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的经典书籍。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其实本来应该有六经，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但后来亡于秦末战火，只剩下五经。

　　目录

　　1 四书

　　11 《大学》

　　12 《中庸》

　　13 《论语》

　　14 《孟子》

　　2 五经

　　21 《诗经》

　　22 《尚书》

　　23 《礼记》

　　24 《周易》

　　25 《春秋》

　　四书

　　四书为儒家经典，南宋学者朱熹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据称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曾参、子思、孔子、孟子，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之后各朝皆以《四书》列为科举考试范围，因而造就《四书》独特的地位。甚至宋朝以后《四书》已凌驾《五经》的地位。

　　南宋光宗绍熙远年（1190年），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汇集到一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大学》

　　《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弟子曾参（前505年—前434年）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中庸》

　　《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前483年－前402年）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收授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不过，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义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撮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论语》

　　《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创始人，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论语》涉及哲学、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方面，内容非常丰富，是儒学最主要的经典。在表达上，《论语》语言精炼而形象生动，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在编排上，《论语》没有严格的编纂体例，每一条就是一章，集章为篇，篇、章之间并无紧密联系，只是大致归类，并有重复章节出现。到汉代时，有《鲁论语》（20篇）、《齐论语》（22篇）、《古文论语》（21篇）三种《论语》版本流传。东汉末年，郑玄以《鲁论语》为底本，参考《齐论语》和《古文论语》编校成一个新的本子，并加以注释。郑玄的注本流传后，《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便逐渐亡佚了。以后各代注释《论语》的版本主要有：三国时魏国何晏《论语集解》，南北朝梁代皇侃《论语义疏》，宋代邢晏《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论语正义》等。

　　《孟子》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年），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五经

　　五经是儒家作为研究基础的古代五本经典书籍的合称，相传它们都经过儒家创始人之一的孔子的编辑或修改。儒家本来有六经，它们是《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和《春秋》。

　　秦始皇“焚书坑儒”，据说经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五经是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

　　《诗经》

　　《诗经》在先秦称《诗》，或《诗三百》，是中国第一本诗歌总集。汇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原三百十一篇），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总集。“古者《诗》三千余篇，及于孔子，去其重……”（《史记·孔子世家》），据传为孔子编定。《诗》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此书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各方面，被誉为古代社会的人生百科全书，对后世影响深远。喜欢诗词的朋友，相信都有读过。

　　《尚书》

　　《尚书》古时称《书》、《书经》，至汉称《尚书》。“尚”便是指“上”、“上古”，该书是古代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上起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下至东周（春秋中期），约1500多年。基本内容是古代帝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内容的记录，这说明作者应是史官。《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相传为孔子编定。《尚书》有两种传本，一种是《今文尚书》，一种是《古文尚书》，现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古时称赞人“饱读诗书”，“诗书”便是分别指《诗经》、《尚书》。

　　《礼记》

　　《礼记》是战国到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礼记》只是解《仪礼》”（《朱子语类·卷八十七》），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虽只是解说《仪礼》之书，但由于涉及面广，其影响乃超出了《周礼》、《仪礼》。《礼记》有两种传本，一种是戴德所编，有85篇，今存40篇，称《大戴礼记》；另一种，也便是我们现在所见的《礼记》，是戴德其侄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称《小戴礼记》。

　　《周易》

　　《周易》也称《易》、《易经》，列儒家经典之首。《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作者应是筮官，经多人完成。内容广泛记录了西周社会各方面，包含史料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以前的人们对自然与人圣变幻规律的认识模式，从没有超越阴阳八卦的思维框架。相传龙马驮“河图”出现在黄河，上古圣人伏羲始作八卦；《史记》又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一说伏羲重卦，有说神农），并作爻辞（或谓周公）；后至春秋，又有孔圣作“十翼”之说，世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文由六十四卦卦象及相应的卦名、卦辞、爻名、爻辞等组成。《传》一共七种十篇，有《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合称“十翼”，意指“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

　　《春秋》

　　《左传》 也称《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春秋左氏传》，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史记》称作者为春秋时期左丘明，清代今文经学家认为系刘歆改编，近人又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据各国史料编成（又有说是鲁国历代史官所写）。它的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四书五经另一篇详细介绍:

　　《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书。

　　四书

　　“四书”指《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部书。 其中，《论语》、《孟子》分别是孔子、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论集， 《大学》、《中庸》则是《礼记》中的两篇。首次把它们编在一起的是南宋著名学者朱熹。不过，在朱熹之前的程颢、程颐兄弟已己大力提倡这几部书了。他们认为，《大学》是孔子讲授“初学入德之门”的要籍，经孔子的学生曾参整理成文；《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书，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笔之子书，以授孟子”的。这两部书与《论语》、《孟子》一起表达了儒学的基本思想体系，是研治儒学最重要的文献。正是根据这样的观点，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四部书编在一起。因为它们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曾参、子思、孟子，所以称为 “四子书”，简称即为“四书”。朱熹分别为这四部书作了注释，其 中，《大学》、《中庸》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的注 释因为引用他人的说法较多，所以称为“集注”。值得注意的是， 朱熹所编定的《四书》次序本来是《大学》、《论语》、《孟子》、《中庸》，是按照由浅入深进修的顺序排列的。后人因为《大学》、《中庸》的篇幅较短，为了刻写出版的方便，而把《中庸》提到《论语》之前，成了现在通行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顺序。

　　由于朱熹注释的《四书》既融会了前人的学说，又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切于世用；又由于以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地位的日益上升，所以，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 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从此盛行起来，到元代延佑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书》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由于这些因素，使《四书》不仅成为 了儒学的重要经典，而且也成了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成了直到近代全国统一的标准的小学教科书。所以，有人把《四书》与西 方的《圣经》相比，认为它是东方的“圣经”。事实上，无论就其流传的广泛，还是就其对于中国人人格心理铸造影响的深刻来看，这种比拟都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五经

　　“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易经》《春秋》五部。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汉代儒生始称《诗经》。现存的《诗经》是汉朝毛亨所传下来的，所以又叫“毛诗”。

　　据说《诗经》中的诗，当时都是能演唱的歌词。按所配乐曲的性质，可分成风、雅、颂类。“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庸阝风、卫风、王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组成，称为十五国风，大部分是黄河流域的民歌，小部分是贵族加工的作品，共160篇。“雅”包括小雅和大 雅，共105篇。 “雅”基本上是贵族的作品，只有小雅的一部分来自民间。“颂”包括周颂、鲁颂和商颂， 共40篇。颂是宫廷用于祭祀的歌词。一般来说，来自民间的歌谣，生动活泼，而宫廷贵族的诗作，相形见绌，诗味不多。 《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它形式多样：史诗、讽刺诗、叙事诗、恋歌、战歌、颂歌、节令歌以及劳动歌谣样样都有。它内容丰富，对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 地貌、动物、植物等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可以说，《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而 《诗经》的语言是研究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汉语概貌的最重要的资料。

　　《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书》，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 《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代焚书后，汉初仅搜集到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从孔子故宅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称为古文《尚书》，这十六篇不久亡佚。晋人伪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又从今文《尚书》中析出数篇，连同原有的今文《尚书》共为五十八篇，也称古文《尚书》。《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就是经过晋人手术的这种古文《尚书》。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书。《虞书》、《夏书》非虞夏时所作，是后世儒家根据古代传闻编写的假托之作。 《商书》是殷王朝史官所记的誓、命、训、诰，其中《汤誓》按时代说应为最早的作品，但这篇文章语言流畅，可能经过后人的润色。《盘庚》三篇古奥难读，较多地保留了原貌。 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虽然语辞古奥，但盘庚讲话时充沛的感情、尖锐的谈锋，还是可以感受到的，如他说：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炪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盘庚》上）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贴切、生动，具有形象性。其中“有条不紊”作为成语，至今仍被沿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弄得不可收拾，比喻也很生动。 《周书》包括周初到春秋前期的文献。其中《牧誓》是武王伐纣时的誓师之词，《多士》是周公以王命训告殷遗民之词； 《无逸》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享受之词。这些作品叙事清晰，而且能表达出人物的情感口吻。写于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写得相当传神。比起《商书》和周初的文字，要流畅得多，标志着散文在当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文章汇编。其中殷商和周初的部分，所用语言同秦汉时的古汉语已有很大不同，加以年代久远，传写讹误，十分艰涩难读。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但抛开文字的障碍不谈，在情感的表达上，其实是朴素而简要的。由于发表那些言辞的人，地位都很高，言语之间，具有居高临下的自信。对于后人来说，古奥是一种特殊的美感，质朴自信，又显示出征服的力度。所以《尚书》的文章，受到很高的推崇。汉代《尚书大传》引子夏语，谓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也是有感于此吧。不过，这里也有崇古的心理作怪。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它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儒家把《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六经。孔子收徒讲学时，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不过，孔子所讲授的礼、乐和旧的富有鬼神迷信色彩的礼、乐已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乐》教，可以使人“广博易良”；《礼》教，可以使人“恭俭庄敬” （见《礼记·经解》）。孔子还说过：“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孔子看来，不学礼，便没有立足社会的依据。因此，必须“立于礼”（《论语·泰伯》）。礼所包括的范围很广，从国家的典章制度，直至个人的行为准则。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礼书，有《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周朝官制的，《仪礼》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如冠、婚、丧、祭等具体仪式），《礼记》是孔子学生以及后人传习《礼经》的记录，内容有关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东汉学者郑玄分别给《仪礼》、《礼记》作了注解之后，才有了“三礼”这一名称。“三礼”都与孔子礼的思想有关，但只有《仪礼》（17篇）是由孔子整理编订的。 《周礼》是搜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添附儒家政治理想，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由于我国早在夏、商、周时就进入了奴隶社会，而周为奴隶社会的鼎盛时代，所以《周礼》是中国最早和最完整的官制记录，也是世界古代一部最完整的官制记录。全书6篇，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各篇分为上下卷，共12卷。这6篇中的《冬官司空》早佚，到汉时补以《考工记》。 《周礼》为何人所作，何时产物？历来也是有争论的。古文经学家认为，它是周公旦所作。今文经学家认为，它出于战国，也有人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近人从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参证该书中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学术思想，多数人认为是战国时的作品。也有人认为，《周礼》成于汉初。 《周礼》一书，东汉郑玄撰有《周礼注》，唐朝贾公彦作《周礼正义》，清代孙诒让也撰有《周礼正义》，这些注释对后人研究《周礼》提供了参考资料。 周朝的最高统治者是周天子，他是奴隶主贵族的总代表。 辅助周王的大官，相传有太师、太傅和太保三公。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王室以尹天下”。周公的儿子伯禽，也当过周王的师保。在令尊、令彝铭文中，周王命他“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三事”是三种官职的总称，即政务官、事务官和地方官。“四方”是指四方诸侯和方国部落。“卿事寮”是指周朝政府中的大小官僚。 在周王及其师保之下，朝廷中最高的官职是卿士，即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合称六卿。六卿经常在周王的左右。三左是太史、太祝、太卜；三右是太宰、太宗、太士。他们在朝廷中分立于周王的两侧，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周王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以六卿大多和宗教事务有密切的关系。太祝就是最大的祭祀官，周公儿子伯禽也曾任过太祝。太卜是管卜筮的，处于人神之间的媒介地位。 太士也是神职官吏。太史这一职位，就是商代以来的作册，周初毕公高曾任过太史，称为“作册毕公”。太宰可能是朝廷中的政务总管。太宗是管周朝的宗族和谱系，也是重要的职务。 六卿还有许多僚属，各有专职，所以总称为卿事寮。除六卿之外，周朝还设有五官：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司徒在周朝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中写作“司土”，是管理土地和农业生产的。司空在铭文中写作“司工”，是管理百工职事的。 司马则是管理军赋的职官。司徒、司马和司空的职权相当，合称“三有司”。司土管版籍爵禄，司寇管刑罚，其地位仅次于以上的三有司，也是十分重要的官职。这五司下面也有很多僚属，如属于司马的有师氏、虎臣和专管马的走马（趣马）等等，构成专门的官僚系统和集团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官吏，如管理山林川泽的，管理市场货贿的，管理贵族吃、穿、用以及娱乐的，都有“官司之守”，也就是专门的官吏。这些各种各样的官吏，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周王朝实行分封制度，在周王直接统治区的四面八方，分布着许多封国，所以称为“四方”，具体地指侯、甸、男等诸侯，这些是周朝的地方政权。有的大国诸侯经周王授予特权，可以调动附近的中小诸侯，从事征伐，捍卫周天子，成为方伯，方伯是一方诸侯之长，不是诸侯的封号。有些诸侯兼作王室大官，因而具有公卿的头衔，如周公和召公就是这样。 所谓“公、侯、伯、子、男”的五等爵制，无论是商代或西周，都是不存在的，是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易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中，被誉为诸经之首，三玄之一。《易经》也叫做《周易》，就是周代之易, 孔子定为五经之一, 计有24070字。分本经和大传两部分 本经包括八卦, 重卦, 卦辞, 为易有主体, 故称为经；大传包括上彖, 下彖二, 上象三, 下象四, 上系五, 下系六, 文言七, 说卦八, 序卦九, 杂卦十, 此十者合称十翼 十翼为阐明易经而作, 故曰传 它是用八卦重叠而成的六十四卦为结构框架，把中华民族在太古时代摸索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用抽象的符号记录下来，进一步以阴阳变化之道来分析，说明宇宙间的一切现象，通过卜卦来启示天道，地道，人道的变化规律。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这部原来由鲁国史官所编《春秋》，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我国编年体史书之祖，它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历史。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它的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反映了文字技巧的进步。 《春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寓褒贬于记事的“春秋笔法”。相传孔子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并且，在史书和文学作品的写作上，也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史学家从中领悟到修史应该有严格而明确的倾向性，文学家往往体会了遣词造句力求简洁而义蕴深刻。当然，刻意求深，也难免造成文意晦涩的弊病。

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671htm

一、经：经书，指儒家经典著作；史：史书，即正史；子：先秦百家著作，宗教；集：文集，即诗词汇编。泛指我国古代典籍。“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一些大型的古籍丛书往往囊括四部，并用以命名，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等，可见四部分类对古籍的重要意义。

二、经部收录儒家“十五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十五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五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大学》《中庸》。

三、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正史：指《史记》、《汉书》等以帝王本纪为纲的纪传体史书。 清 乾隆 年间诏定二十四史为正史，1921年北洋军阀政府又增《新元史》，合称《二十五史》，不久，又将《清史稿》合编其中，合称《二十六史》。

四、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2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7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4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3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6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3属。

五、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5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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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即分经、史、子、集四大部类，经部主要收录儒家经典及其传、释和文字学方面的著作，史部主要收录历史以及地理、时令、政书、目录等方面的著作，子部主要收录哲学、军事、天文、算法、医学、农业、艺术、工商等方面的著作，集部主要收录总集、别集及其他文学方面的著作。中国古代藏书多以四部法排列,每部为一库,故四部分类体系又称“四库法”。

西晋初，秘书监荀勖与中书令张华整理典籍，编成《中经新簿》，分甲、乙、丙、丁四部，创立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甲部记六艺及小学，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有史记、皇览簿、杂事，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荀勖所创四部法适应了《七 略》后三百年间的学术变迁、各类图书数量的增减和图书庋藏的方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依荀勖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并改史书为乙部，诸子为丙部，从而正式确立了四部排列顺序。此后各代宫廷藏书目录均以此类分图书，被史学家称为“秘阁之永制”。至唐初贞观年间，魏徵等编撰《隋书·经籍志》，始将甲、乙、丙、丁四部名称换成经、史、子、集。《隋书·经籍志》吸收王俭、阮孝绪七分法的优点，使四部分类法成为更为完善、更加切合实际的书目分类体系。唐代以后，各家目录对四部分类体系略作增益调整，大体趋向更为细密合理。清代乾隆年间纪昀等所撰《四库全书总目》的书目分类体系，是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的总结。纪昀等分析了历代书目分类体系的特点和流变，择善而从。《四库全书总目》将1万余部17万余卷图书分为 4部44类(见《四库全书总目》)。

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封建社会书目分类的主要方法。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文化的发展，图书类型和数量的变化，四部书目分类体系已不再适应于类分现代图书的需要，鸦片战争以后逐步被新的书目分类体系所取代。但它对今天人们整理和利用中国古籍仍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1 张岱的文言文翻译

《湖心亭看雪》 原文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挐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

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

余强饮三大白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译文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

接连下了三天的大雪，湖中行人、飞鸟的声音全都消失了。这一天晚上八点左右，我划着一叶扁舟，穿着毛皮衣服、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

湖上弥漫着水气凝成的冰花，天空与云层，远山与湖水，浑然一体，白茫茫一片。湖上比较清晰的影子，只有西湖长堤在雪中只隐隐露出一道痕迹，湖心亭的一点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和舟中的两三个人影罢了。

（我）到了亭子上，（看见）有两个人已铺好了毡子，相对而坐，一个童子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在湖中怎么还能碰上您这样有闲情雅致的人呢？”拉着我一同喝酒。

我痛饮了三大杯，然后和他们道别。问他们的姓名，（得知他们）是金陵人，在此地客居。

等到我回来岸边下船时，船夫自言自语说道：“不要说相公您痴迷，还有和您一样痴的人呢！” 《白洋潮》 原文 故事，三江看潮，实无潮看。午后喧传曰：“今年暗涨潮。”

岁岁如之。 庚辰八月，吊朱恒岳少师至白洋，陈章侯、祁世培同席。

海塘上呼看潮，余遄往，章侯、世培踵至。 立塘上，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直奔塘上。

稍近，则隐隐露白，如驱千百群小鹅擘翼惊飞。渐近，喷沫溅花，蹴起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怒雷鞭之，万首镞镞，无敢后先。

再近，则飓风逼之，势欲拍岸而上。看者辟易，走避塘下。

潮到塘，尽力一礴，水击射，溅起数丈，著面皆湿。旋卷而右，龟山一挡，轰怒非常，炮碎龙湫，半空雪舞。

看之惊眩，坐半日，颜始定。 先辈言：渐江潮头，自龛、赭两山漱激而起。

白洋在两山外，潮头更大，何耶？ 译文 （按照）旧例，（我）在三江镇看潮，其实没有潮水可以看。午后有人喧闹着传道：“今年暗涨潮啊！”年年（都）像这样。

明崇祯十三年八月，（我） 到白洋祭奠朱恒岳少师，与陈章侯、祁世培一起。海塘上有人呼喊着看潮，我迅速前往（海塘）去看，章侯、世培接踵而至。

（我）站在岸上，远远地看见潮头像一条线，从海宁奔腾而来，一直到岸上。（潮水）稍稍靠近了一点，（浪花）就隐隐约约露出白色，像驱赶千百群小鹅张开翅膀拍水飞迸。

渐渐又靠近了一点，（潮水）喷出的泡沫溅起的水花，蹦跳起来像百万头雪狮，遮蔽了大江奔流而下，好像有怒雷鞭打它们一样，百万头雪狮攒聚在一起，没有一头敢落后，拼命争先。又靠近了一点，（浪潮）像飓风一样逼来，水势（就像）将要拍打着岸而上。

看的人惊慌后退，跑着躲避到岸下。潮到岸上，尽力一撞，水花冲击射开，溅起几丈高（的浪花），看潮人的脸都被打湿了。

（潮水）迅速向右旋转翻滚，被白洋山一挡，潮水好像十分愤怒，水花四激，好像大炮把雁荡山瀑布打碎了，像漫天大雪在飞舞，看的人心惊目眩。（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惊目眩，坐了好长时间，神色才恢复平静。

先辈说：“浙江潮头，从龛、赭两座山冲刷激荡而起。”白洋山在这两座山之外，（但）潮头却更大，这是为什么呢？ 张岱（1597年~1679年）又名维城，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天孙，别号蝶庵居士，晚号六休居士，汉族，山阴（今浙江绍兴）人。

寓居杭州。出生仕宦世家，少为富贵公子，精于茶艺鉴赏，明亡后不仕，入山著书以终。

张岱为明末清初文学家、史学家，其最擅长散文，著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三不朽图赞》《夜航船》《白洋潮》等绝代文学名著。 高祖天复，官至云南按察副使，甘肃行太仆卿。

曾祖张元汴，隆庆五年（1571）状元及第，官至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左谕德。祖父张汝霖，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官至广西参议。

父张耀芳，副榜出身，为鲁藩右长史。张岱的出身，又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先辈均是饱学之儒，精通史学、经学、理学、文学、小学和舆地学。被舅父夸为“今之江淹”。

天复、元汴父子曾撰修《绍兴府志》《会稽志》及《山阴志》，“三志并出，人称谈迁父子。”（《家传》）（下引张岱诗文及评论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夏咸淳点校的《张岱诗文集》者，均只注篇名。）

祖父汝霖，“幼好古学，博览群书。”（同上）至老，手不释卷。

曾积三十年之精神，撰修《韵山》，后因与《永乐大典》类同而辍笔（《陶庵梦忆韵山》）。张氏三世藏书，岱“自垂髫聚书四十年，不下三万卷。”

（《陶庵梦忆三世藏书》）张岱的出身，还是一个文艺之家。祖孙几代都工诗擅文，咸有著述。

天复有《鸣玉堂稿》，元汴有《不二斋稿》，汝霖有《石介园文集》，耀芳“善歌诗，声出金石。”（《家传》）张氏从汝霖起，自蓄声伎，讲究此道。

耀芳“教习小蹊，鼓。

2 天石砚名的翻译

应该是宋代诗人苏轼的《天石砚铭》。

译文：

苏轼十二岁的时候，在所住的纱縠寓所空地上，和一群少年玩掘地的游戏。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外表色温润晶莹，呈现浅绿色，里外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很容易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

先父说：“这是一方天砚啊！具有砚的品质，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于是把它还给我，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我十分珍爱地使用它，并在上面刻上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

元丰二年秋七月，我获罪入狱，全家人流离失所，书籍也丢失散乱。第二年来到黄州，寻找我那方砚台，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以为把它丢失了。元丰七年七月，乘船到到当涂，翻开书箱，忽然又看见了它，非常高兴。于是把它交给儿子苏迨和苏过。装砚的匣子虽然不十分精致，却是先父亲手雕刻的啊，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能更换。

原文：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戒，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创作背景：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抓到监狱，贬至黄州，先父送与他方砚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几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书架上看到这方砚，苏轼大喜过望，连忙将两个儿子叫来，告诉他们这方砚的故事，也告诉他们爷爷的那番话语。从一方砚台引出道德文章的话题，可见苏洵、苏轼对子女的教育真是用心良苦。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代表作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等。

如果我的回答解答了您的问题，希望您能采纳一下我的回答，谢谢！

3 苏轼天砚背后铭文如何翻译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

苏轼12岁时，一天与几位小朋友在家后的空地上作游戏，在凿地时发现一块美丽的奇石，颜色似鱼鳞般，有着闪烁浅碧的色彩。

且石质细润光滑，微显道道脉络，敲之能发出悦耳的声音。于是他将石块细心地雕磨成砚台（墨盘），便常用此砚台磨墨写字。

因他发觉此石不仅磨墨容易，而且有保持水份的特点，能将磨好的墨水保持较长时间的润泽。家里人都说很好，他父亲苏洵更赞美说："天砚啊！凡是有砚之德而不取足于形状（意思是石材好的砚台，无须形状好不好？），这砚是文字吉祥的象征，你应该把它当成宝贝来使用。

"至此，他不仅十分爱护这个砚台，而且写起毛笔字来感觉很爽心。常常将书法家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的碑帖手迹抄了一次又一次，并从中吸取书法家之长处，所以后来形成了集各家之长的："苏体"。

相传他每天写完字后，都要到书房侧的一个小水塘将石砚清洗干净，就这样复日复年的洗砚，小水塘的水也似墨汁了，后人便把这个小水塘称为"东坡洗砚池"。后来，这个天砚也成了苏东坡之传家宝，到了宋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他还为此专门写了>文章。

4 天石砚铭 苏轼 翻译

宋代诗人苏轼的《天石砚铭》翻译： 苏轼十二岁的时候，在所住的纱縠寓所空地上，和一群少年玩掘地的游戏。

得到一块奇异的石头，形状像鱼，外表色温润晶莹，呈现浅绿色，里外都点缀着细小的银星，击打它就发出铿锵的声音。试着拿它当砚使，很容易发墨，只是没有储水的地方。

先父说：“这是一方天砚啊！具有砚的品质，就是形状不太完整罢了。”于是把它还给我，说：“这是你文章发达的祥瑞之兆。”

我十分珍爱地使用它，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78988e69d8331333431353262并在上面刻上铭文说：“一旦接受了上天的造就，就永远不再改变初衷。或以品德为高，或要保全形体。

如果两者都有，那我取法什么？仰人鼻息跪人脚下吗？这样的人世间有很多。” 元丰二年秋七月，我获罪入狱，全家人流离失所，书籍也丢失散乱。

第二年来到黄州，寻找我那方砚台，却怎么也找不到，我以为把它丢失了。元丰七年七月，乘船到到当涂，翻开书箱，忽然又看见了它，非常高兴。

于是把它交给儿子苏迨和苏过。装砚的匣子虽然不十分精致，却是先父亲手雕刻的啊，并命匠人按砚的形状做的，不能更换。

原文： 轼年十二时，于所居纱縠行宅隙地中，与群儿凿地为戏。得异石，如鱼，肤温莹，作浅碧色。

表里皆细银星，扣之铿然。试以为砚，甚发墨，顾无贮水处。

先君曰：“是天砚也，有砚之德，而不足于形耳。”因以赐轼，曰：“是文字之祥也。”

轼宝而用之，且为铭曰： 一受其戒，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

均是二者，顾予安取。仰唇俯足，世固多有。

元丰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狱，家属流离，书籍散乱。明年至黄州，求砚不复得，以为失之矣。

七年七月，舟行至当涂，发书笥，忽复见之。甚喜，以付迨、过。

其匣虽不工，乃先君手刻其受砚处，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遭遇乌台诗案，被抓到监狱，贬至黄州，先父送与他方砚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几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在书架上看到这方砚，苏轼大喜过望，连忙将两个儿子叫来，告诉他们这方砚的故事，也告诉他们爷爷的那番话语。从一方砚台引出道德文章的话题，可见苏洵、苏轼对子女的教育真是用心良苦。

作者简介：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代表作有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等。

5 文言文《伤仲永》的译文

金溪平民方仲永，世代以种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不曾认识笔、墨、纸、砚，（有一天）忽然放声哭着要这些东西。父亲对此感到惊异，从邻近人家借来给他，（仲永）当即写了四句诗，并且题上自己的名字。这首诗以赡养父母、团结同宗族的人为内容，传送给全乡的秀才观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作诗，（他能）立即写好，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看的地方。同县的人对他感到惊奇，渐渐地请他的父亲去做客，有的人还花钱求仲永题诗。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

我听到这件事很久了。明道年间，我随先父回到家乡，在舅舅家里见到他，（他已经）十二三岁了。让（他）作诗，（写出来的诗已经）不能与从前的名声相称。又过了七年，（我）从扬州回来，再次到舅舅家，问起方仲永的情况，回答说：“（他已经）才能完全消失，成为普通人了。”

王先生说：仲永的通晓、领悟能力是天赋的。他的天资比一般有才能的人高得多。他最终成为一个平凡的人，是因为他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像他那样天生聪明，如此有才智的人，没有受到后天的教育，尚且要成为平凡的人；那么，现在那些不是天生聪明，本来就平凡的人，又不接受后天的教育，想成为一个平常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吧？

6 张岱《刘侍郎除弊》文言文翻译

刘大夏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前往北边处理兵饷粮草问题。

尚书周经对他说：“府仓粮草宣告缺乏，大半 的粮草是有权势家族的子弟在经营，你向来与他们个性、意见不合，这次前去恐怕免不了会因为个性刚直招祸。”刘大夏说：“处理天下事，凭借道理不依仗权势， 安定天下事在于实地处理不在于远谋，待我到后解决。”

刘大夏到达后，整天召集边塞的百姓了解情况，终于了解了个中原因，想出了治理的办法。有一天，他派人 在各交通要到四处张贴榜文，昭告天下：“某个粮仓缺几千石粮食，每石按照官价收购，边疆内外的官民客商，只要愿意上报的，粮食从十石以上，粮草百束以上， 都准许买卖，即使是官宦子弟，也不受限制。

不到两个月，府仓储积有余，老百姓也有了多余的钱财。原来塞上必须拥有千石米粟、万束柴草才得收进。

因此宦官、武臣得以操纵市场，获取厚利。从刘大夏确立这项粮草收购法令后，有粮草的百姓都自己上报，不需要权贵包办买卖到足够数量，然后凑整数上交。

延续了几十年的 弊端，一下子就革除了。

7 选自张岱的《龙山雪》文言文的翻译

天启六年的十二月，大雪有三尺多深。

晚上的时候天放晴了，我登上龙山，坐在城隍庙的山门上，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这几个人陪伴侍候。众山都被雪覆盖住了，月亮的光辉也显得稀薄了，月亮显不出光亮，雪都白花花的。

坐久了觉得有点清冷，苍头（苍头：指以青色包头巾裹头，这里指年纪大的伙计）送酒来了，我勉强举起大杯子抗寒，酒气上升，积雪将酒气吞噬，竟然喝不醉。马小卿唱曲子，李岕生吹洞箫和着马小卿的曲子，声音被寒气所震慑，艰涩得出不来。

三更的时候我们（准备）回去睡觉，马小卿、潘小妃互相抱着从百步街旋转滚落，一直到山脚下，满身是雪的站着。我坐着一辆小羊头车，拖着满身的冰凌回来了。

8 明张岱的 放生池 文言文翻译

宋时有放生碑，在宝石山下。盖天禧四年，王钦若请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民网捕，郡守王随为之立碑也。今之放生池，在湖心亭之南。外有重堤，朱栏屈曲，桥跨如虹，草树蓊翳，尤更岑寂。古云三潭印月，即其地也。春时游舫如鹜，至其地者，百不得一。其中佛舍甚精，复阁重楼，迷禽暗日，威仪肃洁，器钵无声。但恨鱼牢幽闭，涨腻不流，刿鬐缺鳞，头大尾瘠，鱼若能言，其苦万状。以理揆之，孰若纵壑开樊，听其游泳，则物性自遂，深恨俗僧难与解释耳。昔年余到云栖，见鸡鹅豚羖，共牢饥饿，日夕挨挤，堕水死者不计其数。中国古籍全录

余向莲池师再四疏说，亦谓未能免俗，聊复尔尔。后见兔鹿猢狲亦受禁锁，余曰：“鸡凫豚羖，皆藉食于人，若兔鹿猢狲，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锁禁，待以胥縻。”莲师大笑，悉为撤禁，听其所之，见者大快。中国古籍全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