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教务老师来到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全省高校图书馆中，川师大图书馆堪称古籍收藏的一个重镇。据馆长曹成建介绍，图书馆馆藏古籍共有11万余册，在省属高校中位居第一，包括宋元刻本、明清抄本等，以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为收藏重点和特色。

教务老师走进恒温恒湿的书库里，只见泛黄的书卷整齐地放在单独上锁的书柜里，其中不乏《太和正音谱》手抄本、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等珍贵的孤本。

《通鉴纪事本末》 看点

《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史书写法，历经760余年保存完好。

相较于一般的线装书，一本约30厘米长、20厘米宽的大开本引起了教务老师关注，书根处印有“宋宝祐本通鉴纪事本末”字样。这本古籍正是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印刻的《通鉴纪事本末》。

“它可以说是《资治通鉴》的指南读物，书中内容都来自《资治通鉴》，由南宋史学家袁枢编撰。”川师大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成荫介绍，《资治通鉴》部头很大，时间跨度超过千年,全书共有300多万字，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实在难以下手。“《通鉴纪事本末》将其浓缩，并且首次采用以事件为中心的记述方法，开创了‘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对后世史书影响很大。”成荫说，全书概括提炼了239件事件，每一个事件各立标题，详细讲述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结果等，按照历史年代顺序进行抄录。“普通读者可以看到事件的梗概，也可以阅读原文，而且这样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也增强了历史著作的表现力。”

成荫介绍，这部《通鉴纪事本末》是宋刻本，年代很早，且为全本，共有42卷，从文物性上判断，在古籍中属于价值颇高的珍本。它虽经历了760余年岁月，但仍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并无褪色，也没有虫蛀现象，实属难得。“从书页上的痕迹及其他相关信息，能够判断后人在元代和明代都对其进行过修补，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本书的保存条件应该一直都很好，进入川师大图书馆收藏后，就更好地被保存起来了。”成荫说，作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在书库建筑、温度与湿度、空气净化与通风、照明与防紫外线、消防与安防以及防虫防鼠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以更好地保存古籍。

《太和正音谱》 看点

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全国仅存的明代手抄孤本，分为上下部，上部存放在国家图书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一首《天净沙·秋思》已成千古名篇。

作为戏剧大家，马致远作品颇多，想了解更多，《太和正音谱》就是一个好选择。

《太和正音谱》由明代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所作，写成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这位多才多艺的皇子，在仕途遭遇不顺时，爱好结交文人雅士，在戏曲等方面颇有研究，因此他所著的这本书，不仅是早期元曲杂剧重要理论著作，也是现存最古的北杂剧曲谱，囊括了元初至明初的元曲整个历史时期的大部精华。

成荫介绍，川师大图书馆馆藏为钱榖手抄本，这也是全国仅存孤本，分为上下两部，上部存放于国家图书馆，里面主要是记载戏剧理论、戏剧作者等，下部则全部是戏曲曲牌，共收录了300多支曲牌。明代钱榖，本就是一名画家、书法家，这本抄本字迹娟秀、结构工整，标明正衬。“可以明显看出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很高，艺术价值远超一般的抄本。”成荫说。

《四库全书》 看点

太平天国年间流落民间，上世纪60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馆员在上海书店购得。

2016年，川师大图书馆有19部古籍成功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8部都是清乾隆内府写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零本即不完整的有缺失的丛书），包括《古史》《后汉书》《唐书》《江南通志》等。

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由3800多人历时13年才抄写完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部丛书，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成书时共有7部，分别藏于“南三阁”和“北四阁”。川师大图书馆馆藏的抄本，都是来自“南三阁”中的杭州西湖的文澜阁。

“这18部古籍，虽然都不完整，但今天能够完好地保存在这里，已是十分珍贵难得。”曹成建说。

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南三阁均遭受破坏，《四库全书》被毁或大量流失到民间。后来，不少文化名人想尽办法搜集抢救，但仍有大量书籍散落。曹成建介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川师大图书馆重视传统文化传承，专门拿出资金，派出人员，四处奔波购买古籍，这些《四库全书》零本，就是馆员们1960年在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那时，馆员们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古籍市场和书店购买了数以千计的古籍。”

教务老师看到，在馆藏《四库全书》的首页上，有十分清晰的乾隆印玺“古稀天子之宝”。据悉，这是乾隆晚年，70岁时才刻的，这枚印玺如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是乾隆用品中的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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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非庵日篡》张齐贤家宴，一奴窃银器数事于怀，齐贤自帘下熟视不问。后齐贤为相，门下皆得班子，而此奴竟不沾禄。因乘间泣请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独相遗何也？”齐贤悯然曰：“尔忆盗我银器时乎？我怀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吾为相宜激浊扬清，敢以盗荐？念事吾久，与钱三百千，汝去别择所安。盖既发汝平日，汝宜自愧而不可留也。”奴震骇，拜泣而去。张齐贤，从右拾遗升为江南转运使。一天举行家宴，一个仆人偷了若干件银器藏在怀里，齐贤在门帘后看见却不过问。后来，齐贤晚年任宰相，他家的仆人很多也做了官，只有那位仆人竟没有官官职俸禄。这个奴仆乘空闲时间跪在齐贤面前说：“我侍候您时间最长，比我后来的人都已经封官，您为什么独独遗忘了我呢？“于是哭泣不停。齐贤同情地说：“我本来不想说，你又会怨恨我。你还记得在江南时，你偷盗银器的事吗？我将这件事藏在心中近三十年没有靠告诉过别人，即使你自己也不知道。我现在位居宰相，任免官员，激励贤良，斥退贪官污吏，怎能推荐一个小偷做官呢？看在你侍候了我很长时间，现在给你三十万钱，你离开我这儿，自己选择一个地方安家吧。因为我既然揭发这件过去的事，你也必然有愧于我而无法再留下。“仆人十分震惊，哭着拜别而去。

　　文化学派大师陈序经

　　曹焕旭

　　在南开大学的声誉和成就中，凝聚着各学科的创建人及不同历史时期学术带头人的辛勤劳动和奉献，陈序经教授就是这些人中，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一位。

　　一

　　陈序经（1903－1967），广东（今海南）文昌县人，现代著名的社会文化学大师，社会历史学家、教育家。他出生于华侨商人家庭，早年先后就学于海南文昌致远小学、新加坡育英小学、广东岭南中学、上海沪江大学生物系和复旦大学社会学系。1925年发表《读志随笔》，同年赴美国伊利诺大学攻读政治学和社会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1927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是：“Recent Theories of Sovereignty”（《现代主权论》）。1928年学成回国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社会学系。1929年与岭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班学生黄素芬女士在新加坡结婚，后同赴德国继续深造，先在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主权论及社会学，后转到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院研究国际公法。为了便于广泛的搜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工作，除已精通的英文外，这期间又学习掌握了德文、法文和拉丁文。原计划在德国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以后，继续到英国、法国及其他欧洲国家学习考察，因1913年父亲病重，放弃在欧洲的研究考察工作，回国继续任教于岭南大学，兼领中山大学的教席。

　　陈序经1934年接受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聘请，任研究教授主持该所研究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参与筹建北大、清华、南开联合建立的长沙临时大学，不久又随校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兼法商学院院长，同时还兼领已内迁到达重庆北碚的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知道1946年8月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校为止。其间1944年8月到1945年8月应邀赴美讲学一年，前半年到美国各地讲中美关系和国共合作，后半年在耶鲁大学主将主权论。1946年8月，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教务长兼经济学院院长及经济研究所研究主任，主持复校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8年8月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但每年仍回南开从事三四个月的研究工作。

　　1952年院系调整时，岭南大学与中山大学合并，陈序经任中山大学筹委会主任。1954年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主持筹建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室，1956年被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1962年暨南大学在广州复校后兼任该校校长。1964年8月调任南开大学副校长。1967年2月19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南开大学逝世，享年64岁。

　　二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东南亚史专家和民族史专家。他从社会学家的视角出发，利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方法，研究民族历史和现状，取得了多项引人注目的成果。早在1939年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他的《暹罗与中国》一书；1948年《南洋与中国》中文本由岭南大学西南社会经济研究所出版；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蛋民的研究》；1949年岭南大学又出版了他写的《越南问题》；解放以后写成《匈奴史稿》、《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及《西双版纳历史释补》。

　　《匈奴史稿》是一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研究巨著，1954年－1956年拟出近百万字的初稿，1964年又作过部分修订，1989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陈序经教授对匈奴史的关注和研究起步很早，在中学时期，他听劳师提到对匈奴史的研究在我国还是个空白，匈奴西迁的去向是一个历史的谜点，于是就立志解开这个谜，填补这个空白。他所到之处都注意搜集有关匈奴史的资料，特别是在德国留学期间，搜集到西方学者对匈奴史研究的成果和西方保存的有关匈奴的史料。在《匈奴史稿》中他全面介绍了有关匈奴历史的中外史料和研究成果，通过深入的研究，描绘出古匈奴人生活的地理环境、经济生活、宗教意识、语言和政俗、文化观念等各个方面，论述了匈奴族的兴起、强盛、迁移与衰亡的全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有关匈奴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大、资料最多、涉及面最广、学术水平最高的一部专著。该书出版发行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92年获国家授予的古籍研究与出版奖。

　　《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下两册，1992年由台湾、香港商务印书馆与深圳海天出版社三家联合出版，同时在台湾、香港与中国大陆发行。这是陈先生1956－1964年以主要精力从事东南亚古史研究的成果。合集包括《东南亚古史初论》、《越南史料初辑》、《林邑史初编》、《扶南史初探》、《猛族诸国初考》、《禅泰古史初稿》、《藏缅古国初释》、《马来亚南海古史初述》等共八种。其中七种60年代曾经在香港内部出版发送。各书内容大体包括各古国的历史沿革、地理方位、种族源流、社会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对外关系等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早有往来，中国古籍中对东南亚的记载，史不绝书。陈序经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史书中挖掘宝贵的资料，以此为主干，辅以当地的有关资料和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对东南亚各地的多次实地考察，进行综合分析研究，以每年完成一部的速度写出这八部富有特色、颇有创见的学术专著，成为中国学术界全面研究东南亚古史的开拓者，受到历史学界的普遍赞誉和尊敬。

　　三

　　陈序经对文化学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在三四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界，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在十几年中，广泛搜集中外史料，运用现代社会学的科学分析方法，构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一套系统的文化学理论，以此为基础对中西文化、南北文化、西南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排众议，全力提倡学习西方，是我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全盘西化论”的代表人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起点，学术界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深入。如何理解人类文化现象，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以与西方先进国家并驾齐驱……这样一些问题成为学术界共同关注的中心议题。陈序经教授生逢其时，在我国现代全面接受东西方教育的第一代学者中，又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这就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全面而深入的接受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他在美国读书时便对文化问题尤为注意，在德求学期间，就写了一篇洋洋大观德《东西文化观》，接过了胡适1929年首先举起来但随后又表示放弃了的“全盘西化”的旗帜，冲入中西文化辩论的中心战场。

　　1931年底，陈序经先生在《东西文化观》的基础上增订补序，写出8万字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发表了题为《中国文化之出路》的演讲，在南方思想界引发出一场关于文化问题的争论。刚满30岁的陈序经，初入学术界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为了进行深入的学术研究，1934年8月陈序经来到当时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1935年出版《乡村建设评议》一书。同年1月10日由王新命、何纳松、武堉平、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墉、萨孟武、樊仲云等十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重要文章，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陈序经以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身份写了《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指出“十教授对于文化的意义，简直尚未弄明白”，对“文化”的概念混乱不清；“宣言”表面上是“老生常谈的折衷论调”，骨子里则是“复古与守旧”。全国文化思想界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具有空前规模的一场关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文化建设方向的大论战。

　　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地处比较安定的后方，少有交往应酬，陈序经正是利用这个时机，对自己多年所搜集的有关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材料及论战中所积累的心得，进行了集中整理，深入开展对文化学的研究工作。在联大社会学系，陈序经还正式开设了“文化学”课，这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把文化学列入大学课程。1944年陈序经又利用赴美的机会，继续搜集文化学方面的材料。回国后对在联大开文化课的讲稿进行整理，写出《文化学概观》由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

　　陈序经对社会文化学的深入研究，确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正如《南开今日》上所指出的：“陈先生的研究工作……现在最成功的还是文化问题的研究”，“陈先生讲授社会学特别着重文化，如果我们说清华的社会学是正统学派（吴泽霖先生讲），北大的社会学是唯物学派（许德珩先生讲），那么南开该是文化学派。以社会学而论三大，恰是‘鼎足而三’的”。

　　四

　　陈序经教授是我国现代知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可以1952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他坚持教育救国，提倡全面学习西方；后一阶段执行的是社会主义教育方针。

　　早在30年代，陈序经就提出“教育是各种建设的根本问题”，积极撰写文章宣传自己要全面学习西方的教育思想。1932年他还是一位岭南大学29岁的副教授，就在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对大学教育方针的商榷》的文章，对广州教育专家在中山大学开会提出的关于“停办文科，或减少数量，同时多设职业学校，以适应社会生活之需要”的有关议案提出质疑，认为“大学教育是为学问而学问的，职业教育是为致用而学问的”，两者都应当提倡，不应顾此失彼；办教育应当文、理、工、农、医合理安排，同时并举。

　　1935年或1936年陈序经在给南开大学学生出版的刊物上写的一篇《读书六到》的文章中，提出学生读书做学问要做到“口到”：要读的多；“心到”：要想的多；“耳到”：要听的多；“眼到”：要看的多；“手到”：要抄的多；“脚到”：利用脚力去做实际调查工作。抗日战争中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写的一篇《释现代生活》的文章中提出，学校要培养的是适应现代生活的专门人才，这就“要有强壮的身体”去“振兴民族与捍卫国家”，就是“日常生活以至讲究学问”，获得“丰富的经验与高超的知识”，“也要有强壮的身体”。

　　1947年下半年，针对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提出的，发展中国大学十年计划与对记者发表的关于学术独立的谈话，陈序经先后发表了《与胡适之先生论教育》、《公论耶？私论耶？》、《论发展学术的计划》等文章，指出政府不能按胡适先生建议的那样少派留学生，用省下来的钱重点支持五所大学，而应当从别处筹款重点支持所有大学中办得好、水平高得学院或系科；留学生还应该坚持派赴，而且应多向西方派留学生。还提出大学或系科得设置不能过于集中到平、津、沪等少数地区，应从实际出发，根据条件和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公立和私立学校都是为社会培养人才，应当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办学。

　　解放以后，特别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陈序经认真学习***得教育方针，努力工作，坚持进步，把自己熟悉西方教育得专长，用于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建设上，参与制定教育规划和学校工作条例，为国家做出了新的贡献，受到人民的尊敬。在50年代他就指出，理工分开“弊多利少”，工科缺少理科的支持，水平难于提高；政治、财经缺少文科的支持也不利于提高水平。认为办包括文、理、农、工、医的综合性大学的方向没有错误，应当坚持。1962年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对于高等教育的一些意见》，系统地阐明了他地教育思想。其中包括：要重视基础理论教育；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要充分认识掌握文字工具的重要性；要拓宽专业基础，提倡文科学生选一两门理科课程，了可学生也要学习文科知识，以拓宽视野，能从不同角度观察与思考问题，提高整体素质和水平；要保证教师与科研人员必要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时间；允许教师在有余力的时候从事学校规定之外的学术研究工作。

　　五

　　陈序经教授为人正派，治学严禁，有许多优良作风和高贵品质，是后人应当学习的。

　　陈序经坚守自己的信念，不趋炎附势。解放前他奉派出国前，上级指示他加入国民党，被断然拒绝。上学时因坚持不入宗教，宁愿转出教会所办的学校；就是在做了教会学校校长时，他仍坚持拒不入教。解放以后他在政协会议上，积极参政议政，及时参政议政，及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供领导决策参考。

　　陈序经重视从实际出发，注意作社会调查。1934年到南开以后，头一项工作就是规划主持“工业发展对社会影响的调查”，亲自带人去河北高阳、广东顺德等地调查。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在顺德调查现场，直到顺德陷落，他才与同仁仓促离去。他到欧美、东南亚各地及祖国的大江南北，常常利用一切机会考察所到之处的社会方方面面。他积累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使他在社会文化学、历史学及教育学上的研究，得益匪浅。爱护珍惜图书，刻苦勤奋，这是有成就的学者的共同特点，而在陈序经身上显得尤为突出。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在和自己的藏书一起照的一张照片旁写上“宁当穷鬼，不售此书！”在中山大学工作时，有人动员他让出一部分线装书，他说：“我的书是不卖的！”他兼职多，社会活动多，但是不管多忙，每日早晨4点到7点的读书写作一直雷打不动，从不间断。抗日战争时在昆明，工作教书的空隙之中他又写出了二百多万字的文化学专著，同仁友好对他勤奋刻苦的精神无不深表钦佩。

　　陈序经关心别人助人为乐的事迹很多。他对教授们说：“我这个校长是为你们教授服务的。”他说到做到，耐心接待来访；资助有困难的教师、师生直至马路边讨饭患病的女孩；认真为同事调解家务、关照病人，有的干部孩子患了牙疾，他也去帮助找大夫诊治。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他对自己和家人，一向严格要求，克己奉公。在他的身教与言教下成长起来的一子四女都已经成为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才。

　　陈序经先生谦虚克己，始终如一。1964年他早已是功成名就的大学者，但当有人称赞他所写的东南亚古史的时候，他仍谦逊地说：“我主要是作为一个东南亚古史研究的资料员，先把有关方面的资料整理一下，作为他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参考。作为一个资料员，我也没有做好。”《匈奴史稿》草拟出来以后，他多方征求史学专家的意见，准备修订，可惜他过早地去世。

　　陈序经教授终生献身于祖国地教育文化事业，使他成为我国现代社会文化学界欧美学派地代表人物和大师级地名流学者。

　　这里还有更多

　　1、精印本。有些书，除廉价的普通版本外，另有若干册限定的精装本或特精本。这些书由于在油墨及印刷方面特别精致，开本较大，纸质较好，数量亦有限，便具有收藏价值。例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朱维之翻译的《失乐园》，1984年首次印刷为46400册，内含精装本3400册，就较为高雅。1989年齐鲁版特精全本《新刻锈像批评金瓶梅》，就受到海内外行家的高度赞扬，因为它在全本《金瓶梅》的印刷史上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当然，精装本中又有特精非卖品之书就更为珍贵了。如傅雷所译《夏洛外传》，1933年9月初版，其中非卖品精装本仅印了50册，为海内外藏书家所瞩目。

　2、初版本。初版之书大都是由作者亲自监督印刷和校对的，历来被版本学家看重，并可以此查核出后来编辑者的疏忽。如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本散文集《乱莠集》，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印行，1939年5月10日初版；还有陈寅恪弟子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商务版。夏罗德·布伦忒著的《孤女飘零记》伍光建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9月初版，都已成为收藏界的珍品。

　3、错本。有时，某部书因印刷或装订错误得以问世，被称为特殊版本。这正如集邮爱好者获得错票一样，物以稀为贵。如：上海北新书局1933年11月初版的《现代小品文选》，由赵景深先生编选，分上下两册。其下册即为错本。开卷处有一枚藏书印："结屋三间藏万卷"。

　4、藏书票本。所谓藏书票本，是指在版权页上贴有藏书票之书。而藏书票在我国的兴起，当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叶灵凤曾说："丢开书籍本身，仅仅对于这东西的收集，已经和邮票一样，是茫无止境的事。"藏书票在海外的售价，已极为昂贵，据董桥云，EricGill为其妻雕画的一枚藏书票，80年代已标价90英镑！具体内容详见《藏书票》一文。

　5、古籍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年代越久的图书越有收藏价值，民国时期，宋本书价被炒到五六十块银元一页。这在1942年赵汝珍《古玩指南》一书中是有记载的。50年代初期，宋元本古籍的行情一度低落，明本书有过论斤售卖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行情自然是社会变革时期的短暂一瞬。很快局面就发生了变化。到了50年代末，宋元本书几乎退出了公开的古旧图书市场。不过明代古籍还不鲜见。当时的售书目录标价表明，普通的明本，每册的价格仅在五元左右。这一价位当与那里的社会购买力相适应？quot；文革"期间，社会藏书大量损毁，藏书活动陷入极度的萎缩，古籍已无行市。70年代后，古籍从内部售卖逐渐走向公开，乐于收藏者寥寥。只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人们在生活富足之余，才恢复了鉴赏与收藏的雅兴。古籍的价格也如众星捧月，逐年攀升。如今人们如能在千元以下买到一部真正的明版书，已是十分幸运的了。

就我知道的说一下：

传说中的宋代木刻本（原本有木有存世不知道，清代有仿本）

传闻中的元刻本（原本没见过，秦代有以此为样本的再版）

明天一阁出范钦注《商君书》

明冯觐注本《商君书》

明秦四麟注《商君书》

明吴勉学校刊二十子本（含《商子》）

明绵眇阁本《商君书》

明嘉靖及隆庆年间天一阁出过孙星衍校刊的《商子》五卷

明嘉靖十六年（AD1811年）严可均校刊问经堂本《商子》，多称为严可均校本

明天启年间朱蔚然注杭州书局本《商君书》

明天启年间归有光本（AD1625年）

明天启改元（AD1621年）施全昌重刊绵眇阁本《先秦诸子合编》（含《商子》）

明万历辛卯（AD1591年）陈深刻《诸子品节》（含《商君开塞耕战书》）

明崇文书局板刻《诸子百家》（含《商君书》）

清程荣汉魏丛书本（含《商子》）

清四库钞本（含《商子》）》与《竹书纪年》合订本

清钱熙祚注，指海本

清孙治让本

清光绪二年有浙江书局版刻严万里译注本《商君书》

清光绪六年有光绪白纸版刻《商君书

清俞樾注本

清陶鸿庆本

清仿宋刻本（大开本，全套分上下两册）

清光绪年间（AD1875年）崇文书局刊《子书百家》（含《商子》）

民国陈启天本

民国朱师辙本

民国王时润本

民国蒋礼鸿本

民国高亨本

民国支伟成本（商君书标点注）

民国再版范钦本（AD1919年）

民国再版严万里校本

民国68年台湾鼎文书局再版朱师辙本《商君书解诂定本》

文革大字本（两种，一种为全文大字合为四本，一种为分篇目大字本） 繁体竖排，均无注释

文革再版高亨本

文革山东人民出版社 选注本

文革中国财经出版社 选注本

另：

AD1981年台湾商务书馆出魏征《群书治要》含《商子》数篇

宋刊本《太平御览》含《商子》

我大概知道就这么多了，希望予以采纳~

（一）字典

1、康熙字典 清康熙张玉书等编纂，1916年成书。收字47035个，比以前任何一部字典的字数都多，按214个部首排列。清王引之作《字典考证》，指出它引书错误达2588条。因收字多，引证多，从中可以查到其他字书中所没有的文字和音义，所以直到现在，它对读古书、翻阅原始材料还有帮助。本字典版本很多。商务印书馆1933年石印本，有四角号码索引，最便。《万有文库》第一集本。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同文书局本。

2、中华大字典 陆费逵等编。中华书局1915年初版。是《康熙字典》产生二百多年以后出现的第一部大字典。收字48000多，按 214个部首排列。字义分条列举，解释较完备简明。反切只用《集韵》。改正了《康熙字典》的缺点和错误。

3、汉语大字典 本书编辑委员会编。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八卷，1986年10月出第一卷，至1990年10月出齐。收字56000左右，按改进的200个部首排列。 1993年出版一卷本。 1995年出版三卷本。本字典注意吸收前人及今人研究成果，注重形音义的密切配合。在字形方面，于楷书单字条目下收录了有代表性的甲骨文、金文、小篆和隶书形体，以明其结构演变。在字音方面尽可能注出现代读音，并收列中古的反切和上古的韵部。在字义方面，注重考释常用字的常用义和生僻义，并注意考释生僻字的义项。

4、古汉语常用字典 本书编写组编。商务印书馆1929年9月初版。收古汉语常用字3700多。每字释义先列本义（或基本义），然后依次列引申义、假借义。另附《难字表》，收难字2600个，只注音，释义，无例句。

5、新华字典 新华辞书社编。主编魏建功。有音序本和部首本两种。原由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年出版。音序本按注音字母顺序排列，后改用汉语拼音字母顺序。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多次重排。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持修订，历时两年多，最新修订本于1998年5月出版。修订本根据国家最新语言文字规范及有关标准，对字形、字音、释义、例证等都作了较全面的修订，明确区分了简体字、繁体字、异体字，增加了部分带注解的复音词。

6、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李行健主编。本字典所使用汉字形体一律以《现代汉语通用字表》规定的规范字形为标准，不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被淘汰的异体字以及计量单位旧译名用字等。正编及备查字共收单字近10000个。随义项逐条标注词性。商务印书馆1998年 4月初版。1999年4月有第3次印本。

7、同音字典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56年新一版。收字约一万，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用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注音。单字的解释后列举包含这一单字的语汇，共有三万条。某些字的语音特点，如旧入声字，浊母字都有不同的符号表示。对于词义的古今差别、词的使用范围也有说明。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小型现代汉语字典。

（二）词典

1、辞源 有新旧两种。旧《辞源》，陆尔奎等编纂，从倡议到编成，用了 8年的时间。商务印书馆1915年出版。 1931年又出版了《辞源》续编。 1939年出版正续编合订本。1949年又出版简编本。正续编全书吸收了国外辞书的优点，收字一万多，词目10万余条，以语词为主，兼收百科术语、人名、地名、书名等。单字按部首排列，注音采用《音韵阐微》的反切，或注直音，并附《诗韵》韵目。是我国第一部大型的百科性词书。

2、新《辞源》，系古汉语词典，供阅读古书之用。1958年开始对《辞源》进行修订，修订稿第一册于1964年出版。 1976年起，由广东、广西、河南、湖南4省（区）协作修订，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共四巨册。单字按部首排列，注汉语拼音和注音字母，并加注《广韵》反切，书证一律标明作者时代、篇目和卷次。收词一般止于鸦片战争。每册后附《四角号码索引》。

3、辞海 也有新旧两种。旧《辞海》，陆费逵、舒新城等编纂。上下两册。中华书局1936—1937年出版。 1947年修改后出合订本。本书是《辞源》出版后又一大型的百科性词典。收单字1万3千多个，按部首排列，注音有反切、直音及韵部，收词10万多条。因出版在旧《辞源》后，本书内容和形式都有所改进。引书加篇名，注释加新式标点。

4、新《辞海》，由1959年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委员会，组织学者改编旧《辞海》，先出试用本，最后重加修订。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三卷本。收单字14872个，按部首排列，词目91706条，也是一部包括成语、典故、人物、著作、古今地名、历史事件以及专科术语的百科性词书。 1982年出版了《辞海增补本》。 1999年又出版了彩图本，收单字19485个，条目122835条，有彩色16万幅。

5、辞通 朱起凤编纂。开明书店1934年出版，上下两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 年出续编一本。本书收古书中以联绵字为主的两字连用的异形同义连用的词语。何者为音近假借，何者为义同通用，何者为字形讹误，作者均作了细致的分析。有大量的引例，注明出处，至唐代为止。全书按《诗韵》排列，词条依下一字入韵。所附四角号码索引，笔画索引，则依词条之上一字。

6、联绵字典 符定一著。北京京华印书馆1943年初版。中华书局 1954年重印。按部首排列，依《康熙字典》例分为12集。所收以双声、叠韵、叠音词为主，兼收一般的双音复词，大都从唐以前古书选录的。每一词条先注出7、《说文解字》大徐本的反切，无则注《广韵》或《集韵》的反切，然后释义，罗列古书用例及注文。

国语词典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出版第一册（约占全书四分之一），1945年全书出齐，共八册。1947年再版，改订四册。本书收词按注音字母音序排列。收词约10万条，对宋元以来的白话词语以及北京口语尤为注意。本书重在注音，注明标准音力求准确，以为研习汉语、矫正读音之助。按北京音标调，汉字直音，于字之四点作圈、点表示。字前加·，表示轻声。必须儿化者，汉字加“儿”，注方“儿”。因儿化而变音者，照变音标音。可儿化汉字加“儿”，注音加“儿”。汉字旧读原有区别者，如旧音韵尾收m而现在并入韵尾收n之字，均有特殊的标志。

8、汉语词典 本书是《国语词典》的简本。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初版，后多次重印。书首《重版说明》：“本书是《国语词典》（1947年版）的删节本，这里只保留作为原书特点的古汉语材料和北京话词汇，专备语文研究、词书编纂和教学上参考之用。原书是三十年前编纂的，注意释义，有不少和现在词书音义的发展变化不相一致处。”本书仍按注音字母序排列，用注音字母注音。

9、中文大辞典 台湾省本书编辑委员会编纂。台湾省中国文化学院 1968年出版。分装40册。收单字49905个（包括补选17字），复音词371331条，还有部分词组和成句，总词目52万条。1976年出版修订普及本，10册。本书是百科性的大型词书。

单字按部首排列，单字及复音词、词组、成句都编有序号。字头之下，依次列甲骨、金文、篆、隶、草、楷各体。注音先引用《玉篇》、《类篇》、《广韵》、《集韵》、《韵会》、《字汇》等书的反切，然后以注音字母及国语罗马字注明今读。释义力求义项完备，引证详注出处。

10、汉语大词典 本书编辑委员会及本书编纂处编纂，实际由五省一市，即上海市、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浙江省、福建省四百馀人参加编写，逐层修改字稿，全书十二卷，《附录·索引》一卷，共13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第一卷至1994年4月出版第13卷。

本书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性的汉语语文辞典。单字22000左右，按改进的部首排列。专科词语只收已进入一般语词范围内的。共收词目约37万条，着重全面阐述语词的历史演变过程，力求义项完全，释义确切。

单字标注现代音与古音。用汉语拼音字母标注现代音。古音包括中古音与近古音，以中古音为主。古音用反切标注。在《广韵》《集韵》的反切后依次列声调、韵部与声类，其他韵书反切后只标注声调和韵部。字书只列反切。

11、现代汉语词典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吕叔湘、丁声树曾先后主持该书的编写和修改工作。商务印书馆1960年印出试用本，1937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内部发行，1979年正式出版。 1989年出《补编》，收条目约两万多条。1996年7月出版了修订本，作了较大幅度的修订。主要体现在增收新词、删汰过于专门的陈旧的词，修正、完善释义，推行字音、字形的规范方面。本书的编辑方针是“推行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主要收录现代汉语普通话口语和书面语词，文言词选收现代仍然使用而且出现频率较高的，方言词选收较常见而且使用地区较广的，专科词选收一般专著、通俗读物和课本中常用的以及与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现收字、词、词组、熟语、成语等约56000条，单字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挑列。以规范简化字作为单字条目的字头，繁体字、异体字括附于正体字头之后。用汉语拼音标注现代汉语普通话读音，异读词以普通话审定的一读为准。传统上有两读并且比较通行的酌收两读。口语词、文言词、方言词分别以“口、古、方”标示。音译外来词，附注外文，标明国别。条目释义简明精当，以现代汉语为准，不详列古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