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四年(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太平兴国六年(981)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公元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为了能使如此众多的医药书籍更多地为宋代的医药卫生事业服务，他们召集知名医学家在全面整理编目的基础上，于公元1057年由政府正式下令在京城设立了“校正医书局”，这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的创举。

西汉刘向、刘歆校理群籍，奠定了校勘学，完成了《别录》一书，做出了大贡献。刘氏父子的成果确定了校勘的规范、明确了古籍整理的程序和校勘的位置，即：①兼备众本，②审理篇目，③校勘文字，④确立书名，⑤厘定部居，⑥录成专书。此后。校勘之业盛久不衰。

东汉郑玄博通五经、并遍注群经，网罗众家，删繁裁芜，刊改漏失．佼后之学者略知所

U。西晋劲励，依刘向成例校订典籍，也作出f成绩c 清代校勘学达于鼎盛，名家辈出。《书目答问》附录清代学问家，列校勘名家者就有三十一人。有：何焯、惠栋、卢见曾、全祖望、沈炳程、沈廷芳、谢塘、姚范、卢文弨、钱大昭、钱东垣、彭元瑞、李文藻、周永年、戴震、王念孙、张敦仁、丁杰、赵怀玉、鲍廷博、黄五烈、孙星衍、秦思复、阮元、顾广圻、袁廷梼、吴鼒、陈路、钱泰吉、曾剑、汪适原。

这些校勘大家，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求实的学风，凡经他们校勘的书籍可称善本，最负盛名者当数卢文弨、顾广圻、戴震、惠栋、王念孙、段玉裁、阮元、孙星衍等人：如卢文弨刊刻的《抱经堂丛书》、孙星衍的《平滓馆丛书》、阮元的《十三经注疏》都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倍受世人推崇。

清代校勘大家，各有家法。清末叶德辉《藏书十约》第七《校勘》，曾提出校勘之法有二：曰死校，曰活校。他说：“今试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尧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斯二者，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议》，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其后隋陆德明撰《经典释文》，胪载异本；岳珂刻《九经》、《三传》，抉择众长，一死校，一活校也。明乎此，不仅获校书之奇功，抑亦得著书之捷径也已。”

还应当特别强调的是明代《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的编纂，都是校勘典籍的巨大成果的重要体现。

清人的校勘成果写成专书的名著如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和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但清人校勘成果主要的流传形式不是写成专著，而是通过以下两种途径：一是写成校勘记，随刻本流传，也称校记、考异或考证．如清殿本《十三经》、《廿四史》、《九通》就都附有考证。二是把校勘所得写在研治经史诸子的学术著作中。著名的王念孙的《读书杂志》80卷，王引之的《经义述闻》32卷，钱大昭的《二十二史考异》100卷，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俞椒的《群经平议》、《诸子评议》各35卷等。

近人对校勘享有建树的应首推陈垣。1931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问世，初步建立了校勘学的理论体系。《释例》全面总结了校勘一种古籍的理论、方法、原则和通例，初步建立了校勘学体系。它不仅贯通的继承了古代校勘学尤其是清代校勘学的传统，而且突破了以经典古籍为主的传统，把校勘学运用于中古白话古籍，并广泛涉及民族语言，使校勘学更具有普遍的概括性。

校勘学·什么是校勘·校勘释义

校勘的本义应该是考核与审定，《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云：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 “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

对于这“校”字，颜师古解释说：“谓计数也。”(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而“计数”，即“核对”、“考核”之意。至于“勘”字，据顾野王所撰《玉篇》解，是 “复定也”，即再一次核准、审定。如果根据“校”“勘”两字的意义，大致可以给校勘下一个这样的定义：“通过一书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写本、刻本、抄本等)，他书有关记载及一书前后有关文字的对比，发现并尽可能地清除这部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衍脱、倒置、错简及其它诸类问题，以恢复古籍和有关记载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校勘。”从过去的记载考察，早在南北朝，“校”和“勘”二字便连在一起使用了，但当时不是“校勘”而是“勘校”。魏收所撰《魏书》卷六七《崔光传》提到崔光上表言及石经从汉代创作以来，经历了数百年，其间屡遭戎乱人毁，致使经石弥减，文字增缺，请求朝廷遣国子博士一人，处理此事，“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于是朝廷下诏曰：“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崔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北史》卷四四《崔光传》所载亦基本相同。这里的“勘校”虽重点在于拾遗补缺，但从其工作性质和“勘校”的字面而言，已与我们后来所说的“校勘”基本上是一致的。宋代的馆阁，就已增设“校勘”一职，可见，“校勘”一词到宋代已普遍通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