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上的国家（state）一词，最早来自于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用的statos一词，该词来自于拉丁文status。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国”的涵义类似于欧洲观念中的“国家”，而“国”与“家”在最初是有区分的。如《周易》：“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秦汉以后以一国而统天下，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家又指家庭、家族，从而形成了“家”“国”并提的条件，“国家”指一国的整体，如西汉刘向《说苑》：“苟有可以安国家，利人民者”，《明史》：“国家正赖公耳”。但是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国家”并非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天下”的观念。在西学东渐时，才用“国家”一词附会西方的state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 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目录 1 拼音 2 处方 3 制法 4 功能主治 5 傅延年酒的用法用量 6 摘录 附： 1 古籍中的傅延年酒 1 拼音

fù yán nián jiǔ

2 处方

菊花、枸杞（取子）、肉苁蓉（酒浸，焙）、巴戟天（去心）各等分。

3 制法

上(口父)咀，以疏绢袋盛，入醇酒，令过药袋之半，春、秋3日，冬7日，夏勿用，日足日取。

4 功能主治

利血气，耐老轻身，明目安神，养志，补劳伤。主风寒湿痹，大风血癞，寒热邪气，阴痛余沥，梦泄失精，女子血衰，容色枯瘁，崩漏赤白，乏气百损。

5 傅延年酒的用法用量

温饮1杯，早、晚、日中三饮勿醉。取饮时，随其多少，还酒增之，味薄乃止。亦可以此药滓，炼蜜为丸服。

6 摘录

《元和纪用经》

古籍中的傅延年酒 《卫济宝书》：[卷下方法]大车螯散

名傅延年）大黄（三分）腻粉（一分）上各为末，每服二钱。车螯末二钱，腻粉一钱拌和，于更初用栝蒌酒下。

《本草纲目》：[草部第十五卷草之四]菊

不有功。宜乎前贤比之君子，神农列之上品，隐士采入酒，骚人餐其落英。费长房言∶九日饮菊酒，可以辟不祥

《医心方》：[卷第二十九]饱食禁第七

发者，作头风病。《神农食经》云∶饱食讫，多饮水及酒。成痞癖，醉当风。《医心方》北宋日本、丹波康赖公

《本草蒙筌》：[卷之六菜部]冬葵子

凡妇人倒生，手足冷口噤，以葵子炒令黄，捣末二钱，酒调服则顺。妊妇患淋，葵子一升，水三升，煮取二升，

《本草品汇精要》：[卷之七草部上品之上]草之草

古文字中，国(简体字为国)字从口从或，究竟是“口”还是“或“为原形，众说纷纭。马叙伦先生主张口为国之原字,余之日本学友后藤朝太郎则主张“或”为国(国)之原字。他认为加以口者，系秦汉以后之事。并于《国家学会》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六号上发表论文，说之如下:“国(国)字作口，乃秦汉以来之事，周代春秋战国时代，只有或字。”按:或为戈与口之合体，后汉许慎于《说文解字》中亦曰，或者，邦也，从口从戈，一以戈，一为守，其义尚不明。盖口为国土意，若以兵器之戈而卫之，则其一为表示领土之境界意，一为有时如亘之有二线，亦犹表示田地境界之畺字。所以，表示一国对于他国及其部落具备兵器之境，例如就今所有周代鼎彝之名观之，吴大澄、刘心源、阮元等所示，“国”字如次明示“或”(《毛公鼎古籍补》)“或”(《毛伯彝古文审》)及此外四钟鼎文。他以“口为国土意”，“一为表示领土之境界意”。适得其反。口首为表示境界，次为表示国土，始得其义。而后藤先生以“或”为国之原字，持之有故。因此，余以为国字，无论其原形为“或”还是为“口”，皆表示保护私有财产之义。“或”用于畜牧时代，口用于农业时代，后世合而为一，有戈守之，有墙围之，无非私有愈多，保护愈坚也。古人常称国家为社樱，显然表明国家与土地、农业之密切关联，可视为同一意义。故在古人看来，“国”字分用固可，合用亦可，先后之辩，无关大体。"

政治学上的国家（state）一词，最早来自于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用的statos一词，该词来自于拉丁文status。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国”的涵义类似于欧洲观念中的“国家”，而“国”与“家”在最初是有区分的。如《周易》：“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秦汉以后以一国而统天下，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家又指家庭、家族，从而形成了“家”“国”并提的条件，“国家”指一国的整体，如西汉刘向《说苑》：“苟有可以安国家，利人民者”，《明史》：“国家正赖公耳”。但是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国家”并非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天下”的观念。在西学东渐时，才用“国家”一词附会西方的state

“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周代）《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而相当于今山西、山东、河南、河北一带。 "中国"一词的频繁使用，主要在周以后。《礼记·王制》有云："中国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中国、蛮、夷、戎、狄，皆有安。"十分明显，此时的"中国"一词，是与蛮、夷、戎、狄对举而使用的。如果说《礼记》的成书时间较靠后，则《左传·庄公三十一年》有"凡诸侯有四夷之功，则献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国则否"的说法，足见春秋前期，"中国"一词就已经与蛮、夷、戎、狄对举。那么"中国"指谁呢 《公羊传·禧公四年》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齐桓公救援邢，卫等国，被称作"救中国"，足见此时的"中国"，已经扩大到被认为是"诸夏"的国家。 到这里，就不能不言及《公羊》学派的"春秋三世说"。《公羊传·成公十五年》有："《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易为以外内之词言之 言自近者始也。"东汉经学大师何休进一步发挥公羊学派的说法，将《春秋》所记242年的历史，理想化地分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和"所见之世"。"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虽然那242年历史发展事实并非如此理想化，但我们必须承认此种理念对民族关系发展规律做出了某些正确认识和预见。夏、商时期，应该是华夏民族的形成时期；而集华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大成的"周礼"的形成，是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标志。观夏、商、周、春秋，各邦国不断分化，有的进入华夏集团，有的进入蛮、夷、戎、狄集团，像祀国这样的国家，一度摇摆于夷夏之间，最后终于摆进了华夏集团，成了"诸夏"的一分子。 关于“中国”一词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解释 1．中国二字有京都、京师之意。最早这么用中国一词的便是《诗经·大雅·民劳》中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经绥四国”。据说这几句诗是规劝暴君周厉王的，让他先从爱护京都的人民开始，然后推而广之，安定天下。汉代研究《诗经》的学者毛苌，特意为“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作注：“中国，京师也。”《孟子》中记载了一段齐王对大臣说的话：“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照现在的意思，不过是想在京城中给孟夫子盖间房子而已。汉末学者刘熙也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 2．中国一词指古时华夏民族聚居的区域。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大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或称中夏、中华。当然也被称为中国。这些称呼，实际是指黄河流域一带。如《史记·楚世家》载：“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当时的楚地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这里所讲的中国实际上就是对黄河流域的几个国家的统称。

国家是指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

西塞罗那的《共和国》中说道，国家乃人民之事业，而人民是许多 西塞罗

[1]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就是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形式的暴力。 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国家是一种制度性的权力运作机构，它在实施其规则时垄断着合法的人身强制。 Duguit:国家是一种人群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人被区分为统治者及被统治者。 Bodin：共和国是对公共事务的主权性管理。 恩格斯：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构。 总之，是一个成长于社会之中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暴力或合法性为基础的、带有相当抽象性的权力机构。 如果我们将一国之内的诸组成部分依范围大小列一个表，则国家的位置大概是：社会—政治—国家—政府, 是由抽象概念到实质概念的过度中间者。祖国与国家的区别：前者是一个地域、文化、历史、宗教、有时是民族及人种概念，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而国家是一个政治权力机构。 国家与政府的区别：在国家与政府的关系上，有时国家与政府的概念不分。在分得十分清晰时，国家大于政府，尤其是国家是主权者的同义词，而 韦伯《经济与社会》

政府只是国家的仆人、权力的执行者、被委托人。 但在国际舞台上，国家的概念比在国内政治中宽泛很多。此时国家是国际法中的主体，是该国范围内的整个社会的代表，是这个国家全体人民的代表，与国内政治中的祖国十分相近。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对国家的定义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马克思主义在深入研究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变革的规律，概括了各种类型国家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为国家提出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定义：“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这是VI 列宁 对K 马克思 、F恩格斯的国家观点最全面、最准确的概括。它包括3层含义：①国家是有阶级社会的组织。这说明国家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它是社会内部矛盾运动发展的结果，是私有制出现、阶级形成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样，国家也必然伴随着阶级、阶级矛盾的彻底消灭 马克斯·韦伯

而自行消亡。这是国家的产生、发展、消亡的客观规律。②国家是阶级统治。这指出了国家的本质，即国家是哪个阶级的政权，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统治都来源于它们的经济统治，而一个阶级的经济统治又必须依靠它的政治统治来维护和巩固，因此国家政权总是属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政治统治是统治阶级的联合力量，是统治阶级的集体意志和力量的表现，一般都是通过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奴隶制国家的本质是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封建制国家的本质是地主阶级的统治，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的统治。③国家是机器。它形象地指出国家是由许多部件所组成的互相联系的有机整体。国家组织与其他社会组织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有强迫被统治阶级服从国家意志的能力，有行使这种权力的官吏（干部），有实现这种权力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强制机关，还有供养官吏与强制机关的捐税和国债。这3项构成一种组织力量和物质力量，即特殊的社会权力。

政治学上的国家（state）一词，最早来自于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用的statos一词，该词来自于拉丁文status。

汉语中的“国家”一词，“国”的涵义类似于欧洲观念中的“国家”，而“国”与“家”在最初是有区分的。如《周易》：“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秦汉以后以一国而统天下，由于儒家文化强调“家国同构”，家又指家庭、家族，从而形成了“家”“国”并提的条件，“国家”指一国的整体，如西汉刘向《说苑》：“苟有可以安国家，利人民者”，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公（袁可立）乃抗疏曰：‘则民生休戚、人品邪正，谁复为国家昌言乎？’”《明史》：“国家正赖公耳”。但是中国古籍中出现的“国家”并非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天下”的观念。在西学东渐时，才用“国家”一词附会西方的state。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出现得比较早，且形式少有变化。秦王朝便已经奠定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基础。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约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其典型特征是王权与教权、封建主权力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国家相对于市民社会的独立性也日益凸显，其发展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王权与教权的斗争。

第二个阶段是消除农奴、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在革命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转化为对民族的忠诚，对祖国的忠诚，则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就出现了。

第三个阶段是各种政治机构、行政机构的出现，如市镇议会、如各种咨询机构（逐渐演化成政府各部）等，这是现代官僚政治的开始。

第四个阶段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日益法制化。这个过程可以从英国大宪章算起，而到1628年的Petition of Rihts和 1791年的Bill of Rights初步得以实现。它将政治权力及其运用规范到了一个成文法的框架之内，成为了后来代议制的先声。到北美独立战争，特别是法国大革命，这一过程基本完成——制订了成文宪法，制订了人权与公民权法案，使得个人可以对抗国家的胡作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