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前2世纪初，月氏人游牧于河西走廊西部张掖至敦煌一带，公元前 177 ～前176年间，匈奴冒顿单于遣右贤王大败月氏。公元前 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立，不久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大多数部众遂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附近，原居此地的塞种大部分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山以南。 月氏在河西走廊留下小部分残众与祁连山间羌族混合 ，号称小月氏， 而西迁之月氏从此被称为大月氏。至公元前139～前129年间，乌孙王猎骄靡长大，为其父报仇，遂率部众西击大月氏，夺取伊犁河流域等地。大月氏再次被迫南迁，过大宛，定居于阿姆河北岸。公元前 1 世纪初叶，大月氏又征服阿姆河南的大夏。至公元初，五部歙侯中贵霜独大，建立贵霜帝国。

历史书上说的大月氏是张骞出使西域时的大月氏，在如今的伊犁河流域。

前几年，本地收藏伊犁石的人数还不是很多。不过，随着人们对于伊犁石的认识逐渐提高，伊犁石开始渐渐受到人们的青睐，其价格也逐年上涨。目前一件做工精致的伊犁石工艺品，价位多在千元以上，与巴林石、寿山石不相上下。

伊犁玉因质地较软，主要适合雕刻印章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由于他们没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记录亦不齐全，现时我们要了解他们，只能透过中国史书里的片面记录。而我们从中国史书里所知道的，月氏居于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走廊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于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後﹐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後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族所居住。《汉书‧张骞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族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族﹐塞族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后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的迁徙活动形成的。

月氏人所占地域大，人口众多，畜牧业和农业都发展很快，尤其畜牧业更为突出。生产发展了，有了剩余产品，必然会有互补余缺的要求，一定会发生交换。这种交换可分两种：一种是部族联盟内部的，一种是外部的。无论哪一种，只要是交换，用自己剩余的产品，换来自己所需要的物品，或者借他人之物，换来自己所需之财物，这都属于商业贸易。　月氏以畜牧为主的经济发展了，氏族成员有较多的产品，氏族酋长有更多的产品，就要求在氏族与氏族之间，部落与部落之间进行交换。月氏人的部落联盟已具有国家的功能，部落联盟的酋长，或者说，初步进入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已拥有更多的剩余产品。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同时也为了满足生活上的奢侈和生产上的需要，更迫切要求产品交换。月氏人的周围有其他氏族或部落联盟，月氏下层民众，也会和他们发生交换。作为外部交换来说，这仅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是作为月氏整体的最高联盟和外界的交换。这种外部交换是否有？月氏鼎盛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

先举同时代匈奴族的交换贸易为例。公元前3世纪前后匈奴墓葬出土物中，有大批的汉族文物，还有希腊人的绣幕；匈奴与统治区内的乌桓、羌、东胡等族都有交换和贸易；月氏与匈奴为邻，无疑也与月氏有交换。比月氏后进的匈奴，物物交换和贸易已较发达，比匈奴先进和强盛的月氏，物物交换的商业贸易更会频繁。只不过在这种交换中，政治上的强弱反映在经济交换贸易上也不平等；强者带有掠夺性，弱者带有被压迫被奴役性。匈奴与东胡的贸易就是显例。　月氏人的外部交换和贸易，如果何秋涛先生对《逸周书·王会篇》的观点正确，那么，月氏人最早的外部交换，要算公元前11世纪，禺知（月氏）向周成王献驹驮——张掖出产的一种野马了；如果岑仲勉教授对《穆天子传》的看法有理，那么公元前10世纪禺知（月氏）人蒯柏綮向西游到“焉居、禺知之平，’（今山丹、张掖）的周穆王敬献豹皮10张，良马12匹，周穆王回赠“束帛加璧”，就是月氏人和中原王朝最早的物物交换了。这就是说，可能在周代前期，月氏（禺知）人和中原王朝已有物物交换。到公元前4世纪，印度阿育王（与秦始皇同时代）祖父时的一部书里，已提到中国的丝织品。梵文中“成捆的丝”(cinapatta) 、“丝织衣服”(cinasuka）等词中，都有，Cina（支那，秦字的古音快读，指中国）作词根。中国的丝绸已远销希腊。当时的欧洲称中国为“支那”，希腊故称中国为“赛力斯国”。“赛力斯”在希腊语中即“丝”之意，也就是希腊称中国为丝国的原因。这些销往印度和希腊的丝绸，很可能是由河西月氏人转销的，尤其是销往希腊丝绸的时间，正是月氏将发展到鼎盛的前夕。 月氏在地理上的枢纽地位，决定了它在贸易上十分突出的中介转输作用。　有学者说，月氏就是秦时住在天水附近的鹞诸（一作绵诸），曾在陇西和秦国发生物物交换。后受秦国几次攻击，“西迁河西走廊西部”。据此文之意，鹞诸就是月氏，它是由天水附近的鹞诸迁去的，在西迁之前，曾与秦国贸易。这是月氏来源的又一说。此说恐与史实不符。秦国的西面是义渠，秦国和义渠的斗争时紧时松，因为秦国的主要精力用在对付东面的六国上。西面的义渠只要不攻击它，秦国就对它缓和；否则就斗争激烈。义渠的西南面是月氏。月氏与秦国隔远，月氏没有攻击过秦国，秦国也未西攻过月氏，月氏与秦国未直接交往过，所以秦国的历史上未发现有月氏的记载。相反，鹞诸与秦与邻，秦厉公六年（前471），曾向秦求援；二十年（前457），秦厉公曾伐鹞诸；秦惠公五年（前395），秦又伐鹞诸。以后再不见有关鹞诸的记载，也不见有到河西的记载，可能已被秦消灭。而义渠则灭亡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秦国的宣太后诱杀了曾与其通奸的义渠戎王于甘泉宫，随即灭其国，将其地置为北地郡，郡治在义渠（今宁县西北）。于此，鹞诸灭亡后120多年，义渠才灭亡。秦国与月氏之间，始终隔着义渠。鹞诸要迁到河西走廊西部，怎么能越过义渠？即使能越过，这时的月氏已很强大，月氏怎能容忍鹞诸占了它灭乌孙后而获得的西部？由上面所述种种情况推断：鹞诸不是月氏，到陇西和秦国进行区别轻重缓急物物交换的是鹞诸，不是月氏。那么月氏与秦国是否有过物物交换的贸易往来？肯定有，转手的丝绸贸易就是东从秦国来的。但这种物物交换的贸易，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虽然间接，但月氏人亦脱离了以物易物的原始形态，而发展到买与卖较高级的商业贸易了。　月氏在古代丝路东段的十字路口上，交换和贸易很频繁。它为东西方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过不朽的贡献。

张骞，汉中成国人。他是一个意志力极强、办事灵活而又胸怀坦荡、善于待人处事的人。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作妻，已经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张骞终于找到机会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大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到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但对于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开辟通往中亚的交通要道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骞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介绍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同时，张骞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得到了汉武帝的采纳。

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没有成功。他又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汉朝后，拜为大行令，第二年死去。他死后，汉同西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乌孙王以良马千匹为聘礼向汉求和亲，武帝把江都公主细君嫁给乌孙王。细君死后，汉又以楚王戊孙女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解忧的侍者冯镣深知诗文事理，做为公主使者常持汉节行赏赐于诸国，深得尊敬和信任，被称为冯夫人。由于她的活动，巩固和发展了汉同乌孙的关系。神爵三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部分裂，日逐王先贤掸率人降汉，匈奴对西域的控制瓦解。汉宣帝任命卫司马郑吉为西域都护，驻守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这是汉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

匈奴奴隶主对西域各族人民的剥削、压迫是极其残酷的。西汉的封建制度，较之匈奴的奴隶制度要先进得多。因此，新疆境内的各族人民都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压迫，接受西汉的统治。西汉政府在那里设置常驻的官员，派去土卒屯田，并设校尉统领，保护屯田，使汉族人民同新疆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了。

汉通西域，虽然起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但西域开通以后，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范围。从西汉的敦煌，出玉门关，进入新疆，再从新疆连接中亚细亚的一条横贯东西的通道，再次畅通无阻。这条通道，就是后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把西汉同中亚许多国家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由于我国历代封建中央政府都称边疆少数民族为“夷”，所以张骞出使西域成为汉夷之间的第一次文化交融。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著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进，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