称“唐僧”，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

玄奘为探究佛教各派学说分歧，于贞观元年一人西行五万里，历经艰辛到达印度佛教中心那烂陀寺取真经。前后十七年学遍了当时的大小乘各种学说，共带回佛舍利150粒、佛像7尊、经论657部，并长期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玄奘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75部、1335卷。玄奘的译典著作有《大般若经》《心经》《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述他西游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西游记》即以其取经事迹为原型。

玄奘被世界人民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其爱国及护持佛法的精神和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世界和平使者。他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相，不畏生死的精神，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玄奘的思想与精神如今已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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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多年来，中国到底有多少文物流失海外，现存何处？确切的数字恐怕永远是个谜。我国政府、学者和有识之士一直致力于流失海外文物的调查工作，但由于受条件的限制，这项调查工作还远未达到理想的状态。据我国有关部门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00多座博物馆中的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而且均是文物中的精品，它们大多是在旧中国时流失海外的。

旧中国文物流失海外主要有3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

早在1840年，列强就把中国文物列为文化侵略的重要内容，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1860年英法联军对圆明园进行了野蛮的劫掠和焚烧。圆明园内四五十处殿堂内装饰了难以计数的紫檀家具，陈设了大量的国内外珍奇宝贝，有家具、锦缎、毡毯、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漆器、牙雕、玛瑙、琥珀、水晶、木雕玉器、宝石、书画、钟表、历代典籍应有尽有。当时的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被掠走海外，为英、法、美、日、西欧诸国博物馆和私家所收藏，其中尤以大英博物馆和法国枫丹白露宫最多。现在大英博物馆中中国历代珍稀之品多达3万多件，包括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摹本。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也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

同时，一些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掠去的中国文物也不计其数。据统计，1856—1932年间，俄、英、德、法、日、瑞典、美国等国曾考察我国西北地区66次，每次考察都掠走了大量中国文物。历次考察中，尤以斯坦因和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掠走的文物最多。斯坦因窃取的9000多个卷子和500多幅绘画，一部分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一部分在大英图书馆，一部分在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伯希和窃取的6000余种经书和一些画卷，主要收藏在法国国立图书馆。历年的劫掠，加上国内某些军阀、奸商及无知国民的盗卖，中国文物被大量偷运出境，国外的中国文物日见丰盈。

1899年左右，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甲骨文自出土之日起就处在不断流失之中，先是被当作药材贩卖，后又被西方列强的文化掮客以各种名目大量收购而去。据不完全统计，安阳小屯出土的近20万片甲骨，有近3万片流失海外，被12个国家和地区收藏。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人对我东北、华北、华中、华东等地文物进行了大规模地盗掘，大量文物被劫走。其间，美国人利用中国社会动荡之机对中国文物大肆收购。

1949年解放以后，我国一度告别了大量文物外流的历史。然而，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在非法利润的刺激下，国内外不法分子相互勾结，掀起了一波波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

曾有人统计，从1982年起，江西余干县800多座古墓被盗；1987年1月至6月仅半年时间，青海就有1700多村民盗掘古墓2000余座，抢走文物1万余件；1990年四川省有23952座古墓被盗；湖南邵阳市某县在二三年内被盗古墓的面积近全县2000平方公里的1／5。我国文物资源丰富的陕西、山西、河南3省一度竟成为海内外走私者买卖文物的金三角。又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年—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据公安部不完全统计，1993年—1997年，公安机关侦破文物案4943起，缴获文物5万余件。

近20年来，中国文物走私海外形成高潮，仅从香港走私出境的文物就多得不可想象。有报道称，香港做贮装文物匣盆的师傅忙得不亦乐乎，有时一个月挣五六十万港元不止。继伦敦、纽约之后，香港在八十年代以后，凭借大陆大量的走私文物，迅速成为世界第三大文物艺术品中心。

为了进一步说明大量中国文物流失海外的事实，兹列举部分国外博物馆重要中国文物的收藏如下：

大英博物馆：该馆东方艺术馆，大部分是中国历代的稀世珍品，可谓应有尽有，总数达3万多件，其中绝大部分是无价之宝。

大英图书馆：中国珍贵文物和古籍6万多种，其中有中国波罗密佛经最早版本，《永乐大典》45卷及甲骨片、竹简、刻本古书、敦煌藏经和地图。

美国纳尔逊美术馆：该馆最出色的收藏是东方文物，其中最精彩而著名的是中国文物，数量多、质量高。

波士顿美术馆：该馆以东方艺术品著称于世，现藏有中国和日本绘画5000余幅。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宋、元时期名画，如保存完好的唐张萱《捣练图》宋代摹本、宋徽宗《五色鹦鹉》。

俄国东方文化博物馆：馆内收藏了从殷商到明清的青铜器、绘画和雕刻作品。绘画中有唐代明仇英的《侍女图》、清任伯年的《荷花》等杰作。

美国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该馆几乎一半收藏品是中国文物，包括书画、佛教艺术、铜器、玉器、陶器等。

此外，卢浮宫是法国收藏中国文物最集中的地方，仅其分馆吉美博物馆就收藏中国文物数万件，其中历代陶瓷器1．2万件，居海外博物馆中国陶瓷收藏之最，卢浮宫还收藏6000多件中国历代瓷器精品和200多件唐宋绘画。法国巴黎市立博物馆的中国文物收藏与卢浮宫不相上下。日本有上千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其中尤以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最丰，设有五大展厅展示中国文物。

面对如此光彩夺目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近年来，我国和民间企业积极在全球各地追索和赎买流失海外的文物，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和流失在海外百万件的祖国文物相比较，能够回到祖国的文物实在少之又少。

在拜占廷最具盛名的天文学家是4世纪下半期拜占廷数学、天文学家塞奥(·～380年)，他是当时地中海世界最著名的大学者，曾注释了托勒密的《天文学大全》，并对这部古典天文学的集大成著作的后半部进行补充。他还在仔细研究托氏理论的基础上，准确计算出364年两度发生的日食和月食。

为了计算天体运动，塞奥整理注释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等著作，使这些极富价值的作品得以保存，它后来成为伊斯兰学者转译为阿拉伯文的古典几何“九大行星”图(现存罗马国家图书馆的9世纪拜占廷古籍插图)。学珍贵文本的主要依据。塞奥能受到学术界普遍的尊崇，还在于他培养了—大批学者，其中包括他的女儿海帕提娅，她被认为是拜占廷历史上最出名的女学者。

在天文学领域，拜占廷人仍视2世纪的亚历山大天文学家托勒密的理论为最高权威，其“地心说”仍然在拜占廷学术界流行。他们十分重视古代希腊罗马的天文知识，注重学习古典天文学理论。

自4世纪以后，拜占廷人翻译注释了许多古代天文学作品，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晚期罗马帝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帕珀斯(·～320年)的《天文学大全注释》，该书依据托勒密(130～175年)天文学理论分析天体运行，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320年10月18日的日环食。如同在古希腊也出现过“日心说”一样，拜占廷学者也对托氏理论提出挑战，但托勒密的理论并未被推翻。对于日环食现象，拜占廷天文学家进行了正确的说明，他们还基本正确地解释了闪电雷鸣与暴风雨的关系，但是，对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还没能有科学的解释，而常常将这些现象解释为来自上天的警告和对人类罪孽的惩罚。

拜占廷天文学的发展是从对包括托勒密在内的古代天文学家著作进行翻译注释开始的。令人费解的是，拜占廷人在翻译古代天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方法而不重视理论，特别注意研究星图和观测工具，而缺乏对天象生成道理的探讨。托勒密的地心说宇宙体系论和以所谓均轮及本轮圆周运动解释天体运动的理论，对拜占廷人来说既显得深奥难懂，难以理解，又没有实用价值，因此并未引起拜占廷的重视，反而遭到他们的轻视。而托勒密所绘制的星图却受到拜占廷人格外的青睐，拜占廷天文学家塞奥在翻译托氏著作时专门为该星图撰写大、小《注释》两部书。许多拜占廷天文学家也非常喜欢绘制星图，以至于今天拜占廷学家们仍然为拜占廷时代保留的大量星图感到惊异。除了星图外，太阳运行图、星辰目录等也非常受欢迎，它们的作者既有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人物，也有古代波斯或两河流域的居民。

拜占廷形形色色的天体运行图和星图之所以非常受欢迎，是因为它们是计算复活节等宗教节日的准确日期以及确定日常生活的计时标准，从而完善拜占廷历法体系。拜占廷人根据太阳运行图和月亮周期表，制定了太阴历和太阳历结合的532年大历法周期，他们还根据日晷记录分割白昼，根据星表记录分割夜晚，将每昼夜划分为12个时辰，太阳升起时为第一时辰，依此类推。为了计算更小的时间单位，拜占廷人使用日晷和滴漏设置，将每个时辰划分为5份，又将每份划分为4秒，再分每秒为12瞬间。通常，他们按罗马人的传统，将每昼夜1／3的时间作为夜晚，其他2／3作为白天。

“九大行星”图

中国古代的兵书是一座军事文献的宝库。由中国军事科学院编撰的《中国兵书知见录》，就著录了历代兵书3380部，23503卷。根据许保林著《中国兵书通览》中的“现存兵书简目”记载，今存兵书仍有1200多种。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古代兵书，不仅在军事史中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哲学史、文学史、科学技术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其中以阐述战略战术为主的兵法典籍，影响更大，声誉更高。它们不仅指导了中国历史上千百次有声有色的战争，培养了众多优秀将帅，而且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流传到国外，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传，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军事人物极力推崇的著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兵家典籍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笔珍贵遗产，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