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黄帝内经》：心为君主之官，肝为将军之官，肺为相辅之官，脾为仓廪之官，肾为作强之官；即心相当于古代的君主，肝相当于将军，肺相当于宰相，将军或宰相出现问题，则会对君主的决策产生影响；若君主出现问题，则各职能都会受到影响；反之，其他各职能器官出现问题，同样会对心产生影响。总体来讲，五脏之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心主行血，肺主气而司呼吸。气为阳，血为阴，血的运行需要依靠气的推动，气也需要借助血的运行散布全身，两者相互配合，保证了气血相互依存、正常运行，从而维持各器官进行正常的代谢活动。因此，常有“气为血帅，气行血行”“血为气母，血至气亦至”等说法。

若仅有血而无气推动，则血凝而不行，谓之淤血。如果仅有气而无血，则气无所依附，涣散不收。因此，在病理上，肺的宣肃功能失调，可影响心主行血的功能，而致血液运行失常。反之，心的功能失调，导致血行异常时，也会影响肺的宣发和肃降，从而出现心肺亏虚，气虚血瘀之候等。如肺气不足宣发无力，不能辅助心脏推动血液，造成心血瘀阻；如心火过旺会灼烧肺阴，而出现心悸、心烦、咳嗽、咯血等症候。

心主血而行血，脾主生血又统血，心与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血的生成和运行。心血赖脾气转输的水谷精微以化生，而脾的运化功能又有赖于心血的不断滋养和心阳的推动；同时，血液在脉内循行，既赖心气的推动，又靠脾气的统摄。因此，脾气足，血有生化之源，心血充盈；脾气虚，则运化失职化源不足，将会进一步导致心血虚。

心藏神，在志为喜；脾藏意，在志为思。心血运于脾，心神统于脾，心火生脾土，脾强则主运化，而生血统血。思虑过多则脾运不舒。因此，心与脾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主要表现在血液的生成和运行功能失调，以及运化无权和心神不安等，呈现心脾两虚之候等。

心主血而藏神，肝藏血而舍魂。因此，心与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血液运行方面与神志方面的既有相互依存又有相互协同的关系。

在血液运行方面，心主血，肝藏血。心血充盈，心气旺盛，则血液运行正常，而肝才能有血可藏；肝藏血充足，并随着人体动静之不同进行调节，而有利于心推动血液运行。正如王冰注《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肝藏血，心行之，人动则血运于诸经，人静则血归于肝脏。”心肝协同，血液运行正常。

血液生化于脾，贮藏于肝，通过心而运行于全身。心行血功能正常，肝有所藏。若肝不藏血，则心无所主，血液的运行必致失常。故“心肝血虚”常同时出现。

在精神情志方面，心主神志，肝主疏泄，皆与精神、情志活动密切相关。如《类经·藏象类》说：“神藏于心，故心静则神清；魂随乎神，故神昏则魂荡。此则神魂之义，可想象而悟矣。”心神正常，则有利于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正常，调节精神情志活动，则有利于心主神志。心肝两脏，相互依存、相互为用，以维持正常的精神情志活动。

在病理上，血液和精神情志方面的病变，心肝两脏往往相互影响。如心血不足，则常可导致肝血不足；反之，肝血不足，亦可导致心血不足，二者常互为因果。常见面色无华、心悸、头昏、目眩、爪甲不荣、月经量少色淡等心肝血虚证。心神不安，可导致肝失疏泄，或因情志所伤，亦可导致心神不安，出现心烦、心悸、失眠、急躁易怒或抑郁不乐、胁肋疼痛等病症可同时并见。

心与肾在生理上的关系，往往称之为“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心肾相交理论的形成，是从阴阳、水火关系逐步发展起来的。《内经》首先提出：“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汉·华佗在《中藏经·阴阳大要调神论》中提出：“火来坎户，水到离扃，阴阳相应，方乃和平。”认为坎离(肾心)水火相通。唐代孙思邈根据《易经》水火既济与水火未济两卦的涵义，和中医心肾的五行归属及心肾两脏的生理关系，在《千金方·卷十三·心脏方》中提出：“夫心者火也，肾者水也，水火相济。”明代周子干在《慎斋遗书·卷一·阴阳脏腑》中明确提出“心肾相交”，并对其机理作了说明，曰：“心肾相交，全凭升降。”从升降关系来说，位于下者，以上升为顺；位于上者，以下降为和。《素问·六微旨大论》说：“升已而降，降者为天；降已而升，升者为地。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由此可知，心肾相交是对心肾两脏之间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生理功能的高度概括。它包括心肾之间的水火既济、阴阳互补、精血互化、精神互用等内容。

心肾水火既济：心在五行属火，位居于上属阳；肾在五行属水，位居于下属阴。心火必须下降于肾，温煦肾阳，使肾水不寒；肾水必须上济于心，滋助心阴，制约心火使之不亢。心肾水火相交既济，从而使心肾两脏的生理功能保持协调平衡。

心肾阴阳互补：在生理情况下，心阴与心阳、肾阴与肾阳之间互根互用，使每脏阴阳保持着协调平衡。而心与肾之间相关两脏的阴阳也存在着互根互用关系，心之阴阳能补充肾之阴阳，肾之阴阳能补充心之阴阳，从而使心肾阴阳保持着充足与协调平衡。

心肾精血互化：精和血都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必要物质，精血之间可以互生互化。心主血，肾藏精，心肾精血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转化的关系，这为心肾相交奠定了物质基础。

心肾精神互用：心藏神，为人体生命活动之主宰，神可以益精。肾藏精，精生髓充脑，脑为元神之府，积精可以全神。明·戴思恭在《推求师意·杂病门·怖》中说：“心以神为主，阳为用；肾以志为主，阴为用。阳则气也、火也，阴则精也、水也。凡乎水火既济，全在阴精上承，以安其神；阳气下藏，以安其志。不然，则神摇不安于内，阳气散于外；志惑于中，阴精走于下。”马培之说：“心主藏神，肾主藏精，精也者神之依，如鱼得水。”因此，心肾精神互用，亦为心肾相交之义。

在病理变化上，心肾病变可以相互影响。例如：心阴不足可导致肾阴不足，肾阴不足亦可导致心阴不足，心阴不足可导致心火偏亢，肾阴不足可导致相火偏亢，从而产生心肾阴虚火旺的病变，表现为心悸、心烦、失眠、多梦、耳鸣、腰膝酸软，或男子梦遗、女子梦交等症，称之为“心肾不交”。又如：肾阳虚损，不能温化水液，阳虚水泛，上凌于心，可见畏寒、面色惨白、水肿、尿少、心悸等症，称之为“水气凌心”。又如：心血不足，血不养神，肾精亏损，脑髓空虚，产生心肾精血亏虚，神失所养的病变，出现健忘、头昏、耳鸣、失眠、多梦等病症。

肺与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宗气的生成和水液代谢两个方面。

宗气生成方面：肺司呼吸，吸入自然之清气，脾主运化，吸收水谷之精气，清气和精气是生成宗气的主要物质基础。只有在肺脾协同作用下，才能保证宗气的正常生成。

水液代谢方面：津液代谢是多个脏腑的共同作用，就肺与脾而言，需要肺的宣发肃降作用，以通调水道，使水液得以正常的输布与排泄。脾的运化作用，以吸收、输布水液，使水液得以正常的生成与输布。肺脾两脏协同，是保证津液正常生成、输布与排泄的重要环节。同时，在津液代谢过程中，肺的通调水道与脾的运化水液，又存在着相互为用的关系。

在病理关系上，肺脾两脏病变可以相互影响。例如：肺气虚弱不能正常呼吸，脾气虚弱不能正常运化，则气的生成乏源。或因脾气虚弱，生气不足，导致肺气虚；或因肺病日久，耗气过多，影响及脾，产生食少、腹胀、便溏、体倦乏力、咳嗽、气短、气喘等脾肺气虚证。又如：脾气虚弱，不能运化水湿，水湿内停，聚为痰饮，影响肺的呼吸及宣降功能；或因肺气虚弱，宣降失职，水道不能通调，水湿潴留，影响脾的运化功能，表现为食少、倦怠、腹胀、水肿、咳嗽、气喘、痰多等脾肺气虚，痰湿内停的病变。故有“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之说。

肝与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消化功能和血液运行方面的关系。

消化功能方面：肝主疏泄，调畅气机及分泌胆汁，有助于脾的运化功能；脾气健旺，运化功能正常，则有利于肝之疏泄。肝脾相互为用，消化功能正常。

血液运行方面：肝主藏血，贮藏血液并调节血流量；脾主统血，使血液在脉管中运行，不逸出于脉外。肝脾协同，维持血液的正常运行。

在病理方面，肝脾病变可以相互影响。例如：肝失疏泄，无以助脾之升散，使脾失健运，称为“木不疏土”；或因脾失健运，湿热郁蒸，薰及肝胆，出现精神抑郁、胁肋胀痛、腹胀腹泻，或食欲不振、黄疸等肝脾不调的病变。又如：脾失健运日久，血无生化之源；或脾不统血，慢性失血日久，均可导致肝血不足，表现为纳少、倦怠、头晕、目眩，妇女月经量少、色淡等症。亦可因肝不藏血或脾不统血，均可引起血行失常，出现多种出血的病症。

脾与肾的关系是后天与先天的关系。脾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两者相互资助，相互促进，缺一不可。《景岳全书·论脾胃》说：“人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谷之养。非精血，无以立形体之基；非水谷，无以成形体之壮。……是以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必赖后天为之资。”故人体生命活动之根本，关系到脾、肾两脏。脾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气血，为后天之本；肾藏精，源于先天，主生殖繁衍，为先天之本。先天与后天又相互资生，脾的运化，必须借助肾阳的温煦蒸化，始能健运；肾中精气，又赖脾运化的水谷精微补充，才能不断充足。故《医门棒喝》说：“脾胃之能生化者，实由肾中之阳气之鼓舞；而元阳以固密为贵，其所以能固密者，又赖脾胃生化阴精以涵育耳。”这充分说明了先天温养后天，后天补养先天的相互关系。《血证论·阴阳水火论》所说：“人之初胎，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生，以后天生先天。”亦是说明先后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脾与肾的关系，还体现在水液代谢方面。脾运化水液，关系到人体水液的生成与输布，其须得肾阳的温煦蒸化；肾主水，司开合，在肾气、肾阳的气化作用下，主持全身水液代谢平衡，其又须赖脾气的制约，即所谓“土能制水”。脾肾两脏相互协同，共同完成水液的新陈代谢。

在病理方面，脾肾病变常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例如：脾气虚弱，运化不健，导致肾精不足，表现为腹胀、便溏、消瘦、腰酸、耳鸣，或青少年生长发育迟缓、不良等病症。又如：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或脾阳久虚，损及肾阳，形成脾肾阳虚证，表现为腹部冷痛、下利清谷、腰膝酸冷、五更泄泻等病症。又如：脾气虚弱，不能运化水液，或肾的阳气虚损，气化失司，而导致水液的输布、排泄障碍，表现为面浮、肢肿、腹胀、畏寒肢冷、腰膝酸软等脾肾阳虚水液停滞的病症。

肺与肝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气机升降调节方面的依存与协同关系。《素问·刺禁论》说：“肝生于左，肺藏于右”。其义是说：肝主升发之气，于左上升；肺主肃降之气，于右下降。这就是对肝肺气机升降特点的概括。

肺气以肃降为顺，肝气以升发为畅，肺与肝密切配合，一升一降，对全身气机的调畅，起着重要作用。此外，肺气充足，肃降正常，有利于肝气升发；肝气疏泄，升发条达，有利于肺气肃降。

在病理方面，肝肺气机升降失调病变可以相互影响。如肝气郁结化火，升发太过，气火上逆犯肺，使肺失宣降；或肺失清肃，燥热内盛，影响及肝，使肝失条达，都可产生头痛、面红、目赤、胸胁胀痛、咳嗽、咯血等肝肺同病的病症。对“肝火犯肺”者，用五行理论来概括，又称为“木火刑金”。

肺与肾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水液代谢、呼吸运动方面的协同与依存关系，以及肺肾之阴相互资生关系。

水液代谢方面：肺主通调水道，为水之上源，肺气肃降，使水液下行及肾，有助于肾主水；肾为主水之脏，肾气推动、肾阳蒸腾，有利于肺的通调。肺肾协同，相互为用，保证人体水液的正常输布与排泄。

呼吸运动方面：肺主气司呼吸，以主呼吸之气；肾主纳气，以维持呼吸深度。肺肾配合，共同完成呼吸功能。同时，肺在司呼吸中，其气肃降，有利于肾之纳气；而肾气充足，摄纳有权，也有利于肺气肃降。故《类证治裁·喘症》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乃和。”

此外，肺肾之阴也是相互资生的。肺属金，肾属水，金能生水。肺阴充足，输精于肾，使肾阴充足；水亦能润金，肾阴为一身阴液之根本，肾阴充足，上滋于肺，使肺阴充足。肺肾之阴，相互滋生，从而维持肺肾两脏之阴的充足与协调平衡。

肺肾两脏在病理上的相互影响，主要有：

一是水液代谢障碍：肺失宣降，通调水道失职，必累及于肾；肾气虚弱，肾阳不足，气化失司，水液内停，上泛于肺，使肺失宣降，都可导致水液输布、排泄障碍，出现咳嗽、气喘、尿少、水肿等肺肾同病的病症。故《素问·水热穴论》说：“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皆积水也。”

二是肾不纳气：肾气不足，摄纳无权，气浮于上；或肺气久虚，久病及肾，均可导致肾不纳气，出现呼吸表浅、动辄气喘、胸闷、咳嗽、气短等病症。

三是肺肾阴虚：肾阴不足，不能上滋肺阴；或肺阴虚损，累及肾阴，肺肾阴虚同时并见，出现两颧嫩红、骨蒸潮热、盗汗、干咳音哑、腰膝酸软等肺肾阴虚内热证。

肝与肾的关系，在中医古籍中往往又称为“乙癸同源”或“肝肾同源”。“乙”、“癸”原为古历的两个天干符号，根据天干配属五行法，甲乙属木，壬癸属水，而肝属木，肾属水，故乙、癸分别作为肝、肾之代名词，乙癸同源即肝肾同源。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乙癸同源论》中明确提出“乙癸同源，肾肝同治”之说，揭示了肝肾在生理、病理上存在着相互资生、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肝与肾的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肝肾精血同源：肝藏血，肾藏精。《张氏医通·诸血门·诸见血证》说：“气不耗，归精于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于肝而化清血。”即肾精化为肝血。《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封藏于肾中的精气，也需要依赖于肝血滋养而保持充足。肾精与肝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盛同衰，休戚相关，二者相互滋生，相互转化，肾精养肝化血，肝血滋肾化精。故此“肝肾同源”亦即“精血同源”。

肝肾阴阳互补：肝肾之阴相互滋生，肝属木，肾属水，水涵则木荣，母实则子壮；肝阴亦能滋补肾阴，母子相生，子亦能奉母。阴阳既能互生，又能互制。肝肾之阴充足，不仅能相互滋生，而且能制约肝阳使其不致偏亢。由于肝肾阴阳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约，从而保持肝肾阴阳的充足与协调平衡。

肝肾同俱相火：《素问·五常政大论》说：“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元·朱震亨在《格致余论·相火论》中说：相火“具于人者，寄于肝肾两部。”心火为君火，肝肾之火为相火。在正常生理情况下，君火、相火为人身之阳气，属于少火，蒸腾全身，温暖脏腑，是生命活动之动力。肝有相火，则使血不寒，司气机之升发，尽疏泄之职；肾有相火，输布一身，使水火得济，以奉生身之本。相火为肝肾两脏共同专司，其宜潜藏。肝肾精血充足，肝肾之阴充盛，则相火得以制约，宁静而守位于肝肾。

疏泄封藏互用：肝主疏泄，肾主封藏，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为用、相互制约、相互调节的关系。肝气疏泄，可使肾之封藏而开合有度；肾之封藏，则可制约肝之疏泄太过。疏泄与封藏，既相反又相成，互用互制，从而保证并调节女子月经来潮和男子泄精功能的正常。

在病理方面，肝肾病变往往相互影响，而表现为肝肾同病。例如：肾精亏损可以导致肝血不足，肝血不足也可引起肾精亏损，表现为头昏、目眩、耳聋、耳鸣、腰膝酸软等肝肾精血不足证。又如：肝阴不足可引起肾阴不足而致相火偏亢，肾阴不足亦可导致肝阴不足而致肝阳上亢，称之为“水不涵木”，出现头昏目眩、面红目赤、急躁易怒、失眠、遗精、烦热、盗汗等肝肾阴虚火旺证。又如：肝肾精血不足，或肝肾阴虚火旺，引起肝主疏泄和肾主封藏关系失调，则可出现女子月经周期紊乱、经量过多或闭经，男子遗精滑泄或阳强不泄等病症。

中医的健康观简单地提炼为：中医认为健康的人体是阴平阳秘的动态平衡系统，人体这个动态平衡系统的动态平衡被打破了，出现了失衡就是病态，这就是中医的疾病观。

从中医的生命观和疾病观，我们可以推出：即时你身上有一亿个细菌，只要你的机体平衡系统没打破，你还是健康的。

当西医发现细菌和感染性疾病的关系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细菌都是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知道后来发现用大量的抗生素，导致病人体内菌群失调出现更加顽固的疾病，才提出保持人体内微生态平衡的概念，但是在临床上，并没有具体的措施，对细菌感染性疾病，还是以赶尽杀绝细菌这样的思路在治病。

在第二环讲课将对中医疾病观做更加详细的介绍。中医发病学说的先进之处，在于它认识到了机体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病因作用到机体以后，病因会损伤机体，同时机体必然也会对此做出反应以对抗损伤，这两者都会对机体的动态平衡系统产生影响，都可能成为导致疾病的因素。有时候前者已经不用考虑，后者才是机体失衡的重要原因。

从中医的健康观和疾病观，可以推出，中医的病因观为：凡是能影响机体平衡的因素，都可以成为中医学所说的病因。体内的、身外的，自然界的，人为的，只要具备影响机体平衡能力的都是潜在的病因。中医把所有的病因统称为邪气。

气候在正常的情况下称为“六气”（风、寒、暑、湿、燥、火），失常了就可以称为病因，称为“六*”（也还是：风、寒、暑、湿、燥、火）。比如，到了夏天，天气热是正常的，把这种天气叫做“暑”，但是如果天气太炎热了，也就是“暑”太过了，“暑”就成了一种病因，是六*之一，在这种天气下，人就会容易中暑。

情绪是人的正常精神活动，一旦失常也会成为病因。

吃饭本来是维持人体正常生理的必要手段，但是“饮食自倍，肠胃乃伤”，也就是吃撑了会伤肠胃的意思。

所以说，中医的病因是一个非常广的概念，只要能影响到人体平衡的因素都可以成为病因，并非只有可见的实体，比如细菌、病毒这些才是病因。

西医学通过显微镜发现了很多致病微生物，这些细菌或者病毒如果在体内滋生，就会导致疾病，这是西医学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

这一点让很多中医在西医面前丧失了自信，因为中医理论中并没有细菌和病毒的概念。当初非典肆虐的时候，很多反中医的人说：“中医连导致该病的病原体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就说能治，这不是骗子吗？”

理解了中医的病因观，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中医治病只看人体平衡情况，根据病人身体失衡情况来治疗，根本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细菌或者病毒。”也就是前面讲的话了：假如你的身上有一亿个细菌，但是你的身体的动态平衡系统没有失衡，就没有疾病。

中医没有细菌病毒的概念，并不是中医不承认细菌病毒的存在。虽然后世的中医从业者有很多人不知道细菌病毒的存在，但是中医理论的创立者绝对是知道细菌病毒的存在的。因为中医的气还没有形成具体的形质，现代科学到目前为止都不能检测到，细菌病毒尽管很小，但是已经有形质了。中医的创立者能够感知到气的存在，那么对已经形成了形质的细菌和病毒肯定能感知得到的。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佛教经典上得到佐证。佛经上说：佛观一滴水，十万八千虫。印度的先哲和中国的先哲在对世界的认识上达到了同样的高度，佛经翻译成汉语的时候，没有一点障碍，所以可以认为，创立中医学的先哲对此也有认知。

中医病因观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医学对病因性质的描述不是根据病因本身的特性，而是根据病因作用机体以后，机体状态失衡的情况。

中医对病邪性质的描述实际上是机体失衡的情况，和病邪本身的关系并不大。无论是物理的、化学的，还是生物的因素，只要它们导致的机体失衡是相同的，就属于同一种病邪。

即使同一种病毒，同一时间，感染了不同的人，如果出现不同的失衡情况，在中医看来，病邪的性质是不同的；即使同一种病毒，感染了同一个人，在疾病发展的不同阶段，如果出现不同的失衡情况，在中医看来，病邪性质也是不同的。

比如，伤寒感冒有一个阶段叫“入里化热”，如果病邪的性质是它本身固有的，一个寒邪，怎么可能入里又变成了热邪呢？只能是机体的状态随着疾病的发展发生了改变。

中医这种始终立足在人体自身来认识问题的方式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后面会具体分析。

在第二环的讲课中，将会详细地讲述了中医的病因学说，分析了生活中的各种因素如何影响机体平衡，导致疾病。学习中医的病因学说，可以有针对性地预防各种致病因素对机体的损伤。

《黄帝内经》上说：“大要以平为期，此其治之之道也。”“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

中医治病被称为“调理”，就是从这里来的。

中医治病就是调理机体平衡。根据机体平衡被破坏的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纠正、调整，使平衡重新回复，就是中医的治疗观，称之为辨证论治。

大家注意这个“证”字！证，是指机体在特定时空的状态。中医治病的立足点不是病上，而是证上。辨证论治就是辨别人体状态偏离平衡的情况进行治疗，使之恢复到平衡状态。

中医治疗疾病的手段，其实和中医的病因一样，只要能影响机体平衡，都可以成为中医的治疗手段。能成为病因的，就可以成为治疗手段。同样，能成为治疗手段的，如果用得不好，就是病因。所以，中医的治疗手段很多，可以说是数不清。现在最常见的是中药和针灸。

中医的这种治疗观和西医的治疗观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治疗过程中出现的现象，西医是无法解释的。比如，治疗伤寒阳明病，腹内有燥屎，病人出现高热、神志不清等比较危重的情况。中医治疗是用大承气汤泻下燥屎，病人就热退神清。中医认为这种泻下作用正是药物的治疗作用。但是，按照西医的观点，认为病人泻下是药物刺激胃肠导致的副作用。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中医称“下焦蓄血”，中医治疗用桃仁承气汤或者抵挡汤，都是活血化瘀，病人服药后，有的会腹痛很厉害，然后从大小便中泻下黑血。如果按照西医的观点，病人都可以告你医疗事故。但是瘀血下来以后，病人能立即感觉到轻松，病情向愈。

中医如何治疗疾病，以及如何认识在中医治疗疾病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现象，将在第二环讲课中详细讲解。

在中医的生命观里，有几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形、器、气、神。也就是说，中医不只是认为生命就是形体结构加精神活动。气是中医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目前不被西医承认的概念。中西医所有的矛盾其实就集中体现在这里。如果西医能认识到气的存在，中西医就完全可以重合。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我们能见到的这个有形的世界，是从无中生来的，叫无中生有，从无到有，中间有一个过渡，这个过渡就是气。气可以成象，但是还没有成形。气成象以后，物质按照气成的象聚到一起而成形，成为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我们这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是由气来决定的。

人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头、手臂、腿、躯干都是近似圆形的，细胞排列为什么不是沿着直线无限地延伸下去呢？恰恰能在该转弯的时候就转了一个弯？这都是由气来决定的，中医经典中叫做“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天为气，在地成形”。

所以，中医从来不认为身体上长了一个东西，比如说肿瘤，就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如果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那么割了它，这个病肯定就好了。但是如果不是无缘无故长出来的呢？割了它，长出肿瘤的原因还在，接着又长出新的。西医说这是复发，其实，西医根本就没去治疗那个产生肿瘤的原因，再长出来是必然的。

只有理解了气这个概念，中医才能入门。

现在的中医教材，因为受物质主义影响，对气的概念讲得不是很深入。而中医古籍中，由于后世的中医从业者把只要肉眼看不到的，但是又真实存在的东西都命名为气，比如空气等等，导致气的概念内涵很混乱。气的最本质的含义就是有无之间的这个过渡，气决定着有形世界。

中医的健康观，其实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的概念。健康的人体是动态平衡系统处在平衡的状态，亚健康或者疾病都是失衡。中医的一切治疗手段都是恢复机体的动态平衡。所以，一切能影响到机体平衡的因素都可以称为中医认为的病因，也都可以成为中医的治疗工具。

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根据这个因素作用人体以后，机体出现什么样的失衡来定义的。比如说，如果给机体造成了发冷、血管收缩、肢体僵硬等情况，都属于寒邪；而给机体造成了发热、血管扩张、出汗、肢体膨胀等情况的，都属于热邪。无论它是物理因素还是化学因素，或者生物因素。

中医的治疗观就是辨证论治。中医治病首先要判断病人机体失衡的情况，这个过程叫“辨证”，再根据病人的机体失衡情况想办法把平衡纠正过来，这个过程叫“论治”。“证”是指处在某一个时间空间点的人的机体状态。

                          --本文编辑自《什么是中医》

1、《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2、《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

卷“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

卷3～4为“百病主治药”，沿用《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旧例，以病原为纲罗列主治药名及主要功效，相当于一部临证用药手册。

3、《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4、《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5、《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难经

-本草纲目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