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和李绂都是清代的大学者。雍正年间开三礼馆，全、李二人供职翰林院，得以接触《永乐大典》。他们在《永乐大典》中看到许多世上未见之书，惊呼为“宇宙之鸿宝”。两人一商量，觉得应该先把想见而不可得的书籍辑录出来。全祖望写了《抄永乐大典记》，认为最需要辑录的有五类书，就是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从此，两人每天看20卷，把想辑录的书名签出，再由另外四人抄写。就这样每天爬梳，整理出王安石《周官新义》、高氏《春秋义宗》等十多种书籍。可是卷帙浩繁的《永乐大典》两个人怎么能看过一遍呢？长期的辑佚工作让两人感到身心疲惫。第二年全祖望罢官回乡，辑佚工作只好作罢。但全、李二人的辑佚成果却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为以后《四库全书》馆臣系统辑佚《永乐大典》奠定了基础。

清代乾隆皇帝很想比肩中原皇帝，想做一番大事。康熙、雍正朝曾纂修过一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乾隆皇帝对这种类书的体例很不以为然，他说，类书虽然能够兼收并录，极方策大观，但“因类取裁”的方法使得人们无法看到书籍的全貌，溯其源流，征其来处。他要做前人未做之事，修纂一部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补类书的缺失。还把藏《四库全书》的阁名用渊、源、津、溯来命名，凸显他的这部书才真正能够“溯其源流”。这时，安徽学政朱筠和四库总裁于敏中都建议乾隆皇帝辑佚《永乐大典》中的大量散佚古籍，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重视。在开四库全书馆之初，他连颁两道圣旨，下令辑佚、汇订《永乐大典》中的古书善本。

乾隆三十八年，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参加辑佚的有当时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共39人。其中，周永年在宋、元人诗文集上用力最勤。邵晋涵辑《旧五代史》、《九国志》，戴震辑《算经》，也各有所成。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辑出经、史、子、集四部书共385种、4946卷。著名的有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记载南宋初年史实的重要著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查考唐人世系的《元和姓纂》、目录学名著《直斋书录解题》和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等。至于宋元人的诗文集更达到了175种，许多失传的重要典籍都通过这次辑佚恢复了原貌。

但乾隆皇帝与永乐皇帝不同，没有兼收并蓄的胸怀，加之满清定鼎中原刚刚百年，对宋、明人指斥谩骂北方少数民族的言辞十分忌讳。所以在辑佚中坚持儒家正统观念，认为“菁华已尽，糟粕可弃”，凡佛道、戏曲、小说等概不辑录，对于牵涉违碍的言辞也毫不留情面，一概删去。有些科技方面的著作，如邓御夫的《农历》200卷详细程度超过《齐民要术》，还有些军事方面的发明为怕洋人学去，也都丢掉，不加采录。甚至已经辑佚出的散片如《兼金合璧》、《晋史挥尘》等，或签出的典籍《元一统志》等重要的方志类书籍，都弃置不顾，所以，这次系统辑佚古书工作留下了永远不可弥补的遗憾。

据文津阁藏本，所谓的《四库全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但是，凡是被满清统治者认为不符合他们观点的著作，均不能抄入《四库全书》，均被删减掉了，可惜，这类著作共有6793种、93551卷，比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常常被人诟病为明为修书实为毁书，为了控制民间反对异族统治的言论，而实行毁书达到以愚黔首的目的。

四库馆对《永乐大典》进行系统辑佚后，嘉庆间纂修《全唐文》和《大清一统志》时都曾用过《大典》中的史料。不过贡献最大的是徐松的辑佚工作，他辑佚的《宋会要》500卷、《宋中兴礼书》、《续中兴礼书》、《元河南志》等都是超过100卷的大书。以后文廷式辑录过《元高丽记事》、《宋状元及第图》等，缪荃孙辑录过《明泸州志》、《明永乐顺天府志》，董康辑录过《宪台通记》，不过规模都要小多了。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是清学部所辖京师图书馆，民国间改称国立北平图书馆，1949年后称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诞生之初就担负起国家图书馆职责，保存并收集《永乐大典》等珍贵文献。经过90年的努力采集、国家调拨和各界捐赠，收藏的《永乐大典》原本达到221册，现存《大典》的胶卷也基本收集齐全。国内的《大典》除上海图书馆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各有一册外，其他都集中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中。

京师图书馆筹建之初，经学部提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庋藏。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周树人建议和努力下，教育部咨请国务院，将翰林院所存《永乐大典》残本64册送归教育部，其中60册交由京师图书馆储藏，这是国家图书馆入藏的第一批《永乐大典》。京师图书馆更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后，对《永乐大典》的收集更是不遗余力。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等人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到1934年，馆藏《大典》已达93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当时与中国友好的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并和北图联合举办了一次展览，宣传《大典》的价值及其惨遭劫掠的遭遇。展览极大地激发了各界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些爱国人士和藏书单位纷纷向国家捐献了自己收藏的《永乐大典》。

1951年8月20日，著名藏书家周叔弢率先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无偿捐献给国家并致信北图：“珠还合浦，化私为公，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随后赵元方也将家藏的一册《永乐大典》捐赠出来。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张元济的倡议下，商务印书馆董事会一致通过将商务印书馆所属东方图书馆所藏21册《永乐大典》赠送北图。此后，北京大学、广东文管会，以及张季芗、金梁、徐伯郊、陈李蔼如等纷纷捐献了自己收藏的共11册《永乐大典》。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六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对文物收藏极为关注，特批专款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珍贵古籍，其中就有4册《永乐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之初就和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交涉归还《永乐大典》的事宜，得到了苏联政府的支援。1951年，苏联把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收藏的11册《大典》赠还中国政府。文化部接受后即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因为这些《永乐大典》过去是被当作战利品从大连的满铁图书馆运到苏联去的。如今苏联政府无偿归还这些珍贵文物，对百年来饱受外国侵略和战争蹂躏的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也为国家间的平等交往树立了典范。中国和苏联的各大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大量报道。

继这次赠还《永乐大典》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藏书机构也纷纷赠还藏书；此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赠还3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赠还52册，苏联科学院也通过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移赠1册。这样67册远离故国的《永乐大典》终于回到了祖国怀抱。 《永乐大典》在收集过程中还有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在偶然看一幅挂历上印的珍贵古籍时，发现过去自己家中有一册与《永乐大典》很相似的书，因为不知道是书名，家中就用它来夹鞋样和剪纸，而且剪掉了书中天头地脚没有字的部分。由于有从祖上因袭的敬惜字纸的传统，有字的地方都保存下来了。孙洪林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掖县文化馆，并要求北京图书馆派人来鉴定。经过专家鉴定，这册书无疑就是《永乐大典》的“门”字韵。孙家将这部幸运的《永乐大典》捐赠给国家。北图在收到此书后即由专业修复人员做了复原。这册流落在外多年的典籍终于与其他《大典》聚合了。

原因：

1、周永年自明末曹学佺再倡儒藏说，提倡集合儒书，与释藏、道藏鼎足而立。

2、乾隆下诏直省督抚学政征求遗书，汇送京师。

3、朱筠、王应采奏请校办《永乐大典》，辑佚书籍。但实际上是学术文化发展到总结时期，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合力的需要。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一月，安徽学政朱筠提出《永乐大典》的辑佚问题，得到乾隆皇帝的认可，接着便诏令将所辑佚书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汇编在一起，名曰《四库全书》。

这样，由《永乐大典》的辑佚便引出了编纂《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成为编纂《四库全书》的直接原因。

《四库全书》既然要囊括乾隆以前的历代典籍，那么，对传统学术的总结也就责无旁贷，因为传统目录学正是将典籍按照一定的体系加以排纂编次，进而通过文献典籍本身以及分类、编目、序录等方式来反映学术发展历史的。

因此，编排历代典籍，总结评判传统学术，就成了《四库全书》编纂者的一项重要工作，《四库全书总目》也就由此应运而生。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

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

民国三年（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

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

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诜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诜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

-四库全书

乾隆和华盛顿都是1799年死的，为什么感觉两个人不是一个时代，其实把中外历史串联起来，发现也蛮有意思的事情。

很早以前美国一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在1775年莱克星顿的枪声打响了美国13个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并且组成了由华盛顿领导的“大陆军”。

1776，美国的殖民地代表在费城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布美国独立，并且建立美利坚合众国。到1783年，英美双方正式签订合约，英国承认美国的独立。

那么，从1775年到1783年，乾隆皇帝正在做什么呢？

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一直到1782年编纂初成，恩，美国用八年完成了独立，乾隆用九年编纂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在乾隆的主持下，召集了360多位高官、学者，并且组织了3800多人专门负责抄写，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百科全书，当然，由于四库全书在编纂时，毁灭了大量的古籍档案，因此又被戏称为“四库毁书”。

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乾隆正是提出编纂《贰臣传》，收录明末清初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什么是贰臣呢？简单就是前头是明朝官员，后来又投降给清朝的，并且根据其功绩，投降后表现好的，编在《贰臣传》的甲卷，表现不好的收录在乙卷。在1783年的时候，乾隆还感觉不过瘾，又编了《贰臣传》的姊妹篇，《逆臣传》，就是把反叛清朝的大臣都加里面，比如吴三桂这样的将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778年乾隆四十三年，乾隆为多尔衮翻案，以及追封多尔衮、代善、济尔哈朗、多铎、豪格等爵位。

在这八年里，乾隆还大兴文字狱，其中有“万年书”案，“徙戎论”案，尹嘉铨文字狱等。

在文治武功上，也先后剿灭很多农民起义，并且多次打击缅甸等边疆隐患。

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第五次下江南，乾隆一生六下江南，这只是其中一次。乾隆爷一生著作四万多首诗，想必这八年，也创作了不少诗。

乾隆一生好大喜功，在西方资本主义革命如火如荼已经跨入近代的时候，依然，置若罔闻，使西方远远的甩开了清朝的，最终在乾隆死后的四十年1840年发生了中英鸦片战争，中国开始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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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晓岚等360多位文官编撰、3800多人抄写，历经13年才完成的系列丛书，共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故称“四库全书”。这是一项浩大繁秩的工程，看似也是一件伟大的事业，这或许是大多数人的印象。

然而其实不然，鲁迅曾锋利地指出：“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编一部书而已，为何会对古书产生影响？

难道说《四库全书》太过完美，涵盖一切知识，导致其余书籍都失去了意义吗？当然不是这样。另一位民国大师章太炎曾直言道：“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

秦始皇焚书坑儒，损毁了大量珍贵的先秦典籍，此前两千余年的文化余韵消失殆尽，这是中国文史一次极为重大的损失。章太炎却认为，清朝乾隆帝焚书比秦皇的行为更加恶劣，再结合鲁迅的话可知，此事与《四库全书》的编纂有很大关系。那么乾隆帝究竟干了什么事，才招来如此舆论？

实际上，《四库全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不假，但它却是“寓禁于征”，它里面记载的是已被整容过的华夏历史，是早已体无完肤的古代文明，它的出现是为了达到清朝长久统治的政治目的。所以，这看似是一场文化繁荣，实则却是一场文明浩劫。

同时，为了读书人不被以前的古书典籍赐予力量，乾隆帝便将古书里面能利用的内容挑拣出来，编成了《四库全书》，转手又把古书焚毁掉。据不完全统计，因《四库全书》而亡的古书达3000余种7万多部。

而显然，编纂完成的这部全书也是经过“洗化”和“消毒”的，因此即便它在规模和内容上都超过了《永乐大典》，但其文史地位却远远不及前者。当然也不能就此否认《四库全书》的丰功伟绩，它的确创造了多项历史记录，也是研究清史的重要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