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幽愤诗

嗟余薄祜，少遭不造。

哀茕靡识，越在襁褓。

2、卿云歌

卿云烂兮，糺缦缦兮。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卿云歌创作背景

《卿云歌》相传是舜禅位于禹时，同群臣互贺的唱和之作。始见旧题西汉伏生的《尚书大传》。据《大传》记载：舜在位第十四年，行祭礼，钟石笙筦变声。

乐未罢，疾风发屋，天大雷雨。帝沉首而笑曰：明哉，非一人天下也，乃见于钟石！即荐禹使行天子事，并与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云》。钟石变声，暗示虞舜逊让；卿云呈祥，明兆夏禹受禅。

有：俞伯牙、师旷、李延年、李龟年、姜夔等。

1、俞伯牙

伯牙，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郢都（今湖北荆州）人。虽为楚人，却任职晋国上大夫，且精通琴艺。伯牙抚琴遇知音就是他在探亲回国途中发生的故事。

这个故事最早是从民间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上并无确切记载。在古籍中，最早见于战国郑人列御寇著《列子》一书中有关于伯牙抚琴的故事。

伯牙是当时著名的琴师，善弹七弦琴，技艺高超。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人尊为“琴仙”。最早见于《列子·汤问》篇。《荀子·劝学篇》亦曾讲“伯牙鼓琴而六马仰斜”，可见他弹琴技术之高超。

《吕氏春秋·本味篇》记有伯牙鼓琴遇知音，钟子期领会琴曲志在高山、流水的故事。《琴操》记载：伯牙学琴三年不成，他的老师成连把他带到东海蓬莱山去听海水澎湃、群鸟悲鸣之音，于是他有感而作《水仙操》。

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传说中伯牙的作品。后人以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为题材还创作了琴歌《伯牙吊子期》。

2、师旷

师旷，字子野，今河北省南和县迓祜村人（《庄子·骈拇》陆德明释文），春秋时著名乐师、道家。他生而无目，故自称盲臣、瞑臣。为晋大夫，亦称晋野，博学多才，尤精音乐，善弹琴，辨音力极强。以“师旷之聪”闻名于后世。

《说苑·君道篇》载师旷言云：“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不固溺于流欲，不拘系于左右，廓然远见，踔然独立，屡省考绩，以临臣下。

此人君之操也。”他艺术造诣极高，民间附会出许多师旷奏乐的神异故事。洪洞县曲亭镇师村师旷墓遗址。

3、李延年

李延年，西汉音乐家，生年不详，前112年春天为武帝所用。汉武帝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李家世代为倡，李延年与其妹李夫人皆出自倡门，能歌善舞，容貌喜人。

李延年原本因犯法而受到腐刑，负责饲养宫中的狗，后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宠爱。一日为武帝献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的妹妹由此得幸，后来封为李夫人，汉武死后李夫人被追封为汉武皇后。

后李夫人生下了昌邑王刘髆，产后不久病逝。李延年也得以被封“协律都尉”，负责管理皇宫的乐器，极得武帝幸爱，“与上卧起，甚贵幸，埒如韩嫣”，成为汉武帝的男宠。

李延年对后世音律作词起着深刻的影响。礼教不分家，他的音乐著述无一不为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文化上，他的代表作《佳人曲》对五言诗起着一个开端的作用 。

4、李龟年

李龟年（696年-762年），邢州柏仁(今河北隆尧县西部)人，李景伯之子，唐朝音乐家。李龟年善歌，还擅吹筚篥，擅奏羯鼓，也长于作曲等。和李彭年、李鹤年兄弟创作的《渭川曲》特别受到唐玄宗的赏识。

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到江南（此处指唐朝的江南，唐朝的江南在今湖南省；唐朝的江左在今江南地区），每遇良辰美景便演唱几曲，常令听者泫然而泣。李龟年作为梨园弟子，多年受到唐玄宗的恩宠，与玄宗的感情非常人能及。

唱了王维的一首《伊川歌》：“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征人去日殷勤嘱，归雁来时数附书。”表达了希望唐玄宗南幸的心愿。唱完后他突然昏倒，四天后李龟年又苏醒过来，最后忧郁而死。

5、姜夔

姜夔(kuí) （1154-1221），字尧章，号白石道人，汉族，饶州鄱阳（今江西省鄱阳县）人。南宋文学家、音乐家。

他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他多才多艺，精通音律，能自度曲，其词格律严密。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姜夔对诗词、散文、书法、音乐，无不精善，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

姜夔词题材广泛，有感时、抒怀、咏物、恋情、写景、记游、节序、交游、酬赠等。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但不忘君国的感时伤世的思想，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抒发自己不得用世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以及超凡脱俗、飘然不群，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

姜夔晚居西湖，卒葬西马塍。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续书谱》《绛帖平》等书传世。

-姜夔

-李龟年

-李延年

-师旷

-俞伯牙

　“夔”在《山海经》中就是一只足的怪兽而已，而到了《书·尧典》里，才变成了舜的乐官。下面就随我一起去阅读夔文言文原文及翻译，相信能带给大家帮助。

　夔文言文原文

　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夔文言文翻译

　鲁公问孔子说：“我听说夔这个人只有一只脚，这是真的吗？”孔子回答说：“夔是个人，怎么会一只脚？这个人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就只是精通音律。尧说：‘有夔一个人就足够了。’使他当了乐正（官名）。因此对有学识的人给以很高的'评价说：‘有像夔这样一个人就足够了。’不是只有一只脚啊。”

　注释

　①夔：我国见诸记载最早的音乐家，以精通音乐著称

　②乐正：古代官名，负责音乐事务地位的官员

　③为：作；担任

　思想意义

　凡是听到传闻，都必须深透审察，对于人都必须用理进行检验。

　相关史料记载

　《神魔志异·灵兽篇》记载：上古奇兽，状如青牛，三足无角，吼声如雷。久居深海，三千年乃一出世，出世则风雨起，雷电作，世谓之雷神坐骑。

　更多的古籍中则说夔是蛇状怪物。“夔，神魅也，如龙一足。”（《说文解字》）“夔，一足，踔而行。”（《六帖》）在商晚期和西周时期青铜器的装饰上，夔龙纹是主要纹饰之一，形象多为张口、卷尾的长条形，外形与青铜器饰面的结构线相适合，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具有古拙的美感。青铜器上的龙纹常被称为夔纹和夔龙纹，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象都称之为夔，这是引用了古籍中“夔一足”的记载。其实，一足的动物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写形，故不采用夔纹一词，称为夔龙纹或龙纹。

　　中国音乐起于何时？这个问题颇难确定，据古籍所载，伏羲女娲时，已有“琴”、“瑟”、“箫”的发明。这时的“琴”即是现在所讲的“古琴”之前身。围绕古琴所作的诗所发生的故事不计其数，有诗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有“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故事，可见琴声乃心声。古琴在国乐中占有极高的地位。“筝”之渊源于“瑟”，与“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流行于秦，故史称“秦筝”。“筝”之音色华丽优美，明亮抒情，善于表现行云流水的意境。今天我们将“琴”、“筝”并置，呈现在您的眼前，愿您能在悠悠琴声中，领略到华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渊源及厚重的艺术底蕴。古琴，亦称七弦琴，或丝桐、绿绮等，因缚弦七根又称“七弦琴”。琴体由面板和底板胶合而成，形狭长。弦外侧的面板上嵌有十三个圆点的“徽”。唐朝诗人刘长卿诗句：“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其“七弦”指的就是古琴，“泠泠”则指的是古琴的音色。

　　今天和人言及中国古典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的时候，有人人为在近来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已经在走向一种没落，不仅是各种乐器没有发展，就连作曲家也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才出现的，更不必说各种乐谱（更有甚者竟然说中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乐谱）。

　　就钢琴一种乐器而言，早在BAROQUE时代，已经有一个发展的雏形，然后在经过古典，烂漫，现代，甚至后先代，其工业已经发展到相当的地步，其音色音调都已经相当完美精确了，而中国的古典乐器确实一直裹足不前的。

　　可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古典音乐一方面有工业的因素在里面，同时也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在里面。首先，中国对于艺人是一种歧视态度；其次，传统的思想里是力求简约无为清净闲适的不象西方的力求严谨细致：关于中国的乐谱如广陵散乐府诗经宋词元曲比比结实，只不过现在所谓的乐谱部分已经失传，而只留下了文学部分了……等等，我并没有说中国没有乐谱，我和你一样是反对说中国没有乐谱这么一说的，我知道中国古代的记谱方法是用宫商角子羽这些文字来记谱的，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有谱的只不过，在儒教统治的古代，艺人一直处在三教九流的最底层，和妓女一般，只是比花子高一些，所以那些中国古典的个种艺术形式都只是以一种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万班皆下贫，惟有读书高）。所以才给那些只有半吊子的所谓汉学家看成是中国根本没有古典音乐。

　　对于，古典音乐，我的一个观点是中国的艺术是高于西方艺术的，他之所以不让西方的，或者只崇尚西方文化而对自己文化毫无研究的人们接受，是因为中国文化是一种综合的包罗万象的文化艺术，他是被西方划分政治哲学艺术社科天文等等学科的综合体，例如一首古诗词他同样又是一种哲学观点的体现，又是一种艺术的表现（古诗词的唱法据说已失传了）等等：同样古代的士人如果靠上功名，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他可能作为政治家同时有时文学家，军事家改革家（中国原先的文人都是博览群书的，其实就只一篇文章中原本就有很多方面的知识道理）天文学家地理学家等等；如果官场失意的话他就有可能成为艺术家棋手甚至医生（历来的古代文人当中有很多都是擅长歧黄之术的）。

　　古琴美学思想中的道家思想

　　道家对古琴美学思想影响深远。《老子》崇尚自然为美，排斥人为之乐、有声之乐，推崇“淡兮其无味”的音乐风格，倡导自然、无为、体现道之精神的“大音希声”。庄子继承了《老子》的自然观，主张“法天贵真”，对束缚人性、违反自然的儒家礼乐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批判（见《骈拇》、《马蹄》等篇）。但庄子并没有完全否定有声之乐，而是提出“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的命题，要求音乐表达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拘于人为的礼法。基于此，《庄子大宗师》所载子桑“父邪，母邪？天乎，人乎”的悲歌在古琴审美中就不但实现了对情的肯定，而且实现了对悲乐的肯定，《庄子让王》中提出的“鼓琴足以自娱”的命题，则强调了古琴音乐的娱乐作用、审美作用。

　　老、庄上述思想渗透在其后古琴美学思想的各个方面。《老子》“淡兮其无味”的思想被阮籍、嵇康、白居易、周敦颐、徐上瀛等人吸收、发展，在音乐审美上形成对“淡和”之乐的崇尚，限制了古琴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古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则为陶渊明、白居易、薛易简等人所继承，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众多琴人追求的目标；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审美中的重要特征；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美学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的思想也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老子》“淡兮其无味”、“大音希声”的观点受到琴人的一致推崇，对古琴音乐审美产生了重大影响。“淡”出自《老子三十五章》“道之出言，淡兮其无味”。文献显示，《老子》提出“淡”的范畴后，在汉代之前并未引起大的反响。魏晋之后，经学受创，玄学盛行，“淡”之审美受到重视，所以阮籍说“道德平淡，故五声无味”，提倡恬淡之乐，排斥美声、悲乐。至唐，“淡”开始被较多地用于形容琴乐风格，“清泠由本性，恬淡随人心”、“曲淡节稀声不多”、“古声淡无味，不称今人情”、“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等琴诗表明恬淡之音已被唐人作为古乐、雅乐的标志而受到推崇，在古琴音乐审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宋周敦颐援道入儒，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老子》的思想加以吸收、融合，提出“淡则欲心平，和则躁心释”的“淡和”说，从而使“淡和”成为儒、道两家尊崇的音乐审美观。“淡和”审美观既与道家恬淡的主张相符，又与儒家中和的主张相合，所以被众多琴人所接受。宋真德秀在《赠萧长夫序》中就竭力赞扬古琴“希微”、“寥寥”之风格，明严天池也说:“惟鼓琴，则宫商分而清和别，郁勃宣而德意通，欲为之平，躁为之释”（《琴川汇谱》）。徐上瀛则认为“琴之元音，本自淡也”，“琴声淡则益有味”，并说“淡”就是要“使听之者游思缥缈，娱乐之心，不知何去”（《溪山琴况》）。清汪�更将“淡和”发展到极端，认为“先王之乐，惟淡以和。淡，故欲心平；和，故躁心释”（《立雪斋琴谱》），将“淡”作为一个居于“和”之上的重要审美准则。他将“淡”的标准定为“节有度，守有序，无促韵，无繁声，无足以悦耳”，是以儒释道:“节有度，守有序”是儒家提倡的“中声”；“无促韵，无繁声”显然和儒家禁止“烦手*声”的思想一致；“无足以悦耳”则是对儒家崇尚“一倡三叹”之乐、排斥“堙心耳”之声思想的发挥，完全否定了古琴音乐的艺术性。较之“中和”、“平和”，“淡和”强调音乐要灭人欲，释躁心，更加排斥音乐的艺术性，排斥音乐对感情的表达，所以对古琴的自由发展有更大的消极作用。《老子》“淡兮其无味”的主张与儒家思想结合，形成“淡和”审美观，既是以儒家思想改造道家思想的结果，也是道家思想本身局限所致。《老子》的目的就在于以无为否定有为，以“大音希声”否定有声之乐，所以它最终会由“淡兮其无味”发展至“淡和”，对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消极影响。

　　《老子》“大音希声”以有声之乐为参照，充分肯定了无声之乐的永恒之美，后被《庄子》纳入古琴理论，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齐物论》）。这一思想备受文人推崇，对传统古琴美学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历代琴人无不将“希声”作为演奏的至境，以追求琴乐的含蓄之美。徐上瀛在《溪山琴况》中从演奏美学角度对“希声”有详尽的描写，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诠释，如“静”况所说“所谓希者，至静之极，通乎杳渺，出有入无，而游神于羲皇之上者也”，“迟”况中所说“疏如寥廓，�若太古，优游弦上，节其气候，候至而下，以叶厥律者，此希声之始作也；或章句舒徐，或缓急相间，或断而复续，或幽而致远，因候制宜，调古声淡，渐入渊源，而心志悠悠不已者，此希声之引申也；复探其迟之趣，乃若山静秋鸣，月高林表，松风远拂，石涧流寒，而日不知哺（晡），夕不觉曙者，此希声之寓境也”。值得注意的是，徐上瀛此处对“希声”的解释是建立在有声之乐的基础上，和老、庄本意不同。徐氏之言代表了绝大多数琴论的观点，古典琴论中的“希声”之“希”多为稀疏之意，即指“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白居易《夜琴》）、“曲为节稀声不多”（白居易《五弦弹》）的有声之乐，而《老子》“大音希声”之“希”是“听之不闻名曰希”之意，指无声之乐。“大音希声”对古琴美学的积极影响表现在人们以此追求“淡而会心”的含蓄之美，要求创造音乐的深远意境，追求音乐的弦外之韵味；其消极影响则表现在琴人以“希声”为准，排斥古琴演奏中的“烦手*声”、“靡曼烦响”，陈幼慈、祝凤喈等人都有类似琴论。

　　《庄子》提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又提出“心斋”———“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虚而待物”（《人间世》）、“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化通”（《大宗师》），要求审美主体忘掉自身、忘掉功利，超越个人的生理感官、摆脱个人之机心，用心灵去感受、体验、想像，达到与自然融为一体、物我合一的自由审美境界。这对古琴美学也有深刻影响，所以陶渊明提出“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认为音乐的真意不在声音本身，而在于声音之外，弹琴就是为了求得弦外之意趣。此后的琴论也都重视音、意之关系，以心手俱忘、回归自然、天人合一为其最终目标，并从创作、演奏、欣赏等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体现出对弦外之音、音外之意的追求。如《庄周梦蝶》和《坐忘》两曲的音乐创作表现了这种对物我两忘的追求，而成玉�、欧阳修、苏轼、庄臻凤等人的琴论则表现了琴人在演奏、欣赏中格外追求言外之意的表达，弦外之美的体验，认为演奏时意比声更重要、欣赏时心比耳更重要，心意既得，形骸俱忘，才是音乐至境。刘籍说“遇物发声，想像成曲，江山隐映，衔落月于弦中，松风飕�，贯清风于指下”（《琴议》）；徐上瀛说“与山相映发，而巍巍影现；与水相涵濡，而洋洋徜恍；暑可变也，虚堂疑雪；寒可回也，草阁流春”（《溪山琴况》）；祝凤喈说“迨乎精通奥妙，从欲适宜，非独心手相应，境至弦指相忘，声晖相化，缥缥缈缈，不啻登仙然也”（《与古斋琴谱》暨《补义》）。他们所描述的就正是这样的至境，所以颜元在《四存篇》里干脆将“心与手忘，手与弦忘”列为能琴的重要标准之一。

　　李贽继承、发展了庄子“法天贵真”、反对束缚、追求自由的精神，以“童心”说为其音乐美学思想的基础，对代表典型儒家美学思想的“琴者，禁也”命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提出“琴者，心也，琴者，吟也，所以吟其心也”。此命题出自《焚书》卷五之《琴赋》，其美学意义有三:首先，“琴者，心也”视琴乐为抒发人们内心感情的艺术，突破了“琴者，禁也”思想的束缚。儒家视古琴为君子修身养性、治家理国的工具，倡导“平和”、“淡和”之审美观，从排斥音乐旋律、节奏的变化到否定音乐的娱乐功用，直至禁止音乐对感情的抒发，严重束缚了古琴艺术的发展。由于儒家音乐思想在传统音乐思想中的统治地位，这些思想始终成为古琴美学思想的主流，为封建文人所推崇，李贽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对此发出挑战的思想家，“琴者，心也”则是数千年孕育的非主流思想的惟一大胆表现。其次，李贽在论述“琴者，心也”命题时，突破了魏晋以来“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渐近自然”的传统思想，提出“同一心也，同一吟也”、“心同吟同，则自然亦同”，心殊则手殊，手殊则声殊，手虽不能吟，但“唯不能吟，故善听者独得其心而知其深也”，认为琴乐比人声更近自然，显示他对纯音乐丰富的表现力有深入的认识。孟子曾言“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管两人立论的出发点不同，但在承认音乐比语言等更能打动人心这一点上倒是一致的。再次，“琴者，心也”的提出是建立在“以自然之为美”的基础上，即表现以自然为美、最近自然为最美，是李贽“童心”说在古琴美学领域的体现。李贽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焚书童心说》）。此童心即人生之初的自然之心，失却了童心，便非真人。由此出发，李贽格外强调人的自然情性，提出“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惟矫强乃失之，故以自然之为美声，又非于情性之外复有所谓自然而然也。故性格清澈者音调自然宣畅，性格舒徐者音调自然疏缓，旷达者自然浩荡，雄迈者自然壮烈，沉郁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绝。有是格便有是调，皆情性自然之谓也”（《焚书读律肤说》）。既然音乐是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所以就应该表现人之自然情性，而不应束缚于人为的礼义，因为“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这种以自然为美、追求古琴自由表达人之各种感情的观点是对道家“法天贵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儒家礼教思想的突破。

　　“琴者，心也”是道家古琴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它的提出使道家古琴美学思想进入更加合理的阶段。此命题认定音乐是一种自由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其根本价值是对情感的表达，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音乐既然自由表情，就不应对其进行限制，只以“平和”、“淡和”为美，排斥其他音乐，而应自由抒发“情之所激”，诉“发狂大叫，流涕痛哭”等不平之情。“琴者，心也”和儒家“琴者，禁也”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它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在古琴论坛上的一次剧烈碰撞，对于古琴音乐的自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受李贽的影响，古琴美学出现了“声以情为母”等命题。清人李渔也在《闲情偶寄》中说:“‘妻子好合，如鼓琴瑟’，‘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非他，胶漆男女而使之合一，联络情意而使之不分者也。”这些思想尽管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有的甚至遭到封建卫道士的围攻，但它们对情感价值的强调、对于古琴音乐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的古典音乐，虽然没有准确的时间可以判断它的起源时间，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历史和古籍有着记载的。

根据古籍所载，伏羲女娲时，已有琴、瑟和箫的发明。这时的琴就是现在所讲的古琴。我国围绕古琴所作的诗所发生的故事不计其数，诗经上就有，“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有“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的故事，可见琴声乃心声。古琴在国乐中占有极高的地位。“筝”之渊源于“瑟”，与“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其在春秋战国之际流行于秦，故史称“秦筝”。“筝”之音色华丽优美，明亮抒情，善于表现行云流水的意境。

虽然有人说在近来的两三百年的时间里，我国的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已经在走向一种没落，不仅是各种乐器没有发展，就连作曲家也是在近代才出现，更没有各种乐谱。但是古代的记谱方法是用宫商角子羽这些文字来记谱的，包括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都是有谱的，只不过，在儒教统治的古代，艺人一直处在三教九流的最底层，和妓女一般，只是比花子高一些，所以那些中国古典的个种艺术形式都只是以一种文学的形式流传下来的，所以不是没有谱，而是很多人不知道它的谱。

我国的传统古典音乐不仅仅是音乐，更加是有着我国的传统思想在里面。虽然我国古代对于艺人是一种歧视态度，但是传统的思想里是力求简约无为清净闲适的不象西方的力求严谨细致，关于我国的乐谱如广陵散乐府诗经宋词元曲比比结实，只不过关于曲调的部分已经失传，而只留下了文学部分。

我国古典音乐文化是一种综合的包罗万象的文化艺术，它经历了我国唐宋元明清的不断发展和融合，不仅仅是有着我国古典文化的元素，更是在历史不断发展中不断融合少数民族的的特色曲调，让我国古典音乐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我国音乐不仅穿梭于我国历史之中，而且在古代也有些数不清的历史名人不断吟诵和感叹出的诗词歌赋都是需要有曲调来抒发的。而且虽然古代艺人身份都是特别低微，但是古代文人都讲究修身养性，诗书礼乐都是不可或缺的。所以许许多多的有身份的文人，都是懂得音律，造诣高超的。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着许多有关音乐的资料，把这些资料缀合起来，可以看到古代音乐的发展过程。虽然其中有不少属于神话传说，而且由于传闻渠道和着述者观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后人也因理解角度的分歧而发生争议，这种差异和争议，在今天来说，已因年代久远而无从辨别，只能以见仁见智而存疑千古了。最早的乐器是什么？是谁发明创造的？《世本作篇》是这样记述的：“女娲作笙簧。”这笙簧是什么样的呢？《博雅。释乐》又进一步阐释说：“笙以瓠为之，十三管，管在左方”，我们从而知道笙簧的制作方法是在老熟的瓤瓜的一端开一吹奏的孔，再在瓠瓜的左方钻十三个洞，插上相应数量的竹管，这样，一只原始的笙簧就制造出来用以吹奏了。此外，传说中与女娲既为兄妹又是夫妇的伏羲，又“斫桐为琴，绳丝为弦，织桑为瑟”（《礼记》），世界上最早的三种管弦类乐器——笙、琴与瑟就产生问世了，因为女娲与伏羲是继开天辟地的盘古氏之后出现的最早的大神，因此人们奉他俩是音乐事业的祖师。

　但是，王嘉《拾遗记》中又有这样一段记载：“帝子与皇娥并坐抚桐峰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白帝子答歌。”这对钟情于音乐的夫妇相依相抚、边奏边歌的同乐图是极为动人的，然而他俩所用的瑟是否伏羲创制的那种？

　有人认为，确是伏羲所制，因为乐器的原料同是桐木之类，而古文字学家严重光先生否定说：古代交通不便，身居东天的伏羲是很难远涉到僻居西方的'皇娥住所的，所以这瑟是另有人创造的，或许就是皇娥。遗憾的是，皇娥所抚奏的那张瑟，后来竟被其儿子少吴氏“弃其琴瑟于东海之外大壑”（《山海经。大荒东经》）而不能传世。

　在伏羲同时，中原地区有个小天帝葛天氏，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他创制了一首《葛天氏之乐》，在祭祀天地时边歌边舞，可能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乐曲之一，可惜已经失传。此后炎帝曾孙鼓、延两兄弟“始为钟，为乐风”

　（《山海经。内经》），合作创制出世界上最早的打击乐器钟，还为之谱写了乐曲。看来，这要比葛天氏的那首乐曲迟若干年。而那着名的黄帝与蚩尤的涿鹿大会战，“帝命吹角作龙吟以御之”（《路史后记》），又在东海的流波山发现夔牛，“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之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山海经。大荒东经》），剥夔牛之皮为鼓，用雷兽的骨作槌，鼓声隆隆而大败蚩尤，这大概就是后世军鼓的滥觞。

　已故民俗学家张励成先生认为：上述的所谓几种乐器，制作简陋，又无乐律可循，只是一种发声工具而已，真正的乐器，是在黄帝令伶伦制定五音十二乐律以后产生的。

　伶伦，是黄帝的乐官，奉帝命，在昆仑山的嶰谷，制作出12根长短不一的符合黄钟乐律的竹管，将其吹出的12种不同声音与雌雄凤凰的12种鸣叫声逐一校对相符，然后把其奇数各音称“律”，偶数诸音称“吕”，合称“律吕”，这12乐津正好是一个8度音程。接着，他又与荣将一起铸造了12口编钟，使它们的宫、商、角、徵、羽五音相配合。帝喾在位时，“有倕作为鼙鼓、钟、磬、苓、管、埙、箎、鞀、椎钟，帝喾乃令人拚，或鼓鼙、吹苓、展管箎，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吕氏春秋。古乐篇》）。张励成先生认为：至此，正规的乐器正式系列地产生。

　《吕氏春秋》又说：“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为乐倡，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

　这是什么东西？有人认为是黄鳝，因为古代鳝同音，神话学家袁珂教授则认作猪婆龙，但究竟是什么，却无实物可证。颛顼的曾孙长琴，“是处摇山，始作‘乐风’”（《山海经。大荒西经》）。黄帝不但令人作乐律，还亲自创作过不少乐曲，着名的有《咸池之歌》、《清角之歌》与《h鼓之曲》等，可惜均已失传。这《清角之歌》是在胜利的气氛下即兴创作的巨着，《韩非子。十过》说：“昔者黄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辖，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据同书记载，这清角，在春秋时，晋平公曾强令师旷演奏，“师旷不得已而鼓之，裂帷幕，破俎豆，堕廓瓦，坐者散走，公恐惧，伏于廊室之间，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一曲之威，竟至于此。而《h鼓之曲》是在黄帝大败并诛杀h尤于青丘后所作，共十章，“一曰雷震惊，二曰猛虎骇，……五曰灵夔吼，六曰雕鹗争……”

　（《绎史》），张励成先生认为，音乐到这个时期，方才真正闯入神圣殿堂。旅美音乐家朱尚音先生提出她的论点并举例说：“《吕氏春秋》载，‘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英、六列’，尧的乐官‘夔仿山川溪谷之音，作乐大章，天下大和’（《帝王世纪集校》）。以后，‘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吕氏春秋》），这九招，又名箫韶，据《书。益稷》上说：”萧韶九成，凤凰来仪‘。故孔子听后连连赞叹：“尽美矣，又尽善也。’帝舜又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尸子》），又作《卿云歌》唱道：“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朱先生断言，我国古代的音乐事业，只有到了这时，方才发展到臻善的境地，至于以前所说的那些，只是音乐的萌芽时期而已。

　让我们来共同努力，从古籍和出土文物中，发掘出更丰富的史料，进一步解开音乐发展之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