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神话普遍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神话的特点是由神话思维的特点所决定。而神话思维的特点是由各民族的心理特质和思维特点所决定的。因此，通过神话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本文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对日本神话的描述，试图找寻日本神话与日本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强调正是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嗜爱，不依靠心中的善恶判定而是依靠外界强制力行事的性格特点促成了日本人矛盾心理的形成。

神话日本神话日本人天照大神天皇一、研究民族性格的另一个视窗

神话，就是“关于神界的故事”，它产生于人类的史前蒙昧时期，是他们在大自然威严的力量面前感到迷惑和恐怖，又力图摆脱它的心理束缚，渴望支配自然力的矛盾产物。对现代人而言，神话只不过是非理性、荒谬可笑的。但对古代人而言，神话不是“幻想”，世界的起源和本来样态，就如神话所叙述的那样，神话即为他们的世界观。

既然神话被原始人视为“真实”，它就必定真实地表现了原始先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而作为早期人类的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基因，它沉潜和积淀在民族后裔的心理、气质与性格之中，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长久地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因此，对这种影响的探求，无疑会帮助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一个民族的灵魂。

心理学中，通过个体的儿时记忆和童年时期的研究可以了解某个体的性格、气质等特征及形成原因，因为儿童究竟是个人发展的原始阶段。因此，人类童年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神话——应该是我们研究各个民族性格和心理特质不可忽略的途径之一。

在研究日本民族性格方面，本尼迪克特、土居健郎、中根千枝等前人已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很多精辟的结论。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日本神话这一日本民族发展的幼年阶段的考虑以找寻日本神话与日本人性格之间的关系。关于日本人的最早资料见于公元前1世纪之公元5世纪的中国古籍中。而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是日本早期最重要的神话典籍，它记载了远自天地开辟直至推古天皇间的“古事”。它以古代神话与传说为开篇，描写了被人视为“万物之始”的世界的神秘生成和日本列岛、日本民族的神话式起源。《日本书纪》记日本古代直至持统天皇时的史事，其中第一、二卷是神代史，但其中神话传说的份量不及《古事记》。二、无为而无不为

按照神话传说中的记载，《古事记》叙述的创世纪的三位神分别是天御中主、高皇产灵和神皇产灵神。然而希奇的是，天御中主神虽为主宰世界的地位最高的神，但在神道史中却没有把此神作为祖神的氏族，在后来的神话中亦几乎难寻其迹。“三贵子”神话中也有类似事情，伊邪那歧为了净化由黄泉国带回来的污秽，在阿波歧原用水净身时依次生出了天照、月夜见、素盏鸣尊，三子中天照可御高天之原也，月夜见可配日而知天事也，素盏鸣可御沧海之原也。神话描述了很多关于天照和素盏鸣作为一对矛盾极深的对立者出现的故事，但对月夜见这位月神却未作任何描述。在种种对立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是中心，但正是无为的月夜见却在中心存在着。或许正是完全无为、神秘的天御中主神和月夜见，才是符合存在中心的。

中国的道家治政和修道常追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无为”不是一般人所误解的无所事事，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超凡脱俗，顺其自然从而达到作为的最高效率。日本神话中的天御中主神和月夜见置于无争、无职的超凡境界，其目的正是要树立起他们是究明万物的无为而治者！

日本神话的这一特点反映到了日本世俗统治上来。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已存在了一千多年。在人们心中只是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权威象征。天皇极少在民众前露面，其活动和仪式均受严格限制，使天皇保持神秘脱俗的形象，成功达到因其“无为”和“无名而不为”，却“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把天皇至于无为的位置而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早被日本政治家们所察觉，明治初期政治家制定的宪法中写道：“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等。事实上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的国家元首。正是因为天皇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过作用，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统治者并不难。明治政治家们就是要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他们把天皇神圣化，并以其政治上的无为来实现政治家们无所不为的野心。三、善恶交织

《古事记》中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是“出云神话”的始祖。他不服从父亲让其治理大海的命令，哭闹不已，引发了种种灾祸，其父盛怒之下赶走了儿子。素盏鸣于是去高天原向姐姐天照大神哭诉，天照大神以为他要来夺取自己的国土，产生了误解。于是他们相互立誓，以证自己真诚清白之心。起誓中素盏鸣取胜和天照误解了素盏鸣的访问意图等处，向人们显示了天照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善的存在以及素盏鸣并非完全恶的事实。然而，素盏鸣仗着发誓中取胜的势头，在高天原干了无数的坏事。最后被逐出高天原下了地界。在这里天照大神又作为善而素盏鸣最为恶者出现。但作为恶者而被赶下地界的素盏鸣，在地上杀死巨蟒为民除害，又成了救世英雄和文化英雄。

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并非像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那样永远都只是慈善和正确的唯一形象，而素盏鸣尊也不像中国神话的妖魔鬼怪那样永远作恶而绝无善行可为。这与其说是日本神话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意味，不如说这是与日本人无善恶界限有关。乔治桑塞姆爵曾写道：“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熟悉恶的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个问题。”现实生活中日本人认为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是“暖和的”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暖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认为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由于他们把衡量人格好坏的尺度和权利给了四周的人和集团。靠外部强制力来为人处事。正是由于日本人心中“善”“恶”观念的模糊以及“小集团本位”促成了他们既崇尚现实又爱面子重名誉的性格特征的形成。

总之，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本性都是善的，正如一把新刀，只要随性而行就能显示原有的光泽。因此，只要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四、坚忍磨炼

日本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苦道修行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灵魂和人格的最高境界。被逐出高天原的素盏鸣尊身披蓑衣斗笠，孤独悲凉地踏上了漂泊之路，奔向根国。“神道观念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灵魂的漂泊，只有历经种种磨难，灵魂才能得以升华。”据《古事记》记载，大国主神服从母神建议去根国找父亲素盏鸣尊，向父亲诉说自己受众兄弟神迫害的事，素盏鸣尊设计了一系列磨炼他的方案。大国主神一次次度过难关，最后素盏鸣尊安心地将国土交给了大国主神。

素盏鸣尊对儿子大国主神的多次考验，目的是出于使儿子锻炼成长，经历磨难能成为出色的“苇原中国”的统治者。在武士时代，这种通过严酷的自我磨炼和自我克制来达到灵魂升华以及对坚强意志歌颂的观念就已存在。

为了履行对天皇和双亲的忠以及对主君的情义，日本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并经受各种煎熬，这迫使他们必需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以忍受各种义务带来的苦楚——而它又恰恰是日本人最称颂的美德！为了天皇他们可以放弃个人的性命以及自己要负的其他一切义务和情义。除此，奉行孝道便是最重要的义务。假如母亲要求儿子与妻子离婚，纵然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也得离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更坚强。同时对主君的忠诚及回也很重要。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心灵生来就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如同一把新刀，需时常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而研磨是指通过严酷磨炼培养坚强意志的过程，究其本质，实际上是树立起个人放弃欲望、幸福和权利而实现对上级、集体、和人际关系的种种牺牲为合理化的观念，企图消除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埋怨和反抗。

五、结束语

以上列举的日本神话反映出的日本民族某些方面的性格特点不是相互孤立而存在的！日本的神话使他们迷信自己的皇帝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即所谓“万世一系”的皇室，相信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结论虽荒诞愚昧、自欺欺人，但我们在嗤之以鼻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自己民族持有的自信心和向上心，而这些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日本人对本民族过分膨胀的自信心的最好体现该是近代对国粹和正统的神权历史观的推崇。日本所谓的国体精华和国粹，无外乎是神道和“君主神权”的王统思想罢了。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神的表现，因此忠于天皇就等于忠诚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虽然日本民族文化单薄又狭隘，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无论在如何强大的向外国学习的旋风中亦能脱身而出、反省自己、重申本民族文化。日本人固有的优等民族观念、尊崇天皇和尚武的民族精神使日本人只会把适合于他们思维模式以及国家目的的思想成分纳入自己的文化范畴中，而“舶来”的其他成分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和少数人的玩赏，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又资源丰富的近邻大国，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浓厚的邻国的防御和督促更是不可松懈和责无旁贷的！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

还真没有，原因很简单，日本最古老的传统和歌集《万叶集》中虽然有各种日本传统典故，但是日本的年号必须为两个有实际意义的汉字，《万叶集》里面的汉字只是表示日语发音的片假名，不满足两个汉字必须有实际意义的要求。

其他的日本古籍中的典故则归根到底还是来自中国。比如日本二战中用的年号“昭和”就来自《尚书》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退位的明仁天皇用的年号“平成”则是出自《尚书·大禹谟》“地平天成”。

一直用中国典故来作为日本的年号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是很难接受的，一直以来年号“去中国化”成为了日本政府的大难题。

日本天皇访华时特别提出要去西安碑林看看自己的年号出处

最终在年号的选择中，“令和”作为两个出自日本古籍中的汉字，当选成为了日本新的年号，这也是1374年以来，第一次日本年号没有出自中国典籍。

按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解释，“令和”代表了希望，蕴含了在人们美丽心灵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诞生并成长的意思。

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也有日本记者提问道：日本年号第一次没有出自中国典籍，中方如何看待这次变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回答也很干脆：这属于日本内政，我们不做评论。

日本天皇访华

那这次日本年号真的就完全出自日本典籍而和中国无关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次的年号“令和”出自前面所说的日本古籍《万叶集》，虽然《万叶集》源自日本传统文化，但是却无法抹去中国文化对其的影响，在诗歌的题材、形式以及表现方法上都借鉴了中国的诗歌。

更为关键的是，在《万叶集》成书的时候，日本并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只能用汉字来作为注音符号记录下来。由此可见，如果日本年号推根溯源的话，其还是来源于中国文化。

2019年4月1日，邻国日本将公布新的年号，这个在历史文化上与我国息息相关的国家，过去从“大化”到“平成”，有出处可考的247个年号，全部引用自我国的古典著作，体现了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深厚的文化影响力。那么就让民族文化为你介绍，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平成之后的年号是什么。

2019日本新的年号是什么出自我国经典吗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新年号为“令和”，将从2019年5月1日起正式使用。现在的“平成”年号（1989年1月8日启用）将于4月30日停止使用。

新年号“令和”是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的年号，字面意思有“美好而和平”的意思，出自《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序》：“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梅披镜前之粉，兰薰佩后之香。”

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书经》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日本过去247个年号出自中国古籍

日本年号选定过程中非常重视汉字的出典。在日本从“大化”到“平成”的247个年号中，能够确认到出处的年号全部引用自中国的古典著作，共出自77部中国古代文献，这些文献半数以上是唐代之前的作品。

其中，有36个年号出自《尚书》，27个出自《易经》，25个出自《文选》，24个出自《后汉书》，21个出自《汉书》，出自《晋书》和《旧唐书》的年号各有16个之多。

比如，日本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明治天皇的年号“明治”，就出自《易经·说卦传》中的“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

而日本现用的“平成”年号，典出《史记》和《尚书》，一为《史记·五帝本纪》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二为《尚书·虞书·大禹谟》之中的“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是取其“内外、天地能够和平”的意思。

截至目前的“平成”，日本从7世纪“大化”年号以来总计使用过247个年号，而这些年号中使用的汉字只有72个。

在这72个汉字中，使用频率最多的是“永”字，共使用过29次；其次是“天”和“元”，各使用过27次；接下来是“治”，21次；第五位是“应”，20次。而由这前5位汉字组成的年号共计115个，占全部年号的约466%。排名第6-10位的汉字是“正、文、和、长、安”。

包括排名前十汉字的年号共有176个，占全部的713%。而仅由前十名汉字组成的年号就有41个，其中包括“天应”、“文永”和“元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