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发达，与都城洛阳隔山相望。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在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少林寺。跋陀收有两位高徒，其一为慧光，律学巨匠；另一为僧稠，被誉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永平元年（公元506年），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菩提流支，先后来到少林寺，开辟译场，少林寺西台舍利塔后建翻经堂，由慧光助译，共同翻译印度世亲菩萨《十地经论》，历经三年完成。《十地经论》翻出后，慧光在少林寺弘扬师说，内容包括《四分律》。慧光弟子主要有法上、道凭、灵衍、道云、道晖、灵隐等。《四分》一宗之确立，实始于慧光。《四分》在少林寺内传承有序。少林早期律学，以《四分》为先，先导之以戒行、律学，然后学之以经论。少林弟子沿此双轨并进，成果累累。至初唐，根基已固，律宗开山，水到渠成。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义净自印度取经回国，至少林寺结戒坛，尽源于少林寺悠久的律学传统。

隋文帝崇佛，于开皇年间（581—600年）诏赐少林寺土地一百顷。隋朝初年，由于皇帝的赏赐，少林寺从此成为拥有众多农田和庞大寺产的大寺院。隋朝末年（618年），朝廷失政，群雄蜂起，天下大乱，拥有庞大寺产的少林寺，成为山贼攻击的目标，“僧徒拒之，塔院被焚”。为了保护寺产，少林寺僧人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山贼官兵作战，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的武装力量初步形成。唐武德二年（619年），隋将军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号“郑国”。其侄王仁则占据少林寺属地柏縠坞，建辕州城。武德四年（621年），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了秦王李世民。三天后，李世民派特使来少林寺宣慰，参战僧人皆受到封赏，昙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并赐给少林寺柏縠坞田地四十顷。少林寺自此以武勇闻名于世。少林僧众习武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在唐代，少林寺为当时禅学重镇。唐弘道元年（683年），达摩禅派重要领袖法如禅师驻锡少林寺，六年后圆寂于少林寺。当时著名禅师如慧安、元珪、灵运、同光等，皆驻锡于少林寺。一代名僧玄奘法师（600—664年）曾先后两次上表，请求入少林寺修禅译经，却未获准。新罗国僧慧昭（774—850年）于元和五年（810年）入少林寺修禅多年，公元830年回国建玉泉寺，圆寂后谥号“真鉴国师”。随着达摩开创的禅宗教派兴盛并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后，特别是进入宋朝（十世纪）以后，少林寺开始成为禅宗教派的朝圣地。为了纪念达摩，在少林寺后山达摩曾经坐禅传法的地方，修建初祖庵，并建立高大的“面壁之塔”。

蒙古族建立后的元朝，少林寺名僧辈出，是少林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曹洞宗法脉回归祖庭，人才济济，高僧辈出，由此开启了少林寺一个最辉煌的时代，为该时期中国禅宗教派之轴心。元代中期，以邵元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僧人到少林寺求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雪庭福裕禅师住持少林寺期间，还创立了寺院宗法门头制度，使少林寺僧人皆视少林寺为家，成为明朝（1368—1644年）少林功夫武术水平崛起和体系及门派形成的重要基础。

明王朝是在汉人反抗蒙古人的战争中建立的。所以，在冷兵器时代的明朝，民间习武风气盛行。这是少林功夫武术水平精进和体系、门派形成的大环境。明朝近三百年间，是少林功夫武术水平大发展时期。少林寺僧人至少有六次受朝廷征调，参与官方的战争活动，屡建功勋，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在少林寺树碑立坊修殿。少林功夫也在实战中经受了检验，少林功夫威名远扬，也因此确立了少林功夫在全国武术界的权威地位。少林功夫对少林寺僧人参战地区（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等）和游方地区（河南伏牛山、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等）的武术起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林功夫的武术技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得到了同行及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同时，少林功夫的理论得到了空前发展，著述之繁，现已无法统计。其中流传至今的有四部重要武术著作：明释洪转《梦绿堂枪法》、明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清吴殳《手臂录》和清张孔昭《拳经拳法》。

据明万历九年（1581年）王士性《嵩游记》，此时少林寺僧人达到“八百余僧”规模。按少林寺宗法门头制度，除了少林寺常住院执事僧以外，其他僧人都是分散在各个宗法门头内。佛教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游方制度，核心内容开放，也就是僧人进出的自由权。但在少林寺宗法门头组织结构内部，僧人们师承关系又是相对单一和稳定的，他们要严格遵守宗法传承制度。除非特殊原因，僧人们不会频繁流动。少林寺宗法门头制度具有开放和稳定的双重性，对于少林功夫的发展和传承，尤其是少林功夫体系和门派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受战乱影响，此时的少林寺僧人规模逐渐缩小。清朝廷对少林寺非常重视。雍正十三年（1735年），皇帝亲览寺院规划图，审定方案，重建了山门，并重修了千佛殿。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临少林寺，夜宿方丈室，并亲笔题诗立碑。少林寺僧人白天照常经课坐禅，夜间坚持在少林寺最隐蔽的后殿——千佛殿，习武不辍，以至大殿地面因长期练功发力形成陷坑，至今遗迹仍存。从清朝白衣殿壁画和文献记载，少林功夫在清朝以来，仍维持着很高的水平。

民国期间（1911—1949年），少林寺遭受了一场人为的重大火灾。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殃及少林寺，大雄宝殿、藏经阁楼等重要建筑及典藏，皆被烧毁，损失惨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颁布新的宗教政策以来，随着国家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少林寺继承和发扬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先后恢复禅堂，每年举行精进禅七。收集整理古籍善本，少林寺藏经阁已被国家列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整理出版《中国佛教医药全书》、《中华武藏》等多部著作。广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少林文化已被世界越来越多的民族认同，成为连接世界人民友谊的纽带。在世界各地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心目中，少林文化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

古时，嵩山名为“外方”，夏商时称“崇高”。《国语·周语》称禹之父鲧为“祟伯鲧”，“崇高”之名缘结于此。《史记》中记载：“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诗经》有“嵩高惟岳，峻极于天”的名句。

据东汉班固《白虎通》记载：“中央之岳，加嵩高宗者何？中岳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也。”西周时称“岳山”，周平王迁都洛阳后，定嵩山为“中岳”，五代以后称“中岳嵩山”。

嵩山北瞰黄河、洛水，南临颍水、箕山，东接五代京都汴梁，西连九朝古都洛阳，素有“汴洛两京、畿内名山”之称。于奇异的峻峰，宫观林立，故为中原地区第一名山。

一、岳麓书院

在岳麓山东面山下，为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始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太守朱洞采纳刘的建议，由官府捐资兴建。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室南迁后，书院于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65年）湖南安抚史刘珙重建。宋代著名理学大师朱熹、张栻二人主持讲学期间，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1000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恭帝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元将阿里海牙兵毁书院，元世祖运载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郡人学正刘必大才又重建。此后，数经兵灾，屡经修复，到清康熙（公元1662-1720）年间，书院又有大的复兴。康熙以“学达性天”赐给书院，乾隆（公元1736--1795）亦赐书“道南正脉”匾额。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高等学堂，后又改为高等师范，1918年湖南高等工业专门学校迁此。1926年，工专、商专与政法专校合并，改为湖南大学。现存建筑为清代所建，1981-1987年按原貌分期修复。书院前厅左右两壁石刻“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为朱熹所写。

岳麓书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长沙市的一颗璀璨明珠，创建于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它历经千载，瀚墨流香，弦歌不绝，办学不已，故有“千年学府”的美称。195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它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明文公布，岳麓书院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制度是中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重要教育制度。它始于晚唐，盛于宋，历经元、明，延至清末。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历代创建的大小书院，有7000余所。但因时久境迁，世事沧桑，保留至今的书院极少，象岳麓书院一样保留和修复得如此完好的书院，更是屈指可数。古代书院为名流或当地开明士绅、百姓捐资而 建，一般有学田养护，当然也有得到官府资助的。书院办学的规模、层次不尽一致。层次较低的书院授受蒙童，承担启蒙教育的任务；层次中等的书院可出秀才之类的文人。岳麓书院系高层次的书院，其讲学者中多有全国名流大师；入院生徒对经史有一定了解，赋诗作文已有一定基础，甚至还要通过一定的考试或推荐，才能选拨入学。“潭州三学”就反映了岳麓书院录取生徒的情况。据明代《岳麓志》载：“宋潭士目居学读书为重，岳麓书院外，于湘江西岸复建湘西书院，州学生月积分高等，升湘西书院；又积分高等，升岳麓书院。潭人号称‘三学生’”（明《岳麓志》卷三）。岳麓书院由于师生水平较高，加之多代著名山长的努 力，建院有章，治学有方，故此，在历史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世济民之才，成为湘楚人才脱颖而出的摇篮。人才之盛带来学术研讨之盛。从著名的朱（熹）张（）会讲到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从宋代的理学到明代的王学；从朱熹、张、吴猎、王守仁、王夫之、罗典、王文清等巨儒的各种著述到毛泽东的老师、知名教育家、伦理学家杨昌济（岳麓书院著名学子之一）的真知灼见，可以清晰地看到岳麓书院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及其对湖南文化乃至其它方面发展的深刻影响。所以，古代岳麓书院既是江南一带的教育中心，又是一个学术中心。它在历史上的几度辉煌，颇受学人青睐，尤受皇室重视。宋真宗、理宗及清康熙、乾隆帝先后为之题名赐额或赠书，使岳麓书院饮誉神州，成为中国古代一所颇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与白鹿洞书院（江西九江）、嵩阳书院（河南登封）、睢阳书院（河南商丘）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四书院中，嵩阳书院近已修复；睢阳书院早已湮灭无闻；白鹿洞书院虽遗构尚存，但办学早已中止。唯独岳麓书院，从创建到现在的全国重点大学湖南大学，延绵千载有余，一直办学不止，且一直是高等教育学府。这在国内独一无 二，在国外亦举世罕见。有些堪称世界最早的大学，其成立产时间与古岳麓书院相比，亦稍逊风骚。如岳麓书院与法国创建最早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前身索邦神学院的创建时间相比，要早281年。12世纪末创建的英国牛津大学也比岳麓书院晚建约300年。所以，当不少外国友人走进这所古老幽深的千年学府时，流连忘返，赞叹不已。实为情真意切。 人杰地灵，不无道理。鸟瞰书院全貌及周围景色，其境非凡。书院座落在风景胜地岳麓山清风峡口，三面环山，层峦叠翠；前临湘江，碧波荡漾。名山美水，前依后托，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高度协 调。从湘江西岸的牌楼口，直往山巅，早有古道联通，形成一条风景中轴线，岳麓书院就建在此中轴线上的中点。书院海拨约100米，现占地25万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院前有天马、凤凰二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古代其前后有朱张渡、柳堤、梅堤、咏归桥、翠微亭等景点相伴；院后沿中轴线而 上，有爱晚亭、舍利塔、古麓山寺、白鹤泉及近代修建的蔡锷墓、黄兴墓等著名景点相托，其它景点星布于中轴线的两侧。书院的前门、赫曦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依次居中轴线而建。文庙、专祠及半学斋分建中轴线的北侧；教学斋、白泉轩、园林、碑廊等分建于中轴线的南侧。整个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 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岳麓书院现存建筑有山长居室、师生斋舍、授业讲堂、藏书楼阁、圣庙专祠、园林碑廊。再加一院前的二亭（风雩亭、吹香亭）二池（饮马池、黉门池）及院后的参天古木、茂林修竹，堪称当今海内外保存得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书院文物。若将清人所辟的书院八景（柳塘烟晓、桃坞烘霞、风荷晚香、桐荫别径、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进一步修整完善，具体体现其佳景妙处，则更美不胜收。

为了适应时代前进的需要，岳麓书院于1903年更制易名为湖南高等学堂，1912年又更名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7年改名为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所以古岳麓书院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古书院的一个整体文物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但它一直是湖南大学校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由湖南大学组织修复与常年的维护和管理。

古书院的出书藏书功能依然保留。书院拥有一支素养较好的作者队伍，他们著书立说，已有不少著作先后出版。座落在书院内的湖南大学出版社，既为有关书院的出书功能和传统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御书楼修复后，其藏书建设日益加强。近10余年来，书院工作人员从各地收集和影印了一批有关岳麓书院及其它古书院的书籍、资料，同时逐年购置了不少古籍和社会科学类图书，加上社会名流，校友相赠的图书，御书楼的藏书已达到了可观的规模。现在这些图书正在教学科研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古岳麓书院还有祭祀的功能，古人先后修建了文庙及一批专祠。建文庙（即圣庙）以祭祀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始祖孔子及其知名弟子；建濂溪祠以祭祀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周敦颐（又称濂溪先生）；建四箴亭以祭祀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之大成朱熹，及教育家、理学的杰出代表 张；建六君子堂以表彰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等六人在先后建设书院中的历史功绩；建船山祠以祭祀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又称船山先生）。古人到圣庙专祠进行供祀活动，也是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弘扬传统文化、激励士贤的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毕竟受到封建社会的粉饰，所以，民主革命开始之后，这种祭祀活动在书院逐渐消失。尽管这种祭祀形式不可取，但对圣贤先哲的纪念仍有一定意 义，对他们的哲学观点、思想道德观念中的合理部分还应继承和弘扬。古人留下的圣庙专祠，现修葺一新，供后人景仰，亦有助于人们了解和弘扬祖国的优良传统文化。

二、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山谷中。此处原为唐朝人李渤、李涉兄弟的隐居处，李渤曾养一白鹿自随，人称白鹿先生。以后李渤为江州刺史，在隐居旧址创建台榭，号为白鹿洞。至南唐时这里建为“庐山国学”，北宋初扩为书院，与嵩阳、石鼓、岳麓并称天下四大书院。1179年，朱熹为知南康军等事，曾在此主持教务和讲学，并奏请赐额及御书，书院于是声名大振。以后，陆象山、王阳明等人都曾在此讲学。

白鹿洞书院全院占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现存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到建筑群落组成。建筑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书院门楼由棂星门、泮池、礼圣门、礼圣殿等到主要建筑组成。

门楼高约6米。砖木结构，四坡式二层。顶层，四斜脊，尖端起翘。檐下为砖砌长墙，装饰有趾形花瓣和棱形图案。第二层与上层同，檐下以砖砌方形砖柱。门楼中镶嵌有明代江西提学副使、文学家李梦阳书“白鹿洞书院”横额。

棂星门，始建于明成化三年（公元1466年），为南唐知府所建，明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南康知府苏葵重建。初为木结构，后南唐知府周祖尧建为石牌坊。它是白鹿洞书院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古代传说“棂星”即“文星” ，以它命门，意即此处人才辈出，为国家培育栋梁之才之意。门为牌坊式，六柱五间，二层石梁连接。中梁刻有缠枝牡丹，石抱鼓扩柱病，饰海波纹，刀法粗犷简练。

棂星门后为泮池。历史上称学宫前的水池为泮池。“泮者教化也”。池呈长方形罢，池上建有一座拱形石桥，桥两侧装有花岗岩的栏杆和栏板。原名泮桥，现名状元桥。

礼圣门，即书院正门，原称先师庙门，或称大成门。初为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朱熹拿钱三十万给予南康知军闻诗嘱其所建。门十扇，木门廊式，为空心几何形图案，裙板为平面木板，两侧为阁楼，硬山顶，屋脊东西两头饰陶龙。正门四柱五间。全长22。10米，高7。30米。门楣上悬挂着“正学之门’的匾额。

礼圣殿，又名大成殿。始建成于宋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是祭祠孔子及其门徒的场所。殿为宫殿式，平面呈长方形，砖木结构，以木柱支撑，有大木柱20根，石柱砌，浮雕缠枝纹饰，为明代遗物。殿中四柱三间，殿壁大木柱12根，以砖砌壁，周环以廊。殿平面长20。59米，宽24。44米，得重檐九脊，斗拱交错，灰瓦白寺，巍峨宏伟，气势庄严。殿外重檐正中悬有“礼圣殿”竖额。殿内正中立孔子线雕行教立像，为唐代吴道子所绘。上悬清唐熙手书“万世师表”匾额。后壁左右竖有四块由朱熹书“忠、孝、廉、节”四字大石碑。展中左右安有“四配十二哲”石线雕像。终年香烟迷漫，使儒气中带有几分禅气。

书院门楼的西侧为紫阳书院，主要建筑为朱子祠、报功祠、丹桂亭。

朱子祠，始建于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后），是专祀朱熹之祠。祠为砖木结构，硬山顶，灰瓦白寺，平面呈长方形，四柱五开间，祠内中立朱子自画像石刻，像左立张象文《文公朱子专祠碑记》，右立《白鹿洞书院学规》，上悬唐熙手书“学达性天”金字匾额。步入祠内，大有“南渡儒林传，先生第一人”之概。

报功祠，在朱子祠之西，初祀李渤等历代“有功于洞之学者”。原称先贤祠、三贤祠。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南唐知府翟溥福建。祠李渤、周敦颐、朱熹。还祀有程颐、程颢、张横渠、陈了翁、陶渊明、刘西涧父子七先生，祠为砖木结构，建筑样式、规模和朱子祠相同。

丹桂亭，在院的中部，建于长方形台基上，木结构，歇山顶，四斜坡式，四斜坡式，正脊砖砌，四挑檐，四木柱去撑，斗拱上托，花岗岩圆鼓式柱础，素面。中立“紫阳手持丹桂”碑，为岭南曹秉浚书于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九月。

书院门楼的东侧为白鹿书院。这组建筑是书院的主体，各建筑体均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它的实用性，其主要建筑有御书阁、明伦堂、白鹿洞、思贤台等。

御书阁，始建于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原名圣旨楼，现阁为珍藏唐熙御赐《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古文渊鉴》、《朱子全书》等而建。 阁为木构建筑，二层，平面呈方形，周环走廊。二层正中有“御书阁”竖额。庑殿顶

阁为木构建筑，二层，平面呈方形，周环走廊。二层正中有“御书阁”竖额。庑殿顶，翘角宏伟。阁外柱有题联：“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

明伦堂，又名彝伦堂。明正统三年（公元1438年），南唐知府翟溥福建。砖木结构，白寺灰瓦，人字形硬山顶，四开间，前有走廊。明伦堂系书院授课的地方，故外悬挂有“鹿 与游，物我相忘之地；泉峰交映，仁智独得之天”的对联，以鼓励生员用心攻读，以获得“仁智独得之天”。

白鹿洞初有名无洞，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南唐知府王溱，祭山开洞，并撰写《新辟石洞告后士文》。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南唐知府何岩，雕石鹿置洞中，并作《石鹿记》：“自唐以来，白鹿洞名天下矣！然历世既远，则鹿弗存，而洞亦圮”，“是诚有名而无实出。”

石鹿，竖耳昂首，凝视前方，刀法简练。石鹿后有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白鹿洞山长熊维典撰《少司马大中丞蔡公重兴白鹿书院记》。洞为花岗岩砌，呈券拱形，高4米，宽4。15米，深6。35米。洞右有石台阶，拾级而上，可登思贤台。

思贤台，筑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江西巡按曹汴建亭台上，寓“睹台思贤”之意，故名思贤台。台平面呈正方形，亭为木结构，平面呈正方形，歇山顶，双层斗拱托檐，中开一门，四边有木制花窗，前护花岗石质围栏。台上四周有石板围栏，栏中镶有石刻，有衡崖书“理学渊源”；刘世扬书“思贤台”；秦大夔书“仰止处”；李资元书“空中楼阁，静里乾坤。”

白鹿书院之东为延宾馆，其主体建筑名为春风楼，木结构，歇山顶，翘角，香檐，下楼外伸，由四根圆立柱支撑着，形成外廊。面阔15米，进深8米，上下两层。显得既庄严，又宁静。寓宴请宾客之意。楼两侧建成有两排厢房。

在飞阁流丹的古建筑群中，数以百计的历代题咏碑，分东西两碑廊安置其间，为书院凭增了几分古朴的气氛。

书院的建筑群，主要建筑均对称地布置在中轴线上，如果将此建筑比做“凝固的乐章”，那么，其中的台、堂、阁、殿，就是这部乐章中的华彩乐段，充分抒展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主题。凝眸静观书院内那文采纷呈的匾额对联，那数以百计理念化的古碑，那疏密有致的嘉木芳卉，无不透露出浓郁的文化氛围。

院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史贯道溪。溪上架有一座古桥，称枕流桥。桥为石构，两旁有护栏，横跨贯道溪，桥下溪流奔涌，大石枕之，有朱熹书“枕流”石刻，故名。桥长12。5米，宽3。2米，高约10米。初为朱熹在宋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所建，始为木桥。清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南良知府杨树基改建为石桥。李梦阳《枕流桥》诗：“峡急岂有心，临桥石相激；蓦惊桥上听，夕阳人独立。”描述了此桥的险要。

贯道溪中的崖石上，题刻有“白鹿洞”、“隐处”、“钓台”、“漱石”、“流杯池”等，石刻创造出深厚的文化氛围，使这里真正体现出“泉声松韵点点文心，白石寒云头头是道”的韵味。

“莫问无空庵外事，此心聊与此山同”。白鹿洞书院正是以这样的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塑造着她的不朽。

三、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市城北3公里峻极峰下，因坐落于嵩山之阳，故名。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原名嵩阳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八年(484)，隋大业年间(605～618)更名为嵩阳观。唐弘道元年(683)春、冬，高宗两访潘师正，以嵩阳观为行宫。五代后唐清泰元年至三年(934～936)进士庞士曾在嵩阳观聚德讲学，后周时改名太乙书院，宋至道年间(995～997)赐名“太室书院”，并赐九经子史，置校官，生徒数百人。宋景佑二年(1035)赐名嵩阳书院，并设院长掌理院务，拨学田百亩以供开支。名儒司马光、范仲淹、程颐、程颢等相继在此讲学，一时声名大振。金大定年间(1161～1189)书院更名承天宫，明重修后复改为嵩阳书院，并建二程祠。清康熙十三年(1674)知县叶封重修，清康熙十六年(1677)耿介又复兴书院并增建修补。耿介亲自执教，传经授业，成绩显著。嵩阳书院经金、元、明、清多次增补修建，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特别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先后修建了先贤祠、先师殿、三贤祠、丽泽堂、藏书楼、道统祠、博约斋、三益斋，并增设场垣。

嵩阳书院建制古朴雅致，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有5进，廊庑俱全。最前为卷棚大门3间，其后依次为先师祠、讲堂、道统祠、藏经楼。中轴线两侧的配房有“程朱祠”、“丽泽堂”、书舍、学斋等。嵩阳书院的建筑与寺院不同，它多为滚脊硬山房，覆以灰色筒瓦，现有房舍100余间，面积1万余平方米。

书院内原有古柏3株，其中1株已毁，仅余2株称“大将军柏”、“二将军柏”，其树龄2000年以上。院内还保存有《明登封县图碑》等数十通碑，院外有著名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颂碑》。

1963年6月20日，由原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四、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在北宋时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山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 应天书院的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出了不少人才。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俺是其中之一。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范仲淹等一批名人名师在此任教，更是人才辈出，显盛一时。 该书院现已不存，政府正计划重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作为组织单位，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学科和单位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科技部决定将项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同时，为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项目执行单位，参加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工程的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工程第一阶段探讨并初步回答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工程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学科结合。参加工程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工程立项之前，便共同商讨立项方案，共同研究技术路线，共同决定工作计划。在实施工程中，也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原因与机制。即不仅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还要探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导致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各个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探源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在各参加单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为其近两年的工作，工程各个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区几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对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新世纪伊始，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以及二里头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遗存的发现等等，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近年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极精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遗址进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着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和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确认宫城西墙，最终搞清了宫城的范围、结构及时代。根据钻探勘查掌握的线索，在宫城西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追探和试掘，最终确认了宫城西墙。宫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余。至此，宫城轮廓全面显现。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在宫城外侧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宫城使用时期的大路。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宫城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依据多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发现了宫殿区外围的第四条大路，确认中心区道路网的存在。在追探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又在宫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大路，残存长度200余米。已发现的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四面围墙和宫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构成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经解剖发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宫城西南部的7、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城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城墙相接。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8号基址建于宫城西墙之上，位于1号基址的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看，两座夯土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

由上述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四、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这一大型围垣设施的垣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编为5号墙，已确认了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大部。其中东墙位于宫城东墙的南向延长线上。已知东墙长度达80余米，且继续向南延伸。北墙北距宫城南墙11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近200米。5号墙的宽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方向88度。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宫城以南新发现的夯土围墙，内侧即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向南不远处则有大型青铜冶铸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一以围墙环绕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新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2004年春，我们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料尚可作为原料使用。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在后来的工作中循此线索进行系统钻探，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绿松石废料，又经小规模的试掘，确认这一带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

六、确认宫城东北部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存在。在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基址由主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院落组成，其东墙即宫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其西庑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位于6号基址以西，与其隔路相望的至少还有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属首次发现，为判明二里头都邑的兴废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揭露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宫城东部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许宏）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323公里，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通过2002年~2005年的持续钻探和发掘，这一课题已经初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初战告捷：2002年摸底调查与重要线索

2002年春，从遗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线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分别在遗址各区进行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遗址的四个区原本有可能是连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遗址。在梁家台东北高台地进行网格状钻探，发现一大块地方（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上不见灰坑，钻探出来的土层土质坚硬、包含物极少，很有可能为重要遗迹现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东北高台地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当年追查出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米以上。

二、重大发现：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

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新砦围壕，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发现位于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2003年下半年，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原定为“**填土”的部分实为城墙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沟的填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

三、扩大战果：2004年大面积揭露大型建筑与城墙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尝试采用同心圆加发射线式钻探方法，对遗址西北部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进行钻探寻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对A区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进行大面积发掘。两项结果都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度成果90米、南北宽145米。当年已经将大型建筑的大体范围揭露出来。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转角处平面为史前城址常见的弧形转角，地层关系与土层结构、形状亦与北城墙解剖沟所发现的一致，初步说明新砦城墙和壕沟的确存在。

四、初步结论：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条东西向大路为基础，向大路南北两边延展，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再于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条和数列“窄墙”，基坑内亦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垫土层，形成踩踏面。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边及其圈定的范围内部不见柱洞，说明它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样的地层关系在东、北和西三面的城墙与壕沟的解剖沟处处可见，显然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式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前面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还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们继续关心和新砦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砦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的东北部，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情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处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残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大墓周围共清理墓葬6座，时代均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在3米左右，宽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长19、宽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中型墓均有独立的扰坑，几乎被扰乱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两次盗扰，墓底残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残缺人骨，伴随一些绿松石珠。北壁壁龛内残留一组彩绘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双耳罐2、盆1。另有动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建筑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台基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约323平方米。

城墙Q6、环道、和第二层夯土台基基础皆使用小板块错缝法夯筑。

环道呈半圆形，环绕台基。由台基东侧路沟和台基南、西侧的路基构成。环道西部接在城墙Q6上。东部以路沟横穿城墙Q6豁口。夯土台基大概有三层。

第一层台基呈帽檐状，接在台基的东部。可能主要担当由正东门、东南角门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属于第一层台基，面向正东，很可能与东方祭祀有关。第二层台基呈半圆环状，东、西两头接在城墙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层台基主要是观测柱缝部分，在台基的东部和西南与第二层台基合为一体。台基芯主体由纯净黄生土构成，也以城墙Q6为依托呈半圆形。

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那11个夯土柱以及10道缝，经解剖后发现是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来的，残深6厘米~10厘米。基础墙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层台基南部结束，此处已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缝柱建筑基础则设置在第二层台基的基础上。所有12道观测缝，均可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对面崇峰（俗称塔儿山）上的某个点，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称定点历）。经我队近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这些缝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计20个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没有发现观测日落用的夯土柱缝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何驽）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