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著述( 春秋战国时期)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段迳贰ⅰ堵鼍返取K得髟凇赌诰分耙延行矶嘀忠绞榱鞔妒馈br>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祐·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望采纳谢谢

清廷医学类科技文物包括很多物品，它们主要有以下几类：1 医书：如《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这些书籍反映了古代医学的理论和实践，是研究清代医学的重要资料。2 医疗器械：如瓷碗、针灸器、药壶等，这些器具体现了古代医学的基本医疗手段和医疗设备。3 药物：如雪莲、人参、牛黄等，这些药物是古代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清代医药学的发展和中药学的繁荣。4 医学图谱：如《素问图说》、《伤寒论图注》等，这些图谱是以图形的形式反映古代医学理论和实践，是清廷医学类科技文物中的重要部分。这些清廷医学类科技文物，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研究和应用价值。

1、邹润安

邹润安（1790—1845年），名澍，子润安，江苏武进人，清代医药学家。有孝行，家贫绩学，隐於医。道光初，诏举山林隐逸，乡人议以澍名上，固辞。

澍通知天文推步、地理形势沿革，诗古文亦卓然成家，不自表襮。所著书，医家言为多。伤寒通解、伤寒金匮方解、医理摘要、医经书目，并不传。

所刊行者，本经疏证、续疏证、本经序疏要。谓明潜江刘氏本草述，贯串金、元诸家说，反多牵掣，故所注悉本伤寒、金匮，疏通证明。

而以千金、外台副之。深究仲景制方精意，成一家之言。一生勤苦自励，所著甚丰。其学识渊博，文理淹通，为世通儒。

2、叶天士

叶天士少承家学。祖父叶紫帆（一作子蕃），名时，医德高尚，又是有名的孝子。父亲叶阳生，名朝采，医术更精，读书也多，且喜欢饮酒赋诗和收藏古文物，但不到五十岁就去世了。

当时叶天士才十四岁。叶天士十二岁时随父亲学医，父亲去世后，就走江湖，家贫难为生计，便开始行医应诊，同时拜父亲的门人朱某为师，继续学习。

他聪颖过人，“闻言即解”、一点就通，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见解往往超过教他的朱先生。叶天士从小熟读《内经》、《难经》等古籍，对历代名家之书也旁搜博采。

不仅孜孜不倦，而且谦逊向贤；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虚怀若谷、善学他人长处。叶天士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只要比自己高明的医生，他都愿意行弟子礼拜之为师。

一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欣然而往，必待学成后始归。从十二岁到十八岁，他先后拜过师的名医就有十七人，其中包括周扬俊、王子接等著名医家，无怪后人称其“师门深广”。

3、徐大椿

徐大椿，又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县人，生于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一六九三年)，卒于乾隆三十六年(公元一七七一年)。他出生在书香之家。

曾祖父好古博学，积书甚富。祖父举博学宏儒，官翰林院检诗，纂修明史，是位饶有隐逸风格的词章之士，平生工于诗古文辞，在文苑中很有声名。

父亲徐养浩，考授州司马不成功，也是位读书人。徐大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长辈们寄以读书做官、承继祖业、克振家声的希望，那是自然的事。

然而，徐大椿却淡功名利禄，不屑八股文；相反，对经学和医学却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就自选了一条学医济世的道路。

徐大椿十四岁已对学时文感到厌烦。他老师启发说：“时文有止境，只有经学才是无止境的。”，于是他就一心扑在经学上，其中用心最多的是《易经》，旁及诸子百家。

专心致志地探求各种实用的学问，终于在诗、文、书、画、天文、历算，音律、击刺、算法、水利，尤其是医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徐大椿家人多病，三弟患痞病，父亲遍请名医诊治，徐灵胎亲自制药，医理稍通。然而四弟、五弟相继不治而亡。父亲因此悲伤得病，终年医药不绝。

他深深感到医学的重要，也气愤于当时庸医之医术低下，于是愤而学医。他把家藏几十种医书拿来读，朝夕披览，日久通其义。

4、黄元御

名玉璐，字元御，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清代著名医学家；尊经派的代表人物；乾隆皇帝的御医，乾隆皇帝亲书“妙悟岐黄”褒奖其学识，亲书“仁道药济”概况其一生。

他继承和发展了博大精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被誉为“黄药师”、“一代宗师”，清军四川军医馆——久真堂的祖师爷。

5、赵学敏

赵学敏(约1719-1805)， 字依吉，号恕轩，浙江 钱塘(今杭州)人。其父曾任永春司马，迁龙溪知县。乾隆间(1736-1795)下沙大疫，其父延医合药，赖以生者数万人。

学敏与弟赵学楷，皆承父命读儒学医。学敏年轻时，无意功名，弃文学医，对药物特别感兴趣，广泛采集，并将某些草药作栽培、观察、试验。

博览群书，凡家藏星历、医术、药学之书，无不潜心研究，每有所得，即汇钞成帙，积稿数千卷。家有“养素园”，为试验种药之地，以察形性：有“利济堂”，是诊病疗疾之所。

兄弟寝食其间，治疗多效。族人赵柏云为走方医，出所用有效方授之，学敏又合平生所录奇方，著成《串雅内编》、《串雅外编》(1759撰)各四卷，其一千众条方或法。

乾隆三十(1765年)，又成《本草纲目拾遗》10卷，全书按水、火、土、金、石、草、木、藤、花、果、谷、蔬、器用、禽、兽、鳞、介、虫分类，辑录《本草纲目》中未收载的药物共716种。

丰富了中药学的内容。为纠正《本草纲目》中的误记和疏漏，还在书首列“正误”一篇。又从民间收集很多秘方，与自己累积的验方汇编成《串雅内篇》、《串雅外篇》。

1、《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又称《八十一难》，是中医现存较早的经典著作。关于《难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其成书不晚于东汉，内容可能与秦越人（扁鹊）有一定关系。

《难经》之“难”字，有“问难”或“疑难”之义。全书共八十一难，采用问答方式，探讨和论述了中医的一些理论问题，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机、营卫、腧穴、针刺、病证等方面。

2、《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

卷“历代诸家本草”，介绍明以前主要本草41种。次辑录明代以前有关药物气味阴阳、五味宜忌、标本阴阳、升降浮沉、补泻、引经报使、各种用药禁忌等论述，其中又以金元诸家之论居多。

卷3～4为“百病主治药”，沿用《证类本草》“诸病通用药”旧例，以病原为纲罗列主治药名及主要功效，相当于一部临证用药手册。

3、《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

《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

4、《伤寒杂病论》

《伤寒杂病论》是中国传统医学著作之一，作者是张仲景，至今是中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2003年非典期间，该书和张仲景便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

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博览群书，广采众方，凝聚毕生心血，写就《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医所说的伤寒实际上是一切外感病的总称，它包括瘟疫这种传染病。该书成书约在公元200年～210年左右。在纸张尚未大量使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的年代，这本书很可能写在竹简上。

5、《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整理当时药物学经验成果的专著，是对中国中医药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其中规定的大部分中药学理论和配伍规则以及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中医药药物学理论发展的源头。

-难经

-本草纲目

-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

-神农本草经

《妙闻集》

妙闻是印度外科的鼻祖，音译名是苏斯拉他（Susruta），妙闻是中国古代的译名。大约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他的著作收集在《妙闻集》中。《妙闻集》乃是印度阿输吠陀系医学外科的代表著作。《妙闻集》强调外科治疗的成功有赖于医生、药物、病人和助手四大要素的密切配合。其中提及助手的选择和训练，这可以说是护士的雏型。也述及医德问题，要求“医生要有一切必要的知识，要洁身自持，要使患者信赖，并尽一切力量为患者服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亦在所不惜”。并称“正确的知识、广博的经验、聪敏的知觉及对患者的同情是医者的四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