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的种类之一，采用“琉璃石”加入“琉璃母”烧制而成。

2014为甲午之年，甲午为木火相生、火神帝旺年。火旺万物缺乏生机，全年一片酷热之景。琉璃作为佛教七宝（其余六宝为：水晶、砗磲、玛瑙、珊瑚、珍珠、金银）之首，最为尊贵，又是药师菩萨为普渡众生的化身之物，有着开运旺运之奇效。而琉璃的烧制“火里来，水里去”，历经几十道工序，亦蕴藏着《周易》水火既济卦，卦辞曰：“水火既济，五行互通”。故此，针对2014马年火旺之象，董易奇老师特选取琉璃为烧制生肖吉祥物的原材料，可转燥为润、调和阴阳、化凶为吉。同时，琉璃有内外明彻、净无瑕秽之特点，亦有佛法修养最高境界所表“形神如琉璃”之美称，是聚财聚福的财神信物，是消病驱邪的佛法灵物！经专业设计与正规开光，更能解甲午年燥热之困，化解十二生肖2014马年的低迷运势，增进全年大吉，鸿福当头。

在春秋战国时期，阴阳学盛行，阴阳家用陶质的坩埚、土釜或平敞的粘土炉子来氧化焙烧方铅矿以制取铅的，这样，当氧化铅生成后，一旦与陶质埚、釜内壁的粘土成分接触，只要器壁温度达到900℃左右，就会在埚、釜壁上生成一层铅釉。有学者曾就此做过模拟实验，结果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赵匡华，“试探中国传统玻璃的源流及炼丹术在其间的贡献”，《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由于这种釉润滑光亮，敲击脱落后很像玉石，这就给阴阳家以启示，使他们有意识地尝试用这种铅矿煅灰与粘土或石英砂一起熔炼。摸索的结果，他们会发现，用石英砂炼制得到的成品质地润泽，光洁晶亮，这就得到了正式的原始琉璃配方。

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的方士们就流行着“食金饮玉”可以长生的说法。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琉璃距离玻璃发现仅仅差最后一步，因为此时烧造琉璃烧制气温低，有大量气泡，且含有钡，因而透明度是比较差的。阴阳家曾经尝试用提纯后的金属铅去烧炼，这种方法炼制出的琉璃由于原料中不再含有铅矿中附有的众多杂质，因而更加光洁晶莹，更像玉石，而且熔炼温度也有所降低。随着古代当时社会格局的改变聿明氏东迁为代表的阴阳学者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从琉璃到玻璃的过程也成为不可能。

以农民起义军五斗米道发展来的道教的炼丹术开始盛行。所以炼丹术兴起后试炼珠玉也就成为炼丹家们的活动之一。东汉王充《论衡·率性篇》说：“道人消烁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别。”又说：“随侯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这些记述反映了道士们烧炼珠玉的活动，则是无疑的，而烧炼珠玉正是导致琉璃出现的直接来源，这是可以肯定的。但发展缓慢，而且长期保持自己固有的特点，“比之真玉，光不殊别”，质地“虚脆不贞”（《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语）。这主要是由于阴阳学家东迁时将大部分相关书籍密藏使得，道教无法得到前人的研究资料因此我国古玻璃自始至终属于低温铅钡琉璃的缘故。从主观方面来讲道教产生于五斗米道农民起义军，所以其目的并不是寻求自然的究极奥义。而是作为成仙，发财之用。道士们从人工冶炼琉璃冒充珠玉，用以造假贩卖因此没有走上独立发展道路，更谈不上发展出一套成熟的玻璃制作技术来。由于受制作目的和技术的影响，古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范围受到很大限制，以及冒充珍珠、宝石的珠子、戒指等。 由于传统琉璃的这些局限，西方玻璃传入我国后，引起人们极大惊异，学者们视其为奇物异宝而加以记载。《汉书·西域传》记载说：“罽宾国……出珠、珊瑚、虎魄、璧流离。”罽宾国位于今阿富汗一带，璧流离指的就是玻璃。李志超认为该词对应于拉丁语vitrum，是音译加上了意译的结果。李志超并且指出：古籍中对于vitrum的译法很多，例如《梵书》中的“吠琉璃”、《酉阳杂俎》的“毗琉璃”、《一切经音义》的“髀头梨”、“颇黎”等，都是vitrum及其派生字的音译。译名的多样化，正说明这类外来品与中国土产琉璃在性状上差异很大，以致中国人不知道它们是同一类物质，因而对之赋予了多种多样的名称。　　因为传统琉璃制作技术的不成熟，提示我们对待古书上有关记载，要持谨慎态度。例如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说吴主孙亮用“琉璃”作屏，“甚薄而莹澈，使四人坐屏风内而外望之，如无隔，惟香气不通于外。”《西京杂记》说汉武帝造神物，“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明洞澈。”这些记载，如果不是夸张之辞，那么文中的“琉璃”必然是从域外传入的琉璃，否则不会有那样好的透明效果。文献中对于西方琉璃的传入，也常有反映。《艺文类聚》卷八十四“琉璃”条，对之有多处描写。史书中对域外“火齐珠”（琉璃透镜）的记载，更是屡见不鲜。古书《梁四公记》则记述了玻璃由海路传入的具体例子：　　“扶南大舶从西天竺国来，卖碧颇黎镜。面广一尺五寸，重四十斤，内外皎洁。置五色物于其上，向明视之，不见其质。问其价，约钱百万贯。文帝令有司算之，倾府库当之不足。”《梁四公记》一书，著者不明，有说为沈约，也有说为张说，总之它反映的是南北朝时期的事情。　　不但琉璃成品，而且玻璃制作技术也传了进来。《北史·大月氏传》记载：“太武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国中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　　这是说，琉璃制作技术传入以后，在中国的国土上也能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琉璃来，从此人们对琉璃就不以为奇了。《北史》这段记载，也见于《魏书》，说的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代的事，大约发生于5世纪中叶。此外，两宋时的大食诸国、清代早中期的西欧传教士都曾将琉璃制作技术传入我国，对我国的琉璃制造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国外技术的传入及工匠的努力，最终掌握阴阳学者曾经有的一套成熟的琉璃生产技术。

　　惟楚有材（wei chu you cai）

　　同义词有“惟楚有才”

　　“惟楚有材”不是“唯楚有材”。“惟”乃语气助词，这句话理解为“楚有才”。

　　出处源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惟，系语首助词，古籍惟、唯、维通用，如《书· 泰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湖北贡院旧牌楼]

　　湖北贡院旧牌楼

　　1655 年，林天擎到武昌府学（今武昌解放路西，大成路北）祭孔，诸生向他反映，武昌府学为鄂省乡学之冠，但校舍破败不堪。学子们表示能体谅国家一时经济困难，愿将津贴捐出来维修校舍。在林天擎大力支持下，修葺工程于两年后完成。据《湖北通志》记载，新府学落成后，林天擎记下两年前学子谒见之事，并发出由衷感叹： “余思惟楚有材，自昔艳羡。况我清宾兴叠诏，已多联翩而登为之前茅者矣。后之龙摅鹏奋，何可数量？” 自林天擎后，武昌府学“嗣是代有修葺”，而且重视培养“楚材”的文字屡见于湖北方志。1732年，巡抚王士俊说“楚材号天下久矣”，并希望“从此楚材辈出”。

　　另有一传说，岳麓书院“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名联。这是一副典型的集句联，上联“惟楚有材”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岳麓书院楹联]

　　岳麓书院楹联

　　下联“于斯为盛”出自《论语·泰伯》“唐虞之际，于斯为盛”。传说清嘉庆年间，时任山长袁名曜出上联，贡生张中阶对下联。“惟”在这里是个语气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就是说“楚国出人才，而这里的人才又最为兴盛”。

　　然而，既然说是“楚材”，则当然源自楚国，与楚国人才关系理应很密切。“惟楚有材”是从“虽楚有材”转化过来的，是因其意而引伸之。“虽”、“惟”虽有一字之差，在内容上实际是一致的，都说的是楚国(地)有材，是很符合历史事实和逻辑规律的，故已成定论。

　　楚国地灵人杰。人才济济，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有一批第一流人才，甚至是世界性的第一流人才，故楚国人才既多又出类拨萃，品位极高，是可以登上中国和世界人才的殿堂的。《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的当年蔡人声子列举的四人，只不过是在晋、楚争霸中为晋所用的卿大夫之材，远不能代表真正的楚国之材。这里，挂一漏万，不妨举一些在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作一介绍，以见一斑。

　　在政治军事上，楚国驰骋疆场八百多年，从筚路蓝缕，到立威定霸，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如审时度势、周文武成三代均尊之为师的楚国缔造者鬻熊；自称王，创县制，设令尹，置陈兵之法，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具有创新精神的熊通(楚武王)、南定都郢，北通“上国”，抗衡中夏的熊赀(楚文王)；与齐桓公争霸后来居上，执辱宋襄公、“强楚主会”，继齐桓公之后登上中国霸主地位的熊恽(楚成王)； “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天下大事尽在楚”，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熊侣(楚庄王)；洞察形势，全力东拓，使楚国仍以大国强国的雄姿，步入战国“七雄”行列之一的熊章(楚惠王)；大胆重用异邦人吴起主持变法，“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使楚国振兴复强的熊疑(楚悼王)；北取睢、泗之间至泗水之上，西拓巴蜀，东收吴越，“临天下诸侯”，使楚国成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国的熊良夫(楚宣王)和熊商(楚威王)父子两人。这些国君 (王)，都是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楚国和全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其功绩是彪炳史册，永垂不朽的。他们堪称为天才、通才，是中华民族一份宝贵的遗产。当然，在这些国君(王)的主政下，也有不少治国领军的良才，如斗子文、孙叔敖、叶公子高等人。此外，还有三位大才应该提出来，他们就是伍子胥、范蠡和李斯。伍子胥，楚国忠良之后。由于楚平王的昏聩不明，伍子胥含冤出逃，后帮助吴国攻楚破郢，对自己的族国犯下了罪过，是伍子胥狭溢复仇心理留下的一个无法洗刷的污点，是应予以谴责的。但他帮助吴国很快发展强大起来，从历史总的趋势看，是有助于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祖国的大一统的。而且他也是一位军事家，《孙子兵法》就凝聚了他的、当然也是楚国的军事思想的结晶。所以，伍子胥也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应看成为楚国的良材。范蠡入越后，先为越在吴作人质忍辱二年，后回越佐勾践复兴，终于灭吴。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下海”经商，终老一生。他还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财家，是楚国一难得的奇材。李斯，荀子学生，在楚学成后入秦为官。他向秦献灭六国、成一统之策，力主废分封、设郡县、焚诗书、谋私学、以法治国，对秦王政(始皇)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此三人，虽为吴、越、秦用，但都在异邦大有作为，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干，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楚材”，绝不可排斥在楚人之外。

　　在经济、科学的领域中，传说楚先祖祝融是三皇五帝时期观火授时的大科学家。见于有明确史籍记载的，在经济、科学领域中作过突出贡献的有孙叔敖、苏掩、甘公、唐目未等人。孙叔敖不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水利专家和科学家。他首创库陂池水利工程，首先为大江筑堤修垸，在楚境形成南、北灌溉网络，“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以殷润国家，家富人喜”(《孙叔敖碑》。他重科学技术，在筑沂城(今河南正阳境) 时，遣具体筹办人计量工程、时间、人员、材料、粮食，制订出具体而又科学的计划，结果完全按此计划顺利地完成。苏掩，楚康王时司马，他受命整治军赋，规划军备，是我国历史上最早一次的军赋制度改革，史称“苏掩庀赋”。苏掩庀赋，就是在全国范围内调查九种不同的田地，然后按井田制的标准，“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甲兵、徒兵、甲循之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他所调查的九种田地，准确无误地反映了楚国水泽山峦的地形地貌，今天看来仍令人惊叹不已，证明苏掩是多么注重实际、具有严谨科学精神的政治家和科学家。甘公、唐目未为天文明家。甘公，《史记》谓齐人，《集解》谓鲁人，《正义》谓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唐目未，亦为有名的天文学家。楚人的数学成就突出，如江陵张家山汉初古墓出土《算数书》，就是楚人留下来的一部数学著作。楚国铁器、青铜器的冶炼和制造，该凝聚了多少能工巧匠和名家的心血，充分地显示了其精湛的技艺，可惜的是名不见经传，成为有才华的无名氏群体了。

　　在哲学、思想领域中，先秦时期最为活跃，时至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百家，最重要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而在这各个学派中，楚人或是其主要代言人，或是创立者。道家学派创立人是楚先哲老子，后续者不少，至战国中期，楚人庄子则继承和发挥了老子学说，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庄并称，成为一个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而登上世界哲学史的殿堂(如黑格尔就认为老子是东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另一道家老莱子，尚清贫，曾教孔子以事君之道。战国末曷鸟子著《曷鸟冠子》一书，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又兼采法、兵等家思想，是道家学说的另一发展。儒家学派虽非楚人所创，但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孙氏之儒为荀子所创。荀子虽为齐人，但他居楚约近二十年，还担任过楚兰陵令，其著述是在楚国完成的，当受到楚国思想文化的浸润，正因为他阅历广泛，受到楚人的广撷博取和开放性、宽容性的启发，所以他对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开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成为先秦时期一位大思想家。荀子的成就是在楚国完成的，称荀子是楚之良材，亦非不可。法家兴盛于三晋，楚国亦为法家提供了实践的舞台，如著名法家吴起在楚国变法，使他的主张和才干得以充分的施展。后期法家韩非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韩非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则入秦大施才干，成为秦始皇一统大业的得力助手。兵家各国均有，楚国军事统帅辈出，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楚国，怎么能没有兵家可惜他们的军事实践未留下系统总结，以致难以窥见其思想光华。然伍子胥、范蠡则可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兵家。农家代表人物许行所倡之神农之说，是在楚国大地中孕育出来的长盛不衰的思想精华。他主张“君民并耕”、“市贾不二”，要求社会“均平”合理，深得人心，使儒家门徒也弃儒而改拜许行为师。许行是代表农民利益说话的，故其主张在中国历史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行不失为楚人坚持发扬楚国思想传统的典范。墨家虽非为楚人所始创，但墨子之后，墨分为三，其中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楚人邓陵子，号称邓陵氏之墨。墨家在先秦时代奉为显学，是代表小生产者和新兴地主利益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纵横家的先辈或创始人之一是楚人鬼谷子，史称鬼谷先生。《史记》说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是鬼谷先生的学生。他所著的《鬼谷子》一书，纵横捭阖，评论游说之术和“揣”、“摩”、 “权”、“谋”之策略，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堪称为当时一部外交学、心理学和攻关学的好教材。阴阳家倡阴阳五行说，以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尽管充满迷信色彩，但其中却亦含有一定辩证法因素。战国末楚阴阳学家南公著《南公》二十一篇，可谓为阴阳学派中之大家。秦灭楚，南公说：“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时不过十余年，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项梁、项羽、刘邦继之，果然推翻了暴秦的统治，建立了新兴的汉王朝。这位南公，就很了解社会发展形势，其预言就饱含着辩证法，传为历史佳话。

　　在文学艺术领域中，“楚材”更是突出见奇，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和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谓，人称“庄骚”。前已指出，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是继老子之后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同时也是一位散文大师和文学理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屈原是“楚辞”的主要作家，《离骚》一诗是其代表作。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等，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完全是在楚国的培养教育和楚文化的孕育下成长起来的诗人。屈原不仅是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精气说和历史观，闪烁着唯物主义光芒，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敬仰。我们荆楚大地的人们，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而感到无限的光荣和骄傲。楚国艺术发达，无论是书法、绘画，抑或是音乐、舞蹈，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认的。其中造诣很深的音乐家钟子期和操琴大师伯牙，高山流水，意蕴隽永，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至今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楚国人才济济，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众多第一流人才。楚国亡后，楚地人才却长盛不衰，辈出不穷。历史上湖北曾出现几次人才涌现的高峰。先秦以屈原为代表；东汉至三国时期，以王逸、黄香、庞统、费祎等；唐代襄州襄阳皮日休、孟浩然，复州竟陵陆羽，以及宋朝米芾等；明中后期，以张居正、熊廷弼、李时珍、“公安派”、“竟陵派”等为代表。明末清初，湖北人文初况下降。但至清末民初，人才又有上升趋势，这既得益于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也与自林天擎抚鄂以来的历届官员屡屡呼唤“楚材”有关。

　　从西汉到明清，近代以至现当代，也是代代都有第一流人才，简直是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如略推敲一下，荆楚大地历来就有学术研究中心，以及形成的人才群体。清末近代后，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荆楚学人更是以族国命运为己任，积极地投身到学习西方和俄国的洪流中去，在洋务运动、民主革命中形成了宏大的人才群。如以个人来计算的话，自秦汉以降，则数不胜数，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中有良材、奇材、大材，甚至还是咤叱风云式的人物，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