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铁基在《刘向校书详析》说：后世流传乃至我们今日看到的西汉及其以前的古书，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是刘向他们校定的。当时几乎所有的图书都经过了他们的理解、认定乃至改造，当然免不了打上时代的烙印。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点未得到充分认识，以为后世乃至今日所读的先秦古籍就是原来的样子，这就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误解，得出与历史真实不符的结论。历代学者中有不少人发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产生疑、辨，因而有指伪之作。从现存的《书录》及有关记载看，有的书完全是新编定的。如《列子书录》……可见刘向完全新编了一部《列子》书。

黄爱平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八章《先秦至两汉：历史文献学的起源及奠基时期〈百家争鸣与诸子文献〉》中说：

先秦诸子据《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的记载有“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而经过历史发展，尤其是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学说主导地位的确立，诸子思想被视为异端，其著作也大多湮没不传。流传至今的只有 20 余种，如《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管子》《文子》《列子》《尹文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

先秦诸子之书，初时多以篇行，如《韩非子》原有《孤愤》、《五蠹》等篇，后来才被集结成书，并以韩非的名字命名。并且，诸子之书的成书过程一般较为复杂，其著者一般习称自撰而成，但从其内容来考察，实际上有的是收集本派主要言论而成书，更多的是在师门传承过程中，由其后世弟子编辑而成。总之有可能是众手修成或者经过长时间的编纂、增补。正因为如此，诸子之书多传闻异辞、流传异本，有的还掺杂有他人的言论。这些都反映了早期文献的特点。

在中国学术史上，先秦是诸子百家争鸣、学术发展繁荣的黄金时代。各家代表人物以及诸多学人士子，或著书立说，或聚徒讲学，或互相争鸣，既给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给后人留下了广阔的发挥余地和想象空间。后人应该更好的保护与继承。

先秦时期的诸子学说，为何受到历代借鉴？

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突出了古代中国特有的民本思想。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后世文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易中天在《我读先秦诸子》中说:读孔子见“恻隐之心”,得“仁爱精神”;读孟子见“浩然之气”,得“义勇精神”;读老子见“玄妙之智”,得“辩证精神”。

首先，古代中国的盛世往往出现在道家治国时期，其次，道家“因俗而治”和崇尚“简、平”的法律观成为后世制定法律的规范之一；至于军事、科技、文艺、中医、武术、茶道等方面，几乎就是道家的天下，相比之下，儒家的影响就小了许多。

虽然我们看见秦、汉、隋、唐、宋等那么多朝代兴亡，感觉历史是在向前进，可是其实是在原地转圈，不过是几百年一个轮回接着下一个几百年的轮回。为什么？因为生产方式没有变革，思想上就不可能变革，就仍要以儒、法为圭臬。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斗争的激烈和复杂虽然流派很多,但阶级阵线非常鲜明,主要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

我们不要把诸子百家理解成那种纯粹的思想性、文学性、哲学性、艺术性作品，那么阳春白雪，那么跟世俗不沾边的东西。其实，诸子百家，说白了，就是一部部治国方针，法家、道家、墨家、儒家、阴阳家、名家、杂家、农家、纵横家、兵家等等，无一不是在说统治者应该用什么思想，什么技术，能更好地治理国家。跟我们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样一样的。

四书五经：

四书——《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著作的总称。

五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载体，更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宝典。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包含内容极其广泛、深刻，她在世界文化史、思想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四书五经》翔实的记载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最活跃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各方面的史实资料及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孔孟重要哲学思想。历代科兴选仕，试卷命题无他，必出自《四书五经》足见其对为官从政之道、为人处世之道的重要程度。时至今日，《四书五经》所载内容及哲学思想仍对我们现代人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极强的参考价值。

《四书五经》在社会规范、人际交流，社会文化等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其影响播于海内外，福荫子孙万代。

《四书五经》延续中华文化的千古名篇，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

诸子百家：

《道德经》 《论语》

《孟子》 《老子》

《鬼谷子》 《庄子》

《孝经》 《中庸》

《大学》 《棋经》

《易经》 《公孙龙子》

《世说新语》 《周礼》

《刘向新序》 《刘向说苑》

《盐铁论》 《颜氏家训》

《史记》 《金刚经》

《传习录》 《三十六计》

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之所以出现诸子百家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文化思想上的冲撞，和各个思想流派的代表阶级不同，各个阶级的文化碰撞。由于政治经济发生剧变，春秋战国时代，王权衰落，诸侯争霸，各国开放政权以延揽人才，于是贵族政治逐渐消灭。又因为人口的增加，土地分配困难。社会发生剧变，民生苦痛日增。于是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等，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思想。此外，教育的推广和思想的自由因此诸子争鸣，百家蜂起。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其实就是拿一头自由自在的山野之牛，和另外一头系上金络服饰的被驱赶的牛做对比，表示一无所求，甘愿息影山林，追寻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意思。这是陶弘景在向梁武帝萧衍表态，拒绝做官。

梁武帝萧衍早年与弘景交往甚密。及武帝即位，其初国号未定，弘景引诸谶记，皆成“梁”字，上书武帝，告之“梁”是运符。武帝遂立国号为梁。后来武帝欲聘弘景入朝为官，亲手写诏召之，并赐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弘景终是不应，并画双牛图与武帝，其图上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见图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遂不复提聘官之事。

陶弘景 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三十六岁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茅山）华阳洞。梁武帝早年便与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书信不断，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人称“山中宰相”。（492年，陶景弘36岁，他的好友萧衍取得了帝位，他便隐居于曲山。梁武帝萧衍深知陶景弘的才能，几次想请他出仕，都被他拒绝了。后来，梁武帝无法，只好时常将国家大事写成信件，派人送到曲山请教陶弘景，陶弘景看在多年好友的份上，也时常写信给梁武帝，指点政策。于是，朝廷与曲山间音信不断，陶弘景虽身在方外，却俨然成为了朝廷决策人物，当时人们都称他为“山中宰相”。） 他的思想脱胎於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现在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

弘景入山隐居以遂其养生之志，其志固起于少年，却也得力于他多年的勤求博访，深入钻研，终至悟心洞开。早在他入山之前，尚在南齐任职期间，他就多次向皇上告假出游，遍访隐士高贤。他曾于甲子、乙丑、丙寅三年之中，与兴世馆东阳孙游东岳，咨禀道家符图经法，所得虽皆出真本而历经摹写，因而意有所未惬，于是更请访高贤以斧正之。戊辰年往茅山得杨许手书真迹，庚午年东行渐越，处处寻觅灵异，至会稽大洪山谒见居士娄慧明，余姚太平山拜访居士杜京产，始宁山谒法师钟义山，始丰天台山谒朱憎标及诸处宿旧道士，此次游历费时二百余日，所获甚丰，得真人手迹十余卷，足迹所至，东阳长山、吴兴天日山，于潜临海遂安诸名山等。这次出游访寻对弘景影响极大，越一年，弘景便辞官入山，自己也成了向往已久的隐居之士。

　　弘景一生的最大特点是热爱大自然，酷爱山水。南齐及梁所属诸名山大川遍布了他的足迹。弘景身体轻健敏捷，极擅攀援登涉，每遇悬崖断壁，必攀援跳越，或逢幽谷深涧，便吟啸盟涤，或坐卧其间，或采取花药，直到猿鸟吟栖，留连忘返，往往独自夜宿于糜鹿群中。弘景尝对其门人曰：“吾见朱门广厦，虽识其华乐而无欲往之心，望高危瞰大泽，知其难立止，自恒欲就之。”热爱大自然，置身于大自然，回归大自然而自得其乐，成为弘景养生长寿的秘诀之一。

弘景一生博览群书，其所披阅之书逾万卷。其云游四方，目地之一即是寻书。他曾以一事未知为耻。其博学多艺，尤好五行阴阳、风角气候、太一遁甲、星历算数、山川地理、方圆物产、医方药剂、虫鸟草木、考校名类、种种术数、莫不熟悉。一人能博学如此，是保持脑筋至老不衰的最佳保证。弘景又擅书法，得古今体，隶书不依常式，别作一家骨体，劲媚有如其人。又于琴棋骑射，无所不通。晚年骑射诸事不为，惟喜听吹箫而已。弘景一生特爱松风，所居之处，必手植松树，每闻其声，欣然为乐。故其上书辞官表中称云：“神交松友”，即是他一生特征性写照。

　　弘景多艺却为人圆通谦谨，出入冥会，心如明镜，遇物便了，言无烦舛，人亦随觉。虽然他本意不愿多与外界交往，但因为其颜仪和明而不严毅，所以无论大人小孩见了他都乐而悦服。他善于调和七情，为人少忧戚，无嫉妒，淡哀乐，节喜怒。世俗戏谚等事一概不为。行步举动翩翩轻利，飘飘然有云霞气，有时独游于泉石，看到他的人均以为是仙人。

弘景博学多识，读书逾万卷，于六经诸子史传无所不通。17岁时便与江学文、褚炫、刘俊等为宋朝外明四友。齐高祖作相时，引为诸王侍读，除奉朝请，朝仪大事多取决于他。然他虽身在朱门，却独居一室，闭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阅(读书)为务，昼夜研读缮写符图经集，于养生服食诸道，渐至通幽探微。如此积年累月，渐觉彻悟，遂萌隐居修行之志。于齐永明十年壬申决意出行归隐。起初他并未上表齐武帝辞行，不告而别，挂朝服于神武门鹿市，径出东亭而行。而后告诉随行左右“勿令人知”，乃去和好友王晏话别。王晏深知其志，对他说：“皇上治事甚严，不准许臣属作离奇之事，你这样不辞而别，恐有忤旨，若皇上怪罪下来，反而达不到你的目的。”弘景默思良久，答曰：“我本意欲遂夙愿而已，非为名利，你所说的确有道理，应向皇上直言为是。”于是弘景上表陈诚，以表自己解官归隐之意。表中大意是，我听说无论尧帝之时，还是汉朝都有养生的风气。我为官已久，哪能留恋荣华富贵，所学也不是为了利禄。因此常想回归大自然，过田园生活，领略自然之美。我这就要离开宫庭了，临行之际，不胜眷恋，只好上表以明我心。齐武帝看了弘景的解官表，深为感动，不但下诏批准了弘景的要求，而且给予赏赐，赐帛十疋，烛二十梃。又别勑：朕月给上茯苓五斤，白蜜二斗以供服饵。对他的养生修道之事给予大力支持。

　　于是弘景出行入山，临行公卿相送于征虏亭，供帐甚盛，车马克道，人们都说是宋齐以来所未有之盛事，朝野均荣。弘景一行来到勾容的勾曲山停了下来，便于山中建馆。弘景说此山是金坛洞容，周围百五十里，名华阳之天，汉时三茅司命之府，故名茅山。弘景于此山建馆隐居，自号华阳隐居。故人称他为陶隐居。自此，弘景开始了他的长达四十余年的隐居修行生活。弘景归隐之后，有沈约为当时的东阳郡守，因为敬佩他的志向与节操，多次写信请他出来做官，他都婉言谢绝。

　　梁武帝萧衍早年与弘景交往甚密。及武帝即位，其初国号未定，弘景引诸谶记，皆成“梁”字，上书武帝，告之“梁”是运符。武帝遂立国号为梁。后来武帝欲聘弘景入朝为官，亲手写诏召之，并赐以鹿皮巾，后屡加礼聘，弘景终是不应，并画双牛图与武帝，其图上一牛散放水草之间，一牛著金络头，有人执绳以杖驱之。武帝见图笑曰：“此人无所求，欲效曳尾龟，岂有可致之理耶！”遂不复提聘官之事。然国家遇有大事，无不前往咨询，帝与弘景之间，书信不绝，月常数信。帝每得其书，烧香虔受，恭敬之状，无以复加。故时人谓之“山中宰相”。

　　陶弘景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他推崇葛洪的著作，其经历也和葛洪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草经集注》在中国医药学发展过程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诸多创新与发展是勤劳聪敏、博学广识的先贤在中医药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也成了我们学习、借鉴和研究的珍贵资料。陶弘景整理医籍，十分尊重原作，决不乱涂乱改，也不信口雌黄，即使有补充，也把自己的说法和原书的说法区分开来。如把搜集到的三百六十五种药加入《神农本草经》，他就用“黑”字写，有的就用“红”字写。所以，后人有“本草赤字”， “本草黑字”之称。赤字是本经正文，黑字是后来加入的。他开创的这种做法，后来的注释家就争相学习。陶弘景整理医籍，细心、严谨、周密、实用，是我们今天整理中医古籍的一面镜子，不愧为一代名医，流传千古

　　陶弘景一生爱松，尤其喜欢听松涛。他闻松涛声如闻仙乐，有时仅一人进深山，专去山野谷壑听松涛，人们因而称他为“仙人”。陶弘景继承老庄哲理和葛洪的仙学思想，揉合进佛教观念，主张道、儒、释三教合流，并进一步整理道教经书，对道教颇有贡献。

　陶弘景一生执迷道教的“神仙之术”，固不足取，然而陶弘景知识渊博，精通天文历法、山川地理、医术药物、棋琴书画乃至阴阳五行，在药物、治炼、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等古代科技多个方面都有一定贡献。　陶弘景为寻仙访药，常漫游于名山大川中。行至山幽水静的美景之处，陶弘景便坐卧其间，吟诗作赋，作有许多优美诗文。南朝时，散文有了长足的发展，内容上出现了叙事、言情或寄情山水的文章，形式上则出现追求对偶、排比、用典，讲究辞藻华丽和声律求工的骈文。

人物评价

　　陶氏为世医出身，祖父及父亲皆习医术，且有武功。他自幼聪慧，约十岁时即读葛洪《神仙传》，深受影响，三十六岁辞官隐居句容茅山，并遍历诸有名大山，访求仙药。当时，他深受梁武帝萧衍的信任，虽则他时梁武帝多次赠官不受，但梁武帝有关国家大事都要向他谘询，所以时人对他有“山中宰相”的称号。陶氏思想是释、道、儒三家融于一体的代表人物。

　就医学而言，是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早期人物之一。在他生活的年代，本草著作有10余家之多，但无统一标准，特别古本草由失效年代欠远，内容散乱，草石不分，虫兽无辨，临床运用颇为不便，他担负起“苞综诸经，研括烦省”的重任，将当时所有的本草著作分别整理成《神农本草经》及《名医别录》，并进而把两者合而为一，加上个人在这方面的心得体会，著成《本草经集注》，共收药物730种。成为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该书的主要特点是开创了使我国本草学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博物学。他还创立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发明，例如创立按药物治疗性质分类的“诸病通用药”分类法，在体例上，又开创本草著作分总论、分论叙述的先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又应用朱书、墨书的方法来区别《本经》和《别录》的原文的方法等等。他在我国本草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陶弘景具有科学的探索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他敢于提出新的本草分类法，而不囿于原来那种三品分类法。他本人原来是个道教徒，但他却能从实际出发，打破三品分类法，足以证明他在科学道路上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有着“一事不知，深以为耻”的探索精神，这又是他在科学上得以有所成就的动力。如他多次亲验细腰蜂（即嬴）的蜂窠，终于得出正确的结论，认为《诗经》的说法“斯为谬矣，选诗者未审，而夫子何为因其僻也？圣人有缺,多皆类此。”直率地批评古圣人的谬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