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特点：

      一、贾谊在汉初思想家中忧患意识最为深浓，他的文章指出了藩国之忧、匈奴之患、政治秩序混乱、经济失本无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往往据实设论，理直气壮，深情恳切。文章气势犀利、情感激扬、切直晓畅。

二、贾谊文章的另一个特点，是具有铺排渲染的战国纵横家遗风。文章铺饰排比，渲染淋漓，深得先秦纵横家说辞之风神。

贾谊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 散文的主要文学成就是政论文，评论时政，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代表作有《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其辞赋皆为骚体，形式趋于散体化，是汉赋发展的先声，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为著名。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首先，李商隐的这首诗是为了表达自身在晚唐昏暗的朝廷官场环境下怀才不遇的心境。

其次，《贾生》是李商隐用来借古讽今的诗作。西汉初年的贾谊虽然曾一度被贬谪外放，却并没有不受重用。相反，汉文帝对贾谊的观点非常重视，甚至拜其为自己儿子的老师。宣室谈话，是二次召贾谊入朝时的会见，只因宣室中的祭品还在，二人的话题才转移到了鬼神方面去了。

　　作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贾谊其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等，风格朴实峻拔、议论酣畅，被后世誉为“西汉鸿文”。

　　据《汉书·贾谊传》记载，汉文帝刘恒执政初期，就因听闻贾谊从小就有“洛阳神童”的名号，故而特意召其入朝担任博士，而当时贾谊才二十余岁。当时的博士，多为年老时多的学者，主要用来执掌天下典籍和文献，以备皇帝随时咨询。换言之，类似于后世的参谋部或者智库的角色。

　　相较于其他博士，贾谊可谓是英气逼人、少年得志。每当文帝与诸位博士进行策论之时，其他老博士欲语不能之际，贾谊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他也因此深受文帝的宠信。入朝不足一年，贾谊就被破格提拔成为太中大夫，俸禄千石。

　　面对汉文帝求贤若渴般的询问，贾谊向其抛出了一系列策论，并明确提出了居安思危、革除弊政的建议。在《过秦论》中，贾谊明确引述秦朝二世而亡的故事，向文帝讲述‘前车覆，后车鉴’的道理。“看到前面的车子倒下了，后面的车子就应当引以为戒”，这便是成语“前车之鉴”的由来。

　　然而，自古以来改革变法多为不易。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者，都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抱残守缺的既得利益者，是无法在短时间内清理干净的。比如战国时期，楚国吴起变法就曾因时间急促、政策过于激进而夭折；相比之下，秦国商鞅变法则在汲取了魏国李悝变法经验、承袭了秦献公新政的基础上得以长久推行，并“奋六世之余烈”，到了秦始皇时期才算基本完成。

　　贾谊入朝后不久，便向汉文帝提出了“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等一系列改革建议，并明确提出了包括削弱藩王和列侯、收拢天下财权的主张。可是问题在于，当时汉文帝才刚刚在宗室和功勋元老们的支持下清理了吕氏势力，权势尚未稳固，贾谊的建议不仅阻力甚大，反而不符合汉初修生养息的国策。

　　当然，汉文帝绝非庸主，他非常清楚贾谊在削藩、削弱功勋集团、增加中央财政等主张对于巩固皇权是多么的重要。文帝二年，皇帝依据贾谊《论积贮疏》中的建议，加强了重农轻商的政策，促进了天下农耕的繁荣。不久，文帝又依照贾谊的献策，迫使功勋元老集团的列侯们陆续离京，前往自己的封地，削弱了元老派对朝局的影响力。基于此，文帝决定再度提拔贾谊，准备任命他为公卿，这遭到了元老朝臣们的强烈反对。

　　以周勃、灌婴、张相如、冯敬等人为代表的元老们，诬蔑贾谊独断专权、破坏国家祖制，强烈反对汉文帝的这项任命。 除此之外，因贾谊经常对文帝身边的宠臣邓通鄙夷和讥讽，招致后者的忌恨，于是也在文帝面前煽风点火、诋毁贾谊。看到阻力甚大，文帝便放弃了对贾谊的任命，转而将其外放到南方楚地的长沙国去了。长沙国是汉高祖刘邦留存下来的唯一一个异姓诸侯国，第一任开国君主是汉朝开国功臣吴芮。

　　贾谊受命前往楚地担任太傅之时，长沙国已经是第五任君主吴著时期了。或许在汉文帝眼中，将贾谊外放既可以锻炼这位年轻人的施政手腕，又能够将其暂时摘除中枢权力的漩涡之中。不过，贾谊显然并未领悟汉文帝的良苦用心，长途跋涉、远离家乡的经历，促使其充满了挫败感和悲观情节。身在楚地的文人，不可避免地想到了离世尚不足百年的屈原。当年，屈原亦是力主楚国革新，却遭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楚怀王贬谪出京的。为此，贾谊在途经湘江之时还特意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借以抒发心中怀才不遇的愤慨。

　　按理说，贾谊身在长沙国之后，应该反思自身，改变自己政治手段过于刚硬、主张过于激进的缺点，吸取当年屈原失败的前车之鉴。但是年轻气盛的贾谊，实在难以改变自身的性情，并在外放长沙的第三年向文帝上了著名的《谏铸钱疏》，并在里面明确指出宠臣邓通和吴王刘濞自铸铜钱势必引发经济动荡、天下大乱。可是问题在于，吴国坐拥汉朝上好的铜矿资源、自成体系，朝廷难以长臂管辖。邓通身为宠臣，其私自铸造铜钱的背后，本就是朝廷对抗藩王的暗棋，同样也无法废黜。所以，贾谊的这次上奏不仅未能起到效果，反而加深了邓通对他的憎恨。

　　不过，恰在贾谊担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之时，朝中的功勋元老集团却接连遭受重创。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也在冤案被赦之后不问政事了。很快，汉文帝就将贾谊从楚地召回，二人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相谈甚久。需要指出的是，晚唐诗人李商隐曾有诗作《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然而事实上，汉文帝绝非故意冷落贾谊，只是双方谈话太过于投机，后来话题又从祭祀拓展至鬼神了而已。

　　当然，汉文帝既不是晚唐皇帝，也不是楚怀王。作为“文景之治”的开创作，他非常清楚人才治国的重要性和贾谊的才干。为了能够将改革措施长久落实，文帝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在贾谊二次入朝之后，“拜贾谊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少子，自幼喜好读书，可以说是汉文帝诸子中寄予希望最大的一个。在汉文帝看来，贾谊关于巩固朝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不宜过于急迫。文帝吸取了秦朝的前车之鉴，最终做出了让贾谊对自己的继承人言传身教的决定。

　　凭借多年外放的见闻，以及对时局的潜心研究，他一方面依据异姓王和同姓王接连造反的教训提出了削藩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和亲政策绝非长久之计，在匈奴问题上必须保持居安思危的态度；最后，他一直对商人经济力量膨胀的警惕，极力主张收拢铸币权回归中央，并推行重农轻商政策。

　　然而遗憾的是，在贾谊担任梁怀王太傅之职的第四年，梁怀王在朝见文帝的途中不幸坠马而亡。此事对贾谊的打击极大，这不仅仅意味着其身为师长和监护人的严重失职，更是影响了自己和汉文帝宏大改革计划的实施推动。此后，虽然贾谊依然尽心尽力地替汉文帝出谋划策，并制定了预防吴楚藩王叛乱的策略，但最终心力憔悴、丧失了对人生的信心。去世之时，年仅33岁。

　　后来汉景帝、汉武帝时期，朝廷频频对地方藩王做出削藩试探，并在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以后，又以“推恩令”的方式加速了藩国的瓦解。至于功勋元老集团，则以名将周亚夫的冤死而烟消云散。那位颇受文帝喜爱的佞臣邓通，更是被景帝以过境采矿的罪名，罢了官、没收其全部财产，最后饿死于雅安。而当藩王、元老集团和商人势力相继剪除以后，汉朝开始在武帝的统御下抛弃了对匈奴的和亲政策，掀起了一场席卷整个东亚大陆的战略大反击。

　　贾谊宛若文帝时期上的一颗流星，却因此照亮了西汉帝国的霸业！

贾谊是汉文帝时期的人，并且在汉文帝在位时就去世了，而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儿子，汉文帝的孙子。贾谊写《过秦论》的时候，还没有司马迁编撰《史记》的事，是不可能抄袭其中的内容的。至于《过秦论》与《秦始皇本纪》有相同、相近的内容，是不奇怪的。因为贾谊在《过秦论》中讨论的就是秦国、秦朝及秦始皇的过失，而《秦始皇本纪》是记载的秦始皇的生平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