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除此之外还有6篇有题目无内容，即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康、崇伍、由仪），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最初只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诗经》按《风》、《雅》、《颂》三类编辑。《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诗经》是产生于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诗经的简介介绍，希望你喜欢。

诗经的简介

　搜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古代诗歌305首，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反映了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诗经》作者佚名，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

　相传周代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摇着木铎深入民间 收集 民间歌谣，把能够反映人民欢乐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给太师(负责音乐之官)谱曲，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没有记录姓名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占据诗经的多数部分。

　周代贵族文人的作品构成了诗经的另一部分。《尚书》记载，《豳风·鸱鸮》为周公旦所作。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的一批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中的《耆夜》篇中，叙述武王等在战胜黎国后庆功饮酒，其间周公旦即席所作的诗《蟋蟀》，内容与现存《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篇有密切关系。

　《诗经》现存305篇，分《风》、《雅》、《颂》三部分。

　《风》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诗经》中的精华部分，有对爱情、劳动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怀故土、思征人及反压迫、反欺凌的怨叹与愤怒。常用复沓的手法来反复咏叹，一首诗中的各章往往只有几个字不同，表现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祭祀之诗歌，祈丰年、颂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贵族文人，但对现实 政治 有所不满，除了宴会乐歌、祭祀乐歌和史诗而外，也写出了一些反映人民愿望的讽刺诗。《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颂》则为宗庙祭祀之诗歌。《雅》、《颂》中的诗歌，对于考察早期 历史 、宗教与社会有很大价值。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 教育 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 句子 以增强说服力。后来，《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以上三部分，《颂》有40篇，《雅》有105篇(《小雅》中有6篇有目无诗，不计算在内)，《风》的数量最多，共160篇，合起来是305篇。古人取其整数，常说“诗三百”。

　据说春秋时流传下来的诗，有三千首之多，后来只剩下三百一十一首(其中有六首笙诗：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孔子编纂诗经之后，最早明确记录的传承人，是“孔门十哲”之一，七十二贤之一的子夏，他对诗的领悟力最强，所以由他传诗。到汉初，说诗的有鲁人申培公，齐人辕固生和燕人韩婴，合称三家诗。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到唐时还在流传，而如今只剩外传10卷。当今世上流传的诗经，则是毛公(大毛公：毛亨，小毛公：毛苌)所传的毛诗。

　重要的注本有《毛诗正义》、宋朱熹的《诗集传》、清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今人程俊英的《诗经释注》、今人余冠英的《诗经选译》等。

诗经作品鉴赏

　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 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 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 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诗经六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各诸侯国的乐调;“雅”是宗周地区的正乐;“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至于“ 大雅”和“ 小雅”当从音乐分，“广大而静，疏 达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诗经》的艺术技法被总结成“赋，比，兴”，与“风，雅，颂”合称“六义”。

　“诗六义”是《诗大序》(《毛诗序》)最先提出，这个提法又是以《周礼》“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为根据，对《诗经》中作品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解释：“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的分类和内容题材;赋、比、兴是诗的 表现手法。其中风、雅、颂是按不同的音乐分的，赋、比、兴的按表现手法分的。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关于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简言之，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一、比，就是 譬喻。

　朱熹《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个主要修辞手法，包括比喻与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如《卫风·硕人》写庄姜的美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为有前后的一系列比喻，所以末尾的点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跃然纸上。

　比喻还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为比喻都是取整体上差异较大，而某一方面有共同性的事物来相比，喻体与本体相同之处往往就相当突出。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夸张的性质。如《硕鼠》，就其外形、 生物 的类别及其发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体与喻体的差别是相当之大的;但是，在不劳而获这一点来说，却完全一致，所以这个比喻实际上是一种夸张的表现。

　又由于喻体在人们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获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蕴，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故根据与不同喻体的联系，可以表现不同的感情，如《硕鼠》、《相鼠》等。《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运用亦很灵活、广泛。如《卫风·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前者用以比喻形体，后者用以比喻感情之变化。

　一般的比喻，是以形体喻形体，色彩喻色彩，光泽喻光泽，声音喻声音，气味喻气味，动作喻动作，感觉喻感觉，景况喻景况。

　《邶风·简兮》：“执辔如组，两骖如舞。”以形态比形态;

　《唐风·椒聊》：“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以某种繁多之物喻人之多生;

　《王风·黍栗》：“中心如醉”，“中心如咽”。以感觉喻感觉;

　《诗经》中的“比”有两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为象征。手法上比较含蓄，但往往从多方面进行比喻，即用“丛喻”之法，有时同于今日的“指桑骂槐”的。如《小雅·大东》：“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捄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前半通过一系列的比喻说明东方诸侯国之百姓对西周王朝贵族窃据高位、不恤百姓的愤怒(皆有名无实之物)，末尾以箕之翕其舌，斗之向北开口挹取，指出西人对东人的剥削。实际上是用了象征的手法。

　另一种为同时运用通感的修辞手法。也就是说比喻中打破了事物在人的听、说、触方面的界限。如：

　《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以山之高峻，比喻师尹地位之显赫、重要，此以具体物之高，喻 抽象 的地位之显赫。

　《小雅· 天保》：“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以山冈之永恒，河水之不断，日月之长在，松柏之茂盛比喻君福祚之不可限量。

　《邶风· 谷风》：“习习谷风，以阴以雨，黾勉同心，不宜有怒。”以山谷之风，喻人之盛怒，以 自然 现象喻人情绪之变化，是通感之比。

　《诗经》中的比是多种多样的，大多是篇中有比的句子，个别为全诗皆含比意，如《硕鼠》。

　二、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朱熹《诗集传》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兴即引发、开头。包括两种情况：

　一、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即用一个同表现内容相协调的事物为开头)。

　二、借助某事某物起韵。

　从文学发源的整个过程来说，兴是早期诗歌的特征;从诗歌作者的层次来说，它是民歌的特征;如从创作方式来说，它是口头文学的特征。采用兴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国风》之中。汉代以后，虽《诗经》被视为经典，比兴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诗经·国风》一样单纯起韵的兴词并不见于文人的创作;而从引发情感的事物写起的兴，同比和赋的手法很接近。

　朱熹对赋、比、兴概念的解释十分明确，但他将《诗经》每章表现手法都一一标出，其所言的类型和对诗的解释中，就显示了矛盾。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朱标：“兴也。”但他在具体解释此章时又说：“雎鸠，一名王雎，……生有定偶而不相乱，偶常并游而不相狎，故《毛传》以为挚而有别，《烈女传》以为人未尝见其乘居而匹处者。盖其性然也。”串讲全章时又云：“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合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美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则又成了“比”。

　再如《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他也标为“兴也”，解释时却说：“周礼，仲春令会男女，然则桃之有华，正婚姻之时也。”又成了“赋”。

　这样，赋、比、兴三者的界限就又乱了。比较适合的划分是，凡与当时情景之描述有关联者，都应归于赋，如《 卷耳》、《 黍离》、《 蒹葭》、《 七月》;凡有比喻、象征意义者，都应归之比，如《关雎》、《桃夭》、《谷风》、《无衣》;只有无法与诗本义联系的，才是兴，如《黄鸟》、《采薇》等。

　兴包括“情触于物而发为歌咏”的情形，是指由于人们生活阅历各不相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有种种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对一般人来说是漠不相关，但对某一具体人来说，就可能会勾起对旧的经历的回忆，引起很深的感慨。

　三、赋。

　《 诗集传》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

　这里所谓“直言之”，是说不以兴词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并不是不要细致的形容描绘。因此可以说：兴、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现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赋”的范围之内。作为一种写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广泛。就《诗经》言之，它包括叙述、形容、联想、悬想、对话、心理刻画等。《七月》、《生民》全诗都用赋法，无论对于弃儿情节的叙述，还是对于祭祀场面的描写，都极为生动。《东山》、《采薇》二首，除《东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赋法。但这两首诗写行役征人之心绪，可谓淋漓尽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是最上乘的写景诗。所以，《诗经》的赋法不只是指叙述，不只是所谓“直陈其事”，在抒情写景方面，也达到很高超的地步。

　赋法，在《诗经》中也常体现于一些简单的叙事。如《邶风·静女》写了一个女子约他的男朋友晚间在城隅相会，但男青年按时到了约会地点，却不见这位姑娘，等之不来，既不能喊，也不能自己去找，不知如何是好而“搔首踟躇”。过了一会，姑娘忽然从暗中跑出来，使小伙子异常高兴。诗中所写姑娘藏起来的那点细节，可以理解为开玩笑，也可以理解为对小伙子爱的程度的测试，充满了生活的情趣，表现了高尚纯洁的爱情。后面赠彤管的细节也一样。其中既无比，也无兴，却十分生动。

　《诗经》中也有通过人物的对话来抒情、叙述的。如《郑风·溱洧》，表现三月间水暖花开之时，男女青年在水边游玩戏谑的情景。通篇并无兴词，也全无比喻，却描绘出一幅充满欢乐气氛的 民俗 画。

　赋法中，也包括叙写、联想与悬想。如《豳风·东山》第三章写到“有敦瓜苦，烝在栗薪”，从而引出“自我不见，于今三年”;第四章更承上“瓜苦”(瓜瓠，结婚合卺之物)而联想及结婚时情景，作为对于将要面对的现实的烘托或反衬等。

　悬想即未必有，而是诗人设想之，借以表现诗人的心绪。如《东山》的第二章写其想象中的家可能会出现的情况，第四章前半写设想妻子可能正在家中想念自己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亦是。

　《诗经》中有些纯用赋法的诗中，也创作出了很深远的意境。《黍离》、《君子于役》、《蒹葭》全用赋法，既无兴词，也无比喻，然而抒情味道之浓、意境之深远、情调之感人，后来之诗，少有其比。诗人写景不是专门描摹之，从抒情中带出;而情又寓于景。

　前人用赋、比、兴来概括《诗经》的表现手法，十分精到。但对《诗经》“赋”这种表现手法注意得不够，在兴和赋、比的关系上也一直未能划分清楚。再就是将比、兴看作诗的特征的主要体现。这是将《诗经》中的“比兴”和后代的“比兴”混同之故。其实，对《诗经》中赋法的研究，应是探讨《诗经》艺术手法的重要方面，这同古代文论史上探讨“比兴”概念的流变是两回事。

　《诗经》中“兴”的运用情况比较复杂，有的只是在开头起调节韵律、唤起情绪的作用，兴句与下文在内容上的联系并不明显。如《小雅·鸳鸯》：“鸳鸯在梁，戢其左翼，君子万年，宜其遐福。”兴句和后面两句的 祝福语 ，并无意义上的联系。《小雅·白华》以同样的句子起兴，抒发的却是怨刺之情：“鸳鸯在梁，戢其左翼。之子无良，二三其德。”这种与本意无关，只在诗歌开头协调音韵，引起下文的起兴，是《诗经》兴句中较简单的一种。《诗经》中更多的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灼灼其华”)、结实(“有蕡其实”)、枝繁叶茂(“其叶蓁蓁”)，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出嫁后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很多都是这种含有喻义、引起联想的画面。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重章叠句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 节奏感 ，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中的重章，许多都是整篇中同一诗章重叠，只变换少数几个词，来表现动作的进程或情感的变化。如《周南·芣苡》三章里只换了六个动词，就描述了采芣莒的整个过程。复沓回环的结构，灵活多样的用词，把采芣苡的不同环节分置于三章中，三章互为补充，在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整体，一唱三叹，曼妙非常。方玉润《诗经原始》卷一云：“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若断若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

　除同一诗章重叠外，《诗经》中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叠章，如《郑风·丰》共四章，由两种叠章组成，前两章为一叠章，后两章为一叠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如《周南·卷耳》四章，首章不叠，后三章是重章。

　《诗经》的叠句，有的在不同诗章里叠用相同的诗句，如《豳风·东山》四章都用“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周南·汉广》三章都以“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结尾。有的是在同一诗章中，叠用相同或相近的诗句，如《召南·江有汜》，既是重章，又是叠句。三章在倒数第二、三句分别叠用“不我以”、“不我与”、“不我过”。

　《诗经·国风》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伐木丁丁，鸟鸣嘤嘤”，以“丁丁”、“嘤嘤”摹伐木、鸟鸣之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依依”、“霏霏”，状柳、雪之态。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和重言一样，双声叠韵也使诗歌在演唱或吟咏时，章节舒缓悠扬，语言具有音乐美。《诗经·国风》中双声叠韵运用很多，双声如“参差”、“踊跃”、“黾勉”、“栗烈”等等，叠韵如“委蛇”、“差池”、“绸缪”、“栖迟”等等，还有些双声叠韵用在诗句的一字三字或二字四字上。如“如切如磋”(《卫风·淇奥》)、“爰居爰处”(《邶风·击鼓》)、“婉兮娈兮”(《齐风·甫田》)等。

　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诗经》时代，汉语已有丰富的词汇和修辞手段，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诗经》中数量丰富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认识。《诗经》对动作描绘的具体准确，表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察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如《芣莒》，将采芣莒的动作分解开来，以六个动词分别加以表示：“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掇，拾也;捋，取其子也。”“袺，以衣贮之而执其衽也。襭，以衣贮之而扱其衽于带间也。”(朱熹《诗集传》卷一)六个动词，鲜明生动地描绘出采芣莒的图景。后世常用的修辞手段，在《诗经》中几乎都能找：夸张如“谁谓河广，曾不容刀”(《卫风·河广》)，对比如“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卫风·氓》)，对偶如“縠则异室，死则同穴”(《王风·大车》)等等。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皆有曲调

　诗与乐的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 礼仪 的一部分，二是 娱乐 ，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他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诗经“六义”指的是 风、雅、颂、赋、比、兴,前三个说的是内容,后三个说的是手法《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叫“赋《诗》言志”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到汉初传授《诗经》学的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概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叶（公元前六世纪）约五百余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不计在内）,最初称《诗》,汉代儒者奉为经典,乃称《诗经》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共十五《国风》,诗一百六十篇；《雅》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颂》包括《周颂》三十一篇,《商颂》五篇,《鲁颂》四篇　　这些诗篇,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歌曲的歌词《墨子·公孟》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风》、《雅》、《颂》三部分的划分,就是依据音乐的不同《风》是相对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而言的、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其地域,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均产生于从陕西到山东的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这个地区周人称之为“夏”,“雅”和“夏”古代通用雅又有“正”的意思,当时把王畿之乐看作是正声——典范的音乐《大雅》、《小雅》之分,众说不同,大约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是颂的含义和用途王国维说：“颂之声较风、雅为缓”（《说周颂》）这是其音乐的特点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民间歌谣是如何集中到朝廷来的,则有不同说法汉代某些学者认为,周王朝派有专门的采诗人,到民间搜集歌谣,以了解政治和风俗的盛衰利弊；又有一种说法：这些民歌是由各国乐师搜集的乐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和专家,他们以唱诗作曲为职业,搜集歌谣是为了丰富他们的唱词和乐调诸侯之乐献给天子,这些民间歌谣便汇集到朝廷里了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　　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乐歌,一般认为是保存在周王室的乐官——太师那里的他们显然对那些面貌互异的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有所淘汰,有所修改所以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而且有些套句出现在异时异地的作品中（如“彼其之子”、“王事靡盬”等）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各时代、各地区的歌谣,倘非经过加工整理,不可能出现上述情况可以认为,由官方制作乐歌,并搜集和整理民间乐歌,是周王朝的文化事业之一,在《诗经》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　　《史记·孔子世家》说,诗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选,成为后世所见的三百余篇的定本这一记载遭到普遍的怀疑一则先秦文献所引用的诗句,大体都在现存《诗经》的范围内,这以外的所谓“逸诗”,数量极少,如果孔子以前还有三千多首诗,照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再则在《论语》中,孔子已经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诗》,已经是三百余篇的本子,同现在见到的样子差不多要之,《诗经》的编定,当在孔子出生以前,约公元前六世纪左右只是孔子确实也对《诗经》下过很大功夫《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前面引《史记》的文字,也说了同样的意思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的音乐已发生散失错乱的现象,孔子对此作了改定工作,使之合于古乐的原状他还用《诗经》教育学生,经常同他们讨论关于《诗经》的问题,并加以演奏歌舞（见《论语》和《墨子·非儒》）这些,对《诗经》的流传都起了重要作用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理应也是当时社会上层一般人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或至少在总体上）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也是西周中期时代的诗，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

《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

《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特点：

一、现实主义

《诗经》关注现实，抒发现实生活触发的真情实感，这种创作态度，使其具有强烈深厚的艺术魅力。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座里程碑。《诗经·国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隶们血泪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剥削者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懑的奴隶向不劳而获的统治阶级大胆地提出了正义质问：“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獾兮？”有的诗中还描写劳动者对统治阶级直接展开斗争，以便取得生存的权利。在这方面，《硕鼠》具有震颤人心的力量。

二、诗经六义

1、比，就是譬喻。

2、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开头。

3、赋。

三、重章叠句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四字句节奏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奏舒卷徐缓。《诗经》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不仅便于围绕同一旋律反复咏唱，而且在意义表达和修辞上，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四、语言风格

《诗经》的语言形式形象生动，丰富多彩，往往能“以少总多”、“情貌无遗”[13] 。但雅、颂与国风在语言风格上有所不同。雅、颂多数篇章运用严整的四言句，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比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叠句运用得比较多，在大雅和颂中则比较少见。国风中用了很多语气词如“兮”、“之”、“止”、“思”、“乎”、“而”、“矣”、“也”等，这些语气词在雅、颂中也出现过，但不如国风中数量众多，富于变化。国风中对语气词的驱遣妙用，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达到了传神的境地。雅、颂与国风在语言上这种不同的特点，反映了时代社会的变化，也反映出创作主体身份的差异。雅、颂多为西周时期的作品，出自贵族之手，体现了“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为春秋时期的作品，有许多采自民间，更多地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的口语。

五、皆有曲调

诗与乐关系密切，诗三百皆有曲调。《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

中国最早的诗歌起源于何时以及是什么样子，由于根据不足，已经说不很清楚了。东汉时代的《吴越春秋》记载了一首远古时的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宍”即是“肉”字。它大意说:把竹子砍下来做成弹弓，用它把泥制的弹丸发射出去猎获禽兽。传说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但无法证明。它来源很古，是可信的。此外古籍中还有一些古歌谣的零篇碎句，真伪难辨，研究价值不大。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6世纪，我国就编成了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对后代诗歌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它实际上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诗经》成书的时间约在春秋中叶，它包括了从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中叶(公元前6世纪)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这些诗主要产生于黄河、长江和汉水流域，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安徽、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及湖北北部地区。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包括160首诗，《雅》包括105首诗，《颂》包括40首诗。这三部分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都有不同，文学价值也有高低之别。下面分类简介一下。

1风诗

风诗也叫国风。“风”的意思是民间曲调，“风诗”就是各地的民歌。风诗下面又分:周南、召南、邶〔bèi贝〕、鄘〔yōng拥〕、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īn宾〕等15国风，即分属这些地域的民歌。国风是下层人民的集体创作，“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何休《公羊传解诂》)，直接反映了人民生活和喜怒哀乐的感情，语言生动，形式活泼，文学价值很高，是《诗经》中最精华的部分。按其思想内容，又可将它分为三小类。

(1)反映恋爱和婚姻生活的诗

爱情和婚姻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最易发生种种纠葛，引起感情波澜，《国风》中这类诗最多。如《卫风·木瓜》(括号内是今译文字，下同):

投我以木瓜， (你送我一只木瓜，

报之以琼瑶。 我赠你一块佩玉。

匪报也， 不是简单地报答呀，

永以为好也。 是为了永远相爱呀。)

这同现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男女互相表赠私物以表示爱情的情景十分相像。又如《召南·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jūn钧〕，(在田野猎获一只香獐，

白茅包之。 用白茅草把它包起来。

有女怀春， 有个姑娘想出嫁，

吉士诱之。 小伙向她去求爱。

林有朴樕〔sù速〕，林中长满小树，

野有死鹿。 田野有只死鹿。

白茅纯束， 用白茅草把它捆起来，

有女如玉。 美丽的姑娘招人爱。

“舒而脱脱兮， “从容地悄悄地来吧，

无感我帨兮， 不要扯动我的佩巾，

无使尨〔máng忙〕别让你那长毛狗

也吠。” 乱叫。”)

年青的猎手猎获一只鹿，这是能干的表现，很容易博得女孩子的倾慕。女孩子显然接受了青年的求爱，但警告他要规矩些，别莽撞，别让狗叫，以免引起旁人的注意，表现了女孩子初恋时的羞涩和细心。《诗经》中还有的诗写了失恋的感情，如《郑风·狡童》:

彼狡童兮， (那个狡黠的冤家呀，

不与我言兮。 不再同我说话啦。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餐兮。 害得我饭都吃不下啦。

彼狡童兮， 那个狡黠的冤家呀，

不与我食兮。 不再同我吃饭啦。

维子之故， 就是因为你的缘故，

使我不能息兮。 害得我觉都睡不着啦。)

两个人不知为什么闹了别扭，男的赌气不理，姑娘便着了急。诗用姑娘的口气，依恋、疼爱的感情溢于言表。婚姻悲剧，古人亦有之，《卫风·氓》就写了这个内容。诗中写了一个姑娘轻信了一个男人的求爱，婚后被抛弃，诗中第三段写了女子被遗弃后的内心痛苦:

桑之未落， (桑树没有落叶时，

其叶沃若。 它的叶子多新鲜。

于嗟鸠兮， 唉呀那些斑鸠呀，

无食桑葚； 千万不要吃桑葚；

于嗟女兮， 唉呀那些女孩呀，

无与士耽。 千万不要恋男人。

士之耽兮， 男人要是恋女人，

犹可说也； 随时都可摆脱她；

女之耽兮， 女人要是恋男人，

不可说也。 想要脱离就难啦。)

接下去叙述这个女人嫁到男家，起早睡晚劳苦三年，待到生活好转时，男的把她抛弃了。诗中把这个女人矛盾、怨恨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2)反映在阶级剥削和压迫下，劳苦百姓生活和感情的诗

《豳风·七月》是这类诗的代表，它叙述了农奴们从春耕到采桑、狩猎、秋收、过冬等全年的劳动生活，全诗充满着艰辛和酸楚的情调。诗的第一段说:

七月流火， (七月里大火星向西落，

九月授衣。 九月里发下过冬衣。

一之日觱〔bì必〕发，冬月里寒风噼叭响，

二之日栗烈。 腊月冻得人打战栗。

无衣无褐， 可怜没有衣服穿，

何以卒岁! 这年末的日子怎过去!

三之日于耜， 正月里开始备农具，

四之日举趾， 二月里抬脚去下地，

同我妇子， 老婆孩子一齐忙，

馌〔yè叶〕彼南亩。送饭到南边田地里。

田畯〔jùn俊〕至喜。田官看见很欢喜。)

诗中季节的称呼用的是古代的豳历:一之日相当夏历十一月，二之日相当夏历十二月，三之日相当夏历正月，四之日相当夏历二月，译文本此。田畯是监督农奴劳动的官吏，可见劳动是被迫的。全诗共八段，描绘出古代劳动人民一年的生活画面。另一些诗，如《魏风》中的《伐檀》、《硕鼠》等篇，直接斥骂剥削者是“白吃饱”，是“大老鼠”，发出反抗的呼声。

(3)讥刺统治者腐朽生活的诗

如《鄘风·墙有茨》:

墙有茨， (墙上的蒺藜，

不可埽〔sǎo扫〕也。扫不掉呀。

中冓〔gòu够〕之言，宫中的传言，

不可道也。 没法说呀。

所可道也， 若是说出来呀，

言之丑也。 那可真是丑死啦。)

据说这首诗是讽刺春秋时卫宣公家族**丑事的。卫宣公为他的儿子从齐国娶来一个女人，看到她长得美，便据为己有，这就是宣姜。卫宣公死后，宣姜又与卫宣公的庶子私通，生了五个孩子，这首诗就是讽刺这件事的(事见《左传》闵公二年)。这首诗是否就是为卫宣公家族作的，现在无从断定，但它斥骂统治者的糜烂生活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这类丑事无代无之。《鄘风·相鼠》一诗骂统治者:“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看那老鼠还有张皮，而有人却没有道德，这种人还不如死了好!

2雅诗

雅诗多为反映贵族阶级生活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其中又有《大雅》和《小雅》之分。《大雅》多为西周早期的诗，《小雅》多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的诗。《大雅》多为赞美诗，赞颂统治阶级的奢华生活；《小雅》多为怨刺诗，表达下层贵族牢骚不平的情绪。从风格上说，《大雅》雍容典雅，诗味不浓；《小雅》生动活泼，艺术价值较高。如《小雅》中的《采薇》一篇，向来被称道，它写了一个人出征同玁狁〔xiǎnyǔn险允〕(即后世的匈奴)打仗，经历了长期艰苦的生活，最后回到家乡的心情:

昔我往矣， (回想我出征的时候，

杨柳依依。 杨柳也露出惜别的情意。

今我来思， 现在我回来了啊，

雨雪霏霏。 飘落的雪花铺天盖地。

行道迟迟， 一步步走在路上，

载渴载饥。 渴干嗓子饿扁了肚皮。

我心伤悲， 我心里满怀悲伤，

莫知我哀。 没有人理解我的愁绪。)

这是一首很动人的抒情诗。《小雅》里的这类诗，风格上类似国风，其中有的就是民歌。

3颂诗

颂就是歌颂，是国王和诸侯用于祭祀和重大典礼的乐歌。颂诗又分三部分:《周颂》31首，是周天子专用的；《鲁颂》四首，是鲁国诸侯专用的；《商颂》五首，是宋国诸侯歌颂其祖先的，因宋国是武王灭商后，由商民族建立的诸侯国，所以称商颂。颂诗是统治者的庙堂歌辞，所以都呆板平直，绝少诗味，是《诗经》中文学价值最低的部分，但有史料价值。

《诗经》在先秦时代称为“诗”，孔子称之为“诗三百”，并无“经”的名目。到汉代“独尊儒术”之后才被称为《诗经》，成为封建社会的神圣经典之一，在封建社会文化中具有崇高的地位。隋代以后确立科举制度，《诗经》是考试内容之一，读书人都认真研究它，对它十分熟悉。《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后历代诗人都自觉地学习《诗经》，继承这个传统，用他们的创作去反映社会现实。如唐代的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都积极提倡《诗经》讽谕怨刺的精神，主张用诗歌干预政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使他们的诗歌获得了不朽的价值。《诗经》的许多语汇至今仍被运用着，如“琴瑟之好”、“鹊巢鸠占”、“切磋琢磨”、“乔迁之喜”、“小心翼翼”、“投桃报李”等等，可见《诗经》影响之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