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了解几千年前的文明，大多数是通过确凿的史料来考量。但在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明中，主要途径是通过祖辈们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来印证先辈们生产生活的足迹。

通过神话传说，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观念：比如他们怎样设想世界的构成，怎样歌颂人民英雄，怎样过上美好幸福的生活，怎样赞美劳动和斗争等等，尤其是从神话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移山填海的英雄气概和前仆后继薪火相传的精神。

但遗憾的是，中国神话虽然产生的时间较早，但文字记录却比较晚，散佚也比较多。先秦神话古籍中资料最为丰富和完整的要数《山海经》了，但它是图以为文，记叙很短，中间又经过以讹传讹，有些已经很难解释。连鲁迅先生都把它称之为古之巫书。和古希腊神话相比，中国神话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且诸神是相互独立，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比较模糊。

大体说来，中国神话散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国民族重实际而轻玄想，所用文字繁难，记录不便；第二、文化层面以儒学为独尊，孔子本人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儒学更多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神话并未发扬光大，反而有散亡；第三、“神话历史化”，把神话里的神们都化作古代帝王，又经过历史学家的删改，实际上它们已经既非历史，又非真神话了。

不得不说，中国上古神话的散亡是我们作为华夏子孙的一大损失。但不幸中的万幸，也有很多神话传说在流亡的过程中得以用“只言片语”的残片保存下来，并且和以后的文学艺术相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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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有姬娘和韩女这两个人么？这是出现在话剧《商鞅》里的两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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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鞅初为姬娘收养，后被魏国公孙痤收为家臣。为绝鞅之后顾，姬娘自盲双目，誓不再见鞅。后卫鞅虽名显当世，却终未能伴姬娘左右以报恩。

　韩女，青年卫鞅之红颜知己。其初为魏相公叔痤家妾，后为秦孝公庶夫人。鞅入秦，虽改革有功，却终不能再与所爱慕之人厮守。

　　「姬娘、韩女」二人，罕见于小说戏剧，而未见载于史书。

　史上或确有其人，大抵因不值得记载、没必要记载，遂湮没历史长河。

　毕竟历朝史书 较少收录女性人物之生平与事迹，很多古代女性名人都被轻描淡写 甚至一笔带过。加之列国战乱、始皇焚书，以及历朝大小战乱，不少典籍保存至今，自是难上加难。

　历朝都不乏古籍善本失传，且其中不乏学术名著和大部头，如《连山》《归藏》《青囊书》《黄帝外经》《永乐大典》等，其或内容精深，或卷帙浩繁，可惜都散佚殆尽或所剩无几。此憾则憾矣，去者难回，往事弗追。

　　《连山》《归藏》，夏商两朝之易学经籍也，地位曾比肩周朝之《周易》。

　　《青囊书》亦称《青囊经》，东汉末华佗所著之医书也。华佗曾欲为曹操做开颅手术，所凭之医理医术，必见载于此书。奈何此书早佚，不然必振奋华夏之外科医学于千余年前也！

　按，华佗，约公元145～208年在世，迄今已近两千年矣。

　据资料，华佗与董奉、张仲景并称「建安三神医」。其少时游学行医，足迹遍及皖、豫、鲁、苏等地，钻研医术而不求仕途。他医术全面，尤擅外科，精于手术。并精通内、妇、儿、针灸各科。晚年因被曹操怀疑，下狱拷问而死〔非下狱即死，而是历经一年多，待华佗将医书写成 并托付给狱卒，方才与世长辞〕。

　据前文「尤擅外科」四字，可知《青囊书》中 必有华佗总结的 关于当时外科医学的尖端成果。毕竟华佗发明过麻沸散和五禽戏，前者乃外科麻药鼻祖，惜已失传 ；后者是中医著名导引疗法之一。

　试想，中华外科医学，若果经千余载之发展历程，其理论与实践之造诣 必使近代西医望尘莫及，亦必使当世之西医汗颜矣。

　遥想美国国父华盛顿先生垂危之际，一度呼吸困难，身边医生束手无策，惟放血耳，更无药可依。那是在1799年12月，距今不过220年。 〖请参考篇末所附资料〗

　近代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重病手术，主刀医生是哈佛博士、经验丰富的外科医师，奈何其竟操作失误〔具体细节请查阅资料〕，手术失败，孙先生不日病逝。弥留之际，孙先生强令家人及知情者 务必隐瞒其手术真相，以免舆论哗然，更务要力保方兴未艾之中国西医，使之不至于方才引进，即告夭折。

　　《黄帝外经》，载上古外科医疗之经验、成法。一如《黄帝内经》载上古内科医疗之经验、成法。因此书成于华佗《青囊书》之前，且全书专论外科诊疗事宜，故其所涉外科内容之深都广度，或将在《青囊书》之上。

　曹操以狠辣多疑著称，且曾弑杀曹父故人吕伯奢一家〔此事存疑，或为各本虚构〕。华佗为曹操诊病，理应避其锋芒，华佗也确实如此行事。奈何命数不顺，其平生虽救济贫病于四海，却仍于晚年逢大难，被下狱而终。

　　然观史书所载，推览华曹二人言行经过，盖非曹操之罪也，实华佗之失。华佗心怀天下苍生，有生之年欲云游四海以行医问诊。此间心迹，大可与丞相推心置腹，一表苦衷。操乃一世枭雄，未必不能明大义。

　再说丞相头疾，乃慢性发作。华佗可舍数月之光景 集训丞相御医，务使其人人精于用药、针灸，以备丞相疾发之苦。丞相或将欣慰甚，遂准华佗离开，以成其善行。故华佗需谋此双赢之策，方能继续四海行医，又保丞相不再畏疾发作，则何祸之有耶？且华佗一旦重获自由，则其著书乃至授徒诸事，便悉得保障。则其道法不怕不传，其术业亦后继无忧矣。

　　故其若果为天下苍生谋，进退必求审慎稳妥，安能行史载之激进荒唐事耶？故愚推测，华佗之死，或另有蹊跷。只是时人迫于无奈，才封锁消息，临时编造个故事，以掩事实真相。史载此事，符合曹操本性，但于华佗处则说不通。

　且曹操初因「华佗欲归家照料夫人」一事被骗，虽怒但未有行动。后疾发再召华佗入宫，华佗竟挑战时人之心里耐受力，直言需开颅方可治愈。如此狂言，换作董卓、袁绍，则华佗必获罪问斩。然曹丞相在身边小人谗污暗谤之前提下，仍决定网开一面，虽觉其居心不良，仍只是「不敢再问诊于他」。而后华佗不知收敛以保身，竟当众奚落曹操，后者甚为恼怒，才将华佗下狱。下狱而未问斩，此已算忍让有加。

　故兹事观乎始末，都不应问罪于曹操。而华佗如此行事，亦不合常理，其究竟意欲何为，怕已成恒久之悬案、永世之谜团。

　史载华佗初为曹操诊治头痛，扎针服药，病症消失。曹操大喜，欲留华佗当侍医，期常伴左右，以备不时之需。华佗心怀天下苍生，拒辞不受，操令禁其足，不准其返。两月匆匆过，华佗再难忍受，遂以「夫人久病，需人照料」为由，请归乡里，并称「待夫人病愈，即来侍奉丞相」。曹操允，差人送其归。差人返禀，称华佗夫人生病是假，不愿侍奉丞相是真，曹操大怒。後操头痛又犯，召华佗。华佗诊后沉思，曰：「 丞相之病若欲根除，须先饮“麻沸散”，再剖开头骨，取出颅内风涎，方能彻底治愈。不然，则还会再犯。」

　　操疑而未决，加之小人暗谤华佗，进献谗言，操便疑华佗居心不良，遂不敢再问诊于华佗。等华佗察知内情，索性当众将曹操奚落一通。曹操大怒，将华佗下狱。

　　入狱后，华佗病，自觉获释无望，遂决意整理一生行医治病之经验，使启后学，兼利苍生。华佗狱中著书 计一年零三个月。书成，其病愈重。

　一日，有狱卒曰张明三者来探视，华佗取所著医书于枕下，含泪曰：汝常善待于我，我无以为报，此有所著医书一部，曰《青囊经》。此书载我一生行医所得，此赠予汝。汝若愿习学之，便可如我般治病救人。张明三听罢，感激涕流，稽颡叩拜，收下药书。张明三纳藏华佗著作，怕丞相闻讯怪罪，便连夜携书返家，请其妻暂代保管。

　华佗于狱中著书，尽述平生行医所得。书成，嘱一狱卒，唤张明三，为报其平素善待之恩，愿以此书相赠，请其务妥善保存！狱卒感其诚，连夜携书返家，请妻暂代保管。

　　其送书未归，华佗逝世。操闻讯，甚惋惜，令厚葬。华佗逝，张明三悲甚，誓苦学医术，广济黎民，以慰华佗在天之灵。未几，张明三即负囊高歌，辞职返家。然方入家门，即大惊失色！其妻正在焚烧《青囊经》。张明三悲愤极，扑上去抢救，惜已晚，得剩半本残卷。明三怒斥其妻：尔缘何烧吾书？！

　　其妻含泪曰：只欲让汝多活几日罢。汝未见那华佗 即因精医术而下狱死乎？

　明三慨然语曰：人行于世，上无以报国，下莫能济弱，纵百有余年又何益哉？

　其妻闻而触动，奈何书已焚坏，卷已残缺，悔之晚矣。

　虽原书仅存半部，张明三亦刻苦研读，后果成乡里名医。

　　　关于华盛顿总统之死

『 后来，克雷克和迪克起草了公开声明，向国人交代他们为总统治疗的全部过程，试图消除人们对他们有意治死总统的怀疑。但是，不论他们如何解释，在很长的时间里，学者们都认为放血治疗导致了总统的死亡。

　事实上，在最后的关头，迪克曾考虑用气管切开手术来解决呼吸困难问题，可是他没有做过此类手术，也不敢在国父身上做这个试验。

　莫伦斯认为，考虑到当时缺少麻醉药和抗菌剂，人们应该认识到在那种情况下，医生无论如何也无法救活华盛顿。

　然而，人们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威廉·桑顿医生的办法是最可行的。他第二天才赶到，当时他看到的只是华盛顿的身体已经开始僵硬，于是他建议将还有一口气的华盛顿浸在冷水中，对他施行按摩，渐渐使他体温回升。然后，朝肺开个通道，用导管使他吸气。

　对于这些建议，（华盛顿的夫人）马莎一概予以否决，她只是认为，华盛顿是遵悉上帝的安排而死的，自己过不了多久也会随夫而去，他们团聚的时刻是最幸福的，何必再多此一举呢？』

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共出了初编、续编、三编，实共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

刊印丛书在我国有悠久历史。不过主持人的出发点主要似不外“网罗散佚”，或者说是以提供稀见珍本为主，有些甚至是相互争奇斗妍，各有所长。从保存文献的角度看来，这样做，当然也很有意义，只是这类丛书只能供专门家参考，要不然便是收藏家的珍品，在普及知识、推广学术上未必能起很大的作用。《四部丛刊》所选是“家喻户诵，如布帛菽粟，民不可一日缺者”，这说法在今天看不免有点过份，但它大量收入了古籍中的必读书、必备书，确实是事实。我国由于文化遗产丰富，同一种书，传本很多。在首先抓普及的前提下，《四部丛刊》尽可能选用当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本子。如脍炙人口的吴梅村的诗，《丛刊》所收便是较为少见的《梅村家藏稿》，比一般通行本名贵和可靠得多。

《四部丛刊》还收入了一批非常有用的工具书，其中最负盛名的是宋刻《太平御览》之书，解放后，北京中华书局为了满足学术界的迫切需要，将它单独约定缩印成四大本（原来分装成136册），这一上千年前问世的大型工具书，为今天科学研究所提供的宝贵资料实在太多，以致中华版虽一印再印，在书店里一直供不应求，这事实说明了《丛刊》中所收的工具书如何深受欢迎。

《四部丛刊》还发掘了一些从未面世的稿本。清代查继佐的《罪惟录》保存有大量明朝史料，由于作者的立场是反清的，所以一直没有刻本。其中也许特别有兴趣的是对徐光启的评价。在所有当时的徐光启传记中，《罪惟录》中的《徐光启传》是最翔实而公正的一篇（比《明史》中的好得多）。这部十分重要的史籍直到“它收入了《丛刊》才能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书后来又单独分别出了影印本和排印本）。《丛刊》中还有许多珍贵品种。

从现存文献中辑录已经散佚的文献，以求完全或部分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古籍整理工作，简称辑佚。中国古代常用“钩沉”一词指代辑佚工作。辑佚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辑佚一般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书尚存，但有短缺，从其他记载中辑录补充；二是原书已佚，而在他书中尚有全书或片段保存，可据以钩沉重现或辑录复原。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受到天灾人祸以及书籍本身的内容质量、传播方式、载体性能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散佚，或者全部亡佚。中国西汉所编《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书籍，用唐代所编《隋书·经籍志》加以核对，已经亡佚了百分之六、七十，以后各代书籍亡佚失传的情况与此相类，为了保存文献，充实史料，辑佚工作便应运而生。

中国较早从事辑佚工作的是宋代的黄伯思（～1118）和王应麟（1223～1296）。黄伯思曾从马总《意林》及李善注鲍照《舞鹤赋》中辑出已佚的《相鹤经》。王应麟则有感于《易》学独传王弼，《尚书》只存《伪孔传》，便从群书中辑出有关郑玄《易注》、《书注》的资料编成《郑氏周易》、《郑氏尚书注》，他又感到四家之《诗》只有《毛传》流传，便从群书中采集有关其他三家诗说的资料，编成《三家诗考》。“嗣后好古之士，踵其成法，往往缀辑逸文，搜罗略遍。”（章学诚《校雠通义·补郑》篇）南宋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中写有一篇《 书有名亡实不亡说》，是最早提倡和研究辑佚理论与方法的文献，标志着辑佚学的发端。明代祁承㸁在《澹生堂藏书约》中补充了郑樵的观点。辑佚在清代最为兴盛，成为专门的学术事业。有专辑某学科著作的，如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30卷，辑存了唐代以前的群经训诂；有专辑某书注解的，如臧庸的《尔雅汉注》3卷，辑存了汉代各家注释《尔雅》的文字；有专辑某人著述的，如袁钧的《郑玄佚书》79卷，辑存了郑玄的一些著作。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古代典籍 385种，4946卷。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大规模辑集古代经、史、子、集四部佚书的宏举，如马国翰辑成经部书444种，史部书8种，子部书 178种共630种，印成《玉函山房辑佚书》。黄奭辑成“经解”86种，“道纬”56种，“子史钩沉”74种，印成《汉字堂丛书》 （又名《黄氏逸书考》）。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则广泛收集唐代以前的文章，共得3519名作者的文献746卷，分 15集印行。清代的辑佚实践大大丰富了古籍的品类和种数。尽管如此，辑佚工作仍需要开展，不仅原有的古籍可以继续作为辑佚的对象，古文献的不断出土和发现也为辑佚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

开展辑佚工作需要根据目录著作了解古书的存佚残缺，需要通过辨伪来考证辑录文献的真假是非，需要通过版本和校勘来审订所辑字句的异同多寡和是非得失。因此，辑佚工作需要运用目录学、辨伪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多方面的知识。用以辑佚的资源很多，主要有类书、总集、方志、古注、金石以及新出土的古代文献等。刘咸炘在《辑佚书纠缪》中提出辑佚中“漏、滥、误、陋”四大弊端：辑录而不遍检全书称为漏；本非佚文而指鹿为马称为滥；不审时代，据误本、俗本称为误；不辨体例，不考源流称为陋。可见，辑佚工作需要有广博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