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人，即契丹人。辽全盛时期疆域东到日本海，西至阿尔泰山，北到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一带，南到河北省南部的白沟河。

金人，即女真族人。在东北亚的土地上生活着从黑水靺鞨遗留下来的通古斯族群的女真族。即现在东三省。

匈奴，即匈奴人。匈奴在强盛的时侯，东破东胡，南并楼兰、河南王地，西击月氏与西域各国，北服丁零与西北的坚昆。范围以蒙古高原为中心，东至内蒙古东部一带。南沿长城与秦汉相邻，并一度控有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向西跨过阿尔泰山，直到葱岭和费尔干纳盆地，北达贝加尔湖周边。被称之为“百蛮大国”。以大戈壁为中心分为南、北。与现今不同的是，在漠南一带的山区，如阴山，当时尚有数量众多的树木，而平地有面积广大的草原。

辽朝（公元907年—1125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契丹族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的封建王朝 。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天皇帝，国号“契丹”，定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波罗城） 。公元947年，辽太宗率军南下中原，攻灭五代后晋，改国号为“辽” 。983年曾复更名“大契丹”，1066年辽道宗耶律洪基恢复国号“辽”。1125年为金国所灭。

女真族，别称女贞与女直，源自3000多年前的肃慎，汉至晋时期称挹娄，南北朝时期称勿吉，隋至唐时期称黑水靺鞨，辽朝时期称“女真”、“女直”（避辽兴宗耶律宗真讳）。基本形成民族形态的时期大约是在唐朝晋中之窗时。“女真”一名最早见于唐初。

11世纪向契丹称臣。辽朝女真有生女真、熟女真之分。生女真分为几十个部落，其中完颜部较大。11世纪初，完颜绥可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河）其子完颜石鲁作酋长后征服了附近部落，成立了部落联盟。石鲁之子完颜乌古乃又合并了许多部落。1113年，乌古乃之孙完颜阿骨打继立，1115年，完颜阿骨打统一女真各部，并驱逐契丹的统治，建立金朝。国号为“大金”。

匈奴是个历史悠久的北方民族，祖居在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地区，他们披发左衽。中国古籍中的匈奴是秦汉时称雄中原以北的强大游牧民族，前215年被逐出黄河河套地区，历经东汉时分裂，南匈奴进入中原内附，北匈奴在西迁后消失在中国的古籍中。

中国是一个泛称，指的就是古中国的文化传承，它不特指哪一个朝代，而是所有的历史。

中国，是以华夏文明为源泉、中华文化为基础，并以汉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通用汉语、汉字，汉族与少数民族被统称为“中华民族”，又自称为炎黄子孙、龙的传人。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进而形成国家，后历经多次民族交融和朝代更迭，直至形成多民族国家的大一统局面。

20世纪初辛亥革命后，君主政体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

中国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先秦时期的华夏族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到了汉代通过文化交融使汉族正式成型，奠定了中国主体民族的基础。

后又通过与周边民族的交融，逐步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局面，而人口也不断攀升，宋代中国人口突破一亿，清朝时期人口突破四亿，到2005年中国人口已突破十三亿。

扩展资料：

中国的古代史：

中国的原始社会，起自大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止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原始社会经历了原始人群和氏族公社两个时期。氏族公社又经历了母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公社两个阶段。 

元谋人是已知的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北京人是原始人群时期的典型。山顶洞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是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情况。

传说中，黄帝是大约45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提倡种植五谷，驯养牲畜，促使这个部落联盟逐步强大。

他曾率领部落打败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后来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结成联盟，在黄河流域长期生活、繁衍，构成了以后华夏族的主干成分。黄帝被尊奉为华夏族的祖先。中华民族被称为炎黄子孙，就是这么来的。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先后有尧、舜、禹。那时候，部落联盟首领由推选产生。尧年老了，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大家推举有才德的舜为继承人。

尧死后，舜继承了尧的位置，舜年老了，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把位置让给治水有功的禹。这种更替首领位置的办法，历史上叫做“禅让”。

—中国

贝加尔湖在清朝时不属于中国领土，清朝曾短期控制该地，《尼布楚条约》后，将这块地区割让给沙皇俄国。

贝加尔湖中国古籍有北海、柏海、小海、菊海、于尼陂、柏海儿湖、白哈尔湖等称。中国古代史书中最早明确记载贝加尔湖地区为《汉书·苏武传》。中国古称北海，曾为中国北方部族主要活动地区，贝加尔湖地区是伊尔库次克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中以蒙古族的支系布力亚特人口居多。

贝加尔湖在西汉时期称北海，受匈奴控制。在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称北海受鲜卑控制。在东晋十六国时期称于巳尼大水。在南北朝时期称于巳尼大水，先被柔然控制，后又被突厥控制。在隋时期称北海受东突厥控制。在唐帝国时期称小海受唐帝国关内道骨利干属控制。

在唐末称小海，复归突厥控制，后又归回鹘所辖。在宋代称小海受蒙古八剌忽部控制。在大元帝国称小海，属“岭北行省”。在明时期称小海属瓦剌不里牙惕部控制。在清前期称白哈尔湖、北海受沙俄控制。在清后期称柏海儿湖受沙俄控制。

扩展资料：

“贝加尔湖”是英文“baykal”一词的音译，俄语称之为“baukaji”源出蒙古语，是“saii”（富饶的）加“kyji”（湖泊）转化而来，意为“富饶的湖泊”，因湖中盛产多种鱼类而得名。

贝加尔在鄂温克语中称为“la米u”，意思是“海”；蒙古语、布里亚特语称为“baigal dalai”，意为“自然海”；雅库特语称为“baikel”意为“丰富的湖”。人类学家认为现在的“baikal”从布里亚特语而来。

贝加尔湖的寓意，《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情景写真地图版》的解释是“富饶的湖泊”；《彩图版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则认为：当地的布里亚特人称之为“贝加尔—达拉伊”，意思是“天然之海”；而《世界奇景探胜录》的文字却是：“贝加尔”之名据说是大约1300年前住在这里的库里堪人起的，意思是“大量的水”。

-贝加尔湖

仅代表个人观点，求同存异！！！

关于东西伯利亚（即勒拿河、奥廖克马河以东至白令海，北冰洋以南广袤地区地区）自古以来的归属权，从当代中国绘制的中国历代王朝疆域图上来看，从唐朝起，一直到明朝中期，中国在东北的疆土都跨过了外兴安岭，特别是元朝，更是占据了西伯利亚额尔齐斯河、鄂毕河以东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我认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古代中国主要还是羁縻统治而不是实际统治，只能算作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中央政府羁縻统治某一少数民族，比如鞑靼、回鹘、室韦、契丹、女真，这些民族的活动范围涉足东西伯利亚甚至是中西伯利亚地区，理论上来说中央政府成了这些少数民族及其活动范围领地上的宗主，但中央政府的实际统治并未到达这么遥远的地区，那么这些地区就只能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不能算作是帝国领土。

首先要说明某个政府统治过某个地区要以下几种证明：

1,中央任命的官员；2政府的官印、印信或委任状；3派军驻军；4治所城池；5官方的历史文献记载。

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中俄双方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没有发掘出有关古代中国中央政权或者地方政府统治这一地区的有力证据，中国历代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也是机载相当少，仅如唐玄宗时期，生活在勘察加半岛上的土著居民曾来长安朝贡大唐天子，但是唐廷并未派员统治，只是纳贡而朝贡纳贡并不能认为是一种直接统治，所以，东西伯利亚地区自古并不算是中国领土，《尼布楚条约》中的划界并不能说做是割让勒拿河以东地区。

这里还要强调一下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沿和背景：

第一：明朝中期，象征中央政府统治东北的奴儿干都司被废除，而且明朝北方边界一直退缩到长城，以长城与蒙古为界，明朝对东北的统治减弱，（详见明朝万历十年-公元1581年明朝后期疆域图）

明朝后期后金的崛起明政府连辽东都失守了，更别说黑龙江南北了，而当时的后金主要向南向西扩张，作为东北亚地区的老户口女真人，并未继承明朝在东北的全部疆土，势力仅是在贝加尔湖以东到日本海的格尔必齐河流域、黑龙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

第二：当时沙俄扩张占领整个西伯利亚已成事实，不仅派军探险，而且在各大河流的入海口或者交汇处都筑建城池，如奥廖克明斯克，鄂霍茨克、雅库茨克等（如图），还入侵中国东北黑龙江流域；

第三：中国的统治者清政府对这里的地理详情也是掌握的很少，甚至是不了解，；连画出来的地图都是四不像；

（对比现代的世界地图，你懂的）

第四：中国人向来自觉地大物博，对于一些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所谓“化外之地、蛮荒之所”向来是持可有可无的态度，只在意汉人居住的富庶地区，例如历史上新朝放弃西域，南北朝时期放弃海南，唐朝放弃渤海，宋朝放弃安南，明朝放弃长城以北，清朝放弃贝加尔湖以东等，连贝加尔湖以东额尔古纳河以西原本属于天朝帝国的领土清政府都能送人，还会执意争取东西伯利亚那大片土地吗？何况清朝统治者还未必知道东西伯利亚的广大，从地图上看他们还以为是弹丸之地。不过这也难怪，还处于农耕时代的中国人只认为这里能不能种大米或者能不能放牧，怎么会看到东西伯利亚那丰富的矿产资源、森林资源、水利资源和渔业资源呢？其实当时的清政府对于东西伯利亚与后来的沙俄对待阿拉斯加是有相同之处的。

不属于中央政权 具体关系如下：

中国历史上唐与吐蕃的关系

李文实

一、唐蕃关系的渊源及其历史墓础

吐蕃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是在公元七世纪初年。那个时期，正是松赞干布（《唐书》上称弃宗弄赞，盖译名之异）在位的年代。吐蕃在此以前，原是一个地方政权，与中国内地并无往来，因而也不见于汉文记载。只是有个东女国在隋时间与隋王朝通贡使，唐高祖武德中也向唐人贡。这个东女国，或即以为唐旄。在隋末庸初时，吐蕃先后统一了在那个地区的唐旄、羊同、苏毗、附国等由羌族或其它族组成的部落，逐步把现在青藏高原上分散居住着的一百几十个原始羌族部落和西域一些非羌族部落等合并在一起，这就是吐蕃。松赞干布在位的年代，正好与唐王朝第二个皇帝太宗李世民同时。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六三四年）松赞干布遣使来唐聘问，唐派使臣冯德遐前往逻安（今拉萨）通好。这是中国史上建立在中原地区的统一王朝与吐蕃建立往来关系的开始。看来当时双方之间都不够怎样了解：因此都在各自的史册上记载着“来朝”或“来贡”的字样。

通过冯德遐的回聘，松赞干布以突厥、吐谷浑并得尚唐公主，因而也向唐请婚。随着唐文成公主出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遂揭开了唐与吐蕃之间往来与争夺的序幕。中国立国虽然比吐蕃还要早两千多年，但与吐蕃建立正式往来关系，却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尽管如此，吐蕃先世与中华民族的渊源和与商、周、秦汉等王朝的间接关系，仍是一直不可分的，同时自唐初开始，正式成为组成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主要成员之一，更是有其深厚的民族、历史和地理各方面因素做基础的。若要说它是中途以新的成分加入中华民族的行列是不够全面的；至于民族渊源方面的西来说，则更是别有用心的不根之谈。

从民族渊源来说，根据近年考古发掘资料，今天西藏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遗骸，属于蒙古人种。而1983年在横断山区首次发现第四纪脊椎动物化石和古文化遗物，更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以前就有原始人在这一地区活动。至于中国西部最古老的民族羌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则具见于甲骨、金文和古籍的记载。同时羌族中发羌、唐旄等部，在秦汉间就已由河源进入今藏北地区；汉武帝时，又传说有羌族的六牦牛部进入今西藏地区。在隋以前，活动于本地区的部落国有附国、吐谷浑；隋时则有女国、宝髻、苏毗、羊同、党项等部落，这些都是组成当时吐蕃的主要成员，其中最众多的氏族，还是以秦汉以来的羌族为主的。吐蕃的民族成分，可以说是融合了羌族多种部落和其他西部古民族而出现于史册的，而南来、西来两说，一出于印度佛教传入后的宗教性附会；一出于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后政治性煽惑，并无史实根据可言。

吐蕃族的形成，以中国西部古羌族为主体，这从今藏族的地区分布和语言渊源上也不难窥见一斑。说起羌族，它的先民在传说中是炎帝族。炎帝族很早就进入中原地区与黄帝族形成为后世汉族的最早祖先。所以现代中国汉人的老祖先，最先是通过黄炎联盟的形式，后来又经过姬、姜联姻等方式，才成为从汉以来被称为汉族的主体。汉以后虽然又有分有合，甚至成为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素质各异的共同体，但从族源来讲，这是无可否认的历史实质。除了黄炎联盟时期未进入中原或后来秦穆公、秦献公等在与西戎争霸时，又被驱入中国西部地区的羌戎，由于交通的阻隔和文化上的趋于落后，便仍然处于聚落游牧的社会阶段。等到吐蕃统一青藏高原地区自秦汉魏晋以来一直分散不相统属的羌族各部落，而建成以羌族为主体的第一个统一王国时，它的奴隶社会性质和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形态，仍未得到改变。但这种长期由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等所形成的社会状态，一旦在政治上得到了统一而有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组织后，便在形势的促使下，原来那种落后的社会、经济而貌，必须急速地要加以改变了。

吐蕃社会要有突破和发展，首先是要和它周围的国家与地区相沟通。在这方面，它若向南方的泥婆罗、天竺地区发展，则显然要受气候、风上、民情等方面的限制，因为一旦从高寒地带进入湿热的高温地带，在短期内是难以适应的。它们只能是在文化、经济上有所往来，乘其新兴之势，顶风冒雪，盘马弯弓，以剽急强悍的骑兵部队进入地势与气候相适应的地带，并进而掠取生产与生活资料。这就是吐蕃当时东北进以并吞吐谷浑、党项，东进松州以掠取唐所羁縻的诸羌州，北进于阗以与唐争中西交通要道上的四镇的根本原因，也是吐蕃当时历史发展的形势。与这种形势相适应，吐蕃的东进、北进还有一个历史的因素，便是当时的天山南路和青海、甘肃、四川的西南地区，都是当时羌族、氏族及吐谷浑、鲜卑（秃发、乞伏、乙弗等）等非汉族而与吐蕃族在生产生活上相接近的诸族活动的地区，和它在很多方面具有一致性，这就更促成了吐蕃向这些地区进军和发展的必然策略和趋势。因此吐蕃在合并唐旄、苏毗后，使为向东北进攻吐谷浑铺平了道路；在征服羊同后，便为向北进攻于阗创造了条件。这样便在今青海、四川境内和在当时西域四镇（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地区与立国中原的唐王朝相冲突了。不仅是如此，它同时还与葱岭以西的波斯、大食和在它东南方的南诏也都相互形成了威胁的局面。在这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涉的关系中，比较起来，唐与吐蕃之间关系，既有联合，又有争夺，而以和平往来与文化交流为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就是汉藏两民族在黄炎、姬姜、汉羌等各个历史时期所凝结成的民族历史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说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建立过程中的新成果。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这样看这个问题，却并不是在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作用中，把唐与吐蕃等量齐观，无所区别的。从当时历史发展的总的或主要的趋势看，无疑地唐王朝在松赞干布的时代，不仅是与吐蕃比，同样地也是正处于它的兴盛期；而且在当时的东方和世界历史上看，唐王朝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各国的前列。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不仅深入到高丽、日本及天竺（今印度）、狮子（今斯里兰卡），而且还远及大食（今阿拉伯）、拂林（今东地中海一带）。同时唐代继汉之后所开辟的东西方陆路交通大道（今或称丝绸之路），更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唐代版图的广阔，也是中国史上所仅有的。从声威方面来说，当时西域诸国都尊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称东西交通大道为朝天可汗道；而当时的唐首都长安，又是华夏文化与西域文明荟萃的中心。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吐蕃王国最初与唐王朝建立往来关系时，还只能居于藩属地位，这完全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吐蕃王朝崩溃后，终于在元初正式成为组成祖国统一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之一，可说就是基于这种历史因素和因缘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由于萨班·贡噶坚赞和他的侄子八思巴两人的努力，而使西藏地方的人民如水就下地归顺大元王朝的。西藏当时的顺时趋势，主要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相适应的。与此相反，元代虽然曾地跨欧亚两洲，而且蒙古骑兵的铁蹄，踏遍了中亚及东欧大地，但并没有促成翰罗思等国家和地区的归顺，即是显例。这是什么原因呢？一言以蔽之：民族文化的因素不一致，而历史关系又无基础，只想用武力进行扩张是不行的。

唐与吐蕃之间关系的建立，是在同种同文的基础上，但在这种关系继续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有一定曲折，这也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在唐太宗贞观以后，随着吐蕃势力的进一步壮大，唐便在陇右和西域方面受到了威胁，这样唐王朝便与吐蕃处于对峙或联盟的局势。联盟是为了加强内部经济、文化的往来和共同对付大食势力东来的威胁，而对峙则是双方势力消长的表现。等到安史乱起，唐在河陇的边防军相继东调守御潼关，吐蕃势力的发展，便逐步趋于优势。但双方之间仍以和好往来的联盟为基本关系。如公元七三○年，，唐玄宗李隆基遣使到吐蕃讲和，吐蕃赞普弃隶缩赞上表说：

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进和同为一家。

又如公元八二三年的长安《唐蕃会盟碑》文中说，

商议叶同，务会万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

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义一为此大和矣。……使其两界烟上不扬，罔闻寇盗之名，复无惊恐之患。封人撤备，乡土俱安，如斯乐业之恩，垂诸万代，赞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

这种在封建社会具体历史条件卞）两个不同民族的政权之间所建立的和好往来关系，对唐蕃双方都是有利的，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有利的。真的是“天下百姓，普皆安乐”。吐蕃由于与唐之间先后持续了约二百来年的往来，吐蕃的文化、经济等方面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发展，逐步扫除了氏族社会残余．但最终由于吐蕃社会奴隶制残余的作崇，贵族阶级的兼并土地和增收租税，宗教徒之间的互用残杀，更加上连年用兵，促使贵族内部各个集团分崩离析，当唐王朝趋于衰亡时，吐蕃也早一蹶不振了。宋代人修唐史时，对唐与吐蕃在历史上的关系，曾这样的评论：

唐兴，四夷有弗率者，皆利兵移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巳。唯吐蕃、回鹘号雄强，为中国患最久。赞普遂尽盗河湟。薄王畿为东境，犯京师，掠近辅，残馘华人，谋夫虓帅，环视共计，卒不得要领。晚节二姓自亡，而唐亦衰焉。

吐蕃和唐王朝的争夺，虽使它们同归于衰亡，但这主要是指统治者而言，而吐蕃地方和那个地方的广大人民，通过二百多年来和中原地区人民的往来与唐王朝政权的联系，遂使双方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从此便密不可分了。这种历史关系，从吐蕃来说，是祖国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在发展中向内地的扩张和掠夺，这在把中国西部地区分散存在的以羌族为主的众多部落统一起来，从部落群体向单一的民族政权形式过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有积极意义的。从唐王朝来说，它与吐蕃的争夺，却并不是象近代有些帝国主义分子所说的那样具有扩张征服的历史因素，而是为了保障那时内地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免受破坏，并力争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方交通路线的畅通无阻。特别是和亲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贯彻了唐王朝和平往来的意图。这同样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中，做出了与历史发展潮流相适应的贡献。这无疑是当时历史发展中的一支主流。曲解了这两点，便完全抹煞了当时历史发展的真象。

二、唐王朝的民族政策及其与吐蕃的关系

中国自周、秦以来，开始形成为东方的一个古文明大国。这个所谓大，便是指地大、众而言。古代的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和交通条件等的限制，自始就存在着习性各异的多数族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不同族系的东西南北之人，由于互相接触，互相混合，便逐渐趋向于统一。这就是中国自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的历史因素。在中国这个国家走向统一的过程中，民族间的同化与融合和文化上的递嬗与演变，都在不断地相互产生着影响。前面已经提到黄、炎的联盟和姬、姜的联姻，先后孕育了仰韶（彩陶）、文化、龙山（黑陶）文化所汇合而成的华夏文化。在这种统一文化的基础上，才促成了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这种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并不是出于那一个民族单独的创造，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间的融合与同化的结果。其后又经过魏晋南北朝时代再一次民族与文比的汇流，便出现了隋唐大一统的新局面。隋唐大一统帝国的出现，正由于是植基于中国境内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之后，因而他们的民族观念和立场，和秦汉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李唐这一族姓虽自称是陇西郡望，然其先世颇染少数民族血统。就李昞、李渊、李世民三代而言，其皇后如独孤、长孙、文德等，均属胡（胡字在其时的含义是泛指中中国北方各少数族）姓。而唐代汉族“胡”化，其事。又颇普遍。因此，唐人的种族观念，较前代为淡薄。有唐一代，蕃将最多，举凡突厥、高丽、回纥、沙陀及吐蕃诸族中的武士材官，很多是唐军的统帅或偏将。正因为隋唐是国家疆域最广阔的时代，为了要抵御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各民族骑兵的进犯和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长于骑射的蕃将，自然也就成为这一方面不可或缺的人材。用人不分畛域，也是大一统形势下必然的趋势；民族歧视和大汉族主义的观点，虽然还不可能全盘化除，但也必须相应地有所改变和克制。唐太宗李世民就曾一再说过：

目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

还有一次，边将报告獠人反叛，请发兵征讨。他批驳说：

獠依山险，当拊以恩信，胁之以兵威，岂为人父母意耶？

这种对边地少数民族不加歧视的观点，看来并不完全出于策略性或一时权宜之计，也不仅是唐太宗一人为然，而基本上在整个唐代是一致的。因此，当时在这方面所采取和执行的政策，包括吐蕃在内，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和亲政策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当不同民族的几个政权相互对立的情况下，以相互间的联姻关系．作为双方谋求并保证和平友好往来的纽带，这就是被后世称为和亲政策的来由和实质．若把它看成是屈辱或者欺骗，那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

这种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联姻形式和相互和平往来关系的建立，早在周代就已如此，其与后世所不同的只在于地域范围仍在中原地区而已。后来汉公生的远适异国，是在国家疆域有了大的开拓下才产生的。虽然公主琵琶，在后人的想象中别具哀怨，但汉代与乌孙、匈奴主室的联姻，确乎在相互往来和安定国防方面，起过巨大的作用，其历史贡献是不可低估的。无论是乌孙王或是匈奴单于，也都是向汉廷上书礼聘，却并没有要挟或威胁。而汉公主们也只是感到语言不通，习俗各异，最初颇不习惯，但到后来，还能在老王死后从其子辈“妻其后母”的国俗。这种联姻关系，只存在于双方王室之间，因此后世称为和亲政策。中国历史上大一统国家局面形成之际，中原与边疆民族之间的关系比较突出。产生这种交往的方式，显然是为了适应当时新的形势所需要的。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必须先要得到充分的了解。

在唐开国之前，隋文帝杨坚即曾先后以宗室女大义、安义两公主嫁突厥可汗，又以光化公主妻吐谷浑夸吕可汗的儿子伏。同时伏也请以女备文帝后庭，为文帝所辞却。可见当时不同民族王室间婚姻往来，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也不仅汉公主出嫁少数民族。当唐开国之后，未待吐蕃请婚，唐公主已分别出嫁到突厥、吐谷浑等诸国去了。在初唐来说，吐谷浑尚不成为唐王朝的威胁力量，可见和亲只是当时一种和平缔交方式，是为了沟通双方在文化、政治、经济方面的交流，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与友好，并不存在大国、小国，谁强谁弱以及什么相互利用欺骗等问题。

松赞干布即位后，吐蕃势力方盛，他本人也正有志于四方，对唐王国自然也就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他听说突厥、吐谷浑都尚唐公主，便也奉表遣使向唐求婚。请婚自然是一项结好的表示。从当时情势看，除了这是一种带有传统性的和平缔交方式外，还有对中原地区先进文明羡慕与向往的时代因素，并不单纯是效法他人的时髦做法。因为当时的长安，不仅是华夏文化的中心所在．东方诸国的观瞻所系，也是西域文明的荟萃之处。吐蕃当时歆慕上国文化，可从唐书记载中不难看得出来：这种记载，虽出自汉官，不无抑扬。但从文成公主人吐蕃时所带佛像、经书、工艺品，绸缎、农作物种于及乐器、工匠等情况，和随着派留学生来长安学习等史实，说明吐蕃不仅通过和亲自唐传人了佛教文化，也引进了汉族传统文化和生产技术，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之间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交流，也繁荣了吐蕃的文化。后世有的藏文记载中把逻安建立佛寺、供奉神像的设计蓝图，完全归功于文成公主的星算术和地理风水，这自然是宗教语言，但以文成公主作为大唐文化的象征，是自有其历史脉络的。吐蕃最初向唐求婚的历史因缘，虽如上述，但其结成，却还费了一定的周折。唐与吐蕃初通使后，吐蕃向唐请婚．唐当时对吐蕃还可能缺乏了解，一时未能允如所请，加上吐蕃使者把唐廷的未允联姻归罪于吐谷浑的阻挠，于是松赞干布先出击附唐的吐谷浑，逼它退出湟水和浩门河流域。并迫白兰与党项东移。然后派大兵二十万攻松州，扬言唐若不许嫁公主，即将深入。和亲既是和平缔交方式，当然不能以兵威来强致。因此唐太宗在击退吐蕃军队的这次进犯后，当赞普再遣使来谢罪并请婚时，才允许以宗女文成公主妻松赞干布，吐蕃献黄金五千两和其它一些宝物作为聘礼。唐蕃联盟便从此开始。从此开始的唐蕃关系又和历史上的民族、地缘和文化上并不完全相同，是在既有历史关系上的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历史标志，有如下三项：

1．甥舅关系的建立。文成公主入蕃，唐派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为特使护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在黄河源柏海以子婿礼相见。其后赞普对唐帝均自称甥，此种关系，通过金城公主的再度入蕃更形加强。所谓“戎王子婿宠，汉国舅家慈”，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2．册封关系的建立。公元六四九年唐高宗李治即位，册封松赞千布为驸乌都尉（官职）、西海郡王（封爵）。他写信给唐宰相长孙无忌说：“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并以金琲十五种唐太宗昭陵。唐又加封他为賨王（或作宾主），并刻他与其他十三位少数民族王公将领的石像同列于昭陵。在此后一段很长的时期内，赞普死后一定向唐告哀。新任的赞普，也须经唐朝的册命才算合法。不论其后各个历史阶段内有若何曲折和变化，而吐蕃与祖国中央政权的蕃属关系，早在那时节已明确地建立了。甚至在接受唐的官职和封爵前，赞普就已上书太宗，贺他征辽获胜归来说：“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并臣治之”既然是日月所照，无疑地也把吐蕃包括在内。接着，唐派王玄策出使天竺，途为中天竺所抄劫。王玄策向吐蕃请援，松赞干布即发精兵从王玄策讨破之，并献俘长安报捷。这些都是以从属地位（即现在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的。等到安史乱起后，情况有了急剧地变化，双方冲突争夺加甚，上述关系便又以会盟订约的形式出现，显然是相互对峙起来了。但总的趋向是仍以和平往来为主的，建立于公元八二三年的《唐蕃会盟碑》文，把这种社稷如一，各守分疆，友好往来的平等关系正式确定下来，直至吐蕃国内部贵族集团之间的纷争而解体为止。综计自唐贞观时双方通好，其间使臣来往共达一百九十多次，儿乎年年有使节往来。这为以后吐蕃与中央结为一体，建立了稳固的基础，也就是从此迈出了新的一步。

3．汉藏文化交流与吐蕃文化的形成。吐蕃从泥婆罗和唐引进了佛教文化，又从唐引进了汉族文化，这就是吐蕃文化的两大渊源。佛教影响于吐蕃的政治社会，非常深厚，而农工生产技术，历法医药以及音乐绘画，甚至是儒家经典，都成为吐蕃文化的构成部分。唐著的联姻与结盟，文化上相互影响，结为一体，而共同的民族心理状态，在以后对付英、俄等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过程中，表现得异常突出，这并不是偶然的。

以和亲政策为纽带，而产生这样直接与间接的成果，是为近代西方国家所难理解的，但它却正是象中国这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形成过程中促使互相更加接近的成功方式。

唐王朝与在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联姻，无论是册封的蕃属或者是对立的敌体，都是在平等友好的地位上进行的。因此，除吐蕃以外，突厥、吐谷浑、回纥可汗，均曾尚唐公主；同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又娶泥婆罗公主，而赤德祖赞赞普为了结好唐属国小勃律，也曾把自已的女儿嫁给小勃律王，以联姻作为结盟的手段和方式。但是西方的有些藏学家和帝国主义的喉舌们，（却把唐与吐蕃的联姻关系，说成是唐王朝的欺骗与讹诈。他们以为文成公主是宗女，金城公主是雍王守礼的女儿，都不是皇后所生，都冒称公主入蕃。而唐中宗在送别金城公主时，又假意表演了一番怆别之情，以蒙骗吐蕃使者．甚至他们还指责唐太宗和唐中宗都借公主出嫁，索取黄金、珠宝和良马，大做其赚钱的买卖。这种违背历史事实而进行挑拨现代西藏与祖国关系的用心，实在是极端恶毒的。而所谓赚钱买卖云云，无疑是帝国主义面目的自我揭露。须知当时公主的身分，是由皇室出身与赐封决定的。这在前代就已如此，无论是乌孙、匈奴、突厥、吐谷泽、吐蕃、都未曾提出过异议。这个问题是在唐肃宗的女儿宁国公主嫁给回鹘骨咄禄毗伽厥可汗时，唐使者为了争执可汗以大礼迎接册命，便说这是大唐天子的真女，合有礼数。可汗也就以聘得真公主为莫大光荣。这说明唐王朝也并不是一定概以宗女嫁外藩，除此之外，唐代宗女儿咸安公主嫁回纥合骨咄禄毗伽可汗；唐宪宗女儿太和公主出嫁登罗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等，都是显例。至于一定要是皇后嫡出的才算公主，那恐怕只是现代某些西方学人别有用心的借口；因为依他们说来，唐与吐蕃和元以后中国与西藏的关系，只是大汉族主义的欺诈侵凌而巳。这完全是无视中国历史发展事实的谰言。

（二）羁縻政策

羁縻一词，初见于《汉书》。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联系的意思。后世对羁縻不够重视，只注意于直接管辖和统治。实际上羁縻政策的产生，自有其复杂和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应当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看它的作用。汉代初通西域，那里原存在着鄯善、龟兹、于田等众多的各少数民族的大小王国，加上西迁的大月氏、大夏等国，种落十分复杂。而匈奴又时常出入抄掠，形势很不安定。汉通西域，主要是为了防御匈奴和确保与中亚、西亚交通路线的畅通。因此在西域设都护，以至屯田驻军，都为这个目的服务，并不征服和直接统治这一块广大地区。只要当地各属国相安无事，汉王朝只是与它们加强文化贸易等方面的联系，不要求同内地一样的划一管理。这就是羁縻的由来，也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条件的。隋唐又是我国继汉之后的统一大帝国，当时对外交通，虽然初辟海道，但主要东西往来干线仍为自汉以来的西域通道，即外人所称丝绸之路。唐对西域的经营，较汉又进一步，即在高宗显庆二年（公元六五七年）破西突厥，分其地置蒙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龙朔元年（六六一年）在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隶属安西大都护府。这只不过是在名义上置州府，实际上仍都保持其独立状态。但唐王朝的声威却从此远及西亚、中亚，其影响仍然是很大的。西域方面各羁縻州的设置，与吐蕃的安全，关系颇为重大，这只要看后来唐失四镇，大食东侵，吐蕃受到回纥、南诏和大食三方面的压力，便可了解吐蕃与康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关内道羁縻州中如陇右诸胡州、党项、吐谷浑诸府州，及剑南道诸羌州，则后来大都为吐蕃所合并或者内迁侨置。这类羁縻州的设置，是一种有步骤的过渡形式。通过这类形式和羁縻政策加强联系的作用。诸凡突厥、吐谷浑、党项、回纥、羌、契丹以及当时所称降胡等众多的少数民族和外族的徙入内地者，均被自然地融合或同化。唐末张义潮以瓜沙十一州归唐，吐蕃族内附的也自木少。终唐之世，并未在吐蕃境内设立州县，但通过友好往来和互市，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比一般设羁縻州显然更进了一步。在唐代的民族政策中，并无强迫同化的意图和措施，这只要看唐对突厥降人和吐谷浑、党项的移徒，即可明了。不强迫而终归自然同化，这是由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此种羁縻政策，在以后元、明、清三朝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便基本上完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团结壮大的历史任务。所谓“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迩”，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三）宗教政策

吐蕃与唐之间加强联系与往来的另一纽带，是对佛教的扶置与信仰。吐蕃是由唐和泥婆罗、天竺引进佛教的，中国佛教虽然也来自天竺，但到唐时它已通过改造，使之与中土情况相适应了。吐蕃从唐引进佛教，也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形成了吐蕃的佛教文化，即是今天藏传佛教的前身。据史书记载，文成公主入蕃时，所携礼品以释迦佛像为首，还有三百六个卷（佛教）经典。唐德宗时，汉僧良诱、文素二人还曾应邀赴吐蕃讲经；唐穆宗时，吐蕃使臣参观安国、慈恩等内地著名佛寺。吐蕃因慕中土佛教，并曾遣使来求五台山图，览观五台山佛寺的弘规。现在的《大藏经》中有几部经典，还是依汉文翻译成的。唐蕃在佛教信仰方面，联系是十分密切的，也是互相有影响的。后来吐蕃为文成公主修大昭寺。西藏僧俗在布达拉宫内塑文成公主像，把她与护法同等看待，可见这一方面影响的深远。

唐代虽然没有订立宗教信仰自由这样的规定，但当时由西亚传入的火袄教、景教、摩尼教和国教（伊斯兰教）等，都在中国内地流行，且在长安建有寺庙。这也密切了唐与西亚、中亚各国的联系。佛教虽曾一度被禁，但那也只限于其影响生产劳动和社会风气的一面，并未触及经典本身。宗教本身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意识形态，并得到封建贵族和农奴主阶级的利用与扶植下兴盛起来的，但借着宗教的传播，便也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唐代长安是西域文明的博览馆，而各种宗教的流行，具体体现了唐人混同夷夏的胸怀与气魄，自然也更促进了与吐蕃团结友好的往来关系。

（四）通商政策

自文成公主入蕃，唐蕃结成甥舅之盟后，文化与经济方面的联系便日益密切起来。除了文成公主带去大量蔬菜种子、手工艺品、纺织技术等以外，高宗时赞普又请给蚕种及制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朝政府都一一送去。吐蕃的商队，也从内地采购绸缎、缯帛以及军用的弓箭等。唐还大量地赠送给吐蕃以缯帛，有时多至万匹以上。如金城公主入吐蕃即随从大批技艺工匠并携带大批锦缎：

赐锦缯别数万，杂技诸工

有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汉光武帝刘秀、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宋真宗赵恒。

1、秦始皇

秦朝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巡行东方，先到邹峄山，行祭礼，刻石颂秦功业。同时召集齐、鲁的儒生稽考封禅礼仪，众儒生诸说不一。

始皇帝遂自定礼制，整修山道，自泰山之阳登山。在岱顶行登封礼，并立石颂德。自泰山之阴下山，行降禅礼于梁父山。秦始皇封泰山时祭文和祭礼秘而不传。 

其实质则为巩固皇权，粉饰太平，带有一种君权神授的意味。

秦始皇（前259年—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又名赵正（政）、秦政，或称祖龙，秦庄襄王之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改革家，完成华夏大一统的铁腕政治人物，也是中国第一个称皇帝的君主。 

秦始皇是出生于赵国都城邯郸（今邯郸），并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前247年，13岁时即王位。前238年，22岁时，在故都雍城举行了国君成人加冕仪式，开始“亲理朝政”，除掉吕不韦、嫪毐等人。

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39岁时完成了统一中国大业，建立起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国家——秦朝，并奠定中国本土的疆域。

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的称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所以自称“始皇帝”。

同时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管理国家大事。地方上废除分封制，代以郡县制，同时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对外北击匈奴，南征百越，修筑万里长城，修筑灵渠，沟通水系。

但是到了后期，求仙梦想长生，苛政虐民，扼杀民智，动摇了秦朝统治的根基，前210年，秦始皇东巡途中驾崩于邢台沙丘。

2、汉武帝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三月，汉武帝率群臣东巡，至泰山，派人在岱顶立石。之后，东巡海上。四月，返至泰山，自定封禅礼仪：至梁父山礼祠“地主”神；其后举行封祀礼，在山下东方建封坛，高九尺，其下埋藏玉牒书。

行封祀礼之后，武帝独与侍中奉车子侯登泰山，行登封礼；第二天自岱阴下，按祭后土的礼仪，禅泰山东北麓的肃然山。封禅结束后，汉武帝在明堂接受群臣的朝贺，并改年号元鼎为元封，割泰山前嬴、博二县奉祀泰山，名为奉高县。此后，汉武帝又曾五次来泰山举行封禅仪式。

刘彻（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3月29日），即汉武帝，西汉第七位皇帝，政治家、战略家。

汉武帝在位期间（前141年-前87年），在政治上，创设中外朝制、刺史制、 察举制，颁行推恩令，加强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在经济上，推行平准、均输、算缗、告缗等措施，铸五铢钱，由官府垄断盐、铁、酒的经营，并抑制富商大贾的势力。文化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设立太学。

对外，汉武帝采扩张政策，除与匈奴长年交战外，还破闽越、南越、卫氏朝鲜、大宛，又凿空西域、开丝绸之路，并开辟西南夷。

此外，还有创设年号、颁布太初历等举措。但他崇信方术、自奉奢侈，兼以穷兵黩武，引发统治危机，晚年爆发巫蛊之祸，后因对外扩张受挫而颁《轮台诏》。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葬于茂陵。

3、汉光武帝

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二月十二日，光武帝率群臣至奉高，遣派役夫 1500 余人整修山道，驺骑3000余人在登封台上垒方石。

十五日开始斋戒，二十二日在泰山下东南方燔柴祭天。礼毕，乘辇登山，至岱顶少憩后更衣行封礼。二十五日禅梁父山，改年号为建武中元。

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即汉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字文叔，南阳郡蔡阳人（今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生于陈留郡济阳县济阳宫。中国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庙号“世祖”，谥号“光武皇帝”。

新朝末年，海内分崩，天下大乱，身为一介布衣的汉室宗亲刘秀在南阳郡乘势起兵。更始三年（25年），刘秀与更始政权公开决裂，于鄗县南千秋亭登基称帝， 为表刘氏重兴之意，仍以“汉”为其国号，史称“东汉”。

经过长达十二年之久的统一战争，刘秀先后平灭了关东、陇右、西蜀等地的割据政权，结束了自新莽末年以来长达近二十年的军阀混战与割据局面。

刘秀在位三十三年，政治上改革中央官职，整治官场风气，精简结构，优待功臣；经济上解放生产力，采取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经济。

文化上大兴儒学、推崇气节，东汉一朝也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光武中兴时代。

建武中元（一作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初五日，刘秀在南宫前殿逝世，享年六十二岁。刘秀死后，其子刘庄继位，于同年三月初五日，葬刘秀于原陵，上庙号世祖 、谥号光武皇帝，后人多称呼为光武帝。

4、唐高宗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 唐高宗率文武百官、 扈从仪仗，武后率内外命妇，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 天竺国、倭国、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

十二月云集泰山下，派人在山下南方四里处建圆丘祀坛，上面装饰五色土，号“封祀坛”；在山顶筑坛，广五丈，高九尺，四面出陛，号“登封坛”；在社首山筑八角方坛，号“降禅坛”。

次年正月高宗首先在山下“封祀坛”祀天；次日登岱顶，封玉策于“登封坛”；第三日到社首山“降禅坛”祭地神，高宗行初献礼毕，武后升坛亚献。

封禅结束后在朝觐坛接受群臣朝贺，下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三碑，称封祀坛为“舞鹤台”、登封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改元乾封，改奉高县为乾封县。

唐高宗李治（628年7月21日-683年12月27日） ，字为善，祖籍陇西成纪，唐朝第三位皇帝（649至683年在位），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嫡三子，其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与唐太宗嫡长子太子李承乾、嫡次子魏王李泰为同母兄弟。

贞观二年（628年）六月，李治出生于东宫丽正殿。贞观五年（631年）被封为晋王，后因唐太宗的嫡长子太子李承乾与四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他才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太子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唐高宗在即位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遂良共同辅政。

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史称“永徽之治”。高宗还在废立皇后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主张，排除了元老派的干扰。

显庆五年（660年）以后，高宗经常头晕目眩，影响处理政务。武皇后乘机开始参与国家大事。高宗的健康状况不佳，政权由高宗向武则天手中转移的趋势逐步形成。

唐高宗在位期间先后灭西突厥（657年）、灭百济（660年）、灭高句丽（668年）。高宗时期唐朝版图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三十二年。

弘道元年（683年），唐高宗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天宝八年（749年）增谥为天皇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754年），再增谥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

5、唐玄宗

唐玄宗于开元十三年（726年）十月率百官、贵戚及外邦客使，东至泰山封禅。封禅礼沿袭乾封旧制。

封禅后， 封泰山神为“ 天齐王”，礼秩加三公一等，玄宗亲自撰书《纪泰山铬》，勒于岱顶大观峰，并令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 社首坛颂 》、礼部尚书苏撰《朝觐坛颂》，均勒石纪德。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唐高宗与武则天之孙，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又称李三郎，母窦德妃。

先天元年（712年）至天宝十五载（756年）在位，因安史之乱退位为太上皇，是唐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亦是唐朝极盛时期的皇帝。

唐垂拱元年（685年）八月，李隆基生于东都洛阳。生性英明果断，知晓音律，仪表雄伟俊丽。初封楚王，后改封临淄王，历任卫尉少卿、潞州别驾。

唐隆元年（710年）六月庚子日申时，李隆基与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后集团。先天元年（712年），李旦禅位于李隆基，李隆基于长安太极宫登基称帝 。

唐玄宗在位前期，在政治上很有作为。他勤于政事，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巩固和发展了唐朝政权。唐玄宗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的极盛之世——开元盛世。

但是在位后期逐渐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且宠爱杨贵妃，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塞外民族试图来稳定唐王朝的边疆，结果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天宝十五载（756年）太子李亨即位，尊其为太上皇。

宝应元年（762年）病逝于长安神龙殿，终年78岁，葬于金粟山，名为泰陵。庙号玄宗，又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清朝为避讳康熙帝之名玄烨，多称其为唐明皇，另有尊号开元圣文神武皇帝。

6、宋真宗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十月，宋真宗自汴京出发，千乘万骑，东封泰山。改乾封县为奉符县；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封泰山女神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在泰山顶唐摩崖东侧刻《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

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觐坛颂》，各立碑山下。现唯王旦《封祀坛颂碑》尚存于岱庙院内。

宋真宗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宋朝第三位皇帝（997年5月8日－1022年3月23日在位），宋太宗第三子，母亲为元德皇后李氏。初名赵德昌，后改赵元休、赵元侃。

赵恒历封韩王、襄王和寿王，曾任开封府尹。至道元年（995年），被立为太子，改名恒。至道三年（997年），即位为帝。赵恒即位之初，任用李沆等为相，勤于政事。

景德元年（1004年），赵恒北上亲征，与入侵的辽军会战于澶渊。局势有利于北宋，但因赵恒惧于辽的声势，并虑及双方交战已久互有胜负，不顾寇准反对，以每年给辽一定金银为“岁币”于澶渊定盟和解，史称“澶渊之盟”。

此后，北宋进入经济繁荣期，史称“咸平之治”。 赵恒在位后期，任王钦若、丁谓为相，二人常以天书、符瑞之说荧惑朝野，赵恒也沉溺于封禅之事，广建宫观，劳民伤财，致使社会矛盾加深，使得北宋的“内忧外患”问题日趋严重。

乾兴元年（1022年），赵恒驾崩，年五十五，在位二十五年。累加谥号为膺符稽古神功让德文明武定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葬于永定陵。

——泰山封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