缣帛书是简策装书以后的一种用丝织品做材料写成的书。《墨子》中提到“书于竹帛”，就是指在用竹简的同时又有用缣帛写书的。

缣帛使用同样跨越了漫长的岁月。从春秋战国至汉代，缣帛书与简书并存并一道发展，共同构成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简帛文化。

竹简虽然廉价，制作方便，但这种笨重的书籍携带不便，而且每简容字有限，编简成册的长篇著作一旦散乱，则发生“错简”。再说简牍的编连所用的丝带、麻绳、皮带易被磨断，使阅读带来困难。而用缣帛做书写材料则弥补了简牍的不足。

缣帛是丝织物，材质轻软平滑，面幅宽阔，易于着墨，面幅的长短宽窄可以根据文字的多寡来剪裁。而且可随意折叠或卷起，收藏容易，携带方便。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与制作丝织品的国家。在商代遗址中，发现过黏附在青铜器上的精美的丝织物遗迹，这说明当时已有较为先进的织丝技术。至春秋战国时期，丝织技术有了更高的发展，丝织物比较普遍。

现存最早的帛书，1942年9月发现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的完整帛书。根据出土的帛书残片分析，可能原有帛书4件。其中完整的一件图文并茂，中间部分有两组方向相反的文字，一组13行，一组8行。四周有图像及简短的注文。整个帛书共900多字，内圆外方，修饰紧密。

此外，子弹库帛书上绘彩色图像及类似金文说明文字，四周绘12个神像，象征12个月。这被认为古代图书插图中较早遗存，对后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考古工作者还曾经在湖北江陵战国时期墓中发现了大量丝织物，有绢、纱、罗、锦等。其织造质量、图案设计和品种之多，锦上图案保存之完好，令人惊叹。

由此说明，古人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在缣帛上着文字了，凡有纪念意义和重大事情，多书于帛，而价廉易得的简则用于普缣帛书的形态，一般是一篇文章为一段，每段叠成一叠或卷成一束，称作“一卷”。如今的图书中所谓的“卷”，就来源于此。后来发展为在缣帛的下端或左端裹上一根木轴，作为支撑，既挺括又易查找。缣帛书实际上是卷轴装的前身，也是卷轴装的一种。从已出土的缣帛实物分析，缣帛图书的内容大致分为：信件、绘画、书籍3种。

我国出土的帛画较多。如长沙的战国时期楚墓中出土的一件帛画，画有炎帝、祝融、帝俊等名人，都是古代传说中的重要人物，或是黄帝的亲属或后裔。文字四周有神秘图像，有树木、鸟兽及奇形怪状的人物。四季名称用青、朱、黑、白四色绘制。画四周有12种像，代表12个月，每像下注明神名、职司及该月宜忌。

长沙另一楚墓还发现一幅人物帛画，原贮于一漆棺中，与其他陶俑放在一起。帛上画一侧面细腰妇人，呈土褐色。妇人向左而立，长衣曳地，头后有髻，发上有冠。图中妇女合掌祈祷状，头顶上有一鸟及一异兽。据说鸟代表凤，兽是夔。凤是生命、婚姻、幸福的象征，而夔则代表死亡、饥饿、邪恶，凤夔象征着生命与死亡的斗争。

另有一幅人物御龙帛画，细绢质地，金白粉绘。画中有一男子，手持缰绳，驾驭一条巨龙。龙尾上站着一鹤，昂首仰天，画的下角有一条鲤鱼。这幅帛画反映了战国时期盛行的神仙思想，是迄今发现用白描粉彩画法的一件最早作品。

缣帛作书写材料，价格昂贵，所以它的使用当限于达官贵人。由于缣帛用于书写并不普遍，故在古代帛书实物发掘中，缣帛载有的文字不是很多。就楚墓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其排行大体整齐，间距基本相同，在力求规范整齐之中又现自然恣放之色。其字体扁平而稳定，均衡而对称，端正而严肃，介于篆隶之间，其笔法圆润流畅，直有波折，曲有挑势，于粗细变化之中显其秀美，在点画顿挫中展其清韵，充分展示作者将文字艺术化的刻意追求。

至西汉初期，精美的丝织物已畅销全国，供人们制作衣服、帘帷、篷帐等。东汉时期，缣帛已广泛用于书写。《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图书缣帛，军人皆取为帷囊。”军人将大的缣帛用作帐篷，小块的用作提囊。可见，东汉时帛书数量之多。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各种颜色的丝织品中，有绢、罗、纱、锦、绣、绮等，而最珍贵的是覆盖在棺上的一件彩色帛画。该画用朱砂、石青、石绿等矿物颜料绘成，色彩绚烂。画面大致分上、中、下3部分，表示天上、人间、地下的景物，其内容及技术，较战国帛画更为复杂多姿，但无文字。

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的10多种帛书，共20余万字，黑墨书写，字体为小篆和隶书，是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时期的作品。这些帛书包括《老子》抄本两部，《老子甲本》为汉高祖时的抄本，《老子乙本》为汉惠帝时的抄本。每部分上下篇，次序恰与传世的本子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名《道德经》；而新发现的帛书则《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另有《战国策》一部，约12万字，大部分内容是今本没有涉及的。还有《周易》，也比今本多4000多字，而且六十四卦与今本不同。帛书中有整部佚书，被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28篇，是记载战国时期苏秦、苏代等人的言行，约11万字，大都不见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为校证有关苏秦史料，提供了大量新的历史资料。

有关科学方面的《五星占》，用整幅丝帛抄写而成，约有8000字，前半部为《五星占》占文，后半部为五星行度表，根据观测到的景象，用列表的形式记录了从公元前246年至公元前177年70年间木星、土星、金星的位置，以及这3颗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的动态。它反映汉代天文学已达到的水平。

此外，山东临沂的金雀山西汉初期墓中，也发现帛画一幅。全部的背景在天空、日月之下，帷幕之中，墓主及亲朋、仆从的歌舞，生产，游戏等生活情景。画中人物的衣着与长沙帛画相似，反映了楚国遗风，说明战国末期至西汉初期山东南部受楚国文化的影响。

古人把字写在缣帛上，一块就是一本书，比过去的简牍书拿起来轻便。这对后来造纸术的发明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纸发明以后，字就写在纸上，陆续就发展成现在纸做的书。由此可见，缣帛书在我国古籍发展过程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先秦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其发展过程漫漶多姿，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文金文的记事，再到史官制度建立后各种史籍的产生，乃至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历史著作的问世，先秦史学发展的过程阶段分明，特点突出，各种观点和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

1每个民族的历史都从一个优美的神话体系开始

以史学的观点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从一个神话开始，因此先秦史学发展的起源也是远古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有些源自于口耳相传的图腾崇拜，有些则是记载于传世的先秦、秦汉古籍之中。

梳理先秦史学中采用的神话传说，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其一就是氏族起源类，比如女娲造人，商族始祖为吞食玄鸟卵怀孕而生这样的传说；其二就是征服大自然的故事，因先秦数万年历史中人类的生存环境比较恶劣，所以会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钻木取火、大禹治水等征服自然的传说；

其三是部落战争，战争是历史中重要的节点，在先秦神话传说中，这种记载其实交织着历史和神话的融合，比如黄帝大战蚩尤，黄炎阪泉之战等内容；其四是先民生活状况的如实记载，比如各种生活场景的复原和追溯，比如神农尝百草等内容。

2甲骨文中卜辞，青铜器上铭文，是先秦史学发展珍贵的材料

人类的历史印迹从文字诞生之日起，开始有了更为可信的内容，甲骨文原先是为占卜，但其中记载的占卜事项却在数万年之后拥有了人们可以一窥先民生活的窗口，所以甲骨文是先秦史学发展中最重要的材料。

青铜器上铭文则是稍晚发生的，此时的人类社会文明已经有了较高的发展，且社会等级制度比较分明，一些重大社会事项便会在青铜器铭文上有所体现。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内容上来看，已经有了史学的初步意识，这些都是后来诸多先秦编年史的直接材料。

金文、甲骨文与先秦神话传说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在内容上来分析史料更为真实可靠，在记述的内容上也更贴近先民的生活场景和历史真实。

3史官制度的设立开始让先秦史学摆脱原始化的特点，而出现了史学政治化的倾向

先秦时期出现的史官制度，为先秦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同时也让先秦史学开始出现了政治化的倾向，其以史为鉴、以史资政的思想是先秦史学乃至古代史学的重要内容，此阶段已经是先秦史学发展的快速阶段。

从具体情形分析，我国古代的史官制度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不可考，但是从先秦论述来看，在夏朝之前的唐虞时期，便有史官的设置。当然此时的史官记载的都是与祭祀、不辞、战争有关的事项，且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意味，但史官的言行已经能够影响统治者的活动。

总而言之，先秦时期的史官制度中产生的史册和记史制度已经能够参与到深层的政治机制，统治者们也有了相当的重视历史的深沉意识，可以说此阶段的先秦史学已经和政治活动密不可分。

4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是先秦史学发展的繁荣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解放，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景象，这对先秦史学的发展也颇为重要。此时已经产生了史官载笔和私人修史两个大的方向。并且在私人修史和官方修史的碰撞和融合，很多重要的史学观点开始在此时形成，比如垂训教化 、会通古今的正确观点,君举必书、书法不隐的”良史”标准,重视史德、考信征实的治史态度 ,敬德保民、重视人事的进步观念等等都对后世产生极大的影响。

概而言之，先秦时期史学发展的过程，分为四阶段：

其一，远古神话传说阶段，先秦、秦汉古籍中大量的神话传说，包括氏族起源、征服自然、部落战争、先民生活等都是史学起源；

其二，甲骨金文记事阶段，无论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甲骨文，还是铸刻在青铜器上铭文，内容丰富，真实可信，是珍贵的先秦史料；

其三，宗周史籍文书阶段，周朝史官制度的设立，编年史等史书体裁的丰富，构成了人、事、时、地等要素的史学雏形；

其四，春秋战国史学繁荣阶段，史官载笔和私人修史的相互交融，发展为考信征实的史学态度和垂训教化的史学功能。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中国思想史先秦时期的史料，可以划分为文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大类。

先秦文物史料是指传世的和近代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先秦实物。包括商代和西周的甲骨，商代和西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器，还包括其他文物。其中，刻有卜辞的甲骨和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更为重要。

先秦文献史料是指有关先秦思想的历史文献，大致包括这样几类：

第一类是所谓“五经”，即《易》、《书》、《诗》、《礼》、《春秋》。它们是几部性质不同的书。《易》是占筮用的书，《书》是政治文件，《诗》是诗歌，《礼》是礼仪制度，《春秋》是史书。

第二类是春秋战国诸子学派的著述。

第三类是先秦史书，包括记载春秋历史的《左传》、《国语》、记载战国历史的《战国策》和《史记》中有关先秦部分的历史。

中国传统学术流派分类

1 司马迁《史记》引述了司马谈(司马迁之父)对学术流派的见解，他把先秦以来的学派总归纳为六家，即：阴阳学说、儒家学派、墨家、法家、名家、道家。

2 班固在《汉书》中则把先秦以来的学派归纳为十家，即：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

儒家： 四书，五经，十三经

道家： 老子 《道德经》 《南华经》

法家： 《商君书》 《韩非子》

墨家： 《墨子》

   《山海经》是一本中国志怪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这个荒诞不经确实很合理，在大多数作者看来都是脱离现实的，因为大家都没见过。

   还有就是作者不详，但是有些古书写道“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 , 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因为这本书是很久以前的，我估计也被后人改变了不少，古人说作者是一个人，他自己把别的书上的志怪之事集合起来，自己整理了一下，就写成了这本书。而现代的学者确认为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人的不断完善才成了现在模样。说法不一而足，但是对我们的阅读却产生不了影响。我们就忽略吧。

   传世《山海经》全书篇幅不大，不到三万二千字，包括《山经》和《海经》两大部分。《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5个部分，故《山经》又称作《五臧山经》。

   《海经》分为《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下面还有其他的小分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值得一提的是《山海经》的篇章结构与众不同。除《大荒经》以下五篇外，其方位展开顺序不是习以为常的东、南、西、北，而是有悖常法的南、西、北、东。因为有作者是南方的人，所以有以南为尊的说法。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

   通过以上对于《山海经》的结构内容价值等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这确实是一本奇书。那种想象真的是脑洞大开。反正我是不知道作者看到了什么才可以写出这书。我估计是想象力惊人吧，我反正找不到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