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自古以来就特别关注天文的国家，《周易》写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说明在很久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研究天文了。实际上远在更为久远的尧帝时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尚书·尧典》记载到：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

不过这些天文学大多是以偏文学性的表述，期间还加有一些神秘主义，由于这些天文学知识跟生产实践和“王权”结合在一起，表现出一种难以理解的高深莫测，很多人并不承认那时候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认为这些只是“迷信”而已。直到湖南古墓当中发现了一本千年奇书，经过研究，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古代的科技水平产生了惊讶，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湖南的马王堆汉墓，是大家周所周知的一座著名古墓。1972年到1974年，考古专家在这里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的古墓，这座古墓发掘出了许多震惊世界的文物成果，比如著名的马王堆女尸，孤本《战国纵横家》，还有《养生方》，这些都是曾经不曾有发现过的，为研究我国古代的文化、科学、技术提供了充分的一手资料。

不为人知的是，在马王堆当中还发现了一本算命的奇书，叫做《五星占》。对于未知和命运的研究，是人类亘古以来的追求和向往，古人也不例外。古代占卜有多种方式，比如用草作为媒介占卜，用龟壳作为媒介占卜，以牛角为媒介进行占卜等等。占卜它本身是一件迷信活动，但是占卜牵涉到的许多知识却是有着科学价值的。

比如这本8000字左右的《五星占》，1973年底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墓里发现，它被写在了布帛上，所以也称《马王堆帛书五星占》。《五星占》虽然名义上是一本用来算命的占卜书，但是它的主要内容却是依托天文而展开的，所以我们又可以称它是一本天文学著作。《五星占》记载的古代天文学知识完全超出了现代人对古代天文学知识水平的理解。

《五星占》给出的金星会合周期为5844天，比如今测量的数值只大了048日，误差仅仅万分之几而已；《五星占》给出的木星会合周期为377天，比起现在来的数据也只差了1天左右；同时它给出的恒星周期为30年，比如现在的观测值2946年也只差了054年。这些数据无论是相对古代还是相对近代都是让人震惊的，因为西方同样的研究达到这样的精度远远晚《五星占》的成书时期。所以西方专家直呼：这不可能！

不仅如此，《五星占》还大量的记载了和当时的史实相关的天文学现象，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现象和科学水平都提供了大量的证据。书中记载了从秦始皇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46年）到汉文帝三年（也就是公元前177年）70年的木星、土星、金星运行位置，并且用列表的方式对之进行详细的记录。可见当时人对科学研究的执着，朝代换代了2次（周朝变为秦朝，秦朝变为汉朝），而这项科学研究却并没有停止，真是为古人的追求真理的精神感到震撼！

《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的，出土于临沂银雀山汉墓中。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内容的归纳

一、战略运筹（第一篇至第三篇）

第一篇《始计篇》

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始计篇》也简称《计篇》，是《孙子兵法》的第一篇。

第二篇《作战篇》

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及取用于敌，胜敌益强。“作”是“制造”“兴起”之意。“作战”这里不是指战争，而是指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属于“未战而庙算”的范畴。

第三篇《谋攻篇》

讲的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专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

二、作战指挥（第四篇至第六篇）：

第四篇《军形篇》

讲的是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

第五篇《兵势篇》

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

第六篇《虚实篇》

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

三、战场机变（第七篇至第九篇）：

第七篇《军争篇》

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

第八篇《九变篇》

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

第九篇《行军篇》

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

四、军事地理（第十篇至第十一篇）：

第十篇《地形篇》

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第十一篇《九地篇》

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

五、特殊战法（第十二篇至第十三篇）：

第十二篇《火攻篇》

讲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

第十三篇《用间篇》

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孙子兵法 （中国古典军事文化著作）

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

新的发现、新的材料，对于促进古文献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意义。殷墟甲骨文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古文字学和殷商历史的研究；敦煌遗书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新的显学——敦煌学；内阁大库元明以来书籍档册的发现、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也大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

一、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可以互补互证

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

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

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

《艺文志》总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艺文志》最后概括说：“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班固自注：“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

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如：

《战国策书录》：“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其中“有国别者八”。《管子书录》：“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晏子书录》：“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邓析子书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孙卿书书录》：“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

刘向《战国策书录》称：“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书录》称：“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书录》称：“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又称：“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汉书·艺文志》曰：“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又曰：“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又曰：“（《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二）是汇编与辑佚。

《战国策书录》称：“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晏子书录》称：“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汉书·艺文志》曰：“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又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伪与存疑。

《晏子书录》称：“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列子书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汉书·艺文志》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力牧》二十二篇。”注：“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力牧，黄帝相。”“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注：“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大禹》三十七篇。”注：“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神农》二十篇。”注：“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伊尹说》二十七篇。”注：“其语浅薄，似依托也。”“《鬻子说》十九篇。”注：“后世所加。”“《师旷》六篇。”注：“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务成子》十一篇。”注：“称尧问，非古语。”“《天乙》三篇。”注：“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注：“迂诞依托。”

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

二、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

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兹举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唐兰先生说：“（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2]

杨宽先生说：“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而《史记·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3]

马雍先生说：“《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4]

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苏秦列传》赞语说：“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如：《齐策二·秦攻赵长平》，《齐策三·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韩人攻宋》，《燕策一·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

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刘向《战国策书录》称：“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名秦，有《列传》。”“《张子》十篇”，注：“名仪，有《列传》。”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

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

董卓乱天常，曹瞒据神器。——卢熊

提起董卓，看过《三国演义》的读者都不陌生，骄横恣肆，目空一切，董卓就是那个让人心生忌惮，脊背发凉的大反派。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新疆出土了一本古籍，上面描写的董卓形象似乎与我们的传统认知有颠覆。

掌控朝政

中平六年（189 年）四月，汉灵帝刘宏驾崩，皇长子刘辩继位，也就是汉少帝。八月，宫廷发生变乱，先是宦官上军校尉蹇硕图谋杀掉大将军何进，独揽大权，拥立陈留王刘协继位；接着，大将军何进联合袁绍谋诛宦官，将蹇硕斩杀；再接下来，宦官张让、渠穆等疯狂反扑，将何进斩杀于宫中。

随后，袁绍等借此机会带兵入宫，封闭宫门，将宫中宦官斩尽杀绝，死者 2000 多人；不久，董卓依先前诏令率大军浩浩荡荡开进京师，成为了这场宫廷变乱的最后赢家。

董卓首先是掌控兵权，同时又认武力超强的吕布为义子。其次，董卓极力争取名正言顺，为了获得文士的支持，他启用名满天下的蔡邕为幕僚，也努力争取袁绍兄弟。第三，董卓废黜少帝刘辩，毒杀何太后，另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

董卓废黜了少帝，想要胁迫何太后让出掌控国家的权力。而罢黜少帝两天后，何太后就被赶出皇宫鸩杀，董卓完全掌握了朝廷大权。掌权之后，董卓更加肆意妄为，大力调动官员，将自己的心腹安插到朝中重要职位，并且对自己也大力嘉赏。

董卓原本是担任司空一职，后来改任为太尉兼领前将军，紧接着又加节，赐斧钺、虎贲，最后被封封郿侯，权倾朝野，颐指气使，一手遮天，举朝上下，噤若寒蝉。挟天子以令诸侯，恣意妄为，没有人敢招惹董卓，这使他尝到了仗势弄权的甜美和奇妙。

风流轶事

除了董卓的系列掌权事件，最令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与貂蝉间的风流轶事，《三国演义》与影视剧中将董卓塑造成了一个贪生怕死、迷恋权势、爱美好色的形象。

孙坚死后，董卓自以为天下无敌，不仅自封为‘尚父’，出入用天子仪仗，还大肆建造建宫殿，选美女，骄奢*逸，更加地残忍专制。当时从北地招安降卒数百人，董卓命人将他们带到百官前，手段极其狠辣，吓得百官大惊失色，但却没有一人敢反对董卓。

有一天董卓邀请百官饮酒作乐，席间董卓的义子吕布说张温意图谋反，董卓立即命人当场斩杀张温，吓得众人魂不附体，司徒王允亦然。司徒王允回府后想到董卓行事，顿觉坐立不安，直到夜深人静也无法入睡。他拄着拐杖去后花园散步，正仰天垂泪为汉朝担忧时，忽然听到有女子在牡丹亭畔哀叹。

王允走过去，发现原来是府中的歌伎貂蝉在此长吁短叹。貂蝉虽是王允府中的一名歌伎，却被自幼培养，教导礼仪，学习琴棋书画。她身姿匀称，正值芳华，王允灵机一动，想出利用貂蝉的美色离间董卓父子。

王允立即安排了董卓与貂蝉见面，又同时将她许给了吕布。董卓初见貂蝉便惊为天人，问她年芳几何，对这位恍若仙子的女子十分欣赏。年轻貌美、才艺俱佳的貂蝉很快就让董卓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而王允顺势将貂蝉送给了董卓。

当吕布来找貂蝉时，王允将所有责任推给了董卓，将董卓塑造成一个好色至极，夺人爱女的恶霸。吕布当即气愤异常，与义父离心，而一次去董卓府中找貂蝉，又被董卓撞到，董卓愤恨之余追打吕布……终使董卓与吕布反目成仇，吕布同王允设计杀死董卓。

董卓因为好色中了王允的诡计，失去了吕布一员大将，不仅与他反目相对，还因此多了一个劲敌。读者看来，无不嗤之以鼻，对董卓也大为反感。

颠覆认知

然而在1924年，考古专家于新疆发现了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目前为止最早的注解《三国志》的抄本。

而在抄本中，对董卓有一段记载，大概意思就是胡、羌等人常常侵犯汉朝，烧杀抢掠，幸亏董卓带领兵士讨伐追捕，屡获战功，除暴安良约有百余战。

这些文字与之前《三国演义》以及《三国志》中的记载有些出入，上面的文字令人动容，颠覆了我们对董卓的传统认知。

他也曾经为大汉流过血，流过泪，而董卓的西北战绩更是杰出无比，不容忽视。尤其是那一句，“卓数讨羌胡，前后百余战”将董卓塑造成了一个沙场秋点兵的大将形象，屡次出征，为大汉立下了汗马功劳，百余场战争也展示了董卓强大的武将实力，而非只是一个依靠吕布，贪生怕死的小人。

这篇文章也让更多的人以客观的角度去解读董卓的形象。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人物是只有一面的，也许董卓并不是书中那个完全一无是处的反面形象。尤其是根据书中的记载，董卓绝对不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他原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赫赫战功来平步青云。

也有许多人研究，当时是何进采纳袁绍的建议召董卓入京，也许董卓在京之前也曾经是一员忠心耿耿的勇猛武将，只是进京之后，尝到了权力的滋味，被权势迷了眼，蒙住了心，所以做出了只手遮天之事，成为遗臭千古的大反派。

《三国志》抄本的出土，让后人认识了一个全新的董卓。董卓在征战沙场之时，还是比较安分守己，只是进京之后权力的欲望一发不可收拾。但是不可否认，他也曾经为东汉建立功业，立下汗马功劳。

权力的膨胀使董卓变成了穷凶极恶之人，而东汉的灭亡也非董卓一人之过，朝廷自身也出现了极大问题。这样的局势给了董卓施暴的机会，使其变得残暴不仁，得到权势的董卓又肆意妄为，加重了东汉的恶劣局势，推动他走向了灭亡。

总而言之，我们评论历史要具有批判性与客观性，对待董卓这样一个人物更要全面来看，倘若出土的记载真实，那么董卓也算得上是一代枭雄，为汉朝立下过不可泯灭的功劳，老夫聊发少年狂，只可惜晚节不保，做出了无数残暴之事。

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从古时传抄递印下来的文献，一般来说就是各种古籍；出土文献指的是通过地下发掘得到的各类文献，属于考古文物的范围。

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并不那么泾渭分明，出土文献经历一段时间后必然要变成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传世文献，就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如《赫拉克勒斯之盾笺释》，汉译本来自Pelay编写的《赫西俄德的叙事诗》中的希腊文部分，而Pelay编写的这本书，底稿是流传下来的古老手抄本。

具体区别

传世文献常有多版本可以互证，比如说慕尼黑版本、牛津版本等等，多是中世纪的传世抄卷。而出土文献分广义狭义，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狭义的概念，一般是指出土的书籍。

例如这条旧闻《希腊考古引发人们对荷马史诗之谜的新关注》，讲2018年在希腊奥林匹亚出土了一块泥土版，是公元三世纪前的文物，上面雕刻着《奥德赛》中的十三行诗句，号称在希腊境内发现的目前最早的荷马史诗文字记录，这就是典型的出土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