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的畲族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乌饭节。

　早在隋唐时期，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就成了畲族先民的主要活动区域。但令人意外的是，据当地家族谱牒记载，畲族三大主姓中，当时仅有雷氏、钟氏聚居于闽西南，以宁化雷氏、长汀钟氏为著，唯独不见三姓之首蓝氏的踪影。资料显示，直到数百年后的南宋中叶，蓝氏族人才姗姗来迟肇居此地。

　徙居闽西南的畲族蓝氏族人一致认为蓝吉甫是蓝氏入闽第一人。

　据说，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正值兵慌马乱、民不聊生之际。18岁的蓝吉甫随同避难的人群从江苏句容南下，途中与父母兄弟失散，只身流落到福建福清五福乡开基创业。蓝吉甫娶福清姑娘林七娘为妻，生了3个儿子：长子常新，次子常美，三子常秀。

　淳祐六年（1246年），25岁的蓝常新离开福清徙居建宁崇善坊，重开基业。妻子李氏，福清人，生了5个儿子，长子万一郎嗣后离开建宁，肇居汀州宁化石壁，成了汀州蓝氏开基始祖。至今，从闽西南到粤东、赣南乃至台湾，蓝吉甫的后裔满天下。

　不过，笔者却从《八闽通志》和《福建通志》中找到一则记载，足以证明蓝吉甫入闽之前福建已有蓝氏族人世居。泉州府晋江籍学子蓝圭、蓝丞兄弟于北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得中进士，而后蓝圭官居太常寺丞，蓝丞历任南剑州、汀州知州。北宋天圣八年比南宋宝庆元年早了近200年，明清福建省志中确凿无疑的记载，彻底打破了多年来闽西南蓝氏族人一致认为蓝吉甫是入闽第一人的传统说法。

　明代开始，古福州府（辖今福州、宁德）成了全国畲族最集中的地方。遗憾的是，至今都找不到一部完整的蓝氏家族谱牒，能让人准确无误地知道他们明代以前生活在哪里，其家族先祖的名讳行状和世系排行。古福州府的畲族并不认同蓝吉甫是他们的先祖，他们中的大多数宁愿相信先辈流传下来的一段话：“祖上世居广东潮州，唐光启二年（公元886年），盘、蓝、雷、钟、李共360口从王审知为乡导官入闽，至连江马鼻登岸，徙居罗源大浿头。盘王端一船被大风漂流，不知去向。”

　据说这段话是有“历史依据”的，因为《资治通鉴·唐纪》中记载：“唐景福元年（公元892年）二月，王潮以从弟彦复为都统，弟审知为都监，将兵攻福州。民自请输米饷军，平湖洞及滨海蛮夷皆以兵船助之。”但是，平湖洞在今福建中部沿海的莆田，王氏从莆田攻打福州何来广东入闽之说？能以“兵船助之”的当地滨海民众与其说是畲民还不如说是疍民更为恰当！

　蓝氏究竟是何时入闽的呢？明清以来，浙江南部聚居了众多畲族先民，据悉大部分徙自福建东北部的福州、宁德两地。近些年当地的畲族古籍被大量发掘面世，其中不乏蓝氏家族谱牒的珍品。来自景宁、龙游、兰溪等地的十多部蓝氏族谱显示，虽然他们的祖先从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迁入浙江，却有共同的世系渊源和共同的始祖蓝一可。现今流传于世保存完好的有民国三年的8卷和12卷两种刻本，为叙述方便，本文将它们统称为“蓝氏一可公宗谱”。

　蓝氏一可公宗谱的卷首共收录新旧谱序26篇，创修于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创修时有唐开成元年（公元836年）的“草录一秩”作为参考。而后直至民国三年（1914年），共续修16次，其中宋代两次，元代3次，明代5次，清代5次。前后相距674年，平均每隔42年续修增补一次。正由于先祖的坚持不懈，使得该族谱世系格外清晰，内容翔实，在目前已知的所有畲族族谱中实属罕见，对研究畲族历史渊源和家族迁徙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打开世系表可见，第一世为入闽始祖蓝一可，讳滋生，生于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卒于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祖上世居南京，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徙居福建上杭县大洋埠（又称蓝家渡）肇基创业。

　第十三世，罗源始祖蓝允富，名玉斯，生于唐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卒于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年）。祖上世居上杭，于唐末五代梁开平年间徙迁罗源县南乡九都清格林家庄开基立业。其兄蓝允玫迁居南京，为当地高峰岗开基祖。蓝允富生4子，次子蓝力达于宋初由罗源移迁连江县西乡灵九峰傅庄，成为连江始祖。

　第二十世，古田始祖蓝锡程，生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卒于南宋建炎元年（1127）。蓝锡程在大观年间（1107年至1110年）曾任漳州通判，因受宦官迫害，隐居古田大坪源小茶岭蓝家山，从此派衍古田。该蓝氏一可公族谱即由蓝锡程长孙蓝渭林于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主持创修。

　第三十世，福安始祖蓝丹山，生于元大德十一年（1370年），卒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祖上世居古田，于元末至正年间徙居福安东门。传至第三十四世蓝相益，生5子，于明代分别离开福安。长子蓝敬华、次子蓝敬太、三子蓝敬泉、四子蓝敬连迁居浙江处州云和、丽水等地，只有幼子蓝敬棠留居祖地。

　综上所述，该蓝氏的历史迁徙流程是：唐朝时，蓝一可自南京迁至上杭；五代时，蓝允富迁至罗源，蓝力达迁至连江；宋朝时，蓝锡程迁至古田；元朝时，蓝丹山迁至福安；明朝时，蓝敬泉兄弟迁至浙江。

　由于该世系表是最终移居浙江的蓝氏族人所编纂，按修谱惯例只详尽记述本支祖，对支派点到为止。不过从中仍可以得知，唐代有第四世蓝誉文移居广东潮州，第六世蓝芳永、蓝芳远移居安徽，第八世蓝进元移居四川雅安；宋代有第十六、十七世数支回迁上杭祖居地，第二十世蓝锡传移居安徽凤阳，第二十三世蓝钧启移居宁化石壁等等。

　如果上述蓝氏一可公宗谱的记载真实可信，那么畲族蓝氏先民入闽就应该是在唐太宗贞观年间（公元627年至公元649年），他们原居地为南京，肇基地是上杭，这倒应了闽东北、浙西南畲族《高皇歌》中常见的一句话：“都是南京一路人。”

　罗源一带的蓝氏畲民信誓旦旦地认为他们的先祖早在唐末五代王审知主闽时期就入迁当地，看来这也不见得是空穴来风。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909年），王审知在福州称闽王，据蓝氏一可公宗谱记载，其第十三世蓝允富正是在开平年间（公元907年至公元911年）徙迁罗源开基立业。

　江西赣州是中原人氏入闽的集散地，至今赣州客家祖祠中还年年供奉蓝氏的神主牌，或许蓝一可是第一拨入闽，蓝吉甫是第二拨入闽，或许蓝吉甫只是蓝一可后裔中的一个支系。随着日后更多畲族古籍的发现，蓝氏入闽之谜将会找到最终的答案。

古籍是文化的载体，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录。让古籍活起来，就是让古籍重新流传开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古籍，深入了解古代文化，从而增进民族的文化认同感，促进社会的文化交流，让文明历史继续流传下去。

总的来说，让古籍活起来的目的有以下几点：

1、保护文化遗产，把遥远的历史变成当下的精神财富；

2、让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过去，协助今日国家建设；

3、充分利用、发掘古籍中的科学思想，启发当今科技发展；

4、传承文化，让古籍活起来，让整个社会都能传承精神文明。

传略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西汉宗室,传见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所附。

刘向五世祖名交,是汉高祖刘邦的同父异母弟,建汉后被封为楚王。其父刘德,仕昭、宣两朝,任宗正,赐爵关内侯,又封为阳城侯。刘向为刘德之次子,12岁以父荫为辇郎,20岁为谏大夫,以文学受宣帝信任。汉宣帝迷信神仙方术,刘向为讨好皇帝,献出家藏之刘安枕巾鸿宝苑秘方,言据之可炼出黄金。宣帝令典上方据之炼金,然费多而方不验,遂以铸伪黄金罪判刘向死刑。其兄刘安民交出封邑户口的一半,将其赎出,从此,刘向悉心钻研学问,被征到石渠阁讲论梁传,成为经学大师。重新步入仕途,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即位后,由于执掌朝政的萧望之、周堪的赏识,刘向被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成了辅政的要员。当时,外戚放纵,中官弄权,刘向于是多次上书论时政得失,得罪了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再次被捕下狱。不久,因地震等灾异而释出,任中郎。接着又因指使其外亲上书请求黜退弘恭、石显,而以奸诈罪第三次下狱,废为庶人。从此在家闲住十余年。仕途的挫折,使他对宦官之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遂著疾谗适要救危世颂等作品,寻求挽救刘汉危机的良方。同时,他认真读书,学问更有长进。汉成帝即位,此时刘向由更生改名向,被召为中郎,迁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任,受诏领校五经秘籍,以主要精力从事书籍整理编目和学术著述。

当时,风俗奢*,赵皇后、卫婕妤等由微贱起家,越礼制。刘向认为,王教应该由内及外,从亲近者开始,于是从诗书中搜集贤妃贞妇和嬖孽乱亡的事迹,撰为列女传。又搜集历代人物事迹、兴亡经验等,撰成新序说苑等书,上奏皇帝。针对当时外戚王氏专权,他搜罗历代符瑞灾异之事,推演其迹象祸福之验,著为洪范五行传,说明王氏专权的危险。刘向建议汉成帝强宗室、防奢侈、夺外戚权。成帝心知刘向之忠,却无法实行。成帝几次想将刘向用为九卿,都被王凤或丞相御史所阻拦,刘向君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建平元年卒,享年72岁。

刘向有三子,长子傲,是易学教授,官至郡守；次子赐,九卿丞；少子歆,王莽时为国师公,在学术史上很著名,又是继刘向负责校书工作的学者。

影响刘向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他对书籍的整理编目上。

先秦时期,积累和流传了大量的文献典籍,秦始皇焚书,给文献典籍的保存造成了重大的灾难。西汉王朝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书籍愈积愈多,到汉成帝时,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故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这些书籍,分散收藏,没有统一编目,而且大部分书籍篇章缺失,文字脱讹,内容差异重复,如果不加以整理校勘编目,将无法利用而自然泯灭。汉成帝是一位好经书今古览博的天子,他于河平三年下令谒者陈农到各地搜求遗书,同时将太常、太史、博士、延阁、广内、秘室藏书集中到一起,由刘向负责,组织一帮专家进行校书编书的工作。公元前6年,刘向去世,汉哀帝下令刘歆继续此事业。两年以后,经过刘向、刘歆父子20多年的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经过整理的图书33090卷,收藏于天禄阁、石渠阁,建立了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刘向、刘歆还写出了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对中国历史文献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具体讲,刘向、刘歆父子的贡献有三个方面：第一,刘氏父子的图书整理,为先秦古籍的保存、流传,为图书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间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章炳麟说：书布天下,功由仲尼,其后独有刘歆而已。微孔子,则学皆在官,民不知古,乃无定臬。然自秦皇以后,书复不布。汉兴,虽除挟书之禁,建元以还,百家尽黜明其得书之难也。向、歆理校雠之事,书既杀青,复可写,而书贾亦赁鬻焉。故后汉之初,王充游雒阳书肆,已见有卖书者。其后卿章句之儒,而见周官；康成草莱之氓,而窥史记,则书之传者,广矣。

第二,创造了系统的古籍整理方法,校雠、辨伪、考据等学问自此产生。刘向父子整理书籍的程序分四步。第一步,兼备众本,广搜异本。不仅将各官府藏书聚集到一起,还派人到民间搜集遗书,向学者和同僚征求个人著述和藏本,以及利用个人的藏书。这样,同一种书就掌握到几种异本,为校勘奠定了基础。第二步,选定篇目,去除重复。当时,同为一书,往往篇目不同,各有残缺。刘向等将各种书籍的篇章分出条理,去掉重复的部分,经过考订,再剔除伪托的部分,确定其篇目,合为一部比较完整的书。第三步,纠理错简,校雠文字。根据选定的篇目,对其文句进行校订。

一人读经过校雠,发现和订正了许多古籍文字的脱讹衍误,使其错误大为减少。第四步,勘定书名,誊清新本。当时古籍同书异名者很多,还有的书名经长期流传出现讹误,因此,就需要对书名进行勘定。例如战国策之书名,就是刘向勘定的。经过勘定的书,最后抄缮于炙干过的竹简上,就作为定本保存了下来。刘向父子创造的这一套古籍整理方法,为后代学者所效法。

第三,开创了中国古代目录学。刘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编制目录。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为每一本书编写叙录。即在每本书校订以后,刘向、刘歆就为该书写一个提要,著录其书名、篇目,叙述校勘经过,介绍作者事迹,归纳书的内容、性质,评论思想或史实是非,剖析学术源流,确定书的价值。这些书录,不仅使读者了解书的情况,还创造出做书目提要的科学方法,备受后代学者赞誉。二是将各书的叙录单独抄出,合为一书,名别录,形成第一部丛书综合提要,这是第二方面的内容。第三方面内容是七略,这是在别录的基础上,由刘歆进行进一步加工而形成的一部综合性图书分类目录。全书将著录的图书分为六个大类,38种,603家。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当时的学术发展有很大的推动,对后世的目录学,更有着深远的影响。七略创造了书目的著录与考证述评相结合的目录形式,成为中国目录书的典范。

余论评价历史人物,一般着重于政治、军事上的勋业。其实,站在更高的视野,更应重视历史人物在文化积累上的业绩。因为,政治、军事仅决定了一时一事之成败,而文化却造就了民族的性格,影响于千秋万世。刘向从事的古籍整理,成就了中华文化传继上的一项大工程,为公元以来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我们以中华悠久文明自豪的时候,不应忘记刘向所成就的学术的深刻价值。

　　少数民族服饰不但形制千奇百怪，而且色彩也斑斓缤纷。构成这些千奇百怪、斑斓缤纷的衣饰的，既有棉布、丝绸、化纤，也有皮革、毛呢。我们不禁要问，少数民族服饰所用的衣料都是这样的吗不，许多少数民族衣饰的用料是我们所不知道甚至想象不到的。正是通过那些难以想象的少数民族衣饰的质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

类似用草作衣的事，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少见，一般是用山草或稻草编成蓑衣，作挡雨及御寒用，但也有用于穿着的。云南民族学院于1988年在文山州彝族地区征集到一件草衣，用稻草编成，工艺粗糙，形制古朴，犹如稻田中赶鸟的稻草人，但却明白无误是“衣”。至于前面已经提到的火草衣、火草领褂，却已属彝族服饰中的精品了。可见，草这一种得来十分容易的自然物，肯定是人类早期的衣料之一。

我国古籍中，早就有关于少数民族以树叶树皮为衣的记载。唐樊绰《云南志》说当时的踝形蛮“无衣服，惟取木皮以蔽形。”陈鼎《滇黔记游》说云南“夷妇纫叶为衣。飘飘欲仙。叶以野栗，甚大而软，故耐缝纫，具可却雨。”不同版本的《云南通志》，对基诺族、景颇族等都有“居无屋庐，夜宿于树巅，以树皮毛布为衣，掩其脐下，手带骨圈，插鸡毛缠红藤之类的记载。”鄂尔泰等篡《云南通志》对独龙族则说;“俅人，丽江界内有之，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无屋宇，居山岩中。”光绪《丽江府志稿》卷一也说：“俅人，男女皆披发，徒面苍黑，不知栉沐，树叶之大者为衣，耳穿七孔，坠以木环。”可见，在清代，象云南的基诺、景颇、独龙这样仍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以树叶、村皮为衣的现象还是比较普遍的。这种情况，部分地延续到本世纪中期。据五十年代初的民族调查材料，云南佤族解放前以棕皮为衣;拉枯族支系苦聪人用芭蕉叶和椰树皮做衣;西双版纳傣族用箭毒木树皮缝制衣服;勐腊县的克木人，到本世纪50年代中还普遍流行树皮衣。综观上面的简略引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用树叶、树皮为衣。的确曾经是早期人类历史上的事实。

用树叶、树皮作衣，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带来的提高，就必然导致树皮布的创制和生产。云南克木人穿着的树皮衣取自构树。构树又叫构皮树，桑科，落叶乔木，高可达十五六米，在云南山野有大量生长。构树叶卵形，有缺裂，较肥大，披硬毛，可以互相沾连成片，不需缝纫、构树皮由韧性极强的长纤维组成，是造棉纸和搓制绳索的好材料。克木人从构树干上削取一米多长的树皮，在水里浸泡二十天左右，取出用木棒锤打，洗去灰黑色外皮，便成结实坚韧的衣服料子。其实，这就是在制造树皮布。与此相似，过去穷苦的基诺人家还采割纤维树皮作垫絮被盖，用这种纤维树皮捶制的“木棉被”，纤维交错，坚韧耐用。苦聪人的树皮布却用藤葛制成。他们把粗大的藤葛砍来剥下皮，泡进水里锤打，晒干后就可以做成衣服，可穿几个月或半年。

　　在我国古代以兽皮为衣也早于以丝麻为衣。《礼记。礼运》云：“昔者先王……未有麻丝，衣其羽皮。后圣有作，然后…治其麻丝，以为布帛”。《韩非子》也说;“古者，妇人不织，禽兽之度足衣也。”到了唐代的樊绰《云南志》，其记载就具体得多：寻传蛮“俗无丝棉布帛，披波罗皮指虎皮”;东爨乌蛮“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施蛮“男女终身并跣足，披牛羊皮”;么些蛮“男女皆披羊皮”。现在云南少数民族衣兽皮的实际情形，和樊绰千年前的记述大体一致，彝族和纳西族服饰至今仍然离不开羊皮。在北方，衣兽畜之皮就更为普通而重要，除已经提到过的鄂伦春族和蒙古族外，鄂温克族常穿大长毛衣，这种大衣由七八张羊皮做成，皮板朝外，羊毛朝里，耐用大方。撒拉族男子冬天穿光板羊皮袄。在西南地区，羌族男子喜欢在麻布长衫外套一件羊皮背心，晴天毛向内，雨天毛向外。

赫哲族历来以鞣制鱼皮衣著称，故被称为“鱼皮部”。每逢春天江河解冻，赫哲人就忙着捕捞几十斤甚至上百斤的大鱼制鱼皮。妇女们用各种野花把鱼皮、鱼皮线染成各种鲜艳的颜色，精巧地缝制服装和手套、腰带、围裙、绑腿等。由于鱼皮具有耐磨、保暖不透水、不挂霜的特点，冬季穿鱼皮服装打猎、春季穿鱼皮服装捕鱼，都非常适用。生活在西北高原以畜牧为业的裕固族，其服饰却又取自牲蓄皮毛。他们的衣、裤、大氅、几乎都是用光板羊皮缝制的，厚重宽大，而在袖口、衣领、衣襟、下䙓等处则用细皮毛镶饰，显得华贵。他们脚上穿高筒皮靴，显出一副不畏风雪严寒的刚劲气概。

当纺织的技艺发展起来以后，人们逐渐用纺织品代替一些天然产品作为衣料。在这些纺织品中，值得一提的是麻布和木棉布。麻布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使用的历史已经相当长久。按杨慎《南诏野史》中的说法，傈僳族在南诏时期就“衣麻披毡”，而其实“衣麻”的历史还要早得多。在明清编纂的地方志书中，有不少少数民族服“衣麻”的记载，如《东川府志》卷一：“倮罗，麻布麻裙，刀耕火种，其类最苦。”《开化府志》卷九：“仆喇……山耕火种，迁徙靡常，衣麻被羊皮，弓矢随身。”《景东直隶厅志》卷三：“小倮罗，男著麻衣短衣裤，女蓄发两瓣;覆麻布帕，著麻布密褶裙，赤足。织麻布，薄种山地，捕鼠鸟，樵宋木植以佐生计。”“白倮罗，男女皆衣麻，女束发，青布缠头，别用青布帕覆之。男务耕，女织麻布。”《永北直隶厅志》卷七;“倮罗一种，性朴质，男人以帕包头，身衣麻市齐脐，大半跣足。女子青布束发，背负羊皮。男耕种易食，女绩麻营生。”这里所写，还仅只是彝族的不同支系。其实，连白族也有穿麻布衣的。总之，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过“衣麻”的历史。当然，用木棉织布不象麻那样普遍，但也是历史上存在过的事实。《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哀牢夷“有梧桐木，其华柔如丝，民绩以为布，幅广五尺以还，洁白不受污，俗名曰桐华布。以覆亡人，然后服之及卖与人。”桐毕布即木棉布，它无疑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阶产品。唐代云南居民用木棉作衣是很普遍的。到宋代，云南少数民族生产的木棉布还远销内地。

现在，云南某些地区的彝族、傈僳族和怒族、独龙族、苗族等，还穿麻布衣。贡山怒族妇女的上衣是右衽麻布衫，裙子也用麻线织成。怒族妇女的麻布裙其实是一床麻毯，白天作裙，夜间作铺盖。怒族麻毯为白底，织有红、黑、篮、由坚条，作裙子时，彩条向下，很有特色。独龙族男子在身上被一块麻布，对角交错在胸前打结，下身穿麻布裤衩，跣足。现在就是穿布衣的，出门时无论男女仍习惯要被一床麻布。苗家妇女更离不开麻布，织麻是苗族妇女不可缺少的手工劳动，她们漂亮的花裙子就是用麻木制作的。从种麻到缝成裙子，经过三十多道工序。麻棵长成，就割倒绑成捆露晒，待麻皮发黄则撕成线条，然后捻成线团，再用灶灰水煮沸，经多次漂洗使之雪白，晾干后便可织成麻布。做成百褶裙后，还要绣上鲜花、云彩、鸟兽、鱼虫。海南岛的黎族现在虽然不再穿“桐华布”，但仍保持着把木棉织成精美华丽的 “黎锦”、“黎单”、“黎幕”的技艺，而且在这些织物上绣上有名的“双面绣””，有巧夺天工之美，远近驰名。

总之，草、树叶、树皮、兽皮、麻布等，构成了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