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书籍有哪些？
有《春秋》、《史记》、《资治通鉴》、《三国志》、《左传》等。
1、《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2、《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
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
4、《三国志》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魏、蜀、吴纪传体国别史，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
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官修的王沈《魏书》、私撰的鱼豢《魏略》、官修的韦昭《吴书》，此三书当是陈寿依据的基本材料。
蜀国无史官一职，故自行采集，仅得十五卷。而最终成书，却又有史官职务的因素在内，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
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直到北宋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才合为一书。
5、《左传》
《春秋左氏传》（Zuo’s Commentary），原名《左氏春秋》，汉代时又名《春秋左氏》、《春秋内传》，汉代以后才多称《左传》。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左丘明为《春秋》做注解的一部史书，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是中国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巨著。
该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68（鲁哀公二十七年）。
——史书
大盂鼎：“隹九月王才宗周令盂。”
静方鼎：“隹七月甲子王才宗周。”
大克鼎：“王才宗周，旦，王各穆庙，即立。”
《诗经·小雅·节南山之什·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国语·卷七·晋语一》：“骊姬赂二五，使言于公曰：‘夫曲沃，君之宗也。”韦注：“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君宗庙在焉，犹西周谓之宗周。”
《竹书纪年》今本：“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
《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第三》：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诸侯咸服宗周。
《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第一》：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依之违之，周公绥之；愤发文德，天下和之；辅翼成王，诸侯宗周。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邺传第五十五》：昔褒姒用国，宗周以丧；阎妻骄扇，日以不臧。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第八下》：至幽王*褒姒，以灭宗周……初，雒邑与宗周通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
《后汉书·卷一百十五·东夷列传第七十五》：后徐夷僣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晋书·列传第二十六·江统等传》：故申、缯之祸，颠覆宗周；襄公要秦，遽兴姜戎。
《宋书·志第四·礼志一》：宗周既兴，文史载焕，端委治于南蛮，颂声逸于四海。
《魏书·帝纪第十一》：赫赫宗周，翦为戎寇；肃肃清庙，将成茂草。
《尚书正义·毕命第二十六》：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丰。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丰。宗周，镐京。丰，文王所都。
《隋书·卷六十九·列传第三十四》：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通典·卷第三十一·职官十三》：宗周卜代三十，卜年七百，虽沦胥之道斯极，而文武之器犹在，斯则龟鼎之祚已悬定于杳冥也。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州郡七》：宗周，镐京也。
《旧唐书·本纪第十九下·僖宗》：赫赫宗周，竟坠文王之基业。
《新唐书·卷二十七上·志第十七上》：其明日，武王自宗周次于师所……鹑首当山河之右，太王以兴，后稷封焉，而宗周之所宅也。
《旧五代史·卷一百四十五·志七》：宗周而上，率由斯道，自秦而下，旋宫声废。
《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
引言:中国的古代历史博大精深，在2000多年朝代不断更迭的过程中，官修的史书也从未断绝过，在每一朝的历史中，都有一部史书用来歌颂当代皇帝的功德以及平民百姓之间的故事，包括一些父慈子孝的传统美德，也包括战争。下面和小编一起看看二十四史典籍有哪些历史故事。
一、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的故事是根据历朝皇宫中的故事所撰写，并且被历朝记录证实的二十四史的一部编年体的统称，从24史记事上起，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明朝崇祯黄帝年间，基本概括了中国古代各朝历史起源于汉武帝时期诞生的司马迁的史记之后，相隔1000多年之后，总共大概有3000多篇，大约有4000多万字，都是统一的用纪传体方式以及编年法写成的史书。
二、历史
宋史之后，正史被当时的官员所续写，前面的二十几史几乎都是个人编撰的，二十四史写得最好的是前四史中的史记，汉书等，私人撰写的，汉书作者反骨，更是一介平民后，汉书的作者虽然是太守，但他写出的时候是因为自己上不得志才静下心来写作。实际是24式编写的最好的，这个是应无争议的编写，最差的是关于晋朝的晋书。
三、故事
班固当在写汉书的时候，中途被征召去打匈奴，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他跟随的主将却因为专权，使得班固也受到了连作死于狱中，但他的汉书却还没有完成，他的妹妹接着编写，所以汉书的作者其实是班固兄妹两人。明史也是清政府编写的，后来编写过两次，第一次因为清政府编写而停办之后，清朝的文字管理非常的严格，加上清政府为了突出自己的合法，所以民事有很多的偏见和不足。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为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郭茂倩编的这部《乐府诗集》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5000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它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12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如《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特别是古代一些民间谣谚，大抵散见各种史书和某些学术著作，杂歌谣辞一类所收，多为前所忽视者。至于后来杜文澜的《古谣谚》等著作，则远比此书为晚，显然是在它的基础上编撰的。
它的编次是把每一种曲调的“古辞”(较早的无名氏之作)或较早出现的诗放在前面，后人的拟作列于后面，使读者了解到某些文人诗是受了民歌或者前代文人的影响。例如，“相和歌辞”《薤露》和《蒿里》二曲，在《宋书‧乐志》中，仅载了曹操的拟作，而在此书中却录有汉代古辞。曹操的拟作虽然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高于“古辞”，然而要说明这种曲调的来源及其本意，就远不如古辞明显，又如《陌上桑》这个曲调，据《古今乐录》本是汉代的“相和歌”中的“瑟调曲”，在《宋书‧乐志》中却只录了曹操、曹丕的拟作和晋乐所奏的一首改写屈原《九歌‧山鬼》的诗；至于《陌上桑》的古辞却列入了“大曲”一类。在《乐府诗集》中，则首先著录古辞，使读者了解曹操等人的作品不过是依古辞的曲调而拟作的新辞。此书还把后人各种拟《陌上桑》而作的诗，都附在后面，如《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等等，由此可见，《陌上桑》对后来文人的种种影响。又如，把陆机的求仙诗《东武吟行》和鲍照的《代东武吟》编排在一起，可见同一曲调，可以谱写成内容完全不同的各种诗歌。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对各类乐曲的起源、性质及演唱时所使用的乐器等都作了较详的介绍和说明。书中这些说明徵引了许多业已散佚的著作，如刘宋张永的《元嘉正声伎录》、南齐王僧虔的《伎录》、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等书，使许多珍贵的史料得以保存。这对文学史和音乐史的研究都有极重要的价值。但其中有一些可能出于传闻，未可信从。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现在列举几个：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大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因此所录歌辞往往和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关于此书的分类，近代学者也曾有过争论，如书中的相和歌辞和清商曲辞的界线，梁启超在《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中认为“清商”乃汉魏时的“清商三调”，郭茂倩把“吴声歌”、“西曲歌”称为“清商曲辞”，而把汉魏的“清商三调”归入“相和歌辞”是承袭了南宋郑樵《通志》之误。黄节不同意梁说，他认为汉代“清商曲”已散佚，魏晋“清商三调”中包含有“相和歌”十一曲，至于隋唐以后，魏晋“清商曲”的曲调亦已不传，所以郑樵所列“清商”，只录晋以后的南方民歌(《〈宋书‧乐志〉相和与清商三调歌诗为郑樵〈通志‧乐略〉相和歌及相和歌三调之所本》及《答朱佩弦先生论清商曲书》)。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刊残本，所缺卷帙，用元刊本和旧抄本配补。今通用1980年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
卷一:
（《乐记》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是以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
王异世，不相袭礼。”明其有损益。然自黄帝已后，至於三代，千有馀年，而其
礼乐之备，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也已。《周颂·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乐
歌也，《清庙》，祀太庙之乐歌也，《我将》，祀明堂之乐歌也，《载芟》、
《良耜》，藉田社稷之乐歌也。然则祭乐之有歌，其来尚矣。两汉已后，世有制
作。其所以用於郊庙朝廷，以接人神之欢者，其金石之响，歌舞之容，亦各因其
功业治乱之所起，而本其风俗之所由。武帝时，诏司马相如等造《郊祀歌》诗十
九章，五郊互奏之。又作《安世歌》诗十七章，荐之宗庙。至明帝，乃分乐为四
品：一曰《大予乐》，典郊庙上陵之乐。郊乐者，《易》所谓“先王以作乐崇德，
殷荐上帝”。宗庙乐者，《虞书》所谓“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云“肃
雍和鸣，先祖是听”也。二曰雅颂乐，典六宗社稷之乐。社稷乐者，《诗》所谓
“琴瑟击鼓，以御田祖”。《礼记》曰“乐施於金石，越於音声，用乎宗庙社稷，
事乎山川鬼神”是也。永平三年，东平王苍造光武庙登歌一章，称述功德，而郊
祀同用汉歌。魏歌辞不见，疑亦用汉辞也。武帝始命杜夔创定雅乐。时有邓静、
尹商，善训雅歌，歌师尹胡能习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
夔总领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晋武受命，百度草创。泰始二年，诏郊庙
明堂礼乐权用魏仪，遵周室肇称殷礼之义，但使傅玄改其乐章而已。永嘉之乱，
旧典不存。贺循为太常，始有登歌之乐。明帝太宁末，又诏阮孚增益之。至孝武
太元之世，郊祀遂不设乐。宋文帝元嘉中，南郊始设登歌，庙舞犹阙。乃诏颜延
之造天地郊登歌三篇，大抵依仿晋曲，是则宋初又仍晋也。南齐、梁、陈，初皆
沿袭，后更创制，以为一代之典。元魏、宇文继有朔漠，宣武已后，雅好胡曲，
郊庙之乐，徒有其名。隋文平陈，始获江左旧乐。乃调五音为五夏、二舞、登歌、
房中等十四调，宾祭用之。唐高祖受禅，未遑改造，乐府尚用前世旧文。武德九
年，乃命祖孝孙修定雅乐，而梁、陈尽吴、楚之音，周、齐杂胡戎之伎。於是斟
酌南北，考以古音，作为唐乐，贞观二年奏之。按郊祀明堂，自汉以来，有夕牲、
迎神、登歌等曲。宋、齐以后，又加裸地、迎牲、饮福酒。唐则夕牲、裸地不用
乐，公卿摄事，又去饮福之乐。安、史作乱，咸、镐为墟，五代相承，享国不永，
制作之事，盖所未暇。朝廷宗庙典章文物，但按故常以为程式云。）
本文2023-08-08 02:55:3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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