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

温太医

甄_传中的时疫药方原本是温太医研制出来的，后来江城江慎为了自保，也为了救华妃，就给偷走了，立了大功就开始主持时疫的事，后来刘畚抓回来了，甄_也告诉皇上他们偷方子的事了，皇上就把江城江慎杀了，温实初接管了时疫的事，后来药方在摩格让甄_和亲的时候，被皇帝放在轿子里送给准噶尔了。

公元1642年的大明王朝，在战乱频发瘟疫横行的背景下，举国陷入混乱恐慌的氛围。值此危难之际，江南一位叫吴有性（字又可）的郎中，凭着精湛的医术编著了一部《瘟疫论》，不仅拯救了无数黎民，还由此成为中国瘟疫学的鼻祖。2013年上映的**《大明劫》，由冯远征饰演的主角之一江湖游医吴又可，即是以他为人物原型。

一、医者仁心

崇祯十五年，江苏吴县的土郎中吴又可，面对十室九空的家园，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如果不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瘟疫，年过半百的他或许此时正背着药箱走街串巷。万历十年出身农家的他，成年后自学几本医书后做了江湖郎中以图养家糊口，在当时这是个很不体面的职业。

明朝末年的小冰河时期，却让他这个卑微的小人物，走向了时代的前列。

明末的小冰河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特殊的气候使得明朝天灾不断。崇祯皇帝自即位起，华北、西北、长江中下游地区连年大旱，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蝗虫灾。

一时间流民四起，人畜死亡引起的瘟疫也迅速扩散到其他地域，到了崇祯十四年的时候，江南地区已沦为人间地狱。

“斗粟千钱，人相食，死亡塞道。”，众多医生面对这样的惨状，翻遍了古籍也是束手无策，只能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用治疗伤寒的方子去医治，结果可想而知。

身处疫区一线的吴又可，经过调查发现，眼前的一切显然不是伤寒所能解释的，要想根治必须采用新的方法。

于是，他果断地站出来疾呼：“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检古书。”，号召同行们不要在古籍里找答案。

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他做好防护到疫区询问疫情并记录。甚至为了找出病源，吴又可还在牛棚、猪圈、鸡舍等地蹲点留守，只为能找出科学的答案。

二、治疫良方

经过细致的观察和临床治疗，吴又可发现瘟疫是由“戾气”引起的。这种“戾气”和风、寒、暑、湿都不同，它不是虚幻的物质，而是从患者口鼻里传出后，再通过气体传入到其他人体内。

戾气能否导致瘟疫，取决于戾气的浓度以及人体的免疫力；不同的戾气侵入的部位不同，引发的疾病也不同；人类的瘟疫和禽兽的瘟疫，虽然都是由戾气引发的，但由于物种不同，治疗的方法也不相同。

这与现代医学里的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的理论不谋而合，也是中医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找出了病原后，吴又可经过多次临床试验，研发了一个抵御瘟疫的药方：达原饮。

达原饮以槟榔、厚朴、草果、知母、白芍、黄芩、甘草七味中草药为原料。知母滋阴，白芍养血、黄芩清热解毒、甘草补虚调和，槟榔消食、厚朴疏气、草果辛味浓烈，组合在一起能起到极佳的祛疫效果。

达原饮的研制，使得横行了一年多的瘟疫终于被遏制了。然而自此以后，吴又可并没有得到后世的认可，他的这个药方一直被沉寂了三百多年，直到2003年才得以重见天日。

2003的SARS病毒来袭，全世界的医学界都为此束手无策，著名的中医学家任继学教授，用吴又可“毒疫之邪侵伏膜原”的理论，复原了药方达原饮，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

三、医道永存

待疫情平息后，吴又可回到了家乡，将他这期间对瘟疫的控制方法写成了一本45页的小册子，而这就是世界上不朽的医学著作《瘟疫论》。

只可惜吴又可生不逢时，他所处的时代正值命悬一线的明末乱世，时代没有为他提供安稳的研究条件。

直到几十年后，西方人研制出了显微镜，再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医学界才发现吴又可的“戾气”说与西医里的“微生物学”如出一辙。

《瘟疫论》是中国第一部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专著，这部书中吴又可将瘟疫的传染方式分为9类，这就是著名的“表里九传辩证论”，直到今天还在造福人类。

在没有借助仪器设备的条件下，吴又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领先了西方200多年。

就在《瘟疫论》完成后的第二年，清军入关，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明朝就此终结。能治愈瘟疫却治愈不了人心，家国破碎之际，心灰意冷的吴又可回到家乡行医，从此不问世事，只求造福乡里。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清军统帅多尔衮为巩固政权颁布了残酷的“剃发令”，推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由此引发了江南地区的激烈反抗。心怀故国的吴又可，不肯剃发易服被清廷处死，终年70岁，妻子和儿子也投河自尽。

吴又可的绝学就此失传，然而他的家国情怀以及在医学领域的成就，就像《大明劫》里的那句台词：“王朝兴衰，唯有医道永存”。

实际上这个名墨的江湖游医名字并不是叫做吴有性，而是叫做吴又可，在明末的时候，由于连年的征战，再加上瘟疫横行，老百姓的日子可以说是苦不堪言，这时候吴又可站了出来，凭借着自己比较精湛的医术还编写了一本《瘟疫论》，可以说当时的吴又可应该是抗击瘟疫的第一人，而且也算是中国历史上抗击瘟疫的第一人。

在崇祯15年，百姓的日子已经是越来越难过了，而吴又可面对着时事九空的家园，心里也是感觉特别难受，再加上此次又爆发了比较严重的瘟疫，所以原先只是一个江湖游医的吴又可静下心来努力的在找解决瘟疫的方法。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瘟疫应该是属于风寒的一种，不过经过无有可的了解，他发现这次的瘟疫可以说是来势汹汹，根本就不是普通的风寒。

于是吴又可在第一时间站了出来，并且呼吁自己的同行不要再去到一些古籍上面寻找解决的方法了，吴又可后来为了能够找到瘟疫的传播方式自己经常在猪圈还有鸡舍当中蹲点，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找出科学的答案。经过他自己的不断努力，后来终于发现此次的瘟疫实际上是由“戾气”所致，在找到了病源传播方式以后，吴又可又经过了多次的验证，终于找到了能够治疗此次瘟疫的药方。

实际上在2003年的SASI病毒来袭之后，世界上很多的医学家都束手无策，而在这时中国的一些医学者就复制了当年的这个药方，其实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后来此次的瘟疫逐渐的平息了以后，吴又可又编写了这本《瘟疫论》，这本书籍是历史上第1本详细的介绍，有关于瘟疫的书籍，所以也算是一个宝典。

提到鼠疫，大家能想到什么？了解欧洲历史的朋友可能首先会想到肆虐欧洲的黑死病，熟悉中国近代史的可能会想到民国年间的东北。确实，鼠疫这种疾病是个棘手的东西，前几年的电视剧《女医明妃传》其中有几集不是也再讲北京流行瘟疫，谭允贤在北京城悬壶济世嘛，那么真正的明代京师的瘟疫是如果防治的呢？文史君带大家一起看看。

一、明代瘟疫发生频繁

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明代可以算是个瘟疫多发的时代，因瘟疫而死亡的人口数量堪称罕见。综合《明实录》数据来看，有明一代，仅京师北京一地就发生过16次瘟疫。

大明立国之初，北京尚且安定（毕竟当时首都也不是北京），随着成祖迁都，北京也开始繁华了，人口激增，清朝人写的史料中认为明朝宫廷仅太监就有10万，至于真的有没有再说。但是也可以反映，一旦迁都，整个中央朝廷的到来，必然给北京的人口造成负担。人多了，病菌的来源就多了，所以到了景泰七年（1456）冬天，顺天府发生了瘟疫，不过瘟疫仅发生在北京城外地区，北京城内尚未被传染。

宪宗成化7年（1471）夏天，瘟疫首次出现在京师城内，此次瘟疫京师死亡的人口不多。接着孝宗弘治11年（1498）夏天，瘟疫再次袭击了北京，但伤亡情况未有记载。

如果上面三次仅是京师瘟疫的牛刀小试，那么从嘉靖中期到明朝灭亡这100年间，可谓瘟疫肆虐，近100年间北京共发生了13次瘟疫，平均8年左右爆发一次。仅世宗朝嘉靖中期以后，北京就发生了6次瘟疫，即嘉靖21年（1542）夏季、24年（1545）春季、33年（1554）夏季、40年（1561）春季、42年（1563）夏季、44年（1565）春季，但伤亡情况均不知。而后万历年又爆发了5次大瘟疫，这其中尤其以万历10年、14年爆发的“大头瘟”和万历15年“羊毛瘟”为出名。之后倒霉的崇祯皇帝又碰上了明代最严重的的两场瘟疫，崇祯14年夏季和崇祯16年的瘟疫给北京造成了极大破坏，尤其是瘟疫是有明一代京师因瘟疫而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二、北京瘟疫的破坏

通过列举明代北京历次的瘟疫我们看出，瘟疫高发季节主要在春季和夏季，且又以夏季最为频繁。瘟疫的类型主要有“大头瘟”“羊毛瘟”“吐血瘟”痘疹等，但是需要指明，这些名称是史书中记载的名词，而这些瘟疫是不是鼠疫，限于史料原因，具体还不清楚。但可以肯定这绝对是古代所说的“瘟疫”

既然是瘟疫，那一定是传染力极强，破坏性极大，防治困难的烈性传染病。那么它们的破坏有多大呢。在此文史君列举几个《明实录》的记载：“（万历十年）三月，京城内外，灾疾流行，人民死者甚众”（《明神宗实录》）；崇祯朝“死亡者昼夜相继，阖城惊悼”（《崇祯实录》。

所以出现了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一种观点，崇祯16年的大瘟疫，使得北京军士减损20万，“闯贼”破关之前，大明帝都已经摇摇欲坠，大明的帝都防卫军不堪战斗了，所以“闯贼”才能轻易攻破北京城，灭亡大明。

三、瘟疫爆发的原因

首先，北京瘟疫多在水旱等灾害发生之后发生。如，嘉靖32年，北直隶一带发生了大水，之后就是饥荒，百姓可以说是饿到吃剥皮草根，易子相食的地步了。随后嘉靖33年四月京师内外就发生了大瘟疫。

万历年的瘟疫，都发生在同年的饥荒月份之后。如万历15年，五月发生“天时亢阳”，孔颖达解释《易·乾卦》时说：“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 《明史·陆树德传》：“仲夏亢阳月”，大意就是太热，太热的结果就是旱灾，然后就是万历15年的瘟疫。崇祯皇帝最倒霉，崇祯14年以后连续4年大旱灾，这期间就夹杂着大瘟疫。

其实水旱灾之后发生瘟疫是必然。因为古代社会防灾能力差，一旦水旱灾发生，就是粮食歉收，发生饥荒，百姓饿的只能是把一切能吃的都吃了，什么树皮草根都吃，这样极易染上病菌。这些人又很可能因此染病而死，然后就是尸体无人处理，天气一炎热就蒸发尸体病毒，瘟疫就会出现、扩散。

当然饥荒的另一解决办法就是百姓逃荒，往哪逃呢，一般首选天子脚下的皇城，但即使到了皇城也有很多人饿死，尸体无法收拾，春夏之季，细菌病毒滋生，蚊虫鼠蚁再一传播，这就是瘟疫传播扩大的一大原因。

北京从地理上看，作为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核心，皇族、官员、商贩百姓等等人口自然密集，加上明代边患主要来自北方，所以京师屯兵更是正常，这样人口就是密上加密。这么多人口，空气流通困难，病菌繁殖；再有古代如厕可不是现代的抽水马桶，如果素质再低点甚至可能随地大小便，垃圾随地乱扔。工部官员孙善继在万历36年的奏疏中说：“国家宫府、市廛、沟渠、街道……近年来执掌浸废，街道秽积，所在为丘；沟渠壅塞，一雨成沼”（《明神宗实录》）这也可能出现病菌。所以一旦北京发生一起疫病，传播速度极快，感染人群必然众多。

四、政府的对策

作为天子驻在地，京师发生瘟疫，官方一定重视，政府自然采取积极措施。明代防治瘟疫一般就如下几点：

1、掩埋尸体。成化7年五月大瘟疫，宪宗皇帝就亲自发上谕，“崇文、宣武、安定、东直、西直、阜城六门城外，各置漏泽园一所，收瘗遗尸”（《明宪宗实录》）。万历年间的大瘟疫，官方也是给民众提供草席棺木让民众掩埋死者。这种做法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而非官方出动军队蛮横的强制火化。

2、派官员祈祷。古代天人感应嘛，一般认为瘟疫大灾的发生是上天示警，是皇帝犯了过错，所以皇帝要下个罪己诏，派个官员诚心祷告祈求上天原谅什么的。神宗皇帝时，就命礼部择吉日祈祷。崇祯皇帝也曾命正一教大真人张应京祈祷。虽然实际效果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对那个科学不发达的时代，多少能给一般民众一些心理安抚，防止百姓们做出格的事。

3、派遣官吏问诊施药。这就是《女医明妃传》里面的镜头了。古代社会科技不发达，但是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中医的确有一套。明代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医疗体系，官方的太医院医官医生一般都有300多人，地方上京师所在地顺天府还有惠民药局，明代皇帝还真的是不错（当然你要说他为了维护统治吧，我也不和你刚），一旦瘟疫爆发，尤其是嘉靖朝之后，皇帝都会命令太医院开门，令太医等人深入民间问诊、施药。这一点作为统治者爱民亲民的表现，史书会大记特记，所以史书中很容易找到记录。如《世宗实录》所载：明世宗本人亲自撰写方书（世宗衷心道教，对求生炼丹非常擅长），制成《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还命令礼部向民间散发药方。嘉靖24年更直接“于朝天宫门外施药“”

除了官方就诊施药之外，政府也会向民众发放钱财、动员民间医生。京师重地民间医馆自然也不少。万历10年，万历皇帝不仅命令太医问诊施药，还直接动用太仓官银，给每个患病者“银六分、钱十文”（《神宗实录》）。

正是明朝皇帝重视疫病的传播，所以虽然疫病来势汹汹，但在最坏的情况下，把损失减少到了最小，这样一看明朝皇帝也不像《明史》所讲的一个比一个混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