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是中印金丹术交流的高峰时期。据《隋书·经籍志》卷三十四所录印度医方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婆罗门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诸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由于这些方书的翻译，印度金丹术的某些知识也同时介绍到我国。如《千金翼方》记载有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养长生不老丸和耆婆汤等都是源于印度，王焘《外台秘要》天竺经中介绍了印度早已应用于眼科的矿物药如硫酸铜、硼砂、明矾等。印度八分医方中，列为第七的是长命药科论。唐代帝王酷好长生药，除请教道家的金丹术士外，也多方向印度寻求灵药。《酉阳杂俎》卷七记载，在六四八年，“王玄策俘中天竺王阿罗那顺以诣阙。兼得术士那罗迩娑婆，言寿二百岁。太宗奇之，馆于金飙门内，造延年药。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监主之。言：‘婆罗门国，有药名畔茶亻去水，出大山中石臼内。有七种色，或热或冷，能消草木金铁，人手入则消烂。若欲取水，以骆驼髑髅沉于石臼，取水转注瓠芦中”。唐太宗还派人到全国各地采怪药异石，甚至派使者到印度去采访名药。但那罗延娑婆寐造的药并无奇效，太宗只好听任去留，但他因年老体衰无法返国，死在长安。高宗即位，又从东天竺迎来卢迦逸多，任怀化大将军，派往印度，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可见，印度金丹家那罗延娑婆寐和卢迦逸多在长安和中国宫廷名医、金丹家有过一定来往，曾共同研制一种新药，以求返老还童，但没有成功。公元716年，因为印度人要求唐玄宗派使者前去采购珠翠奇宝，宣称狮子国有灵药和养医之妪，玄宗便叫监察御史汤范臣和印度商人出使斯里兰卡。之后，屡宾、克什米尔、吐火罗等国多次进献精制药物，这些药物无非是所谓的长生不老灵药，其主要来源地是阿富汗和印度次大陆。隋唐时期中国金丹术在印度也很有吸引力，受到印度金丹家的普遍赞扬。公元647年唐太宗下令由玄奘法师合同道士蔡晃、成英组成一个三十多人的译经班子，将老子《道德经》逐字逐句译成梵文。这部梵文《道德经》在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时就送到了东天竺迦摩缕波国童子王的手中。阿萨密的许多习俗和礼仪从此染上了道教的风气，几乎与道教仪式并无两样。随着道教在印度的流行，作为道教组成部分的中国金丹术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义净在《南海寄归内法传》里说：“神州药石，根茎之类，……香气茅郁，可以蠲疾……长年之药，惟东夏焉……四海之中，孰不钦奉。”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中国的金石药物和草药就可以免除疾病，至于长生不老的丹药，更是只有中国的最灵，因而备受印度人的推崇。

文物的史料作用 可证实文献之记载，校正文献之谬误，补充文献记载之缺佚。对无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文物则是研究、恢复其社会面貌的实物史料。

文物的证史作用 中国古代文献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丰富多彩的文物，对古文献记载的证实，不仅增加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可靠性与珍贵性，而且又增加了实物资料,成为文献记载的真实见证。从另一个角度讲,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历史将文献和文物密切结合,相互印证，对社会历史各个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文物与文献相互印证，相吻合者已不乏其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商代的世系。河南省安阳殷墟出土的大批甲骨文中对商王世系的记载，经考证与《史记》记载基本相符《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记载了孙武仕吴孙膑仕齐并各有兵法传世的史实,《汉书·艺文志》中也作了著录。此后,《孙子兵法》不传,众说不一。山东省临沂县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竹简，从而证明《史记》和《汉书》记载的正确，使自隋代以来的疑问和误传得以澄清。《后汉书·礼仪志》 中记载的玉柙 (玉衣)葬制，也由河北、江苏、安徽、山东、陕西、河南、广东、北京等地出土的完整玉衣或玉衣上的玉片及所使用的金缕、银缕、铜缕等得到证实。

文物的正史作用 在古代，有些史籍在传抄过程中出现错误，有些在流传中缺佚，有些被统治阶级删改等，这就使文物的正史作用有了极其珍贵的价值。它的表现是校正古籍记载之谬误，订正史传，纠正错讹。

在古代，金石学家以金石文字正诸史之谬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只限于金石，现在可利用各类文物中的资料订正文献记载。这就使文物的作用在更大的范围内得以发挥。

在地方志中对一些古迹的记载,由于时代的限制,缺乏资料，又未实地调查，往往以一些传说为据，使记载失实。随着文物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不少已得以澄清，如河北省磁县许多古，在地方志等古籍中称为“曹操七十二疑”，但经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获得的文物资料(包括墓志)证明并非曹操七十二疑，而是北朝墓群，是东魏、北齐的皇室及王公贵族墓地。

在古文献中，往往记载一些生产和生活器物的状况，这些记载又往往被认为是它们产生的时间，以导致错误。《韩非子》、《周礼》中，有关于髹漆的记载，有人据此认为薄板胎漆器出现于战国中期。实际上中国漆器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在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即出土有漆器，商代遗址和墓葬中更有多处发现。这些出土文物，都校正了《韩非子》和《周礼》的记载。

文物的补史作用 对无文字可考的历史提供实物资料,以研究和恢复其历史面貌；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补文字记载的缺佚，以提供比文字记载更丰富多彩的资料。

中国的各种古籍，是研究不同时期历史的宝贵资料。但不可忽视的是正史和其他古籍，受阶级局限和当时条件的限制，有大量史实，特别是关于劳动生产者的史实并未被记载，使为数众多的史实失传，还有不少史籍在历史上散失不传，许多史实被湮没。同时，人类社会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整体，文献记载的史实，年代愈早的文献，记载的史实愈简略，甚或不予记载，这就使许许多多能说明社会各个方面的史实缺载。

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物，完全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文物本身储存的信息，可以为研究不同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有文字的文物,如甲骨文金文、竹木简牍、帛书、古写本、古印本、石刻等，更是直接记载了历史的不同方面，保存了大量历史资料，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某些方面的真实情况。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 5种秦法律文书竹简，其内容远远超过了李悝《法经》的范畴，已具备刑法、 诉讼法、 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等方面的内容。湖南省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中，有5种医书，成书年代都早于《黄帝内经》，在内容上没有五行学说的痕迹，填补了中国早期医学史上的空白。

文物的史料功能 文物作为实物史料，其证史、正史、补史的作用是开展科学研究，发挥文物作用的第一步。在完成第一步工作之后，还要运用这些可信而翔实的资料，研究历史，促进科学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经济建设。

文物史料对专门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农业史、畜牧业史、 纺织史、 陶瓷史、冶金史、建筑史、交通史、天文史、雕塑史、医药史等专业史的研究，都离不开文物史料，特别是原始社会无文字记载，只有依靠文物史料。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对文物的物质成分和所储存的信息了解的越来越清楚，可为专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更加详细和精确的资料。文物作为有形的物体，在绘画、雕塑等一些专门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形象生动的实物史料。它比文献资料有更加特殊的价值。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文物同样具有特殊价值。在研究中只依靠文献资料，只作文字描述，不易给人一个形象概念，若增加文物史料，插图与文字配合，人们一看就清楚了。人们从古建筑、绘画、雕塑等形式上，就比较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形式。

古代文物可为发展中国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研究古代文物所储存的科技信息，是借鉴的重要内容。对古代文物所具有的物质形式，可在研究其科学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

中国古代有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在历史长河中被湮没。但运用这些技术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有些在考古工作中被发现，其中有的经整理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分析检测，已获得了储存在文物中的科技信息，成为发展今日科学技术的借鉴，或为经济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国文物中有大量文物本身就是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蕴藏着当时的科学信息。对这一类文物的深入研究，特别是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分析研究，会为发展今天的科学技术提供信息和资料。古代的天文文物和冶金、水利、建筑等方面的文物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古代的科学信息。在战国时期使用失蜡法铸造铜器，汉代使用土法生产球墨铸铁等，都属于这一类。

借鉴与促进艺术发展 文化艺术的发展离不开借鉴。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化艺术都是在学习前人积累的知识和文化艺术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书法、绘画艺术，就是在学习前人作品(许多已成为文物)、借鉴前人优点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时代风格和个人艺术风格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是这样，其他文化艺术也莫不如此。

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有以下一些：

《史记》、《资治通鉴》和《通志》等后世的通史，对先秦历史皆有记载。

《尚书》、《礼记》、《春秋》、《国语》、《世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先秦的史籍。

《战国策》、《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后世整理和编著的记载先秦史实的著作。

《管子》、《孟子》、《庄子》、《晏子春秋》、《商君书》、《吕氏春秋》等诸子著作中亦有不少史料记载。

以上只是部分记载秦朝以前的历史古籍，还有部分史书未列举出来，如果需查阅全面的历史古籍，可咨询相关历史专业人士或者查询历史类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