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人的名字不叫胡翼修，而叫胡翼。

　　他是安徽歙县人，单名翼，字筠亭。

　　历史上的地方志，往往有修、纂的职责区分。一般而言，做某地的地方官，能提倡修志，肯出钱刊刻的，就算是好官。如果碰巧在他的任内这部志书修成了，他在志书上所挂名的职务，就是“主修”。而一般具体去编写这部志书的，往往另有其人，或是当地有名望的乡绅，或是县衙的属官，或是当地的学官如训导、教谕之类，这个人，在志书上挂名的职务就是“编纂”，今天一般称其为“主纂”，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一部书的“主编”。

　　这部乾隆本《天门县志》，胡翼就是主修，而主纂（或者叫主编）则是章镳。

　　一般做方志目录，多半会这样写：

　　乾隆《天门县志》，胡翼  修，章镳  纂。

　　但是方志目录流传得多了，就难免会失真、走样，后来翻刻或引用的人，因为不明其体例，就会乱抄一气，把胡翼  修连写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人名：胡翼修。然后又误写为该志是胡翼修这个人所主编的。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天门县知县胡翼想为本县纂修一部新的县志。但修县志毕竟要有人去做这个具体的编写工作，于是他跑去找章镳商量。

　　章镳是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人，乾隆七年进士，乾隆十六年曾担任过安徽应城县知县，因为种种原因，到乾隆二十一年的时候被罢官了。此后章镳无法再当官，家累又重，只好到处找关系，去担任一些书院教习之类的职务好养家糊口。胡翼想给天门县修志的这一年，章镳刚刚跑来天门县，担任天门县书院主讲。

　　清代的各县，一般都有学官，如训导、教谕，相当于今天的县教育局局长。但这些人，不是没有什么实际学问，就是混吃等死打发日子，不肯做修志这种具体工作。而章镳任职的这个天门县书院主讲，大概类似于今天的县示范中学校长一职，不算是官，所以得听当官的指示，否则有可能连这个饭碗都被官员们敲掉，叫他修志他就得去修。

　　碰巧章镳有个独生儿子，此时正跟着老爹在天门县书院当他的大少爷。此人天生一脸大麻子，人送外号“章麻子”，相貌很丑陋。章麻子读书实在是不太给力，但对四处游山玩水之类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前一年就拿了老爹的血汗钱，跑到陕西去游逛了一通回来，现在正赖在老爹的宿舍里混日子。

　　这一年，这章麻子已经二十七岁了，却连个举人都没考上，只是个秀才身份。偏偏他对这个修志的事情很感兴趣，一听说县里要修志，就兴冲冲地写了一大篇文章，号称《修志十议》，都是些高屋建瓴的指导性意见，你们要这样、要那样，应该怎么编、不能怎样编。天门县的当地人，并不晓得他是老几，就算是当志书主编的章镳，也未必就把他儿子这番满口教训人的话当回事——天下哪有儿子教训老子的道理？

　　到了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章镳主编的这部《天门县志》就修成并刊刻了，历史上称其为《天门县志》乙酉本。

　　此志乙酉本的原件，现在存世并不多，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仅有九部，甚至连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此本。

　　好在因为此志与章麻子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有一定的知名度，于是后世又有一种抄本和一种民国翻印的石印本传世。其中民国石印本，采用了多色套印，致使该志呈现出五色斑斓的面貌，非常漂亮。

　　下面贴张图，可以看一下这个版本的概貌：

　　但是章麻子在志书编成之后，并不是很满意。一则他自以为为此志编修提出了多么了不得的理论，结果没被别人重视。二则他的确为这部志书写了几段小文章，如《天门县志艺文考序》、《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及《天门县志学校考序》，虽然文章都是豆腐块式的，但他自以为是很了不得的文章，却被老爹拿去直接用了，也没给他署个名字。整部书的前面，有全体纂修人员的名录，其中也没他的名字。于是在给他自己的族孙章汝楠写信时恨恨地说：我给这本县志写了多么好文章，结果被个庸俗的人给我改掉了十分之六七。

　　所谓庸俗的人，大概就是指这部志书的主编，也就是他的老爹章镳。

　　这个章麻子，十四年之后才考中了进士，但也一直官运不顺，一生中大多数时间都在给别人做幕僚或是帮别人编书，当个枪手之类角色。

　　后来过了很多年，有些无聊人，将他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以为奇货可居，吹嘘他是很有建树的方志学家，此后他就有了一些小名气。

　　他的名字，叫章学诚。

　　民国石印本《天门县志》，又把章麻子的那篇《修志十议》从他的文集《文史通义》中扒出来，附在乾隆乙酉本县志的前面，当成很光彩的一个记录。

　　该志卷前的PDF，下载附件看看吧。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即今日之湖北省天门市,天门市政府现驻竟陵街道）。竟陵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竟陵派“。其代表人物是钟惺（1574～1642）和谭元春（1586～1637），二人都是湖北竟陵人。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但他们所宣扬的“性灵”和公安派不同，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研究值得指出的，由于竟陵派的出现是为矫正公安派的俚俗粗浅之弊，所以很容易让人造成竟陵与公安对立的误解。其实，竟陵与公安的相同处还是占多数的。竟陵与公安的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反对前后七子所采取的路径不同，出发点与目的还是一致的。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