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从出现文字后,便出现了承载文字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的变化，影响了装帧方式的演变与更新。唐末至两宋时期为中国书籍装帧方式从卷轴装发展至册页装的重要变革期。那么深受唐宋影响的日本的典籍装帧与唐宋的不同呢？

一、中国典籍装帧的主流演变及宋版装帧的方式特点

中国的书写材料发展至竹木简后，出现了与之并行的材料——兼帛。帛书的装帧方法可以理解为与简策书相似，称为“卷轴装”，唐与唐之前的典籍主要为这种装帧形式。帛书上下设有边栏，模仿简策书的编绳,两行文字之间绘有竖线，类似于两简之间的间隔缝。卷轴装在书尾装一木轴,以轴为中心，从后往前卷起,并在中心系绳带防止散开。造纸术的发明与运用逐渐取代了竹木简和廉帛,但传统的手写方式及卷轴装装帧方式仍然盛行。

二、日本平安时代的典籍装帧历史及其形式

平安时代主要包含“唐风文化”“国风文化”以及“院政期文化”三种文化类型。在装帧历史方面,因不同阶段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卷轴装、粘叶装、缀叶装、大和缀等主要装帧方式，这四种装帧方式同为日本装帧史从卷轴装向册页装转变的重要代表。

三、从装帧形式、历史渊源探究两国典籍装帧方式的异同

奈良末期至平安初期,文学、绘画、佛典等以卷轴装为主,日语称“卷物”“卷子本”，施有绘画的称为“绘卷物”。目前,日本最古老的绘卷物为平安末期的《源氏物语绘卷》，因文字与绘画两者交叉式出现于同一卷轴内，也被称为“交互绘卷”。

比较两国的卷轴装,可以得知,受遣唐使制度的影响，平安初期尚属于唐风文化,日本以唐盛行的卷轴装为模板学习其装帧方式。但因现存遗物有限、装帧方式相似度较高,所以关于卷轴装，该时期两国的差异难以断定。即使至桃山、江户时代,卷轴装改为册页装的事例也不为多见，卷轴装一直使用至19世纪末。此外,平安初期旋风叶、经折装不如卷轴装普及度高,在日本,经折装主要用于石碑的慕刻和拓本，也不排除用于佛典及习字的写本,与我国在使用领域略有不同。

综上所述，平安初中期，主要收集唐、北宋时期的典籍并学习效仿其装帧方法，又因雕版印刷尚未出现普及，仍为以手写本为主的昌盛期,这一点是影响两国装帧方式不同的关键原因。比较敦煌遗书的装帧方式后可以断定,日本册页装帧方式的粘叶装、缀叶装及大和缀,毫无例外是以唐、五代时期的手写本和宋版装帧为基准发展而成的产物，并非日本原创的装帧方式。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扩展资料

历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敦煌学

每到假期，别人总是奔海边跑，笔者总是偏爱沙漠，估计是小时候看**留下来的情结。

印象最深的两部关于沙漠的**，一部是于荣光主演的《海市蜃楼》，那部**告诉了笔者沙漠是多么的残酷。

另一部则是史诗**《敦煌》，那部**除了让笔者感受到沙漠的深邃之外，还有一个异样的感觉，这**的风格怎么有些奇怪。

长大了才知道，《敦煌》原来是中国和日本合拍的，从原著作者、编剧、导演到演员，几乎全是日本人，这是一部日本看中国 历史 的作品。

而且，让人惊讶的是，该片国内配音版居然比日本原版少了40分钟左右，占整个影片的接近三分之一，这又是为何呢？

本文将从几个方面回顾一下这部经典的史诗**《敦煌》。

一、《敦煌》的拍摄背景，泡沫经济幸运儿

这是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写的小说《敦煌》里 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基本上算是**和小说《敦煌》的故事梗概：

大宋举人赵行德到西夏考察，路遇不幸，被迫加入西夏军队，为了生存筋疲力尽。后来得到机会在敦煌从事古卷抄写和保护工作，在这期间他和一位“甘州小娘子（回鹘公主）”发生了一段爱情故事。

很多人都以为这段话来自于敦煌莫高窟所藏古籍，但根据考证，赵行德和“甘州小娘子”均为井上靖虚构， 历史 上并没有这个来自湖南的举人赵行德。

不过，**《敦煌》里涉及到的部分 历史 ，如西夏李元昊攻灭甘州回鹘，占领归义军都是真实存在的。

小说《敦煌》成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时候，它被众多影视公司和制作人盯上了。

在经过一番复杂的版权角逐以及两换导演之后，《敦煌》确定由拍摄了《追捕》等**的著名导演佐藤纯弥指导，主演由佐藤浩市（饰演赵行德），西田敏行（饰演朱王礼），渡濑恒彦（饰演李元昊）和新人中川安奈（饰演回鹘公主）担任。

其中国内观众比较熟悉的演员应该是西田敏行，他曾是日本《西游记》里猪八戒的扮演者。

《敦煌》由中日合拍，也是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不过说是中日合拍，片中国内地演员极少，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和演员都由日本派遣，中方主要提供了外景地和群众演员等协助，其中片中几场大规模的沙漠骑兵战斗场面均由解放军骑兵部队担纲，光骑兵就出动了八百多。

《敦煌》的拍摄正好还赶上了日本的泡沫经济时代，因此日方在花钱上非常大方，该片总投资据说达到了45亿日元之巨，有人曾按照1987年汇率估算约相当于一亿多人民币，在那个时代堪称超级投资，要知道同时期的《西游记》拍摄了6年二十五集才花了600万人民币。

在**投资中包括建设一座价值两千多万人民币的敦煌古城，日方原计划在影片最后按照剧本所写将敦煌古城真的焚毁，但在中方的坚持下，该镜头只是烧了一座木头架子，这座古城如今成了景点和影视基地。

虽然投资巨大，但《敦煌》也带来了超级收益，它在1988年夺得日本票房冠军，总票房82亿日元，在艺术上也获得了十项“日本奥斯卡”大奖，可谓商业和艺术双丰收。

拍摄和上映都赶在日本泡沫经济期内，《敦煌》也可谓一部幸运的**。

二、《敦煌》的三大看点

1、古意

诚然，日本人拍摄的《敦煌》，虽然努力在细节上力图还原北宋风貌，其制作也

非常精良，但还是被很多国内观众抓到了不少穿帮之处。

不过，不论是 历史 细节穿帮还是皇帝服饰不严谨，这其实都不算是重要问题，因为《敦煌》虽然题材为古装 历史 片，但其中心思想是拍出一种“古意”，让观众进入古代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感受 历史 的厚重。

应该说，《敦煌》确实达到了相当高的 历史 片高度，网络上有很多人评价其为中国最好的 历史 **，称其为史诗片也没问题，相比较而言我国国内拍摄的很多古装片在氛围上显然太现代化了。

2、战争

相信很多观众都会对《敦煌》中的几次骑兵大战印象深刻，尤其是技术含量极高的甘州之战。

在这段戏中，西夏军队和对手甘州回鹘军队在阵型、兵种、战法、装备上各显神通。

我们可以看到，弩箭对骑兵的压制，步兵方阵迎战骑兵的打法，抛石机等装备的威力，更有如雷贯耳的“铁鹞子”“连环马”，此外，李元昊高超的指挥艺术也让人叹为观止，再加上让人热血澎湃的鼓点，整个画面宛如战场重现。

甘州之战几乎可以成为我国**史上的标杆，在笔者看来，其技术含量已经不亚于《角斗士》和《勇敢的心》等好莱坞经典大片。

关于战争还有一段很精彩，就是朱王礼在影片末尾率领少量骑兵反复冲击西夏军阵杀李元昊，三次失败后阵亡的画面。

这段剧情应该是取材于日本战国时期著名勇士真田幸村冲阵杀德川家康的 历史 ，他也被称为“日本第一兵”，这可能是日本片方为了取悦日本观众特设的剧情，同时也符合片中朱王礼勇敢无畏的人设。

3、文明

如果只看战争，《敦煌》已经够优秀了，不过该片的灵魂实际上是文明。

片中有很多剧情都在围绕着文字、名字、语言、书籍、绘画和 历史 等关于文明的印记：

赵行德去西夏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夏文字、了解西夏文化，以备将来在殿试中不会再次失败。

他遇到的第一个西夏女人，给了他一张西夏文字书写的通行证。

赵行德被迫加入朱王礼的雇佣军部队后，在衣服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愿当无名的死人，不会写字的朱王礼部士兵包括朱王礼本人纷纷求他也在自己的衣服上写下名字。

赵行德在西夏系统学习了西夏文字，并且编纂了西夏文字典。

来到敦煌之后，赵行德致力于古卷的抄写和保护，在敦煌城破前夕将古卷密封进莫高窟，他对朱王礼说，这是他愿意舍命去做的有价值的事情。

而该片被一些网友评价为最有价值的一个片段，则是李元昊向麾下各族士兵下命令的一场戏，李元昊在台上说的是正儿八经的经过考证的西夏语，然后由翻译传达给语言不通的各族士兵。据说，这是西夏语第一次出现在**中， 历史 和文明传承意义重大。

可以说，如果《敦煌》只有赵行德和回鹘公主的爱情，以及高技术含量的战争戏的话，那该片的史诗意味将大打折扣，正是因为该片融入了大量关于文明的元素，才让这部**在 历史 意义上要胜过《勇敢的心》这样的商业 历史 大片。

不过，该片在国内上映时遭遇被删减的命运，似乎也和这些文明戏份有关。

三、删减40分钟背后的原因

《敦煌》在日本上映的版本是143分钟片长，在国内上映和播出的版本则是99分钟。

一开始笔者也怀疑自己的眼睛，毕竟一部**删减40分钟，接近三分之一的剧情也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笔者查阅了国内外的专业平台，发现确实如此，显示均为99分钟片长，那么删掉的那四十分钟剧情是什么呢？

由于之前看国语配音版的记忆已经模糊，笔者也不确定删了哪些部分，后来在网络上找到了143分钟长的国语配音版本，发现在国语配音中夹杂着一些日语原音片段，从技术上讲，这部分混在国语配音中的日语片段估计就是被删减的那部分。

笔者重看了一遍《敦煌》，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被删减的片段，大部分是意义不大的过场戏或者龙套戏，对剧情主线影响不大。

但是，中间有两段对话的片段比较显眼，其中一段也是网友们公认的被删减片段之一。

一段是影片末尾，赵行德和朱王礼在城破前一晚城墙上的对话，朱王礼要求赵行德为他树立一个碑文。

另一个网友公认的应该删减的片段，则是李元昊在西夏文馆和赵行德的对话。

实事求是讲，这段台词不论是给日本观众看，还是给中国观众看，估计大家都能读懂其中的深意，因此该片段在国内上映时被删除也是情有可原。

当然，瑕不掩瑜，《敦煌》这部史诗**，虽然是三十多年的作品，但其影响力却非常巨大，不仅在日本引发敦煌研究的热度，也为国内的古装 历史 影视剧树立了一个标杆和榜样。

最后，重看《 敦煌》，让笔者最为感伤的剧情并不是回鹘公主的死，不是朱王礼的壮烈，不是赵行德的命运，也不是莫高窟的悲惨遭遇。

而是李元昊对着远处向他冲来的朱王礼，说的这句台词：能在 历史 上留名的，不是你。

END

清光绪26年（1900年），敦煌道士王圆禄无意中发现敦煌石窟第16窟画有壁画 的墙上有裂缝，因察看裂缝，进而在第17窟中发现了大量的经卷和佛像。王圆禄立即将此事禀告县令，县令及时上报给甘肃

学台叶昌炽。精通古文字和考古的叶昌炽对此事颇感兴趣，计划将这些经书及佛像运往京师，然因耗资过巨而未果。但他在自己的著作《语石》中录述了莫高窟的碑文，发表了个人对敦煌遗书的看法。自

此以后，敦煌文书被发现的消息不胫而走，敦煌县令将文物作礼品送人，遗书开始流失。1907年3月，匈牙利籍英国人斯坦因最先来到敦煌，利用买通和欺骗的手段从王道士手中盗走大量遗书，共有写本卷子

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另有绘绣佛像精品等，1908年春，法国人伯希和来敦煌盗走古书、佛教变文、民间文学等汉藏文卷子写本精华6000号。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和吉小川一郎进行了摄影和调查，并盗走文书约600卷。1914年，斯坦因再次盗走写本文书五箱。两次共掠走文书一万多件，包括汉文写本书7000卷、印本书20余卷，回鹘文、古突厥文等二三百卷。1914年至

1915年间，俄国人奥登堡也盗走文物2000件以上。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盗走莫高窟壁画26块和唐塑等。这些人在敦煌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历来没有抹杀；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们鼠窃狗偷的恶行，

最近有一本有关敦煌的书，竟称斯坦因为“旷世大师”，誉伯希和为“天才的敦煌学家”，令人惊讶！实难苟同。这笔盗购、骗购的耻辱账必须清算追索。 敦煌经卷的大量外流，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910年清政府下令将敦煌所剩文书约8000卷运往北京，藏于京师图书馆。1919年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又将莫高窟劫余经卷查点封存。至此，敦煌文书被盗外流

的现象始基本制止。

现存敦煌文书除我国自藏外，尚流散于英、法、俄、日、美、丹、韩等国。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藏1300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藏5779件，俄罗斯藏10800件，日本藏约600件，美国至少藏22件，丹麦藏14件。我国则分藏于北京、南京、上海、天津、大连、台湾、香港及甘肃等地，计卷式遗书17500余件，藏文箧页9648页。敦煌遗书的总数在4万件以上，从印刷形式看有写本和印本，写本在3万件以上，刻本数量较少。从文种上看，写本书以汉文为主，兼有梵文、藏文、康居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吐火罗文、粟特文等。装帧多为卷轴式，九世纪以后的遗书，出现经折本、蝴蝶装本、册子本、刺绣本和刻印本。其字体，北朝均带隶意，南朝及隋、唐、五代、宋之写本则皆为楷书或草书。遗书中95%的汉文写本为佛典，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陀罗尼、发愿文、启请文、忏悔文、祭文、僧传、经目等。非佛典文献虽仅占5%，但内容相当广泛，包括四部、道经、俗文学、文书档案等。如果进一步细分，则史部包括史书、政书、地志、氏族志等。子部包括道教卷子、医书、历书、占卜书、类书等。集部有别集、诗、曲子词、变文、讲经文、押座文、话本、俗赋及词文等。官私文书是

敦煌文书中最具珍贵史料价值的一部分，包括符、牒、状、帖、榜文、刺词、过所、公验、度牒、告身和籍帐等。另有与户部、刑部和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段。这些资料为研究当时的典章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

宝贵的资料。这笔无法估定价值的财产账必须笔笔明晰，不容再有一

丝损坏遗失。 敦煌遗书发现后，很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成为一门为世界学者所关注的学问——敦煌学。罗振玉、陈垣、向达、罗福长、王重民等学者纷纷撰文并著述立说，广搜国内外敦煌遗书进行整理与考证。近年以来，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成绩显著，仅就查阅国家图书馆的书目，90年代以来有关敦煌学的研究著述就达数十种，其中如《敦煌愿文集》、《敦煌天文历法辑校》、《敦煌艺术叙录》、《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佛教经录辑校》等等，都是卓有成就的专著，另外还有许多高质量的论文，这些有目共睹的事实足以驳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的狂言谬论。敦煌遗书的发现，推动了与中世纪中亚、中国有关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文学、艺术、书志学、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

等的研究。这是中华文明成就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大贡献，应该为中国人所珍惜自豪；也应该是中华学人倾其心血，作好敦煌学研究工作，以实现有些学者在展望敦煌学研究的未来时所吐露的：要“托起明天

的辉煌”！这笔因勤恳研究而获得丰硕成果的丰收账，中国学者将永远记住：走在敦煌学研究的前列！

早在日本人前往甘肃拍摄敦煌之前，他们就与中国合作拍摄了丝绸之路这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在日本电台播出时，收视率竟然达到了21%。要知道当时作为日本的国民电视剧，大合剧收视率一般也就在20%左右，可见日本人对这部纪录片的喜爱和对敦煌文化的热情。日本人对敦煌如此着迷，大概是因为把敦煌看成了故乡，日本人苦苦追寻的并非仅仅是敦煌这样一个早已洇灭于历史中的文化。更是为了寻求自己的文化源头。

由于日本所特有的一种孤独感，使得日本人非常在意，从外部寻找一个可供怀念的故土。日本画家曾说日本文化的起源与外来文化，从宏观上看，无论古代也好，近代也好，日本文化只不过是中国文明圈的一个地方文化而已。从七世纪开始，在日本就普遍存在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心理，而日本人对自身文明的来历又一直存有不解，敦煌恰好保存了大量的文物和遗址，成为了历史寻根的绝佳现场。或许这也正是无数前往敦煌朝圣的日本人的心态。

日本前首相也曾说过，我们日本人之所以一听到丝绸之路敦煌长安这些词激动不已，是因为这种文化至今人强有力的活在日本人心中，日本人敦煌的迷恋超过我们的想象，好像看到了老祖宗般，要弄清楚自己的根，据说很多日本人每年都要来敦煌朝圣，走进洞窟要脱鞋。这是日本人将敦煌作为自身文化的寻根之旅，才有了学术上的硕果累累。

日本的文化故土与中国文化保护的双重属性赋予了敦煌一种非常强烈的国际色彩，使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宝库，相较于争论，究竟谁是敦煌学之牛耳这类学术团式的争论，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敦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价值，如何保护好这个文化宝库，通过敦煌如何让世界更好的了解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