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当然是史记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嘛

《史记》的诞生，就中国史学的具体发展而言，《史记》的贡献巨大。

　　第一，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史记》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史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这一点，只要将之与希罗多德的《历史》相比较，就会非常明白。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第二，建立了史学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的。所以史部之书在刘歆的《七略》和班固的《艺文志》里，都是附在《春秋》的后面。自从司马迁修成《史记》以后，作者继起，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荀勖适应新的要求，才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一门，在中国学术领域里才取得了独立地位。饮水思源，这一功绩应该归于司马迁和他的《史记》。

　　第三，建立了史传文学传统。司马迁的文学修养深厚，其艺术手段特别高妙。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容斋随笔·史记简妙处》）

　　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由于作者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他的历史观是唯上唯心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作品内容的历史真实性与全面性受到一定的影响。

　　《史记》作为第一部传记文学的确立，是具有世界意义的。过去欧洲人以欧洲为中心，他们称古希腊的普鲁塔克为“世界传记之王”。普鲁塔克大约生于公元46年，死于公元120年，著有《列传》（今本译作《希腊罗马名人传》）50篇，是欧洲传记文学的开端。如果我们把普鲁塔克放到中国古代史的长河里来比较一下，可以发现，普鲁塔克比班固（32—92）还要晚生14年，若和司马迁相比，则要晚生191年了。司马迁的《史记》要比普鲁塔克的《列传》早产生几乎两个世纪。

　　《史记》无论在中国史学史还是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堪称是一座伟大的丰碑。史学方面姑且不论，文学方面，它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描写人物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基础和多种可能性。《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 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由此，《史记》为中国文学建立了一批重要的人物原型。在后代的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

　　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它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史记》的显著影响。中国传统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式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以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一切重要特征，主要是渊源于《史记》的。

　　在戏剧方面，由于《史记》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戏剧性，人物性格鲜明，矛盾冲突尖锐，因而自然而然成为后代戏剧取材的宝库。据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所载，取材于《史记》的剧目就有180多种。 据李长之统计，在现存132种元杂剧中，有16种采自《史记》的故事。其中包括《赵氏孤儿》这样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名作。已经失传的类似作品，当然更多。到后来的京剧中，仍然有许多是取材于《史记》的，如众所周知的《霸王别姬》等。

　　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代史书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虽然，后代史书的文学性显著不如《史记》，但其数量既浩如瀚海，如果将其中优秀传记提取出来，也是极为可观的。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与《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传统有渊源关系。

　　《史记》固然"究无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从而开创了史学的种种先河，也堪称是脍炙人口的文学佳作，但《史记》最为耀眼的闪光点在于它的平民立场。在司马迁的《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自以为功高盖世的帝王们同样有无耻、暴戾、虚假和懦弱的一面；虽然有着种种的过失和缺点并最终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楚霸王项羽不失为顶天立地的英雄；一介布衣陈胜曾经在田间耕作，既是不折不扣的庄稼汉，也是满怀鸿鹄之志的豪杰，正是他第一个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就在正统文人对浪迹江湖的行径嗤之以鼻的时候，司马迁却对荆轲、唐雎等四海漂泊的游侠们和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赞誉有加、不胜神往……《史记》就是这样以平民的立场、平民的视角、平民的情感看历史、写历史、评说历史，从而第一次给历史以真实可亲的面 目，第一次给那些值得尊敬的灵魂们以尊严。清朝诗人宋湘曾经有句诗说："史有龙门诗少陵"，《史记》中所透出的民间精神，再现在杜甫那些忧国忧民的不朽诗作中，并成为流传千古的力量源泉。

　　《史记》是中国历史学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是司马迁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历史学方面的极其宝贵的贡献。全书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除《秦本纪》外，叙述历代最高统治者帝王的政迹；“表”是各个历史时期的简单大事记，是全书叙事的联络和补充；“书”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它们分别叙述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发展和现状，与后世的专门科学史相近；“世家”主要叙述贵族侯王的历史；“列传”主要是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阶层人物的传记，少数列传则是叙述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君长统治的历史。《史记》就是通过这样五种不同的体例和它们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补充而构成了完整的体系。它的记事，上自黄帝，下至武帝太初(前104－101年)年间，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最早的古书应该是《易经》中的《连山易》。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是由伏羲的言论加以总结与修改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易经》产生的年代：

　　1，关于《易经》的产生年代，目前说法不一，据学者们考证，应该是五千年前，也有人说是七千年前，而成书的年代则是在商末周初。

　　2、《易经》的起源：

　　而关于《易经》的起源，传统上则一般认为《易经》起源自“河图、洛书”。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作。 所以《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意思是说：《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3、历史上的《易经》，据说有三种，即所谓的“三易”：

　　⑴、一曰《连山》，产生于神农时代的《连山易》，是首先从“艮卦”开始的，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⑵、二曰《归藏》，产生于黄帝时代的《归藏易》，则是从“坤卦”开始的，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表示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一切以大地为主。

　　⑶、三曰《周易》，产生于殷商末年的《周易》，是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不同。 《连山易》和《归藏易》已经失传，我们看到的易经也就只有《周易》一种了。

所谓结绳记事，指的是在文字出现以前，人类的祖先通过在绳子上打结来记录事情，以防自己忘记某件事情的一种记事方法。即使到了近代，一些没有文字的原始民族，仍然采用结绳记事来记载一些简单的信息。

那么结绳记事究竟是怎样记事的呢？是否真的能够帮助人类先祖把事情记下来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说法。

说法一：绳结仅代表一件事情，至于事情究竟是什么，就只有靠结绳之人来回忆

这种说法比较普遍，依据是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 之多少，随物众寡”，意思就是说想记录一件大事儿就系一个大结，记录一件小事儿就系一个小结，系结的多少就代表了事儿的多少。不过这种说法另人有些疑惑，如果真是如此记事的话，近期内的事情或许还能勉强凭借着记忆想起来，那么稍微久远一点的话……估计大家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咱们的祖先拿着一串绳结一脸懵逼的样子了。

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把一件事情记录下来并可以传播的话，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信息源过于简陋了，仅仅是一个绳结而已，顶多大小有所不同。所以，如果认为结绳记事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记的话，那么这里的记事指的应该是“记忆事情”，用于提醒作用，而不是“记录事情”，用于传播，这样的结绳记事是没有后世文字的功能的。比如：我今天有三件事情需要做，我结了三个绳结，用于提醒自己记起来，做一件事情便解开一个绳结，这应该是说得通的。

说法二：绳结记事是当时非常先进的记事方法，文字的起源便是绳结演化而来

这种说法相对而言要更有说服力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易经》当中有这样的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从这里可以看出，结绳记事不仅仅是简单的记数、提醒的作用，还有传递信息的作用。记数、提醒只是最基本的结绳功能。

很多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结绳记事是非常复杂的一门记事方法，就跟我们现在的文字差不多，不同的绳结代表着不同的意思。比如：绳结的大小、颜色、材质、粗细、横向纵向都可以被赋予不同的含义，这样一来，就好比一句话由多个单体字组成一样，一串绳结也由大小、颜色、材质、粗细、横向纵向均不同的绳结来组成，以达到表示不同意思的作用。

比如我们要记录一个男人抓到了三只虎仔，就可以用一根横向的较粗的绳子（假如代表男人）下面系一根麻绳（假如代表抓到了什么东西），麻绳上面系三个小结（假如代表三个数量较小的事物），然后在绳子末尾系一撮虎毛，代表是事物是老虎。这样一来，这件事情就被记录下来了。这只是举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绳结代表的意思也都是我们假定的，或许不严谨，但是可以看出，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记录一件事情是可行的。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不同的绳结也就慢慢有了自己所代表的不同的意思，成为了表述一件事情的基本单位，等同于了后世的基本表述单位——文字。只不过因为受到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绳结“字”很少，记录比较简单而已。不过已经有了文字的记事，传递信息的功能了。

只不过这种记事方法过于繁琐，而且保存也相当困难，记述的内容也很简单，满足不了人类日益增多的记录要求，最终逐渐被文字所替代，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在文字发明之前人类的一套“文明密码”！

经过孔子几十年的工作，他亲手完成了六种古籍的整理和编纂。

(一)《诗》：后称《诗经》，包括“颂”(周、鲁、宋的宗庙祭祀乐歌)、“雅”(贵族创作的歌诗)、“风”(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歌诗)，编集了距今两千五百年至三千年之间的歌诗共305篇。这是中国由口头文学转化为书写文学的第一部诗集，被称为中国文学的源头，与希腊史诗、莎士比亚戏剧并称世界古代三大文学名著。孔子不但对这本诗集的歌诗进行收集、整理、校勘，还进行正乐(校正音律)和语言规范化的处理。《论语》中有他教学生读《诗》以及他用《诗》和讲《诗》的记录。

(二)《书》：即《尚书》，又称《书经》，是夏、商、周三代历史档案文献。《尚书》就是上古的书，上起尧舜，止至东周，是中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记录了距今四千年到两千六百年间的若干政事活动，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法律、地理、历法等诸多领域，是研究古史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资料。据《纬书》说，《尚书》原有3240篇，经孔子辑佚整理，得120篇；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汉代时还有100篇，经魏晋南北朝又有散佚，现仅传58篇，包括《虞书》5篇、《夏书》4篇、《商书》17篇、《周书》32篇。

(三)《易》：即《周易》。原本是卜筮用书，但它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也有许多社会史料和文学资料。孔子不迷信鬼神，也从不占卜。他五十岁时钻研《周易》，发现了它的哲学价值。《论语述而》第十七章记录：“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读《易》曾“韦编三绝”。据说，他为讲解《易》，写了《周易大传》，发掘《易》的哲学内涵，孔子是第一位把《易》作为哲学来读、来讲的学者，从而确定了这部文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四)《礼》：又称《礼经》，实际指《仪礼》17篇。(后来“十三经”中的三《礼》，指《仪礼》、《周礼》、《礼记》。《周礼》是战国人编的，《礼记》是汉代人编的礼学论文集。)这17篇，全是周代礼仪的详细记录，记录婚、冠、丧、祭等礼节仪式的过程及其具体安排，其中保留了我们民族原始礼仪的若干成分。《仪礼》是孔门弟子从事司礼活动的依据，其中若干成分一直沿袭到现代的礼俗活动之中。

(五)《乐》：又称《乐经》。孔子特别爱好音乐，也精通音律。他认为音乐的功用是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情感。如何运用音乐，既关系人的意志，也影响社会风气和国运兴衰，所以他推重一些乐曲，也坚决反对一些乐曲。《乐经》是他推崇的乐曲的曲谱，也有一部分理论说明文字。到汉代时，《乐经》已经失传。

(六)《春秋》：《春秋》本来是鲁国历代史官逐年逐月大事记的名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记，参考其他国的史册，以鲁国纪年及十二公年次为序，进行整理修纂，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481年共242年间各国史事1800多条。因为孔子编著的这本书，中国历史分期便把这个时期称为春秋时期。孔子将其作为教学用书，就是当时的近代史教材。它用的鲁国纪元，记的是这一历史大变革时期的各国之事，书中记的都是原始记录，经后人考证，所记的天象一一符合现代的科学推算，再验证出土文物和他国史书，记事可作为可信的历史资料。孔子编修《春秋》，并非只是抄集各国的史官记事，也非单纯记述史事，而是“以述代作”，在记述中表现出他的政治主张。司马迁《史记》说：孔子“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后人把书中表现的政治思想，称为“春秋大义”；把他一字不苟、字寓褒贬的严谨笔法，称为“春秋笔法”；《春秋》的义理和笔法，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春秋》文字简约，最长的一条记事，也只有23字，读《春秋》必须有“传”、“记”作解释和补充，才能够明了。通行的传记有《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后世将经和传合编，《春秋》三传均列入“十三经”。

学者孔丘整理编修以上六种古籍，为中华民族保存了珍贵的上古文献，而且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孔子是中国古代第一位成绩巨大的古文献整理专家。

教师孔丘用这种教材教授学生，用《诗》作文学和语言教材，用《书》作政治教材，用《易》作哲学教材，用《礼》作礼仪教材，用《乐》作音乐教材，用《春秋》作近代史教材。

汉字的起源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结绳记事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为了帮助记忆，采用过各式各样的记事方法，其中使用较多的是结绳和契刻。中国古籍文献中，关于结绳记事的记载较多。公元前战国时期的著作《周易·系辞下传》中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朝人郑玄，在其《周易注》中也说：“古者无文字，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中也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是讲结绳为约，说得已相当明白、具体了。

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契刻记事

契刻的目的主要是用来记录数目。汉朝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清楚的说明契就是刻，契刻的目的是帮助记忆数目。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右图是在甘肃省西宁县周家寨出土的仰韶期遗址的骨契图形。

结绳记事，契刻记事，以及其它类似的记事方法，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皆有之。中国一直到宋朝以后，南方仍有用结绳记事的。南美洲的秘鲁，尤其著名。有的民族，利用绳子的颜色和结法，还可以精确地记下一些事情来。

作为原始的记事方法的结绳记事，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图画文字

图画文字

的

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说：“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象”。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于上面说的“虎”和“象”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久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那么逼真了。这样的图画逐渐向文字方向偏移，最终导致文字从图画中分离出来。这样，图画就分了家，分成原有的逼真的图画和变成为文字符号的图画文字。图画文字进一步发展为象形文字。正如《中国文字学》所说：“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但图画却不一定都能读。后来，文字跟图画渐渐分歧，差别逐渐显着，文字不再是图画的，而是书写的。而书写的技术不需要逼真的描绘，只要把特点写出来，大致不错，使人能认识就够了。”这就是原始的文字。

“经史子集”是中国古籍按内容区分的四大部类。分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每一部分又包括其他经典，合成“经史子集”。

经部：指儒家学说，儒家经书开始有五部，即诗、书、易、礼、春秋，称为“五经”。从唐代到宋代，形成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纪、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

史部：指记载历史兴衰治乱和各种人物以及制度沿革等的历史书，远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即有历史的记录。各种体裁的历史著作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的《史纪》为中国正史的开始，以后几乎每朝一史，共有二十四史。此外古史、野史、法典、地志、职官、政书、时令等，凡记事的书籍均归入史部。

子部：指记录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书籍。春秋战国之际，学者辈出，百家争鸣，哲学、名学、法学、医学、算学、兵学、天文学、农学十分发达。每家著书一种，后人因为次于经书而成一家之言，所以称为子书，道教、宋明理学、清朝的考据学也都归入子部。

集部：凡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曲等集子和文学评论著作，均归入此类。属于一人所有的称为别集，汇选若干人的作品称为总集，有关诗的集子称为诗集。

扩展资料: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截止到2013年10月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

《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参考资料：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概述来源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