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本体论是什么
孟子的本体论是什么
孟子的本体论围绕“仁”,仁之本体不能从经验界获得确证,通过给予恻隐之心以道德的规定,将其从自然存在中超 ,赋予其形上意义,同时又将自然天道加以道德化,就使仁体提升为天命,在天道的大化流行中立定了仁的本体根基。
孟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由于相关资料极其缺乏,至今仍无确切定论。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孟子大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卒于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后。 孟子的生平大略见于《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论语》之后的又一部语录体儒家国学智慧经典著作。孟子被后儒尊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一人”。由于处在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孟子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质的体现者。《孟子》后世被列为《四书》之一,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民族性格与观念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孟子究竟为什么而著书立说呢? 捍卫儒学价值 孟子生活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空前混乱,诸侯征伐频繁,而且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者在宣扬其学说时常常遭遇论敌的辩论。为捍卫儒学价值,他一方面与杨、墨等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孟子展现出了杰出的辩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孟子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为驳斥异已而不得不与百家相争。孟子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解释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书中有多处孟子与其他学派辩论的记载。他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被诸侯视为“迂阔于事”,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仅重视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晚年还与弟子著书立说,弘扬了儒学价值。 创立儒学体系 孟子学说是对当时中国儒学传统的总结和创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个对孔子思想予以体系化的人。孔子学说是语录体的,虽然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统,比较散乱。孟子通过艰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体系。孟子学说是较为系统的人学,人学是其全部学说的中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孟子的人学思想是当时的道德危机在其学说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说使儒家国学智慧思想具有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深度,从而把儒家国学智慧学说真正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意识中,从而也把人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个体人的自然本性联为一体,解决了个体人的儒化问题。孟子不仅在具体细节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学说等)。孟子对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将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协调在一个系统里,他使得儒家国学智慧学说深入到人性之内(以后各家虽然就人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丝毫不影响儒家国学智慧思想的
儒家的本体论 和西方的本体论是无区别的 对吗对吗
论中西本体论的差异 douban/group/topic/1063294/
关于孟子的论文
众所周知,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络,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对孟子仁政学说中的两项主要原则即经济原则和道德教化原则做一番阐释。 孟子的仁政思想有两个必然之前提,此两前提互为补充说明,缺一不可。一前提为井田经界之准确划分(“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另一前提为百姓民众生无衣帛渔肉之忧,死无送终厚敛之虞(“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认为,实施仁政一定要从正经界开始,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1]经界不正,就会导致各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滋生及暴君污吏胡作非为、无是非曲直价值标准等混乱局面的出现。若井田之经界划得准确,皆为百亩之田,“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因此,正经界是实施仁政之第一要务。经界既正,孟子设想的西周时期实行过的井田制便有了实施的可能[2],正经界是正井田的基础,正井田是正经界之必然。“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3]孟子所说的“耕者九一”具体说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家,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4]。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与西周初年实行的井田制已大不相同,带有理想化的成分在内。孟子设计的井田制是以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制度,其政治目的就在于使庶民百姓都能牢牢扎根于土地之上,从而达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5]的目的,百姓民众才会无衣帛渔肉之忧,送终厚敛之虞。做到了“正经界”和“养生丧死无憾”,只是孟子实施仁政王道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和解体,对社会政治秩序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和破坏,形成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钜万者乃与王同乐”的社会风尚。孔子曾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6]在孔子看来,只有解决了庶民百姓的生计问题,消除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才能使社会达到稳定和谐的局面。可见,关注庶民百姓的生存条件、生活状态一直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孟子在其仁政思想体系中同样把儒家的这一鲜明思想主题作为自己的题中应有之义。孟子针对当时社会上兵燹不已、战乱不断,庶民百姓“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7]的悲惨局面,指出要让百姓做到“养生丧死无憾”,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制民恒产的问题。如果说“正经界”与“养生丧死无憾”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基础的话,那么,制民恒产就是孟子仁政思想实施的第一步。所谓“制民恒产”就是为百姓提供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孟子的政治逻辑就是,治民之要在民事
孟子的本源论主要内容是什么
孟子的本源论主要内容是“天道论”和“性善论”,即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而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
(一)天道论。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其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孟子·离娄上》认为“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客观世界有其自己的规律,是人所不能违反的。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
(二)性善论。孟子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孟子在《告子上》中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性善论”是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其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 其以“性善论”作为人们修养品德和行王道仁政的理论根据,认为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的要求源于人的本性本心,有伦理学意义。同时,“性善论”认为通过学习人人可以成为尧舜那样的君子,又强调了教育的可能性,具有很大的的教育意义。
汉代孟子新思想有了什么新发展
据今人研究,《与龚舍人书》或非王安石所作(28),但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则确为安石所有。试看《尹和靖语录》所引王安石“道义重,不轻王公;志意足,不骄富贵”之语,便可见其思想确由孟子而来。而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记王安石对战国时期楚才晋用习俗的首肯之论,以及安石本人屡召不试的事实等,则又可见其确实深受孟子人格精神的影响。
宋儒在思想观念上受孟子多方面影响,而最著者则为心性论。本来,孔子很少谈论心性问题,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29孟子始揭“性善”论旨,大倡其“心”说,奠定下儒家心性论的理论基石。但由汉及唐,诸儒“泥于训诂,多精义理”(30),并未沿承孟学理路,而宋儒则讲明义理,好研心性,将孟学光而大之。这在他们看来,乃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胸襟,以“心解”之法即创造性的解释来承继发扬孔、孟而后中断了千百年之后的传心之学。
宋儒推重孟子的心性义理之学,对之赞不绝口。王安石《性论》云: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圣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学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轲;孟轲,学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载于《语》,子思、孟轲之言著于《中庸》而明于七篇。然后世之学者见一圣二贤“性善”之说终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岂非惑于《语》所谓“上智下愚”之说欤?噫!以一圣二贤之心推之,则性归于善而已矣,其所谓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31)
这里明确标举《中庸》、《孟子》,并以“性善”说为孔子、子思、孟子一脉相承之教。张载提出,孟子的性论乃是通过“心解”而得到的孔子的“心传”,他说:“若孟子言‘不成章不达’及‘所性’、‘四体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乃心以解也。”(32)程颐在答门人唐棣“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之问时说:
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其禀受处不相远也。(33)
在他看来,孔、孟心性论的差异是由各自立论出发点不同导致的,而其实质则并无异样。他更进而认为:“‘性相近也’,此言所禀之性,不是言性之本。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34),试图以孟子的“性善”论来 孔子的“性相近”之说。朱熹为孟子的心性论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孔子思想的发展,他对之申论道:
性是太极浑然之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万量,而纲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义、礼、智。孔门未尝备言,至孟子而始备言之者,盖孔子时性善之理素明,虽不详著其条而说自具;至孟子时,异端蜂起,往往以性为不善,孟子思有以明之,于是别而言之。(35)
此论为宋代很多学者所认同,如其高弟陈淳即指出孟子“性善”论根源孔门而有所发展,
说:“孟子道性善,从何而来?孔子《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夫子所谓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头处说,孟子所谓性者则是就‘成之者性’
处说,是人生之后事。其实,由造化源头处有是‘继之者善’,然后‘成之者性’时方能
知如是之善,则孟子所谓实渊源於夫子所谓者而来,而非有二本也。”(36)此外,其思想曾
受到朱熹猛烈攻击的张九成亦谓:“孟子源流甚正,认得不错,但人之不思耳。孔子尝曰: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即善也,其言岂无所自?”(37)
孟子的心性论确乎对宋儒有深刻影响。周敦颐将孟子的“寡欲”说发挥为“无欲”论,
说:“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予谓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
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38)他在《通书圣学章》中又指出:学圣人
有要,要在“一”,“一则无欲”。由此“无欲”论发展而成的“存天
孟子古文心之四端
四端之心是理性与情感的统一,它不只是孟子性善论得以成立的根据,同时也是道德行为得以可能的直接动力。四端之心并非简单并列的关系,四端以恻隐为根基,羞恶、辞让(恭敬)、是非是以恻隐为基础而次第展开的,这可以说是孟子四端之心的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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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孟子 四端之心 性善论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1-0136-05
“四端之心”是孟子哲学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石,准确理解孟子的四端之心是我们合理把握孟子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关键之所在,惜乎学界对孟子的四端之心,尤其是四端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充分的讨论。周海春先生新近发表的大作《孟子“四端”思想的伦理价值》(载于《道德与文明》)2013年第1期)对四端之心及其内在关联给出了十分独到的分析,读后颇受启发,然仍觉周先生的看法有可商榷之处,故略陈浅见,以向周先生请教。
一、四端之心的本质意涵
孟子所谓四端之心亦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恭敬之心)与是非之心,当然孟子的意思并不是说人有四个心,上述四者不过是同一个道德心的不同面向而已。如何从本质上把握四端之心的根本特征呢?我们可以由《孟子》一书中的两个“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说起。
为说明恻隐之心的存在,孟子有如下思想实验:“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三个“非……”说明怵惕恻隐之心的发用并非以任何外在目的为条件,换言之,恻隐之心的发用乃是无条件的或不涉利害考量的。“乍见”则是形容时间极其短暂而不容思量,“随见而发”,这也就是说,恻隐之心的发用具有自发性或直接性。
为说明羞恶之心的存在,孟子则有如下思想实验:“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哮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朱子注曰:“虽欲食之急而犹恶无礼,有宁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恶之本心,欲恶有甚于生死者,人皆有之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章句集注卷十一》)“哮尔”、“蹴尔”同样意在说明,面对突如其来之事,羞恶之心的生起具有自发性和直接性。
对于孟子而言,四端之心发用的自发性与直接性乃是性善说得以成立的关键。就先秦诸子讨论人性问题的整体背景来看,所谓人性是指人生而本有的某种自然而然的行为倾向(characteristictendency)。告子“生之谓性”、“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以及荀子“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荀子·正名》)等说法正说明了这一点。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作为仁、义、礼、智之“端”,乃人之善行得以产生的内在根据和直接推动力。四端之心发用的自发性与直接性正好说明,四端之心推动道德行为或善行的产生乃是人的一种不涉利害考量的自然而然的行为倾向。孟子在与告子论辩时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尤有不下。”(《孟子·告子上》)这只有在这一意义上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当然,这一行为倾向也是人生而本有的,孟子的性善说正是在这一意
孟子是一个样的孩子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关于他的生卒年代,由于相关资料极其缺乏,至今仍无确切定论。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孟子大致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前后,卒于周郝王十二年(公元前303年)前后。 孟子的生平大略见于《史记》:“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当是之时……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是《论语》之后的又一部语录体儒家国学智慧经典著作。孟子被后儒尊称为“亚圣”,是孔子之后“第一人”。由于处在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孟子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而,孟子成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真儒”――儒之本质的体现者。《孟子》后世被列为《四书》之一,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与气质、民族性格与观念有着深刻影响。 那么,孟子究竟为什么而著书立说呢? 捍卫儒学价值 孟子生活的时代,不仅社会秩序空前混乱,诸侯征伐频繁,而且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儒者在宣扬其学说时常常遭遇论敌的辩论。为捍卫儒学价值,他一方面与杨、墨等诸家学说激烈论战,一方面亲率弟子游历宋、滕、齐、梁诸国,向他们阐述“仁政”主张。在与其他学派的辩论中,孟子展现出了杰出的辩才。“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滕文公下》)公都子说:“外面的人都说老师喜欢辩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而辩论啊!”孟子所谓“不得已”,指的是为驳斥异已而不得不与百家相争。孟子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解释道:“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从前禹平息了洪水而使天下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而使百姓安宁,孔子编写了《春秋》而使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畏惧……我也想端正人心,抑制谬论,反对偏激的行为,驳斥荒诞的言论,以此来继承(禹、周公、孔子)三位圣人的事业。我难道是喜欢辩论吗?我是不得已啊。” 《孟子》一书中有多处孟子与其他学派辩论的记载。他的主张虽然不合时宜,被诸侯视为“迂阔于事”,但他从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不仅重视教育,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人生一大乐趣,晚年还与弟子著书立说,弘扬了儒学价值。 创立儒学体系 孟子学说是对当时中国儒学传统的总结和创新,孟子一生崇拜孔子,认为“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自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孟子是第一个对孔子思想予以体系化的人。孔子学说是语录体的,虽然在各个领域都有他的看法,但不太系统,比较散乱。孟子通过艰苦的努力,按照人本主义的逻辑建立了一个体系。孟子学说是较为系统的人学,人学是其全部学说的中心。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时期,孟子的人学思想是当时的道德危机在其学说中的反映。人性善和“四端”说使儒家国学智慧思想具有了自然主义人性论的深度,从而把儒家国学智慧学说真正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意识中,从而也把人与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及个体人的自然本性联为一体,解决了个体人的儒化问题。孟子不仅在具体细节上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如仁政、王道、四德学说等)。孟子对人性的研究是很深入的。他能将人性的研究和孔子的基本思想协调在一个系统里,他使得儒家国学智慧学说深入到人性之内(以后各家虽然就人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但它丝毫不影响儒家国学智
中国哲学关于本体论的思考先后出现的观点有哪些 5分
主要分“儒”、“道”两家:
道家:1、“道本”;2、“元气”(如:淮南子、谒冠子 等)
儒家:基本特点是以“道德”作为形而上的实体。儒家内部也有不同的派系。其中一系对于形而上的真体只理解为‘存有’(Being, ontological being)而不活动者(merely being but not 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此为程(伊川)、朱(晦庵)之学;
另一系却以“形而上的实体(散开说,天命不已之体、易体、中体、太极、太虚、诚体、神体、心体、性体、仁体)乃是‘即存有即活动’者”;此为周(敦颐)、张(载)、胡(巨集)、刘(宗周)等人之学;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东南人),离孔子的故乡曲阜不远。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更是读书人的必读书了。 《孟子》是记载孟子及其学生言行的一部书。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曾带领学生游历魏、齐、宋、鲁、滕、薛等国,并一度担任过齐宣王的客卿。由于他的政治主张也与孔子的一样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乡聚徒讲学,与学生万章等人著书立说,“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赵岐在《孟子题辞》中把《孟子》与《论语》相比,认为《孟子》是“拟圣而作”。所以,尽管《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但实际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已经把它看作辅助“经书”的“传”书了。汉文帝把《论语》、《孝经》、《 孟子》、《尔雅》各置博士,便叫“传记博士”。到五代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孝宗时,朱熹编《四书》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
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它在儒家典籍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著名学者杨伯峻先生总结了三种说法:一是孟子自己所著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和清代焦循在《孟子正义》中都持这种看法;二是认为《孟子》是孟轲死后由其门人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记述的,唐代韩愈、宋代晁公武等人都主张这种观点;第三种看法认为《孟子》一书是由孟子和弟子们合定的,司马迁在《史记•孟荀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朱熹的观点与司马迁相近,他一方面认为孟子必定亲自下手,所以才“首尾文字一体”,少有瑕疵;另一方面又认为有些内容是“其徒所记”,由孟子加以删定。杨伯峻和现代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司马迁的观点是最为可信的。
孟子名轲,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县)人。他的先世已不可考,赵歧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是鲁国公族孟孙氏的后代,所以他将母亲归葬于鲁。杨向奎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比较可信的。《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说他父亲名激,字公宜;他母亲姓仉,这些说法都不可确信。
孟子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古今都有各种推断。如元代程复心的《孟子年谱》说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 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 年),享年84 岁;今人杨伯峻则认为孟子生于公元前385 年,卒于公元前304 年。尽管如此,孟子生活的相对年代还是清楚的。
孟子小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教育非常严格。西汉韩婴的《韩诗外传》记载了孟母“断织”的故事,刘向的《烈女传•母仪》也记载了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的故事是这样的:孟子的家原来住在坟墓附近,孟子就和孩子们一起玩埋死人嚎哭的游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不利于孟子的品德成长,就搬到了一处热闹集镇。孟子每天看到往来的商贾和江湖人物,就和孩子们一起模仿他们的骗人把戏。孟母觉得这个地方仍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就又将家搬到一所学宫附近。孟子跟着读书人一起学习诗书礼义,孟母这才感到满意。《孟子》书中非常强调环境对教育的意义,这可能与他小时候的这个经历有关。“断织”的故事说的是孟子小时候时常逃学,有一次孟母当着他的面将织布机上的经线割断了,以此教育孟子,布是一丝一线织成的,学问品德也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学业不能中断。后世童蒙读物《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讲的就是这两则故事。
关于孟子的师承,也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弟子,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赵歧在《孟子题辞》中都主此说。但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因为子思的年龄比孟子大得太多,孟子可能赶不上向子思学习的机会。第二种说法以《孟子外书》为代表,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儿子子上的弟子。但《孟子外书》可能是伪书,而且子上的年寿也不高,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第三种是司马迁的观点,认为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现代学者大多认为这种说法比较可靠。
孟子的生平与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游列国,到处宣传自己的学说。最风光的时候有从车数十乘、侍从数百人。所到之处,国君都赠送黄金,供给衣食,听取他的议论。从《孟子》一书中可以看出,他到过的国家有齐、宋、邹、鲁、滕、魏等。但总的说来,他的游说是不成功的,各国国君都不能接受和实行他的“仁政”学说,这是时代所决定的。所以当孟子年老的时候,他也和孔子一样不再出游,而是和弟子们从事著书立说的工作。
《史记•孟荀列传》中说《孟子》共有7 篇,赵歧将这7 篇都分为上下两卷。但应劭的《风俗通•穷通篇》和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却说《孟子》有11 篇。赵歧认为,其中多出来的《外书》4 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政》,都是伪书,后来也渐渐亡佚了。
《孟子》一书对于儒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理学家程颐说:“孟子有功于圣门,不可胜言。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仲尼只说一个‘志’,孟子便说许多养气出来。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说:“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孟子性善、养气之论,皆前圣所未发”(朱熹《孟子序说》引)。笔者认为,《孟子》的思想主体是伦理政治学说,其理论基础是性善论。
仁政、兼爱、非攻,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民本思想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孟子一方面严格区分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地位,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且模仿周制拟定了一套从天子到庶人的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比作父母对子女的关系,主张统治者应该像父母一样关心人民的疾苦,人民应该像对待父母一样去亲近、服侍统治者。
孟子认为,这是一种最理想的政治,如果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反之,如果不顾人民死活,推行虐政,将会失去民心而变成独夫民贼,被人民推翻。仁政的具体内容很广泛,包括经济、政治、教育以及统一天下的途径等,其中贯穿着一条民本思想的线索。这种思想是从春秋时期重民轻神的思想发展而来的。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孟子十分重视民心的向背,通过大量历史事例反复阐述这是关乎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关键问题。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所谓“经界”,就是划分整理田界,实行井田制。孟子所设想的井田制,是一种封建性的自然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为基础,采取劳役地租的剥削形式。每家农户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吃穿自给自足。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他们才不去触犯刑律,为非作歹。孟子认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统治者再兴办学校,用孝悌的道理进行教化,引导他们向善,这就可以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孟子认为统治者实行仁政,可以得到天下人民的衷心拥护,这样便可以无敌于天下。孟子所说的仁政要建立在统治者的“不忍人之心”的基础上。孟子说:“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不忍人之心”是一种同情仁爱之心。但是,这种同情仁爱之心不同于墨子的“兼爱”,而是从血缘的感情出发的。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政就是这种不忍人之心在政治上的体现。
孟子把伦理和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强调道德修养是搞好政治的根本。他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后来《大学》提出的“修齐治平”就是根据孟子的这种思想发展而来的。
道德伦理
孟子把道德规范概括为四种,即仁、义、礼、智。同时把人伦关系概括为五种,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仁、义、礼、智四者之中,仁、义最为重要。仁、义的基础是孝、悌,而孝、悌是处理父子和兄弟血缘关系的基本的道德规范。他认为如果每个社会成员都用仁义来处理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封建秩序的稳定和天下的统一就有了可靠保证。
为了说明这些道德规范的起源,孟子提出了性善论的思想。他认为,尽管各个社会成员之间有分工的不同和阶级的差别,但是他们的人性却是同一的。他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这里,孟子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摆在平等的地位,探讨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这种探讨适应于当时奴隶解放和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标志着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推进。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孟子,姬姓,孟氏,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济宁邹城)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
宣扬“仁政”,最早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韩愈《原道》将孟子列为先秦儒家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元朝追封孟子为“亚圣公·树宸”,尊称为“亚圣”,《孟子》一书,属语录体散文集,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的弟子共同编写完成,倡导“以仁为本”。
代表作有《鱼我所欲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富贵不能*》和《寡人之于国也》被编入中学语文教科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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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奠定: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被后人称为"亚圣"。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
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
《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之一了。
追封追谥:
宋朝 元丰六年(1083年) 宋神宗 邹国公。
元朝 至顺元年(1330年) 元文宗 邹国亚圣公。
明朝 嘉靖九年(1530年) 明世宗 奉为亚圣,罢公爵。
明朝景泰二年,孟子嫡派后裔被封为翰林院五经博士,子孙世袭。
民国三年,73代翰林院五经博士孟庆棠改封奉祀官。
民国24年,改称亚圣奉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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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码: 7juf孟子的思想主张民本,仁政,教育和性善论。
1、民本思想:孟子根据战国时期的经验,总结各国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著名论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如何对待人民这一问题,对于国家的治乱兴亡,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2、仁政学说: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孟子的政治论,是以仁政为内容的王道,其本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3、孟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他们都把全民教育当作实行仁政的手段和目的。
一方面,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加强学校教育;另一方面,要求当政者要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孟子的主要哲学思想,是他的“性善论”,“性善论”是孟子谈人生和谈政治的理论根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中心环节。
孟子的哲学思想:
孟子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天命思想,剔除了其中残留的人格神的含义,把天想象成为具有道德属性的精神实体。
他说:“诚者,天之道也。”孟子把诚这个道德概念规定为天的本质属性,认为天是人性固有的道德观念的本原。孟子的思想体系,包括他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都是以天这个范畴为基石的。
孟子的天道认为天是最高的有意志的,人世间的朝代更替、君王易位,以及兴衰存亡、富贵穷达,均是由天命所定。人对于天必须百依百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天意是不可抗拒的。他站在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对立面,否认人的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与生俱来的先天的善性的萌芽。
《孟子》一书共七篇,是战国时期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与其他各家思想的争辩,对弟子的言传身教,游说诸侯等内容,由孟子及其弟子(万章等)共同编撰而成。
《孟子》记录了孟子的治国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和政治行动,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属儒家经典著作。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主张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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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七篇十四卷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但考诸《孟子》,孟轲所见时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邹穆公、滕文公、鲁平公等皆称谥号,恐非孟子自作时所为也;又记孟子弟子乐正子、公都子、屋卢子皆以“子”称,也断非孟子之所为,其编定者极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书大约在战国中期。
《孟子》一书不仅是儒家的重要学术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极富特色的散文专集。其文气势充沛,感情洋溢,逻辑严密;既滔滔雄辩,又从容不迫。用形象化的事物与语言,说明了复杂的道理。对后世散文家韩愈,柳宗元,苏轼等影响很大。
-孟子
编辑于 2019-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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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2023-08-08 04:32:14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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