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夫人之受生，貌异音殊，若乐愚智，尊卑寿夭，无非三势，业理使之然。)　　夫天道性命，圣人所希言也。虽有其旨，难得而详。然校之古今，错综其纪，乘乎三势，亦可以仿佛其略。何以言之？荀悦云：“凡三光(议曰：三光，日月星也。)、精气变异，此皆阴阳之精也。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政失于此，而变见于彼，不其然乎？”

　(文王问太公曰：“夫人主动作举事，有祸殃之应，鬼神之福乎？”太公曰：“有之。人主好重赋敛，大宫室，则人多病瘟，霜露杀五谷；人主好畋猎，不避时禁，则岁多大风，禾谷不实；人主好破坏名山，壅塞大川，决通名水，则岁多大水伤人，五谷不滋；人主好武事，兵革不息，则日月薄蚀不息，太白失行。”文王曰：“诚哉！”)

　今称《洪范》咎征，则有尧、汤水旱之灾；消灾复异，则有周宣云汉宁莫我听！《易》称：“积善余庆。”则有颜、冉短折之凶。善恶之报，类变万端，不可齐一，故视听者惑焉。

　(太史公曰：“《书》称：‘天道无亲，尝与善人。’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回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餍而早夭。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余甚惑也。)

　尝试言之：孔子曰：“死生有命。”又曰：“不得其死。”又曰：“幸而免”者，夫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皆性命三势之理也。(昔虢太子死，扁鹊治而生之，扁鹊曰：“我非能生死人者，我能治可生者耳。”然不遇扁鹊，亦不生矣。若夫膏肓之病，虽医和不能治矣。故曰：死生有命，其正理也；不得其死，未可以死而死也；幸而免者，可以死而不死也。此荀悦论性命三势之理也。

　扬子《法言》云：或问：“寿可益乎？”曰：“德。”或问曰：“回、牛之行德矣！何不益也？”曰：“德故尔。如回之残，牛之贼，焉得寿？”曰：“残贼或寿。”曰：“彼妄也，君子不妄也。”)

　推此以及教化，亦如之。人有不教化而自成者，有待教化而后成者，有虽加教化而终不成者，故上智与下愚不移，至于中人则可上可下(议曰：《传》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之以祸。”此可上可下者。)。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

　灾祥之应，无所疑焉。故尧汤水旱，天数也。(议曰：夫阴静阳动，天回地游，太一算周，成百六之厄，太岁数极，为一元之灾。必然之符，不可移也。故《传》曰：“美恶周必复。”又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言必定也。故曰天数。汉时公孙弘则不然，以为尧遭洪水，使禹治之，未闻禹之有水也。若汤之旱，则桀余烈。桀纣行恶，受天之罚。禹汤积德，以王天下。因此观之，天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纪。观公孙弘所言，以为德感水旱，非天数也。一家之谈，非为正论。)

　《洪范》咎征，人事也。(议曰：《传》云：“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谓立事以应休咎，故曰人事。)

　鲁僖霪雨，可救之应也。周室旱甚，难变之势也。(议曰：孔子云：“祭如在。”言祭法在精诚也。语曰：“应天以实，不以文言。”上天不以伪动也。《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古语曰：“土性胜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胜木，寸刃不可以残林。”《传》曰：“小惠未孚，神勿福也。”此言善少不可以感物也。今雩祭是同而感应异者，或谓仁甚少，而求福甚多。或徒设空文，精诚不至。故不同也。)

　颜冉之凶，性命之本也。(议曰：秦伯问于士鞅曰：“晋大夫其谁先亡？”对曰：“其栾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对曰：“然栾黡汰虐已甚，犹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对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栾黡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没矣，而黡之怨实彰，将于是乎？”在后世一年，晋灭栾氏。由是观之，黡虽汰虐，以其父武子之德，身受其福；盈虽贤智，以其父黡之汰虐，遂遇于祸。然则祸之与福，不在我之贤虐矣。

　范晔曰：“陈平多阴谋，而知其后必废；邴吉有阴德，夏侯胜识其当封及子孙。终陈掌失侯，而邴昌绍国，虽有不类，不可致诘。其大致归于有德矣。袁安、窦氏之间乃情，帝室引义雅正，可谓王臣之烈。及其理楚狱，未尝鞠人于脏罪。其仁心足覃平后昆。子孙之盛，不亦宜乎？”

　由是观之，夫陈平、邴吉及袁安之后，衰与盛乃在先人之德，又不在我之得失矣。虞南曰：“夫释教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与夫仁、义、礼、智、信，亦何殊？故盖以所修为因，其果为报。人修此六行，皆多不全，有一缺焉，果亦随灭。”是以鬷明丑于貌而惠于心。赵壹高于才而下于位，罗裒富而无义，原宪贫而有道，其不同也，如斯悬绝。兴丧得失，咸必由之。由是言之，夫行己不周则诸福不备，故吉凶祸福不得齐也。故世人有操行不轨而富寿者矣，有积仁洁行而凶夭者矣。今下士庸夫，见比干之剖心，以为忠贞不足为也；闻偃王之亡国，以为仁义不足法也。不亦过乎？)

　《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言其异也；“兼三才而两之。”言其同也。故天地之道，有同有异。据其所以异，而责其所以同，斯则惑矣。守其所以同，而求其所以异，则取弊矣。迟速、深浅，变化错乎其中，是故参差难得而均也。天、地、人、物之理莫不同之。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

　(议曰：孙卿云：“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理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惑，则天不能祸；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吉。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若星坠、木鸣，天地之变，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唯人妖，乃可畏也。何者？政险失人，田荒稼恶，籴贵人饥，道有死人，夫是之谓人妖也。政令不明，举措不时，本事不理，夫是之谓人妖也。礼义不修，外内无别，男女，父子相疑，上下乖离，寇难日至，夫是之谓人妖也。三者错乱，无安国矣。”其说甚迩，其灾甚惨。《传》曰：“万物之妖，书不说。无用之辩，不急之察，弃而不治也。”墨翟曰：“古之圣王，举孝子而劝之事亲，尊贤良而劝之为善；发宪令以教诲，明赏罚以助劝。若此则乱者可使理，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为不然，昔者桀之所乱，汤理之；纣之所乱，武王理之。此世不渝而人不改，上变政而人易教。则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岂可谓有命哉？”

　昔梁惠王问尉缭曰：“吾闻黄帝有刑德，可以百战百胜，其有之乎？”尉缭曰：“不然。黄帝所谓刑德者，以刑伐之，以德守之，非世之所谓刑德也。世之所谓刑德者，天官、时日、阴阳、向背者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以言之？今有城于此，从其东西攻之，不能取；从其南北攻之，不能取。此四者，岂不得顺时乘利者哉？然不能取者，何也？城高池深，兵战备具，谋而守之。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天官之阵曰：背水阵者，为绝军；向阪阵者，为废军。武王之伐纣也，背漳水，向山之阪，以万二千击纣之亿有八万，断纣头，悬之白旗。纣岂不得天官之阵哉？然而不胜者，何也？人事不得也。黄帝曰：‘先稽己智者，谓之天子。’以是观之，人事而已矣。”

　按：孙卿、墨翟、尉缭之说，言吉凶祸福在于人矣。周公诫成王曰：“昔殷王中宗，治人祗惧，弗敢荒宁，享国七十年。其在高宗，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其在祖甲，爰知小人之衣食，能保惠于庶人，弗侮鳏寡，享国卅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三、四年。呜呼！嗣王其鉴于兹。”

　《史记·陈世家》曰：“陈，舜后也。周武王封之陈。太史公云：舜之德，至矣。禅于夏，而后世血食者，历三代。及楚灭陈，而田氏得政于齐，卒为建国，百世不绝。”《南越传》云：“越虽蛮夷，其先岂尝有大功德于人哉！何其久也？历数代，尝为君主，勾践一称伯。盖禹之烈也。”又曰：“郑桓公友者，周厉王之少子也。幽王以为司徒，问于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周衰，何国兴？’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也。伯翳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武王封叔虞于唐，其地阻险，以此有德。若周衰，并必兴矣。’”

　按：周公、马迁、太史伯之谈，言兴亡、长短，必依德矣。此略言其本而不语其详。尝试论之曰：命也者，天之授也；德也者，命之本也。皇灵虽阴骘下人，定于冥兆。然兴亡、长短，以德为准。若德修于曩，则命定于今。然则今之定命，皆曩之德也明矣。夫命之在德，则吉凶祸福不由天也；命定于今，则贤圣、鬼神不能移也。故君子尽心焉、尽力焉，以邀命也。此运命之至也。)

　《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之谓矣。

　(议曰：夫吉凶由人，兴亡在德。稽于前载，其在德必矣。今论者以尧舜无嗣，以为在命，此谬矣。何者？夫佐命功臣，必有兴者，若使传子，则功臣之德废。何以言之？昔郑桓公问太史伯曰：“周衰，何国兴？”对曰：“昔祝融为高辛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氏，伯翳之后，伯翳佐舜，怀柔百物。若周衰，并必兴矣。”是以班固《典引》云：“陶唐舍胤而禅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载，越成汤武，股肱既周，天乃归功元首，将授汉刘。”由此言之，安在其无嗣哉！又曰：“楚师屠汉卒，睢水鲠其流；秦人坑赵士，沸声若雷震。虽游、夏之英才，伊、颜之殆庶，焉能抗之哉！”此其弊也。

　对曰：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问子韦，子韦曰：“心者，宋分野也，祸当在君。虽然，可移于人。”据此言，则君有祸，人当受之。若当君厄舍之时，则生人涂炭。虽伊、颜、游、夏，何所抗哉？故庄子曰：“当尧舜，天下无穷人，非智得也；当桀纣，天下无通人，非智失也。时势适然。”此之谓矣。

　又曰：“彼戎狄者，人面兽心，晏安鸩毒，以诛杀为道德，蒸报为仁义。自金行不竞，天地板荡，遂覆瀍洛，倾五都。呜呼！福善祸，徒虚言耳。”据此论，以戎狄内侵，便谓由命，此所谓不量于德者也。何则？昔秦穆公问戎人由余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理乎？”由余笑曰：“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可小理。及其后世，日以骄，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平疲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杀，至于灭宗，皆此类也。夫戎狄则不然，上含淳德，以遇于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夫戎狄之德有如是者。”今晋之兴也，宗子无维城之助，而阏伯实沈之隙岁构；师尹无具瞻之贵，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其倾覆屠脍，非止于诛杀也。风俗僻，廉耻并失。先时而昏，任情而动，皆不耻逸之过。不拘妒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其凶逆，非止于蒸报也。

　由是观之，晋家之德，安胜于匈奴哉！今见戎狄乱华，便以为在命不在德，是何言之过欤！)

　　(秦孝公用卫鞅。鞅欲变法，孝公恐天下议己，疑之。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智之虑者，必见傲于人。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人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人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人而教，不劳而功成；缘法而理，吏习而人安。”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常人安于习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贽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修礼无邪。”卫鞅又曰：“治代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遂变法也。)

　由是言之，故知若人者，各因其时而建功立德焉。(孟子曰：“虽有磁基，不如逢时；虽有智能，不如逢代。”范蠡曰：“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语》曰：“圣人修备以待时也。”)

　何以知其然耶？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用德化，三王由仁义，五霸用权智。”(说曰：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兴兵众，立约盟，以信义矫代，谓之伯。

　文子曰：“帝者，贵其德也；王者，尚其义也；霸者，迫于理也。道狭然后任智，德薄然后任刑，明浅然后任察。”议曰：夫建国立功，其政不同也如此。)

　五帝以上久远，经传无事，唯王霸二盛之美，以定古今之理焉。(秦汉居帝王之位，所行者霸事也。故以为德之次。)

　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

　(论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匹妇蚕之，年五十者，可以衣帛矣。百亩之田，数口之家，耕稼修理，可以无饥矣。鸡豚狗彘之畜，不失其时，老者可以食肉矣。夫上无贪欲之求，下无奢之人，藉税省少而徭役不繁，其仕者，食禄而已，不与人争利焉。是以产业均而贫富不能相悬也。”)

　然后教以礼仪。

　(故明王审己正统，慎乃在位。宫室舆服，不逾礼制，九女正序于内，三公分职于外。制井田以齐之，设诸侯以牧之，使饶不溢侈，少不匮乏，然后申以辟雍之化，示以揖让之容，是以和气四塞，祸乱不生，此圣王之教也。)

　而威以刑诛，使知好恶去就。

　(虞帝先命禹平水土，后稷播植百谷，契班五教，皋陶修刑，故天下太平也。)

　是故，大化四凑，天下安乐，此王者之术。

　(王者，父天母地，调和阴阳，顺四时而理五行，养黎元而育群生，故王之为言，往也。盖言其惠泽优游，善养润天下，天下归往之，故曰王也。)

　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权统由一，政不二门，赏罚必信，法令着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

　(夫霸君亦为人除难兴利，以富国强兵，或承衰乱之后，或兴兵征伐。皆未得遵法度、申文理，度代而制，因时施宜，以从便善之计，而务在于立功也。)此霸者之术。

　(王道纯而任德，霸道驳而任法。此优劣之差也。)

　《道德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文子》曰：“所谓无为者，非谓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谓其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故曰：“智而好问者圣，勇而好问者胜。乘众人之智，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即无不胜也。故圣人举事，未尝不因其资而用也。)故曰：汤武，圣主也，而不能与越人乘舲舟，泛江湖。伊尹，贤相也，而不能与胡人骑原马，服騊駼。孔、墨，博通也，而不能与山居者入榛薄，出险阻。

　由是观之，人智之于物，浅矣；而欲以昭海内、存万方，不因道理之数，而专己之能，则其穷不远。故智不足以为理，勇不足以为强，明矣。然而君人者，在庙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也。

　(《吕氏春秋》曰：“昊天无形，而万物以成；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也。”)

　夫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归之，而莫之使。至精之感，弗召自来。待目而昭见，待言而使令，其于理难矣。

　(《文子》曰：“三月婴儿，未知利害，而慈母之爱喻焉者，情也。”故曰：言之用者小，不言之用者大。又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动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诚为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为之也。)

　皋陶喑而为大理，天下无虐刑；师旷瞽而为大宰，晋国无乱政。

　(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不言之令，不视之见，圣人所以为师。此黄老之术也。

　(《文子》曰：“圣人所由曰道，所为曰事。道犹金石，一调不可更；事犹琴瑟，每调终而改调。故法制礼乐者，理之具也，非所以为理也。”

　昔曹参相齐，其治要用黄老术，齐国安集。及代萧何为汉相，参去，属其后相曰：“以治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后相曰：“治无大于此者乎？”参曰：“不然。夫狱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扰之，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由是观之，秦人极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狱繁。此其弊也。《经》曰：“我无为而人自化，我好静而人自正。”参欲以道化其本，不欲扰其末也。太史公曰：“参为汉相，清静寡欲，言合道意。然百姓离秦之酷扰，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

　议曰：黄老之风，盖帝道也。)

　孔子闲居，谓曾参曰：“昔者明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而可以守，三至行而可以征。明王之守也，则必折冲千里之外；其征也，还师衽席之上。”

　曾子曰：“敢问‘七教’？”

　孔子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敬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亮，上亲贤则下择交，上好德则下无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知节。此之谓七教也。”(七教者，治之本也。教定则本正矣。凡上者，人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也？)

　昔明王之治人也，必裂土而封之，分属而理之。使有司月省而时考之，进贤，退不肖。(然则贤良者悦，不肖者惧矣。)哀鳏寡，养孤独，恤贫穷，诱孝悌，选才能，此七者修，四海之内，无刑人矣。

　上之亲下也，如腹心；则下之亲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其于信也，如四时；而人信之也，如寒暑之必验。故视远若迩，非道迩也，见明德也。是以兵革不动而威，用利不施而亲，此之谓“明王之守，折冲千里之外者也”。

　(议曰：昔管子谓齐桓公曰：“君欲霸王，举大事，则必从其本矣。夫齐国百姓，公之本也。人甚忧饥而税敛重，人甚惧死而刑政险，人甚伤劳而上举事不时。公轻其税，缓其刑，举事以时，则人安矣。”此谓修本而霸王也。)

　曾子曰：“何谓‘三至’？”

　孔子曰：“至礼不让，而天下理；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何则？昔者明王必尽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实；既知其实，然后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谓“至礼不让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禄，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谓“至赏不费而天下之士悦”。如此，则天下之明誉兴焉，此谓之“至乐无声而天下之人和”。(故曰：所谓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亲；所谓天下之至智者，能用天下之至和；所谓天下之至明者，能举天下之至贤也。)故仁者莫大于爱人，智者莫大于知贤，政者莫大于能官。有德之君，修此三者，则四海之内，供命而已矣。此之谓“折冲千里之外”。(夫明王之征，必以道之所废，诛其君，改其政，吊其人，而不夺其财也。)故曰：明王之征，犹时雨之降，至则悦矣。此之谓“还师衽席之上”(言安而也。)。故扬雄曰：“六经之理，贵于未乱；兵家之胜，贵于未战。”

　此孔氏之术也。(议曰：孔氏之训，务德行义，盖王道也。)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为宫室，就陵阜而居，穴而处，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高足以避润湿，边足以圉风寒。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不以为观乐也。故天下之人，财用可得而足也。当今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而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难理也。为宫室不可不节。(议曰：此节宫室者也。)

　古之人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暖，夏则不轻而清。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圣人作，诲妇人，以为人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足以为轻暖；夏则絺绤，足以为轻清；谨此则止，非以荣耳目，观愚人也。是以其人用俭约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当今，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必厚敛于百姓，以为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由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此为观好也。是以其人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夫以奢侈之君，御僻之人，欲国无乱，不可得也。为衣服不可不节。”(议曰：此节衣服者也。)

　此墨翟之术也。(议曰：墨家之议，去奢节用，盖强本道。)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富，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富，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和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为百，由名分之未定也。卖兔满市，盗不敢取者，由名分之定也。故名分未定，虽尧舜禹汤，且皆加务而逐之；名分已定，则贫盗不敢取。故尧舜圣人之为法令也，置官也，置吏也，所以定分也。(《尸子》曰：“夫使众者，诏作则迟，分地则速，是何也？无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君臣同地，则臣有所逃其罪矣。故陈绳则木之枉者有罪，审名分则群臣之不审者有罪矣。”)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尹文子》曰：“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在制之有道故也。”)

　申子曰：“君如身，臣如手；君设其本，臣操其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名者，天地之网，圣人之符。张天地之网，用圣人之符，则万物无所逃矣。”

　(议曰：韩子曰：“人主者，非目若离朱乃为明也，耳若师旷乃为聪也。不任其数而待目以为明，所见者少矣，非不弊之术也。不因其势，而待耳以为聪，所闻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为己视，使天下不得不为己听。身居深宫之中，明烛四海之内，而天下不能蔽、不能欺者，何也？匿罪之罚重，而告之赏厚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尸子》曰：“明君之立，其貌庄，其心虚，其视不躁，其听不，审分应辞，以立于朝，则隐匿疏远，虽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长耳目，不行间谍，不强闻见，形至而观，声至而听，事至而应；近者不过，则远者理矣；明者不失，则微者敬矣。此万物无所逃也。”)

　动者摇，静者安；名自名也，事自定也。

　(议曰：《尸子》曰：“治水潦者，禹也；播五谷者，后稷也；听讼折衷者，皋陶也；舜无为也，而为天下父母。”此则名自名也。

　太公谓文王曰：“天有常形，人有常生，与天人共其生者，而天下静矣。”此则事自定也。)

　是以有道者，因名而正之，随事而定之。

　(《尹文子》曰：“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各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也？”

　《尸子》曰：“听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问其孰进之；有大过者，必问其孰任之，而行罚赏焉。且以观贤不肖也，明分则不弊，正名则不虚。贤则贵之，不肖则贱之。贤不肖，忠不忠，以道观之，犹白黑也。”)

　昔者尧之治天下也，以名，其名正则天下治；桀之治天下也，亦以名，其名倚而天下乱。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议曰：夫暗主以非贤为贤，不忠为忠，非法为法，以名之不正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商君之法，皆令为什伍，而相司牧，犯禁相连于不告者，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田宅妻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芬华。务于耕战。此商君之法也。)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桓范曰：“夫商鞅、申、韩之徒，贵尚谲诈，务行苛刻。废礼义之教，任刑名之数，不师古，始败俗伤化。此则伊尹、周召之罪人也。然其尊君卑臣，富国强兵，守法持术，有可取焉。逮至汉兴，有宁成、郅都之辈，仿商、韩之治，专以杀伐为能，顺人主之意，希旨而行，安时趋利，敢行祸败，此又商、韩之罪人也。然其抑强族，抚孤弱，清己禁，背私立公，尚有政焉。至于晚代之所谓能者，乃犯公家之法，赴私门之势，废百姓之务，趋人间之事，决烦理务，临时苟辩，使官无谴负之累，不省下人之冤，复是申、韩、宁、郅之罪人也。”)

　由是观之，故知治天下者，有王霸焉，有黄老焉，有孔墨焉，有申商焉，此所以异也，虽经纬殊制，救弊不同，然康济群生，皆有以矣。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诘救弊之言(议曰：救弊为夏人尚忠，殷人尚敬，周人尚文者。)；或引帝王之风，讥霸者之政，不论时变，而务以饰说。故是非之论，纷然作矣。言伪而辩，顺非而泽，此罪人也。故君子禁之。

　　臣闻三代之亡，非法亡也；御法者，非其人矣。故知法也者，先王之陈迹，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尹文子曰：“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

　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反仁也。议曰：在礼，家施不及国，大夫不收公利。孔子曰：“天子爱天下，诸侯爱境内，不得过所爱者，恶私惠也。”故知偏私之仁，王者恶之也。)

　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反义也。议曰：亡身殉国，临大节而不可夺，此正义也。若赵相虞卿，弃相捐君，以周魏齐之危；信陵无忌，窃符矫命，以赴平原之急。背公死党之义成，守职奉上之节废，故毛公数无忌曰：“于赵则有功矣，于魏则未为得。”凡此之类，皆华伪者。)

　礼者，所以行敬谨，亦所以生惰慢。(反礼也。议曰：汉时欲定礼，文帝曰：“繁礼饰貌，无益于礼，躬化谓可耳。”故罢之。郭嘉谓曹公曰：“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者也。”夫节苦难贞，故生惰慢也。)

　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放。(反乐也。《乐》书曰：“郑卫之音，乱代之音；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故严安曰：“夫佳丽珍怪，固顺于耳目。故养失而泰，乐失而，礼失而彩，教失而伪。伪彩泰，非所以范人之道。”)

　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反名也。议曰：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故圣人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彰有德。然汉高见秦皇威仪之盛，乃叹曰：“大丈夫当如此！”此所以生矜篡。《老经》曰：“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信矣哉！)

　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反法也。议曰：《道德经》云：“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贾谊云：“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又云：“法出而生，令下而诈起，此乖分也。”)

　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凌暴。(反刑也。)

　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反赏也。)

　《文子》曰：“圣人其作书也，以领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记事。及其衰也，为伪，以解有罪而杀不辜。”(反书也。《文子》曰：“察于刀笔之迹者，即不知理乱之本；习于行阵之事者，即不知庙胜之权。”庄子曰：“儒以诗礼发冢，大儒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坡。”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徐列其颊，无伤口中珠。’”由此言之，诗、礼乃盗资也。顪音许反，控音[日空]。)

　其作囿也，以奉宗庙之具，简士卒，戒不虞。及其衰也，驰骋弋猎，以夺人时。(反囿也。齐宣王见文王囿大，人以为小，问于孟子。孟子曰：“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人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之罪，民以为大，不亦宜乎？”楚灵为章华之台，伍举谏曰：“夫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日不妨时务。夫为台榭，将以教人利也，不闻其以匮乏也。”)

　其上贤也，以平教化，正狱讼；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泽施于下，万人怀德。至其衰也，朋党比周，各推其与，废公趋私，外内相举，人在位，贤者隐处。(反贤也。

　太公谓文王曰：“君好听世俗之所举者，或以非贤为贤，或以非智为智。君以世俗之所举者为贤智，以世俗之所毁者为不肖，则多党者进，少党者退。是以群邪比周而蔽贤，是以世乱愈甚。”文王曰：“举贤奈何？”太公曰：“将相分职，而君以官举人，案名察实，选才考能，则得贤之道。”

　古语曰：“重朋党则蔽主，争名利则害友，务欲速则失德也。”)

　《韩诗外传》曰：“夫士有五反，有势尊贵不以爱人行义理，而反以暴傲。(反贵也。古语曰：“富能富人者，欲贫不可得；贵能贵人者，欲贱不可得；达能达人者，欲穷不可得。”梅福曰：“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

　家富厚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反富也。)

　资勇悍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凌私斗。(反勇也。凡将帅轻去就者，不可使镇边，使仁德守之则安矣。)

　心智惠不以端计教，而反以事饰诈。(反智惠也。《说苑》曰：“君子之权谋正，小人之权谋邪。”)

　貌美好不以统朝莅人，而反以蛊女从欲。”(反貌也。

　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

　太公曰：“明罚则人畏慑，人畏慑则变故出。(反明罚也。)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反明察也。太公曰：“明赏则不足，不足则怨长。明王理人，不知所好，而知所恶；不知所归，而知所去。使人各安其所生，而天下静矣。”

　晋刘颂曰：“凡监司欲举大而略小，何则？夫细过微阙，谬忘之失，此人情所必有，固不许在不犯之地，而悉纠以法，则朝野无立人。此所谓以治而乱也。”)

　晏子曰：“臣专其君，谓之不忠；子专其父，谓之不孝；妻专其夫，谓之嫉妒。”(反忠孝也。《吕氏春秋》曰：“夫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人之主，不阿一人。”申子曰：“一妇擅夫，众妇皆乱；一臣专君，群臣皆蔽。故妒妻不难破家也，而乱臣不难破国也。是以明君使其臣，并进辐辏，莫得专君焉。)

　韩子曰：“儒者以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反文武也。曾公曰：“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吴子曰：“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之君，恃众好勇，以丧社稷。明主鉴兹，必内修文德，外治武训，故临敌而不进，无逮于恭；僵尸而哀之，无及于仁矣。”《钤经》曰：“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文武兼备，可任军事；文武兼阙，不可征伐。”)

　子路拯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也。”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鲁国之法，赎人于他国者，受金于府也。)。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由此观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反廉也。

　匡衡云：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修礼恭让，则人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高节，则人兴行；宽柔惠和，则众相爱。此四者，明王之所以不严而化成也。何者？朝有变色之言，则下有争斗之患；上有自专之士，则下有不让之人；上有克胜之佐，则下有伤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则下有盗窃之人。此其本也。)

　慎子曰：“忠未足以救乱代，而适足以重非。何以识其然耶？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过盈天下。然则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六亲不和，有孝慈。)，而忠臣不生圣君之下(国家昏乱，有忠臣。)。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过职，而职不得过官。(反忠也。

　京房论议，与石显有隙，及京房被出为魏郡太守，忧惧上书曰：“臣姚平谓臣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何者？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唯陛下毋使臣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由此而观之，夫正先之所谓忠，乃促秦祸，忠何益哉？”

　鬼谷子曰：“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胠，音起居反。胠、发也。从旁开为胠。)，为之守备，则必摄缄滕(摄，结也。)，固扃鐍(音决。细也。)。此世俗之所谓智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揭，音其谒反。)，担囊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不固也，然则向之所谓智者，有不为盗积者乎？”(反智也。孙子曰：“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其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网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里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朝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耶？并与圣智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代而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智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反圣法也。

　昔叔向问齐晏子曰：“齐其如何？”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人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人三其力，二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人多疾病，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欲无获人，将焉避之。)

　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

　(后汉末，董卓入朝，将篡位，乃引用名士。范晔论曰：“董卓以虓阚为情，遭崩剥之势，故得蹈藉彝伦，毁裂畿服。夫以刳肝斫趾之性，则群生不足以厌其快，然犹折意缙绅，迟疑凌夺，尚有盗窃之道焉。”)

　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盗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矣。(反仁义也。

　议曰：昔仲由为邵宰，季氏以五月起长沟。当此之时，子路以其私秩粟为浆饭，以饷沟者。孔子闻之，使子贡往覆其饭，击毁其器。子路曰：“夫子嫉由之为仁义乎？”孔子曰：“夫礼，天下爱天下，诸侯爱境内，大夫爱官职，士爱其家。过其所爱，是曰侵官。”

　汉武时，河间献王来朝，被服造次，必于仁义。武帝色然难之，谓曰：“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王其勉之！”王知其意，归即纵酒。

　由是言之，夫仁义兼济，必有分乃可。故《尸子》曰：“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理，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适，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

　由是言之，跖徒之仁义，非其分矣。)

　由是言之，夫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无隐之人，而常存于代，非自昭于尧汤之时，非故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理，用失其道而天下乱。

　(孙卿曰：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中世；禹之法犹存也，而夏不代王。故法不能独立，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矣。

　《庄子》曰：“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代以汧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客得之，以说吴王。越人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汧澼絖，则其所用之异。”)

　故知制度者，代非无也，在用之而已。

黄河和她的儿女们，是如何从文明初曙走到文明时代的门槛的，要揭开这个谜底，除了依靠考古文物资料外，还要利用古籍记载的许多远古神话传说。炎黄二帝和尧舜禹的传说，便可帮助我们探明黄河及其儿女从文明初曙走到文明时代的某些轨迹。

黄帝和炎帝其实并不是皇帝，而是古书记载中黄河流域远古时代的两个部落首领。黄帝和炎帝都出生于黄河的支流渭河流域，当时已是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传说他们都是“有熊国君”少典氏的后裔，“昔少典娶于有氏，生皇（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这里所说的“生”，并非说黄帝和炎帝是少典氏亲生，而是说他们都是少典氏的后裔。“黄帝以姬水成”，是说他在姬水岸边长大，因而以姬为姓。姬水当即古漆水，发源于今陕西麟游县西部偏北的杜林，在今武功县汇入渭河。姜水为渭河支流歧水下游的一段，即今之清姜河，在陕西宝鸡汇入渭河。这就是说，炎黄两个部落，最初的活动地区都在黄河的支流渭河的上游地区。

传说黄帝原姓公孙，因长于姬水，才改姓姬；曾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因是有熊国君之苗裔，又称有熊氏。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伶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后来被推举为部落首领，率部迁徙到陕西北部定居。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了寻找更加平坦、开阔、肥沃的土地，又沿北洛河南下，到达今陕西的大荔、朝邑一带。那里的黄土地给了他们发展农业的便利条件，但不时出现的干旱又困扰着他们，迫使他们去继续寻找理想之所。于是，黄帝又率领族人从大荔、朝邑东渡黄河，顺着中条山和太行山麓进入汾河谷地，再向东北迁移，到达今河北涿鹿附近。那里有由桑干河、洋河冲积而成的适宜农耕的宽阔谷地，附近还有可供狩猎的山林，他们觉得环境非常优越，就定居了下来。

就在黄帝率领他的部落东迁的时候，炎帝也率领他的族人开始长途跋涉。炎帝又称赤帝，一说他降生于厉（烈）山即今湖北随州市厉山镇，一说他降生于常羊即今陕西宝鸡神农乡常羊山，“育于姜水，姜姓，以火德王，亦曰烈山氏”。同是为了寻找理想的定居之地，他也率领部落东迁。但走的路线与黄帝不同，他们先是沿渭河东下，到达今河南西南部，再顺黄河东下，到达现在的豫东地区，在那里安顿了下来。

那时候，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和氏族制度的瓦解，部落首领逐步掌握了一定的特权。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生存空间，为了互争雄长，经常发生战争。一些部落首领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内行刀锯，外用甲兵”，也发动掠夺财富、奴役其他氏族部落的战争。这种战争加剧了社会的分化，给正常的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但氏族制度调节社会矛盾的习惯法此时又已丧失作用，对此显得无能为力。面对日益增多的战争，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部落便互相联合起来，结成联盟，进而结成范围更大的联合体。炎、黄两大部落这时也都使用武力征讨四方，扩大自己的势力，从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双方在阪泉（今河北怀来）进行了三次大战，黄帝指挥属下的熊、罴、貔、貅、、虎六个氏族，与炎帝部落杀得天昏地暗，炎帝部落遭到惨败，只得缴械投降。由于这两个部落有血缘亲属关系，黄帝没有屠杀炎帝部落，而是和他们结成部落联盟，黄帝便成了炎黄部落联盟的首领。炎黄部落联盟经过长期的发展，形成日后华夏族的雏形。

后来，定居在山东曲阜地区的九黎首领蚩尤扩展势力范围，又引发了与炎帝部落的战争。九黎即九夷，属于东夷族。传说蚩尤领有9个部落，81个氏族，他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如同妖魔，这可能是出自炎黄子孙对其他部落首领的故意丑化。“蚩尤作冶”，“以金作兵”，制造兵杖、刀、戟、大弩，英勇善战，威震天下。他率领9个部落组成的部落联盟西进豫东，进攻炎帝部落。炎帝部落无法抵挡，节节败退，居地尽失。蚩尤紧追不舍，炎帝向黄帝寻求援助。黄帝于是率部迎击，与蚩尤在涿鹿展开激战。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惨烈，据说黄帝与蚩尤九战不胜，蚩尤放出大雾弥漫了三天三夜，黄帝的部落看不清方向，黄帝之“臣”风后受北斗星座的启示发明了指南车，他们才得以冲出大雾。黄帝在困境中还得到玄女的帮助，制作了80面大鼓，用东海神兽夔的皮蒙鼓，用雷兽的骨头作鼓槌，在战斗中擂响，声闻500里。战斗延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在冀州进行决战。黄帝派应龙向蚩尤进攻，应龙蓄水，摆下水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一时风雨大作，冲垮水阵，使黄帝再次陷入了困境。黄帝又请来天女旱魃阻止风雨，使天气突然转晴。蚩尤不知所措，部下惶恐不安，黄帝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取得最后的胜利，蚩尤和他请来的风伯雨师都投降了黄帝。黄帝便进入东夷活动的地区，他“驾象车而六蛟龙，毕言（兆火鸟）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凰）覆上”，至泰山之顶大会鬼神，并演奏了他亲自作的一支激越悲凉的《清角》乐曲，以纪念涿鹿之战的胜利。蚩尤后来被杀，一部分九黎人加入炎黄部落联盟，融入了华夏族；一部分南下，融入南方的苗蛮之中。

涿鹿战争的胜利，进一步扩大了炎黄部落联盟的势力，发展成规模更大的部落联合体。黄帝的权威大大提高了，集审判权、祭祀权、军事指挥权与生产指挥权于一身。各部落均需听从他的号令，不听从号令的，即出兵进行征伐。他还开山修路，努力打通部落地区的隔绝，增进部落之间的交往。传说黄帝一生“未尝宁居”，在118岁那年出巡河南时死在荆山，人们将他护送回陕北，葬在今陕西黄陵县的桥山之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黄帝陵。

由于黄帝后来被追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便把远古时代的许多创造发明都归功于他和他的“大臣”们，如说黄帝建造屋宇，开凿水井，缝制衣冠，制造舟车弓弩，炼石为铜，创制乐律，他的妻子嫘祖发明育蚕，他的“大臣”仓颉创文字，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等等。同样的原因，由于炎帝也被追尊为华夏的祖先，后人也将一些创造发明的功劳算到他的身上，并称他为神农氏。在先秦的传说中，神农氏和炎帝原本是时代不同的两个人物，神农氏生活的时代要早于炎帝。到战国时，人们将两个人合在一起，称为炎帝神农氏，说“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始尝百草，始有医药”，“又作五弦之瑟，教人日中为市”。这些发明当然也是原始时代人们的集体创造。

尽管炎黄二帝只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们的发明创造也都是远古时代黄河儿女智慧的结晶，但是他们作为华夏民族先祖的象征和中华文明奠基者的化身，还是受到后人的无限尊崇与怀念。因此，在黄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之外的中华大地上，一直流传着许多有关炎黄二帝的传说，留下了许多同他们有关的名胜古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陕西黄陵县的黄帝陵和宝鸡市的炎帝祠、炎帝陵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山东曲阜的景灵宫，河南新郑的黄帝故里，济源的王屋山天坛，灵宝荆山的黄帝陵，河北涿鹿的黄帝城、黄帝泉，四川都江堰的黄帝祠、轩皇台，盐亭的嫘轩宫、嫘祖墓，安徽黄山的黄山轩辕峰，湖南岳阳的轩辕台，浙江缙云的仙都鼎湖峰，甘肃平凉的问道宫，湖北宜昌西陵山、嫘祖庙，随州的神农祠，山西高平的神农城、神农井，河南淮阳的神农五谷台，郑州炎黄二帝塑像，湖南炎陵县的炎帝陵，等等。这些源远流长的传说和名胜古迹，对于增强华夏民族的认同感，激发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黄帝以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几位杰出的部落联合体首领，他们就是尧、舜、禹。这时已是龙山文化的晚期，处于氏族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传说中尧又称陶唐氏，他的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现在山西临汾市南的伊村有“帝尧茅茨土阶”碑，尧庙村有尧庙，临汾县有尧陵、神居洞。他的生活非常简朴，古书说他“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也就是说，他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穿件粗麻衣。但他对百姓却很关心，部落里有人挨饿受冻，他说这是他使他们挨饿受冻的，有人犯罪受了处罚，他说这是他平时没有管教好的缘故，自己出来承担责任。舜又称有虞氏，出生在姚墟（今山西垣曲东北）。传说他在接替尧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之前接受尧的考察时，曾在历山（中条山别称）耕田，在雷泽（今山西芮城北）捕鱼，在河边的陶城（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北）制陶，后来尧把他封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后，又都蒲坂（今蒲州镇），看来他的活动中心在现在山西的西南部，今天山西运城市安邑镇还有舜帝庙、舜帝陵。舜严于律己，而又宽厚待人。他曾几次遭到继母和同父异母兄弟的陷害，好在他贤惠的妻子巧设智计，才使他化险为夷。但他被推举为首领后，却不计前仇，宽待他的继母和弟弟，使他的一些仇人都受到感动，一心向善。禹的先祖传说住在河套一带，禹的时候迁徙到今河南西部。他以天下为己任，率领百姓治理水患，发展生产，更是受到高度的赞扬。由于尧、舜、禹治理有方，当时的社会获得很大的发展，呈现一片安宁、祥和的太平景象，“天下大和，百姓无事”，他们也因此被后人尊奉为圣贤人物。

尧，是帝喾的儿子、黄帝的五世孙，尧当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和大家一样住茅草屋，吃糙米饭，煮野菜作汤，夏天披件粗麻衣，冬天只加块鹿皮御寒，衣服、鞋子不到破烂不堪绝不更换。老百姓拥护他，如爱“父母日月”一般。

尧在位七十年后，年纪老了。他的儿子丹朱很粗野，好闹事。有人推荐丹朱继位，尧不同意。

后来尧又召开部落联盟议事会议，讨论继承人的人选问题。大家都推举虞舜，说他是个德才兼备、很能干的人物。尧很高兴，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并考验了三年才将帝位禅让给舜。

尧舜“禅让”，反映了上古中国的民主制度。

扩展资料：

禅让（拼音：shàn ràng）是指统治者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

“禅让”可分“内禅”与“外禅”，“内禅”为帝王将帝位让给同姓人，“外禅”谓天子禅位于外姓，如尧让位于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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