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我国海盐生产都是以海水为原料，实行海滩晒盐。但海滩晒盐这种生产方式占地面积大，生产周期长，产量不高，效益较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海岸滩涂养殖风靡南北，海盐生产受到挑战。

山东莱州湾盐区是我国及世界上利用该类地下卤水资源最早的地区，已有千年历史，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处于自发开采阶段。除了1957年在寿光羊口盐场做过小面积浅层勘探外，只有盐务部门研究过地下卤水制盐技术问题，没有做过地质学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沿海经济大发展，原盐供不应求。原来利用低浓度海水为原料的海滩晒盐，总是要依靠扩大盐田面积才能增加产量，但这必然受到了滩涂面积的制约。而老盐田技术改造投资大，见效慢，效率低，也不适应发展需要。

因此，盐业大发展的道路转向优越性显著的“井滩晒盐”。

（1）长芦盐区：长芦盐区的盐场主要分布在乐亭、滦南、唐海、汉沽、塘沽、黄骅、海兴等县区内。其生产规模（包括盐田面积、原盐生产能力和盐业产值等）占全国海盐的25％～35％。1988年原盐产量为415万吨，占渤海区海盐产量的502％。从长芦盐区的开发现状看，天津滨海的塘沽、汉沽等盐场扩大的余地不大，随着城镇、港口工业的发展，还有进一步缩小的可能，但黄骅、南堡、大清河等盐场还有相当的发展潜力。

（2）辽东湾盐区：辽东湾盐区有复州湾、营口、金州、锦州和旅顺5大盐场，其盐田面积和原盐生产能力占辽宁盐区的70％以上，1988年原盐产量达2057万吨，产值达28亿元。

（3）莱州湾盐区：该区是山东省海盐的主要产地，包括烟台、潍坊、东营、惠民的17个盐场，盐田总面积约400平方公里，1988年海盐生产量为2939万吨。莱州湾盐区从技术装备水平、产品质量以及企业经济效益来看，在国内各盐区中处于先进地位，主要盐场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60％以上，单位面积产量高达 73吨／公顷，列北方各海盐区单产之首。

（4）淮盐产区：因淮河横贯江苏盐场而得名。江苏盐场分布在北起苏鲁交界的绣针河口，南至长江口这一斜形狭长的海岸带上，跨越连云港、盐城、淮阴、南通4市的13个县、区，占地653平方公里。江苏海岸带有全国最为广阔的沿海滩涂，四季分明的气候条件，适宜于海盐生产。

盐的原料来源分为4类：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以海水为原料晒制而得的盐叫做海盐；开采现代盐湖矿加工制得的盐叫做湖盐；运用凿井法汲取地表浅部或地下天然卤水加工制得的盐叫做井盐；开采古代岩盐矿床加工制得的盐则称矿盐。由于岩盐矿床有时与天然卤水盐矿共存，加之开采岩盐矿床钻井水溶法的问世，故又有井盐和矿盐的合称———井矿盐（泛称矿盐）。

历代所食盐主要有：海盐、池盐（湖盐）、井盐、岩盐（矿盐）。 四川井盐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专家考证，享誉世界的大英县卓筒井创始于北宋庆历年间，比西方要早八百多年。《中国钻探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井盐科技史》等著作皆称其为 “世界石油钻井之父”，“开创了机械钻井的先河”。

古时的人并不将天然盐看作是盐，而是称之为卤。古代人工最早采制的盐，可能是海盐。古籍记载，炎帝（一说神农氏）时的宿沙氏开创用海水煮盐，史称“宿沙作煮盐”。宿沙氏其人，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实际上用海水煮盐，应当是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创造出来的。也许宿沙氏将煮盐的方法提升推广，后人也就将采制海盐的发明权归到了他的头上。

湖盐又称池盐，内陆的盐湖，由于受干燥气候影响，能够自然生成结晶盐。历史上古老的河东盐池，就是借助风和太阳的蒸发作用，自然生成食盐，史称“解盐”、“潞盐”或“河东盐”。河东盐池很早就出现在史籍的记载中，盐池采盐的历史也许并不比海盐晚。

现在青海省境内的察尔汗盐湖、茶卡盐湖即盛产这种池盐。池盐具有自然结晶的特点，晋人王著《洛都赋》云，“河东盐池，玉洁冰鲜，不劳煮沃，成之自然”，是说池盐不需火煮，自然可得。河东盐池地处黄河流域，可见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古代先民，应当很早就接触到这种天然池盐。

现在很难确定池盐与海盐的发现及食用孰先孰后，因为海盐也可由滞存浅滩的海水经风吹日晒，因蒸发作用而自然结晶生成。生活在海边的古代先民也会很早发现并食用这种自然结晶生成的天然海盐。

自然生成的池盐和海盐，以及露出地表的岩盐，自然溢流外泄的盐泉和随地可得的土盐，只要在生成这些天然盐的地域内有人类活动，先民总会或迟或早发现它。只是由于时代久远，也就不易判定池盐与海盐发现的时序先后。

井盐出现也许稍晚一些，依文献记述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的巴蜀地区。《华阳国志》说是知天文地理、识水脉的李冰发明了盐井开凿技术。李冰在治水的同时，勘察地下盐卤分布状况，凿出了盐井。成都等地曾出土一批盐井画像砖，形象地再现了古代井盐生产。

中国古代的海盐、湖盐、井盐，大体都是取卤做原料，或柴火煎熬，或风吹日晒，水分蒸发后便能得到盐。

宋代以前的海盐制造，全出于煎炼。海盐是刮土淋卤，取卤燃薪熬盐。海盐锅煎之法和用具，历经元、明、清各代更替，并无明显差异。崂山青盐迟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盐民才用沟滩之法，改煎为晒，从而结束了煎盐的历史。

煎盐耗费大量柴草，费工费力。从北宋开始，海盐出现晒法，由于技术的原因，效果并不太好，所以煎盐仍多于晒盐。到了清末，海盐各产区大都改用晒制之法，技术逐渐完善起来。那些沿海岸线架设的燃烧了几千年的烧锅煎盐设备，自然成了历史的陈迹。

在南方如海南岛地区，阳光充足，是晒盐理想的场所。最简便的方法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沙浇海水过滤，制成高盐分的卤水，再将卤水存在池中，在阳光下蒸发结晶成盐。

井矿盐的生产分为采卤和制盐两个环节，古代提取天然卤法的方法多为提捞法，现代则有气举法、抽油采卤法、自喷采卤等方法。在岩盐型矿区大多采用钻井水溶开采方法，有的采用单井对流法，有的采用双井水力压裂法。古代井盐制盐采用煎法，与海盐煎法相似。

湖盐分为原生盐和再生盐，主要采用采掘法或滩晒法生产。有些盐湖经过长期蒸发，氯化钠沉淀湖底，如柴达木盆地的盐湖，历经数千万年变化形成了干湖，盐晶暴露在表面，不需经过加工即可直接挖取。湖盐生产采用滩晒法的历史悠久，与海盐早期生产工艺不同。

海陆取卤，日晒火煎，煮海熬波，卤水成盐。让人颇费思索的是，煎盐那样费力，历史上却一直在采用这个方法。在西南有的井盐区因为煎盐，将周围的树木砍伐光了，不仅造成了环境的破坏，最后也使得盐井因缺乏燃料而停产。当然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西南井盐产区光照少，盐工们不可能想到让太阳来晒盐。不过东部海盐产区并不缺少光照，但晒盐开始的时间依然很晚，似乎不完全是技术问题。倒是池盐的晒盐技术出现很早，发展也很成熟。

四川盐业从凿井、汲卤、输卤到煎盐，分工很细，工序繁难，工程费用和设备投资颇多。每开一井，一般需要一二年至四五年，最多的需十余年乃至数十年；凿井投资，浅者以千两计，深者以万两计，甚至有费至三四万两而不见功者。经营井灶的企业主，大多数凑资朋充，采取合伙制度，以使资力雄厚。在富荣产区例如：自贡投资者(称客人)和地主以租佃和合股的形式做井，有“年限井”(或称客井)和“子孙井”之分。道光朝以前多为“年限井”，即凿井成功后，投资者按照比例只享有一定年限的股份及其收益，届期将井及其设施全部无偿地交还地主；“子孙井”在开凿成功后，由投资者与地主长期共同拥有所有权。随着凿井技术的提高，井深相应增加，投资者付出的垫支资本数额持续上升，改变了股份结构中投资者与地主原来分占的比率，“年限井”逐步过渡为“子孙井”。一般情况下，地主在井成投产后，占有股份的六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称“主日份”、“地脉日份”或“地脉锅口”；其余大部股权归投资者所有，称“工本日份”，“客日份”或“开锅水份”；在有承首人(集资凿井的发起人或组织者)的情况下，还需从地脉日份或锅口中拨出部分股份，作为给承首人的报酬，称“乾日份”、“团首日份”或“开锅水份”。

矿盐沉淀在地下成千上万年，古代工业不发达，污染少，所以矿盐的纯度好，杂质少。而海盐来自于大海，人类的污染也殃及海洋，其纯度不及矿盐。从地层中开采盐硔,通过炼制成盐,叫做岩盐,也叫石盐、矿盐。产岩盐的地方,就是古代海底经兼产之地元永等7处。西藏乌兰达布逊山所产为紫色岩盐。史书有关岩盐的记载不多，《北史·西域传》说：“高昌有白盐，其形如玉粱。”即指新疆所产之岩盐。

太阳能晒干了海水后产生了结晶的海盐，经过了6亿年的地质挤压与地下高温作用，将地底的矿物与海盐结合形成了“盐的化石”——矿盐。矿盐可以说没有任何污染，是三种盐（矿盐，海盐，食盐）里最清洁、最绿色的盐。”

井矿盐是如何开采出来、并制作成食盐的呢由于盐矿都深埋在地下280米到500米的地方，因此要先钻井，到达盐矿的位置后，利用管子注水下去，将盐矿溶解变成卤水，再将卤水抽进制盐装置，进行一系列蒸发、干燥等工序”，陆金华表示，简单地说，井矿盐的制作过程就是溶解、再结晶的过程，“整个过程比较简单，人为干涉环节很少，因此生产出来的盐环保、健康，不会有任何问题。

开凿井筒和地下巷道，通达矿层，使井下与地面构成完整的运输、通风等系统，从地下直接采出岩盐。矿井开拓方式有竖井、斜井和平硐3种。

旱采所得的岩盐，如品位高，可直接粉碎、筛分得到成品；如品位较低，则将矿石溶解成卤水，净化后再蒸发结晶成盐。

竖井开拓 利用直接与地面相通的竖井和相应的水平巷道采掘岩盐。对各种地质条件的岩盐矿床适应性较强。对倾斜角度较大、埋藏较深、围岩不够稳固、产量较大的矿床尤为适用。

斜井开拓 利用与地面直接相通的倾斜巷道和相通的水平巷道采掘岩盐，适于倾斜角度不大、埋藏较浅、围岩稳定的矿床。

平硐开采 利用与地面直接相通的水平巷道和上、下山道等进行采矿作业。适用于地形切割很深而陡峻，矿体一部分埋藏在水平侵蚀基准面以下的岩盐矿床。

盐湖生产历史悠久。生产方法因资源情况而异：凡已形成石盐矿床并赋存丰富晶间卤水的盐湖,如中国和苏联的多数盐湖,主要是直接开采石盐；未形成石盐矿床或石盐沉积很少的盐湖，如美国犹他州的大盐湖、印度的桑巴尔盐湖、中国山西省的运城盐池等，需在湖边修筑盐田，引入湖中卤水，日晒成盐；无晶间卤水的干涸盐湖，如澳大利亚的马克利奥特湖，需注水溶制饱和卤水晒盐或直接开采原盐。其原理及操作与海盐基本相同，但盐湖卤水浓度较高，所需蒸发池面积相应地比海盐减少。

　　郦道元（约470—527），字善长，北魏范阳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州市）人，北魏平东将军、青州刺史、永宁侯郦范之子，我国著名地理学家、文学家。

　　郦道元故居在今河北省涿州市东道园村。涿州市城南另有郦道元路。

　　在郦道元兄弟五人中，道元为长，承袭其父永宁侯爵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被害于关中（今陕西临漳县）。郦道元出生于官宦世家，其父郦范年少有为，在太武帝时期给事东宫，后以卓越才能成为优秀的军师，曾经做过平东将军和青州刺史。郦道元也先后在平城（北魏前期的首都，在今山西省大同市）和洛阳（北魏都城于公元493年南迁至此）担任过骑都尉、太傅掾、书侍御史、御史中尉和北中郎将等中央官职，并且多次出任地方官，担任过冀州镇（今河北省冀县）东府长史、鲁阳郡（今河南省鲁山县）太守、东荆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刺史、河南（今洛阳）尹等职。

　　郦道元前半生，北魏正值鼎盛时期。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之后，经过献文、文成等诸多帝王的励精图治，至后来的北魏孝文帝的积极改革，北魏国力日渐强盛。郦道元也跟随孝文帝等人致力于统一大愿的实现。然而，在孝文帝死后，北魏从500年开始，国内矛盾又开始高涨起来，逐渐走下坡路，至527年，六镇叛乱，四方骚动。在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的时候，郦道元慷慨殉国。长空孤雁鸣，秦山鸟悲歌，在流星闪过之时，一代英豪就此陨落。

　　郦道元在做官期间，“执法清刻”，“素有严猛之称”，故颇遭豪强和皇族忌恨。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郦道元在奉命赴任关右大使的路上，雍州刺史萧宝夤受汝南王元悦怂恿派人把郦道元一行围困在阴盘驿亭（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亭在冈上，没有水吃，凿井十几丈，仍不得水，最后力尽，和他的弟弟郦道峻以及两个儿子一同被杀害。

　　郦道元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好游览。他跟随父亲在青州时候，曾经和友人游遍山东。做官以后，到过许多地方，每到一个地方，都要游览当地名胜古迹，留心勘察水流地势，探溯源头，并且在余暇时间阅读了大量地理方面的著作，逐渐积累了丰富的地理学知识。他一生对我国的自然、地理作了大量的调查、考证和研究工作，并且撰写了地理巨著——《水经注》，为我国古代的地理科学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桑钦，汉代知名学者，著名地理学家，著有《水经》等书。

　　《水经》一书写于三国时期，是一部专门研究河流水道的书籍，共记述全国主要河流一百三十七条。原文一万多字，文字相当简略，没有把水道的来龙去脉和详细情况说清楚。郦道元认为，应该在对现有地理情况的考察的基础上，印证古籍，然后把经常变化的地理面貌尽量详细、准确地记载下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郦道元决心为《水经》作注。

　　郦道元在给《水经》作注过程中，十分注重实地考察和调查研究，同时还博览了大量前人著作，查看了不少精确详细的地图。据统计，郦道元写《水经注》一共参阅了四百三十七种书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郦道元终于完成了他的《水经注》这一名著。《水经注》共四十卷（原书宋朝已佚五卷，今本仍作四十卷，是经后人改编而成的），三十多万字，是当时一部空前的地理学巨著。它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际上是在《水经》基础上的再创作。全书记述了一千二百五十二条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比原著增加了近千条，文字增加了二十多倍，内容比《水经》原著要丰富得多。是我国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还记录了不少碑刻墨迹和渔歌民谣，文笔绚烂，语言清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水经注》在写作体例上，不同于《禹贡》和《汉书·地理志》。它以水道为纲，详细记述各地的地理概况，开创了古代综合地理著作的一种新形式。《水经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从地域上讲，郦道元虽然生活在南北朝对峙时期，但是他并没有把眼光仅限于北魏所统治的一隅，而是抓住河流水道这一自然现象，对全国地理情况作了详细记载。不仅是这样，书中还谈到了一些外国河流，说明作者对于国外地理也是注意的。从内容上讲，书中不仅详述了每条河流的水文情况，而且把每条河流流域内的其他自然现象如地质、地貌、土壤、气候、物产民俗、城邑兴衰、历史古迹以及神话传说等综合起来，做了全面描述。因此《水经注》是六世纪前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述。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地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水经注》不仅是一部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地理巨著，而且也是一部颇具特色的山水游记。郦道元以饱满的热情，浑厚的文笔，精美的语言，形象、生动地描述了祖国的壮丽山川，表现了他对祖国的热爱和赞美。郦道元一生著述很多，除《水经注》外，还有《本志》十三篇以及《七聘》等著作，但是，流传下来只有《水经注》一种。

　　郦道元（466或472—527），少年时代就喜爱游览。后来他做了官，就到各地游历，每到一地除参观名胜古迹外，还用心勘察水流地势，了解沿岸地理、地貌、土壤、气候，人民的生产生活，地域的变迁等。他发现古代的地理书——《水经》，不仅对大小河流的来龙去脉缺乏准确记载，并且由于时代更替，城邑兴衰，有些河流改道，名称也变了，但书上却未加以补充和说明。郦道元于是亲自给《水经》作注。

　　为了写《水经注》，他阅读有关书籍达400多种，查阅了所有地图，研究了大量文物资料，还亲自到实地考察，核实书上的记载。《水经》原来记载的大小河流有137条，1万多字，经过郦道元注释以后，大小河流增加到1252条，共30多万字，比原著增加20倍。书中记述了各条河流的发源与流向，各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火山、温泉、水利工程等。这部书文字优美生动，也可以说是一部文学著作。由于《水经注》在中国科学文化发展史上的巨大价值，历代许多学者专门对它进行研究，形成一门“郦学”。

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①。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①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清朝时期：农具 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

是击壤歌

〖《礼记经解正义》引《尚书传》曰：民击壤而歌。凿井而饮。畊田而食。帝力何有。《类聚》引《帝王世纪》曰：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於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云云。於是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类聚》作帝何力於我哉。乐府、《诗纪》同。《初学记》作帝力何有於我哉。《御览》或作帝何德於我哉。○《类聚》十一。《御览》五百六引《高士传》。又五百七十二、七百五十五引《逸士传》。《乐府诗集》八十三。《诗纪前集》一。）

但是这首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可能更早一点

〖《吴越春秋》曰：越王欲谋复吴。范蠡进善射者陈音。音。楚人也。越王请音而问曰：孤闻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闻弩生于弓。弓生于弹。弹起于古之孝子。不忍见父母为禽兽所食。故作弹以守之。歌曰：○《诗纪》注。刘勰云。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又曰断竹黄歌。乃二言之始。又注。黄。黄帝也。○逯案。《吴越春秋》所载越歌。率类汉篇。惟此歌质朴。殆是古代逸文。刘勰谓为黄歌。当别有据。今仍照《诗纪》列此。〗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书钞》作肉。《白帖》、《御览》同。《吴越春秋》误作害。《类聚》同。《诗纪》云。宍，古肉字。今《吴越春秋》作害。非。○《吴越春秋》九。《书钞》百二十四。《类聚》六十。《白帖》五。《御览》三百五十。《诗纪前集》一。）

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在古籍中时有记载。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 蜡辞》云：“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本，归其泽！”（《礼 记·郊特牲》）这大约是一首农事祭歌。至于传说为尧舜时期的《击壤歌》、《 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从其思想内容和 语词来看，显然都是后人的伪托。倒是有些简单质朴的韵语，可能是原始歌谣的 遗留。如《吴越春秋》卷九所载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弹弓和狩猎的过程，语言古朴，但已经 具有韵律，显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谣。《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 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虽只有一句，却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比较可信的夏 代诗歌的遗文。

公元（976一983年)的《太平广记》。据书中所载，当发明 于公元7世纪。 从河、湖、池塘中引水的器具则有序斗、各种翻车 (龙骨水车，图2)、筒车、渴乌(虹吸)、鹤饮等。人力翻车，脚路翻车 (采自《农政全书)是在公元186年前后由东汉毕岚所创制，三国时马钧又加以改进。以后又发展了牛转翻车、水转翻车和 风力翻车等。水转筒车是在江河岸边装设个水轮， 水轮下部浸在水流中，由水力驱动水轮回转。水轮圆 周上配置的若干个竹筒依次将水带到上部，流人接水槽。唐刘禹锡(772一842年)所著“机汲，，一文，所述提 水工具就是这种水转筒车。在王祯(农书》L载有水转 筒车图，还有驴转筒车和高转筒车‘图3)。渴乌也是 由毕岚创制。在明王微著(新制诸器图说)上，载有“虹吸”和“鹤饮”图及图说。 收获、脱粒和清选器具在公元前5500一前4900 年的文化遗址中，曾有锯齿刃石镰出上。到公元前 2800一前1900年，又出现了蚌刀和没有锯齿的石镰。 到商周时期有了铜镰，但应用不广。铁镶开始出现于 战国时期，到西汉时已广泛应用。以后又发展了许多 不同类型的收割器具。在王祯《农书》_上，就载有钱、 艾、璐镰、推镰、荃麦器等;还有收获薯类用的镬(镐)， 收获棉杆用的钩镰，割草、砍柴用的锲等。 脱粒、清选用的器具有连枷、石攀磷、扇车等。连枷 发明于春秋时期。在王祯《农书》上，有用碍礴碾场脱 粒的记载。扇车亦称风车或跄扇，发明于西汉时期。 农产品加工器具最早的谷物加工器具是石磨盘 图3高转筒车 (采自《农政全书” 和碾棒。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曾有石磨盘出土， 说明早在农业诞生以前，人类就用这种器具加工采集 到的谷物。在公元前5500一前4900年的遗址中出土 的石磨盘和服棒，就已相当工整。另一种谷物加工器 具是柞臼。在约公元前5000年的遗址中有石柞出土，自远古至清代中叶在中国农业生产中使 用的器具。在古籍中称农器或田器。除古籍中所载 外，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古农具，包括在有文字记 载以前各个时期的器具。 各地出土的大量古农具表明，早在公元前6000一 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诞 生，就出现了简单、粗糙的石制农具以及蚌器、陶器等。 公元前5世纪的春秋末年，铁制农具已广泛应用。到 公元10一14世纪的宋、元时代，已拥有开荒、耕整地、 播种、中耕、收获脱粒、加工、蚕桑、舟车等适应不同地 区要求的各种农具300余种。有许多农具的发明创造 和应用都早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 耕整地农具有未招、锋、锋、镜(锹)、镇、铬、极、 犁、耙、秒、粉、糖、盖、碍、碑、刮板等品种。在公元前 5500一前3300年的文化遗址中，曾有石铲、骨铲、骨粕 等起土翻土工具出土;公元前2900一前2800年的文 化遗址中，有用双齿木未挖土的印痕。这种间歇动作 的来粕以后逐步为连续动作的人力犁所代替。殷代以 后又逐步为畜力犁所代替。到春秋时期，畜力犁已被 广泛应用。战国初期有了铁制犁桦，战国末年又出现 了犁壁。公元9世纪时唐代陆龟蒙所著(来招经)，记 述了一个结构相当完备的畜力犁(见桦式犁)。 播种栽植器具包括条播用的楼，穴播用的靛种 器，播后压实土壤用的挞和碑车，拔、插水稻秧苗用的 秧马等。楼又称楼车或按犁，是世界上最早的条播机。 在王祯著(农书)上，还载有将种子与过筛细粪或蚕沙 钮说 拌合后一同播下的粪按，这是最早的施肥播种机。 种器(图l)也见于王祯(农书)， 图l孤种器 (采自王祯《农书》) 明在公元14世纪初已经有了这种 穴播工具。关于秧马的记载，最早 见于苏轼在公元1094年写的《秧马 歌)。 中耕除草器具包括早地用人 力除草松土工具钱、铲、镜、褥、搏、 锄;早地中耕用畜力按锄;水田用 的人力中耕除草工具耘爪、耘荡等。 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就出现了石锄， 到战国时期有了铁锄。关于楼锄的 记载，最早是在宋、元间的著作《种 漪直说》上。在王祯《农书》上有关 于耘爪和耘荡的记载。 灌溉器具中国早在龙山文化 时期就掌握了凿井技术，以后先后 创制了桔棒、辘护、斗式水车等井用提水工具。关于桔 棒的早期记载见(庄子·天运篇》颜渊(公元前521一 前490年)与师金的一段对话。公元147年汉武梁祠 画像石(山东嘉祥县)上有早期的桔梅图。辘护在春秋 战国时代已用于从竖井中提升铜矿石，以后也用于一 般起重和提水作业。公元6世纪贾思姆著(齐民要 术》，有“井深用辘护，井浅用桔棒”的记载。在王祯《农 书》上，还有用两个容器交替上下提水的“双辘护”。关 于斗式水车的早期记载，见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 在公元前5000一前3(X)0年的遗址中有大量石柞石臼 出土。脚踏雄是由用手操作的柞臼发展而成。到西汉 末年还出现了畜力雄和水雄。晋代杜预(222一284 年)制做了连机水雄，由一个水轮驱动几个雄。 具有上下磨盘的回转磨最初叫皑，是由春秋时鲁国 人公输班(鲁班)所发明。在战国晚期遗址中有石 转磨出土，到西汉时得到进一步推广。杜预制做了 水转连磨(图4)，同时还出现了畜力八盘连磨、水碾 等。金末元初出现了风磨。去谷壳用的曹发明于东 汉时期。在王祯《农书》上，还载有具备碾、磨、奢三种 功能的‘冰轮三事”，筛面粉用的“水击面罗’，，将子棉加 工成皮棉的“轧车”等。加工饲草用的侧刀曾见于北宋 和金元遗址中。 农村运输工具中国古代车、船的发明至少有 4500多年的历史。商代已出现四匹马拉的车子。三 国时诸葛亮、蒲元等所创“木牛流马”，就是一种独轮 车。在北宋张泽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上，就有四辆独 轮车。王祯《农书》列有“舟车门”，载有畜力“大车、 适用于低洼地的“下泽车”;由牲畜牵引在地面滑行的 无轮“拖车”;水乡地区应用的“农舟气短小轻便的 “划船，，;在两岸之间设置竹索，便于农民攀索渡河的 小船“野航”等。(黄顾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