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了霍乱?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8浏览:1收藏

中国古代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了霍乱?,第1张

霍乱病传入中国,使用了传统的霍乱病名。早在《内经》中,就曾多次使用霍乱这一病名。如《灵枢•五乱》篇说:“乱于肠胃,则为霍乱”。《素问•气交变大论》说:“岁土不及,民病飨泄霍乱”。《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汉书》说:“闽越夏月暑时,欧(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

  《伤寒论》对霍乱的症状和治疗都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如“呕吐而利,此名霍乱”,这些都说明,霍乱在汉代已是众所熟知的病名了。

  对霍乱弧菌引起的霍乱,学者们多遵从伍连德在《霍乱概论》中的论述,认为是从清嘉庆二十五年即1820年传入中国的。他是依据宋如林在重刊林森《痧症全书》序中所言:“嘉庆庚辰(1820年)秋,人多吐泻之疾,次年辛巳更甚剧”。又云:“此症始自广东,今岁福建台湾,患者尤甚”。余云岫在《流行霍乱与中国旧医学》一文中考证,中国之有霍乱,约在1817年,由印度经陆地传入,此前虽有记载,皆不能确定为真正霍乱。对此学术界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1817年的传入没造成特大流行,可从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1817年由印度源起造成世界大流行时,霍乱就传入了中国,故首次传入应从1817年算起。日本井村哮全也支持余云岫的观点。对于霍乱,我国似乎还有更早的记载,如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涂绅的《百代医宗》一书中记有“嘉靖甲子(1564年),人多患此疾,自脚心麻至膝上者,不胜其数,死者千万矣”。后世医生据此对霍乱有“麻脚瘟”的病名。医史学家陈邦贤认为,唐代王焘在《外台秘要》记述霍乱的症状有吐利、腹痛、手足冷、烦躁、干呕、转筋等,似已认识此病。

  在世界霍乱的七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毙者甚众。据伍连德《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记载:“自一八二零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一八二六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一八四零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陆定圃《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8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同书又以付题称为“麻脚瘟”,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葛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之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就明确指出以温经通阳之药为治。这一观点,历代以来虽有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谓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从病证有腹痛、米泔样便、手足厥冷等一派寒象来看,用姜附四逆辈方为契合,这也为实践所验证。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是值得重视的,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也曾出现于我国广东沿海,后曾波及二十余省市(自治区、直辖市)。造成一定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0139。现已波及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我国1993年在新疆首先发现0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仅占同期爱尔托病例的05%。目前,在发展中国家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这也说明第7次流行还没结束。

瘟疫始于大雪、盛于立春、灭于清明,这是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通过观察而得出的一项结论,这项结论体现了我国古人的智慧,下面就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古人会这样说。

1、古人为什么认为瘟疫会开始于大学这个节气

古人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过了大雪这个节气气温就会越来越低,由于从大雪这个节气开始,人们体内的阳气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弱,所以历来瘟疫都会从大雪这个节气开始酝酿,之后慢慢开始蔓延,因为这个阶段人们的身体往往是最虚弱的,很容易受到外界瘟疫的侵袭。

2、为什么瘟疫会在立春兴盛

到了立春这个节气,由于万物开始生发,阳气也开始逐渐产生,气温也在逐渐回升,所以这位瘟疫和病毒等微生物的生长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而且在这个季节由于温差很大,气候干燥,所以人们很容易受到病毒的感染,所以在这个季节瘟疫往往会大规模流行

3、为什么到了清明这个节气瘟疫就能逐渐灭亡

这是因为到了清明这个节气,随着气温的逐渐回升,强烈的紫外线会杀死大量病毒,而且随着温度的不断回升,自然界的温度已经不适合病毒的生存,所以一般到了清明这个节气,瘟疫大多都能得到控制并逐渐消亡。

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社会问题,我国古人对其发展和运行的规律进行了研究和总结,所以我们一定要积极吸取古人的经验,展开对疾病的防控。这些经验得到了历史上多次瘟疫的验证,实践证明是非常准确的,所以结合现代科学理论对其进行研究,对于做好预防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人们一定要注意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这样医学才能不断进步。

古代的瘟疫和防疫措施

古代的饮食和医疗条件跟不上,时常瘟疫横行,有些甚至改变了历史。

从东汉灵帝年间至西晋武帝年间,爆发大规模瘟疫20次以上;北宋167年间爆发了大规模瘟疫59次;南宋152年里爆发了15次大瘟疫;明朝277年里,共爆发大规模瘟疫75次,其中明末的鼠疫,更是直接催生了明末大起义;

清朝享国的296年间,也有78年爆发过大瘟疫。

无论中外,每当“瘟疫”大流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都是最真实的写照。

面对破坏性极大的瘟疫,上至中央政府,下至普通百姓都十分重视,也总结出了很多有效的手段。

第一招:控制源头

宋神宗年间的虔州瘟疫,其源头是上游被污染的水源,有这源源不断的污染源,瘟疫蔓延速度极快。

眼瞅着疫情越来越严重,新任知州刘彝果断采取措施,以“雨污分离”的思路建成了著名的“福寿沟”,确保污水绕开生活区。

也正是用了这一招,虔州瘟疫才被彻底遏制。

第二招:切断传播路线

早在秦朝,就实行了“隔离法”:凡是得(麻风)病的,都集中到“疠迁”去住。

使用这招数,一般都需要壮士断腕的决心,因为那时候病人一旦被“疠迁”,基本等于被判了死刑,能否活命,全看个人造化了。

虽然狠辣一些,但对于健康人群的保护,效果十分明显。

这手法,清朝执行的更彻底。由于女真人来自于关外,对天花的抵抗力相对较弱,即便皇族染上天花,也很难幸免。

康熙

所以,清朝对天花严格把关:清代的法律规定,只要发现天花患者,就必须将其隔离,令其在离城二十里处居住。海外过来的船只,也要严格排查“出痘者”,杜绝一切输入通道。

第三招:免费医疗

前面两招虽然有效,但对瘟疫都只能遏制,而想要斩草除根,还得讲医学。

从汉初开始,就有官方的志愿者免费为疫区和患者提供医药服务。而这项惠民政策,后来也被历朝历代所继承和延续。

北宋时期,一旦面临疫灾,政府就会立即拨付专款、选派专人,到疫区救助。医生是全国各地最好的医生,而药费则由朝廷无偿埋单。

典型的太宗淳化三年开封疾疫,朝廷就命令太医局选了十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到一线治病救人。

此外,官方还会强制推行卫生改革。明朝景泰五年爆发的四川瘟疫,一时难以控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天谴”,可当地巡抚不信邪,玩了一把硬操作,他下令分片划定十几个灾民安置区域,每天清理卫生,终于“活数万人”。

“讲究卫生,健康长寿”这话,真是一点不假。

古人自创了哪些奇葩防疫手段?

朝廷努力救灾,百姓也会“自救”,有些手段的雷人之处不亚于如今。

一、喝符水

古人无论是对病症本身还是如何治疗,认识程度都非常有限,大部分会祈求神明保佑,这就给邪教创造了温床。

比如东汉末年的张角。汉末的那场大瘟疫,使张角异军突起,练得一手鬼画符的神奇技术:

这技术操作起来也不难,把画好的咒符,烧了兑水喝,据说是“包治百病”。

如果当时有大汉电视台,势必会邀请张角做现场直播。

至于疗效嘛——得分人:治好的,那都是张天师的神力;没治好的,那就是你心不诚。

假如一个大汉百姓对张角进行苏格拉底式的诘问,张角也是有话说的,治好了不是活蹦乱跳吗?治死了又如何?请问死人会得病吗?

而当时陷于绝望之中的老百姓,根本不会思考那么多。

当然这招数在当时也十分奏效,张角的信徒,一度扩张到百万,喝符水的操作一直用到张角战死为止。

二、精神调摄

同样是强调“心”的作用,“伪张天师”这么做,没想到“真张天师”也这么做。

古人讲究“心静自然凉”。曾经有那么段时期,有人认为:心里凉快了,整个人就爽了,也就没病了。

于是乎,道教的祖师爷张道陵(就是西游记里的张天师),在疫情发生后,会找人迹罕至的地方“隐居”。这么看来,真张天师没有伪张天师那么神棍,人家也会画符施法,但在疫情面前,还是乖乖地和如今一些人一样,躲在家里,避免人群聚集。

三、五石散

可是,身体的病痛一旦超过了人的承受阈值,自我催眠就没用了,怎么办?那就只能依靠药物了。

熟悉魏晋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文人士大夫流行五石散,而五石散最初针对的“病”,正是当时流行的大瘟疫。

它和鸦片一样,能让人产生幻觉,莫名兴奋,如此一来,病就算依然在,但感觉却是不同的。

但这东西也和鸦片一样上瘾,魏晋风骨中的嵇康大冬天穿着单衣,身上流汗不止;刘伶喝醉酒后裸奔,这些癫狂的姿态,恐怕都和用药过量有关。

不过那年月想要配出五石散来可不容易,也只有士大夫才能玩得起。

至于这五石散的功效吗?仍然是“然并卵”!

五石散一直流毒了几百年,直到唐代的医药界泰斗孙思邈,大手一挥说“不许再吃”,才被彻底废除。

其他操作

除了上面这些常规、非常规的手段外,民间还有吃五毒饼、喝酒等操作。

简单说一下,这里五毒饼可不是真的拿“蜈蚣、毒蛇、蝎子、壁虎、蟾蜍”五种毒物做的食物。就像老婆饼里没有老婆一样,人家五毒饼也不过是在皮面上刻了蝎子、蛤蟆、蜘蛛、蜈蚣、蛇“五毒”形象的印子,里面的馅其实是玫瑰的!

说白了,这“铁面柔肠”的五毒饼,就是食物界的门神。祈福的意义,远大于杀毒的效果。

再来说下喝酒“克制”瘟疫的方法,酒的品类大体分为屠苏酒、雄黄酒、菊花酒。

“春风送暖入屠苏”里的屠苏酒,据传是华佗创始,配方相当复杂,内中还包含剧毒成份,基本属于以毒攻毒的“化疗”范畴。

类似效果的,还有参杂雄黄的雄黄酒,就是《新白娘子传奇》里,逼迫白娘子现出原形的那种酒。

此外,“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对于古人来说,重阳节可不是光看菊花,人家还要喝菊花酒来增强免疫力。

总之,在古人眼中,喝酒不但解愁,还能解毒。

瘟疫这个人类大敌,我们与之斗了几千年,阶段性胜利有那么一点,但我们也从未占据压倒性优势。

这伙不见踪迹的敌人,总是“来了又走,去了又回”。

在这漫长的过程中,靠谱、不靠谱的斗疫法,似乎都能从古代找到影子。

当然,古代的一些方法也不全是“伪科学”,而且,古代老百姓探索的寻找源头、集中隔离、控制扩散和加大医疗投入等措施,放在现代也依然实用。

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还是要相信科学治理范畴的内容,不信谣、不传谣,遵照权威医师的意见,不出门、勤锻炼、强体魄、严防护、少接触,这样才能有效遏抑疫情的蔓延。

古人云“大疫不过三年”,意思是历史上的一些较大的瘟疫,一般不超过3年的时间。

这些瘟疫一般是指鼠疫、霍乱等甲类传染病。新冠肺炎疫情与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肯定属于大疫的范畴,新冠在我国目前属于乙类传染病,按照甲类进行管理。

转眼间新冠疫情已经两年多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似乎都适应了戴口罩、健康宝、行程码、查核酸、社交距离管控。

古代的大疫

1、雅典鼠疫:

公元前430-前427年,雅典发生大瘟疫,近二分之一的人口死亡,整个雅典几乎被摧毁。

有专家认为此疫即鼠疫。症状包括高烧、口渴、喉咙舌头充血、皮肤红肿病变等。

鼠疫发生时,正值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人将大量人力物力投入军事行动,没有认真防控疾病蔓延,导致惨剧发生。

2、古罗马“安东尼瘟疫”:

公元164-180年,罗马士兵打仗回来,带来了天花和麻疹,并且传染给了安东尼的人们。

当时罗马平均每天有2000人染病死去,连罗马帝王也未能幸免,维鲁斯大帝及安东尼大帝先后染病而死。

史书描述,此传染病症状为:剧烈腹泻、呕吐、喉痛肿痛、手脚溃烂、高烧、严重口渴、皮肤化脓。

瘟疫持续十几年,使得罗马失去近500万人,军队丧失战斗力,最终导致罗马帝国“黄金时代”的终结。

3、建安大瘟疫

东汉末年从建安九年至建安二十四年中原地区流行瘟疫凶猛。

东汉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特别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人特多。魏文帝曹丕回忆说:“昔年疾疫,亲故多受其灾”。

又说:“疫疠多起,士人凋落”。那时中原“家家有伏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或合门而亡,或举族而丧者”。

4、查士丁尼瘟疫

公元541-542年在地中海世界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鼠疫。刚开始在埃及爆发,随后速度蔓延到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及其它地区。最严重时,一天就有上万人不幸死去。

瘟疫持续肆虐了半个世纪,消灭了四分之一的罗马人口,引起的饥荒和内乱,造成东罗马帝国元气大伤,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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