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闻鸡起舞的故事，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闻鸡起舞的故事 篇1

　当匈奴贵族横行北方、西晋王朝面临崩溃的时候，晋朝有一些有志气的将领还坚持在北方战斗。刘琨就是这样的杰出代表。

　刘琨年青的时候，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祖逖。在西晋初期，他们一起在司州(治所在今洛阳东北)做主簿，晚上，两人睡在一张床上，谈论起国家大事来，常常谈到深更半夜。

　一天夜里，他们睡得正香的时候，一阵鸡叫的声音，把祖逖惊醒了。祖逖往窗外一看，天边挂着残月，东方还没有发白。

　祖逖不想睡了，他用脚踢踢刘琨。刘琨醒来揉揉眼睛，问是怎么回事。祖逖说：“你听听，这可不是坏声音呀。它在催我们起床了。”

　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起来，拿下壁上挂的剑，走出屋子，在熹微的晨光下舞起剑来。

　就这样，他们一起天天苦练武艺，研究兵法，终于都成为有名的将军。

　公元308年，晋怀帝任命刘琨做并州刺史。那时候，并州被匈奴兵抢夺杀掠，百姓到处逃亡。刘琨招募了一千多个兵士，冒着千难万险，转战到了并州的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

　晋阳城里，房屋被焚毁，满地长着荆棘，到处是一片荒凉。偶然见到一些留下来的百姓，已经饿得不像样子了。

　刘琨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他命令兵士砍掉荆棘，掩埋尸体，重新把房屋城池都修复起来。他亲自率领兵士守城，防备匈奴兵的袭击。他还采取计策，让匈奴的各部落互相猜疑。后来，有一万多个匈奴人投降了刘琨，连汉主刘渊也害怕了，不敢侵犯。

　刘琨把流亡的百姓都召回来耕种荒地。不到一年时间，到处可以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晋阳城渐渐恢复了繁荣的景象。

　刘聪攻破洛阳之后，西晋在北方的兵力大多被打散了，只有刘琨还在并州一带坚持战斗。晋愍帝在长安即位后，派人封刘琨为大将军，要他统率并州的军事。

　那时候，汉国大将石勒，占据了襄国(在今河北邢台西南)，集结了几十万大军，想夺取并州。刘琨南面有刘聪，北面有石勒，前后受敌，处境困难到了极点。可是刘琨没有害怕，没有退缩。他在给晋愍帝的一份奏章里说：“臣跟刘聪、石勒，势不两立。如果不讨平他们，臣决不回朝。”

　据说，刘琨在晋阳的时候，有一次，晋阳被匈奴的骑兵层层包围。晋阳城里兵力太少，没有力量打退敌人。大家都感到惊慌，刘琨却仍然泰然自若。到了傍晚，他登上城楼，在月光下放声长啸，声调悲壮。匈奴的骑兵听了，都随着啸声叹息。半夜里，刘琨又叫人用胡笳(一种乐器)吹起匈奴人的曲调，勾起了匈奴骑兵对家乡的怀念，伤感得流下眼泪。天快亮的时候，城头的笳声又响了起来，匈奴兵竟自动跑散了。

　后来，刘琨联络鲜卑族首领一起进攻刘聪，没有成功。接着，石勒进攻乐平(今山西昔阳西南)，刘琨派兵去救，被石勒预先埋伏好的精兵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正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长安被刘聪攻陷的消息。到了这步田地，尽管刘琨怎样顽强，也没法保住并州，只好率领残兵投奔幽州去了。

闻鸡起舞的故事 篇2

　闻鸡起舞的故事

　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于是就发奋读起书来。他广泛阅读书籍，认真学习历史，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他曾几次进出京都洛阳，接触过他的人都说，祖逖是个能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人才。祖逖24岁的时候，曾有人推荐他去做官司，他没有答应，仍然不懈地努力读书。

　后来，祖逖和幼时的好友刘琨一志担任司州主簿。他与刘琨感情深厚，不仅常常同床而卧，同被而眠，而且还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建功立业，复兴晋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闻鸡起舞

　一次，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别人都认为半夜听见鸡叫不吉利，我偏不这样想，咱们干脆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家的愿望；刘琨做了都督，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了他的文才武略。

　闻鸡起舞的启示

　成语“闻鸡起舞”，形容发奋有为，也比喻有志之士，及时振作。

　成语铁杵磨针的故事及启示

　铁杵磨针的故事

　唐朝著名大诗人李白小时候不喜欢念书，常常逃学，到街上去闲逛。

　一天，李白又没有去上学，在街上东溜溜、西看看，不知不觉到了城外。暖和的阳光、欢快的小鸟、随风摇摆的花草使李白感叹不已，“这么好的天气，如果整天在屋里读书多没意思？”

　铁杵磨针

　走着走着，在一个破茅屋门口，坐着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正在磨一根棍子般粗的铁杵。李白走过去，“老婆婆，您在做什么？”

　“我要把这根铁杵磨成一个绣花针。”老婆婆抬起头，对李白笑了笑，接着又低下头继续磨着。

　“绣花针？”李白又问：“是缝衣服用的绣花针吗？”

　“当然！”

　“可是，铁杵这么粗，什么时候能磨成细细的绣花针呢？”

　老婆婆反问李白：“滴水可以穿石，愚公可以移山，铁杵为什么不能磨成绣花针呢？”

　“可是，您的年纪这么大了？”

　“只要我下的功夫比别人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老婆婆的一番话，令李白很惭愧，于是回去之后，再没有逃过学。每天的学习也特别用功，终于成了名垂千古的诗仙。

　铁杵磨针的启示

　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有恒心，一定会成功的，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孩子们，如果在学业上能认真、努力、有恒心，成绩好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闻鸡起舞的故事 篇3

　闻鸡起舞的故事

　闻鸡起舞这则成语讲述的是晋代人祖逖（zǔtì）胸怀大志、勤学苦练，最终成为栋梁（dònɡliánɡ）之材的故事。

　晋代人祖逖是个胸怀坦荡（tǎndàn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爱读书的淘气孩子。他进入青年时代，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发奋读起书来。他广泛阅读书籍，从中汲（jī）取了丰富的知识，学问大有长进。

　后来，祖逖和他幼时的好友刘琨（kūn）住在一起，他们有着共同的远大理想，希望为国效力。

　一天，半夜里祖逖在睡梦中听到公鸡的鸣叫声，他一脚把刘琨踢醒，对他说：“你听见鸡叫了吗？咱们以后听见鸡叫就起床练剑如何？”刘琨欣然同意。于是，他们每天鸡叫后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kēnɡqiānɡ），春去冬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既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又能带兵打胜仗。后来，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他们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原文

　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晋书·祖逖传》）

　闻鸡起舞：听到鸡叫就起来舞剑，比喻有志者及时奋发努力。

　当别人还在梦会周公的时候，他已经闻鸡起舞，投入到学习当中了。

　一、“闻鸡起舞”典故溯源

　“闻鸡起舞”的典源为《晋书卷六二·列传第三二·祖逖列传》：“祖逖，字士稚，范阳遒人也。……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

　据现存文献检索结果，“闻鸡起舞”作为固定的典故形式首次出现应当为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撰《旧唐书卷一二九·列传第七九》：“尚书左丞董晋谓宰臣刘滋、齐映曰：‘元左丞忽有贬责，未知罪名，用刑一滥，谁不危惧？假有权臣骋志，相公何不奏请三司详断之。去年关辅用兵，时方蝗旱，琇总国计，夙夜忧勤，以赡给师旅，不增一赋，军国皆济，斯可谓之劳臣也。今见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摇，则有闻鸡起舞者矣。窃为相公痛惜之。’滋、映但引过而已。给事袁高又抗疏申理之，滉诬公以朋党，寝而不行。”此后，“闻鸡起舞”典故及其典形广为流传，常见于后世各类文献。

　二、“闻鸡起舞”历代变体形式考察

　“闻鸡起舞”典故形成之初，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仅出现三次，且没有形成“闻鸡起舞”的固定形式。此时期该典故并没有引申和比喻意义。而且，在晋朝时期，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原因，史书对于祖逖“闻鸡起舞”的记录包含贬义色彩，与事实相违背。如《晋书卷六二·列传第三二·祖逖列传》中，说祖逖“闻鸡暗舞”“为贪乱者”。

　史臣曰：刘琨弱龄，本无异操，飞缨贾谧之馆，借箸马伦之幕，当于是日，实佻巧之徒欤！祖逖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及金行中毁，乾维失统，三后流亡，递萦居彘之祸；六戎横噬，交肆长蛇之毒，于是素丝改色，跅弛易情，各运奇才，并腾英气，遇时屯而感激，因世乱以驱驰，陈力危邦，犯疾风而表劲，励其贞操，契寒松而立节，咸能自致三铉，成名一时。

　从隋唐时期开始，随着国家大一统和经济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创作高潮，“闻鸡起舞”典故使用日渐广泛，形成了“闻鸡起舞”的固定形式，并出现了“刘琨舞”、“中夜舞”、“鸡鸣起舞”等变体形式。这个时期，典故频繁出现在诗歌中，“刘琨舞”等典形也进入了瑰丽的唐朝诗篇。而且，从隋唐五代起，“闻鸡起舞”的典故不只是讲述祖逖和刘琨的故事，而具有了新的意义，即学习闻鸡起舞的精神。

　长怀问鼎气，夙负拔山雄。

　不学刘琨舞，先歌汉祖风。

　英髦既包括，豪杰自牢笼。

　到了宋辽金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闻鸡起舞”典故及典形的使用出现了一个小高潮，产生了众多的新变体，如“鸡鸣舞”、“舞闻鸡”、“祖生鸡”、“舞鸡”、“中宵起舞”、“闻鸡相蹴”。在文人志士的有效传播下，“闻鸡起舞”所包含的精神意义为更多的普罗大众所熟悉乃至仿效。这其中尤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最为“热衷”，约有10首诗歌中引用了此典故，且丰富了典故的变体形式，他继承使用了“闻鸡”、“闻鸡鸣”、“闻鸡舞”、“刘琨舞”等原有的变体形式，创造了“祖生鸡”、“听鸡”、“闻鸡相蹴”三种新的典形。

　士生抱材愿少试，誓取燕赵归君王。

　闭门高卧身欲老，闻鸡相蹴涕数行。

　正令咿嘤死床箦，岂若横身当战场。

　病叟少安枕，惊禽无稳栖。

　慵占贾谊鵩，空感祖生鸡。

　野势风号北，窗痕月过西。

　在元代和明代，典故的发展势头有所回落。到了清代，“闻鸡起舞”典故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达到了东晋以来的最高峰。这期间，“闻鸡起舞”典故广泛用于各种文体，使用数量为历代总和的数倍，主要为继承使用前人的各种变体形式，新的典形出现不多。这一用典高峰期的到来主要得益于清代训诂学的兴盛，文人学者纷纷从古籍中开创自己的天地。

　三、“闻鸡起舞”及典形历代使用情况分析

　（一）构词和语法特点

　从东晋到宋代再到清代，“闻鸡起舞”典故及其基本典形在长期使用中，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有规律可循的语言使用上的特点，包括典形的构词特点和在诗文中使用时的语法特点。

　此典故的主要变体形式的构词法多是连动式结构，包括“闻鸡起舞”、“闻鸡舞”、“听鸡舞”、“鸡鸣起舞”、“起舞闻鸡”、“起舞鸡鸣”。以“闻鸡”为首的部分典形是动宾式结构，有“闻鸡鸣”、“听鸡”等变体。其余的变体构词结构多而杂，在此不对其进行一一归纳。其中连动式结构由两个动词或动词结构组成，其各个典形都具有共同的语素“鸡”和“舞”，主要的意思为“听鸡叫”然后“起舞练剑”。而动宾式结构的变体，则是选取了连动式变体的前半部分，即“听鸡叫”，以部分代替整体来表达“闻鸡起舞”典故的内涵义。

　从搜集的文献资料看，“闻鸡起舞”的各典形在句子中，主要做谓语、宾语，也充当定语、状语，有时还独立成句，一般不做主语。

　回忆乙未秋，黑旗树营垒；徐、吴闻鸡舞，慷慨励将士(徐骧、吴汤兴二士把守)。（谓语）

　叹苏卿牧羝，笑刘琨听鸡，睡不足三竿日。（宾语）

　今见播逐，恐失人心，人心一摇，则有闻鸡起舞者矣。（定语）

　中夜闻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状语）

　以弟见机而作，一日千里，鸡鸣起舞，豹变先鞭。（独立成句）

　“闻鸡起舞”典故在历代文献中，或独用，或与其它典形联用。典形联用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同典源不同典形联用，不同典源的近义典形联用。联用的近义典形，多是内涵报效祖国的思想，或者其比喻的发愤图强的精神如同祖逖和刘琨那般值得后人学习，如“卧薪尝胆”、“映雪”、“祖生鞭”、“著鞭”和“苏卿牧羝”等。此外，典故还与其他意义相关的历史人物一同出现，如周瑜、诸葛瑾、李广、桓温等。这些历史人物和“闻鸡起舞”的主人公祖逖、刘琨都有一个重要的品质，就是志在建功立业，为国奉献。在不同的诗文中，文人墨客将他们一起使用，以此表达作者希冀当前社会能传承前人的爱国精神，从而保卫自己的国家山河。可以说，历代文选引用“闻鸡起舞”时，多使用形式不一，灵活多变的多典形联用。

　圣主能不失之而已，策定于一时，而基巩于万世。疑稽于卿庶，而机决于宫廷，故曰：上无卧薪尝胆之谋，而欲下有闻鸡枕戈之志，必不得之数也。臣备员讲幄目击时，艰慺慺愚忱，不能自抑，冒昧上陈，无任惶悚待。（“卧薪尝胆”的典故出自《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王句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常用于形容人刻苦自励，发奋图强。这与“闻鸡”的意喻相似，故作者将这两个典故近义联用，以表达自己的思想。）

　戍陇旧游真一梦，渡辽奇事付他年。

　刘琨晚抱闻鸡恨，安得英雄共著鞭！（“著鞭”是“祖生鞭”的一个变体形式，所以“闻鸡”和“著鞭”联用，表达了诗人对刘琨和祖逖未能实现国家统一的惋惜之情，由彼及己更为失意。）或掷得公子章台挥拳者：欲效桓温之感，拔剑而四顾苍茫；将兴祖逖之思，闻鸡而三更起舞。何乃斯文之辈，竟逞市井之雄。掷此者少年不安本分，罚三杯。即与屠沽拇战一场，负者罚三杯。（桓温系东晋名将，一生以恢复神州，青史留名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奋斗。虽然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正负不一，但此处作者将桓温与祖逖的“闻鸡”并用，以此赞扬他们积极恢复河山的奋斗精神。）

　（二）典形活用

　在历代的文献中，“闻鸡起舞”及其典故并不都是完整地出现的，或是被拆开了，或是有所改动，但由于意义和语法结构等变化不大，不影响人们将变化了的不同典形归为一个固定的典故。典故的变形主要是由于文体的特殊要求，如诗歌须格律严整，要求对仗等，或者是为了追求文辞的华美。同时，典形的活用使得文笔更生动，诗文工整优美，既富于韵律美，又体现了文人的创造力。典形活用，将典故在诗文中的运用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不拘泥固有形式，是文学创作所应该倡导的。

　祖逖散谷周贫，闻鸡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抑为贪乱者矣。（“闻鸡暗舞”是“闻鸡舞”的后一个动词“舞”加上状语“暗”后的变体。）

　醉来长袖舞鸡鸣，短歌行，壮心惊。西北神州，依旧一新亭。三十六峰长剑在，星斗气，郁峥嵘。（“舞鸡鸣”是“舞鸡”的活用，此处活用是为诗歌押韵服务的。）

　（三）“闻鸡起舞”典故内涵解析

　在典源《晋书卷六二·列传第三二·祖逖列传》中，记录了“闻鸡起舞”这个典故的故事：“与司空刘琨俱为司州主簿，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蹴琨觉曰：‘此非恶声也。’因起舞。”这里的“中夜”为时间状语，修饰“闻荒鸡鸣”这个动词词组。据查，“中夜”为夜半，按照现代通行的24小时制计算约为晚上22时到凌晨2时。这足见“起舞”时间之早。在古代没有手表等准确的计时工具，基本依靠自然现象判断时间，包括日出和日落，甚至鸡鸣。一般，公鸡打鸣的时间都比较早。因此，从“闻荒鸡鸣”这个动作也可以看出时间之早。在天未亮，公鸡才开始打鸣的时候，普通百姓还沉浸在美梦中，而祖逖和刘琨已经开始起舞练剑了。从他们所作的事情和时间上看，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这足以看出他们意志坚强、奋发图强的精神。

　“闻鸡起舞”的典故还内含了有志报国的人即时奋起的精神。祖逖和刘琨“闻鸡起舞”的故事时值西晋“八王之乱”的前夜。大族擅权，政治黑暗；豪强纵横，民不聊生，表面上的繁荣已经掩盖不住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了。那时，从北方南迁的人民时常怀念家乡，一些有志之士多次进行北伐，希望能够收复北方的国土。祖逖和刘琨就是当时有名的有志之士。他们胸怀大志，看到国家河山四分五裂的局面，一起“闻鸡起舞”以报国家。

　四、“闻鸡起舞”的现实意义

　“闻鸡起舞”的典故已流传了几千年，祖逖和刘琨的志士之举和美名美德也得以流芳百世。在当代社会，“闻鸡起舞”的典故很少被人提及，其内涵的精神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该为当代人所学习和仿效。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和立志报效祖国的胸怀，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推崇的传统美德。可以说，在任何一个时期，包括当代的和平盛世，人们都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

　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存在各种暂时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甚至有些问题已经演变为不同族群之间的尖锐的矛盾。所以，在这个特殊时期，继续宣扬“闻鸡起舞”的报效国家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学习“闻鸡起舞”的精神，并不是说让大家都早起习武练剑，而是应该秉承爱国主义的情怀，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祖国服务，报效祖国。在当今社会，这种“闻鸡起舞”的爱国精神，对普通人来说就是，学习各种技能武装自己为国家事业发展献一份力，少一份无谓的质疑，多一份宽容。

　我们相信“闻鸡起舞”的典故还将继续流传下去，警醒后人，尤其是当代青少年，要时刻怀抱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强烈的爱国情怀，以报效国家为己任。

经国家考证研究决定：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作为刘三姐故乡。

刘三姐是民间传说的壮族人物，古代民间传说歌手，聪慧机敏，歌如泉涌，优美动人，有“歌仙”之誉。人们对刘三姐无比喜爱，有关她的故事与记载很多，更是在每年的三月三当成节日来纪念她。

200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州市申报的“刘三姐歌谣”，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项目类别，序号23。 传说她生于唐朝（公元618——公元907）中宗年代，真名叫刘三妹，是广西（中国南部）壮族人，活跃在广西柳江流域，是个优秀的民歌手。她有着出口成歌的本领。

三妹不但歌唱的好，人长的也非常漂亮，天生丽质又聪明，什么活都不用学，一看就会。在三妹17岁这年在对歌的时候，她认识了一位青年，这位英俊的小伙子，也是一个唱歌能手，在对歌当中，两人情投意合，互相爱慕，于是就私定了终身。可是好景不长，村里的一个恶霸，对三妹垂涎多时，见三妹与小伙子情投意合，大发雷霆，决意把三妹抢到手。

一天晚上，月光皎洁。三妹正和小伙子坐在柳河边的岩石上看月亮，倾诉衷肠。忽然火把晃动，人声鼎沸，原来是恶霸抢人来了，三妹和小伙子望望无路可走的山，又望望柳河。两人决定要生在一起，死在一道，不求今生，只求来世，于是手拉着手双双跳进柳河那滚滚的波涛里。

人们怀念这个民间的音乐家，民间歌手，因而每年三月三这天会到柳河边上赛歌，悼念“刘三姐”。

扩展资料：

“三月三”，是壮族地区最大的歌圩日，又称“歌仙节”，相传是为纪念刘三姐而形成的民间纪念性节日。198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将这一天定为壮族的全民性节日──“三月三”歌节。每年的这一天，自治区首府南宁市及其他各地都要举行盛大的歌节。歌节期间，除传统的歌圩活动外，还要举办抢花炮、抛绣球、碰彩蛋及演壮戏、舞彩龙、擂台赛诗、放映**、表演武术和杂技等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

另外，各种商业贸易、投资洽谈等活动亦逐渐增加，形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风尚。届时，岭南壮乡四海宾朋云集，歌如海，人如潮。那不绝于耳的嘹亮歌声，寄托着人们对歌仙刘三姐的思念和对丰收、对爱情、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

后人纪念

桂林经典刘三姐大观园坐落在风景怡人的桃花江畔，占地一百多亩，以刘三姐文化精华为主题，集观赏、娱乐为一体的休闲游乐场所。刘三姐大观园内有**《刘三姐》主要镜头画面的修复再现，可亲身体广西壮、侗、苗、瑶的民俗风情生活情趣。

参考资料：

：刘三姐

以下是王建的生平典故~

建（约767－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唐代诗人。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

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

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庭生活的重要资料。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指出它的内容“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诗中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因而广为传播，颇有仿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王建宫词旧跋》说，后世“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体，有一部分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也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但这些诗往往杂有消极颓废思想，艺术上也缺乏明显特色。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多可诵之作。还写过《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二、

王建(847-918) 五代十国时前蜀国的建立者。前蜀高祖。字光图。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一作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少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后投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兵锋而逃奔成都，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被号为随驾五都，归宦官田令孜指挥。令孜认其为养子。后分典神策军。宦官杨复恭掌禁军，疑王建，出之为壁州(一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组织起800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地盘，占领成都西、南诸州。大顺二年(891)，攻占成都。乾宁四年(897)，破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占有东西两川之地。天复二年(902)取山南西道。三年，唐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基础稳固。后梁开平元年(907)，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武成二年(909)，王建颁《永昌历》。天汉元年(917)，改国号为汉。次年，复号为蜀。当时中原战乱，文士多奔于蜀，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前蜀建立后没有大规模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

三、

收三千里河山，高丽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罗经历了“弓福之乱”后，在公元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极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全罗南道光州），后又据完山州（全罗北道全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公元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公元905年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松京志》卷七）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 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镠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弑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 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26日），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 除新罗国为庆州。”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高丽史》卷二）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