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木牛流马，乃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发明的运输工具，于北伐时所用。史书记载，公元231年到234年，诸葛亮曾使用木牛流马为蜀汉十万大军源源不断地提供粮草，每个木牛流马可以运输“一岁粮”，大约400斤粮食，每天可以行走数十里地，十分便捷。然而，关于木牛流马的设计图，已经失传了近2000年，至今都没有人成功制作。

当年，诸葛亮已经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并附有设计图，后被整理到《诸葛亮集》上。可是随着竹简的老化，其上文字也模糊不清，甚至残缺不堪，设计图也不知所踪。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仅凭剩余的文字胡乱传抄，致使流传到今天的制作方法早就难以理解。此外，《三国演义》又对木牛流马加以文字渲染，进一步加深了它的神秘性。

幸运的是，专家们通过查阅《诸葛亮集》，再参考之前的一些记载，成功复原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木牛者方腹曲头，一脚四足，头入颔中，舌著於腹载多而行少……孔径中三脚杠，长二尺一寸，广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其中的大体意思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其中的专业术语，专家们不是很懂，于是就将制作方法公布给木牛流马的爱好者，也许他们能够复原。

2011年，湖南省益阳市的一个叫“黄佑军”的语文老师对外宣布，成功制造出了失传千年的木牛流马。为了制造木牛流马，黄佑军耗费了三年时间，他为了翻译其中的专有名词，请教了许多知名的木匠，了解它们的用途和构造，最终制造出了两辆宽约06米、高约15米的木牛和流马。

黄佑军认为，木牛流马是一种“撑杆驱动的轮式车”，也就是在轮式车的双辕上装上长短撑杆，利用杠杆原理自由地在山地之间行走，如果遇到了破路，木牛流马还能随时停在坡上，而不向下滑行，就像现代汽车的手刹一样。木牛、流马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一辆车装的是牛头，另一辆车装的是马头。

根据《造木牛之法》的记载，黄佑军所造的木牛也沿袭了类似的方法，他将前后两个撑杆轴装在双辕上，长短撑杆铰接在撑杆轴上，双辕再铰接在车体上，摇动双辕撑杆撑地而促使车轮转动。与蜀汉时期的记载方法不同，黄佑军制作的木牛流马并不是自行工具，而是需要细绳牵动一长一短两个撑杆，带动车轮前进，与“摄者为牛秋轴”相符合。

载货时，木牛流马可以借助摇动双辕增加撑杆的推力，从而起动车辆。即使遇到石梯，木牛流马也可以通过摇动双辕，像爬楼梯一样，迅速将货物运上去，节省大量人力。然而，专家却觉得黄佑军制造的木牛流马差点意思，因为《论衡》中曾对鲁班制造的木马车有这样一段描述：机关具备，一驱不还。如果黄佑军可以不使用人力牵引木牛流马，想必那才是真正的成功。

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毁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扩展资料：

1、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2、《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1）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2）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火烧圆明园

-四库全书

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中，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乱年代，一个王朝的建立和灭亡，都是离不开战争的。历史上也出现了很多能征善战的将领人才，除了本身的武功之外，杰出的军事才能也是非常重要的，想要有好的军事知识，就需要学习优秀的军事技能，一本兵书是至关重要的。

说起历史上有名的兵书的时候，相信很多人都会想起《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等，这些兵书都是非常知名的存在。但是关于《孙子兵法》这本书，却一直存在一些争议，有很多人觉得这本书其实是不存在的，而是曹操修缮而成的，或者是被后人伪造的，其实历史上是没有孙武这个人的，所以《孙子兵法》应该是不存在的。真实情况的确是如此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继续接着往下看吧。

对于《孙子兵法》这本书，历史上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孙武这个人呢？也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直到后来在山东挖出了一座汉墓，最近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座汉代古墓的考古价值是非常大的，甚至在当时发现是震惊了整个考古圈，因为在这座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竹简，上面的文物记载，对于帮助专家研究历史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专家对这些竹简也进行了小心的整理，对其进行分门别类，最后竟然整理出了一部《孙子兵法》，这样的结果无疑是颠覆了历史的认知，原来孙武这个人，是真的存在于历史中的，而传说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其实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不同的人写的不同的两本书。

在提起这座古墓的时候，夏天大多数山东人都是有所了解的，这座古墓就是银雀山汉墓，在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有名的，古墓的规模也很大。除了西汉墓葬之外，这里还发现了很多其他朝代的墓葬，比如说唐朝、宋朝、战国时期等等，一经被发现就被重视了起来。从1972年到1986年，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在银雀山汉墓，就挖掘出了上百座墓葬，出土的文物也是不计其数，不但帮助专家进一步了解了古代的历史风貌，而且还还原了一些历史真相，尤其是《孙子兵法》和孙武的传言。

让专家更为激动的是，在发现的这些文物当中，竟然包括一些非常珍贵的竹简，这些逐渐的发现，意味着一些历史空白将要被填补，这可是考古界的一件事件，当时就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这些珍贵的竹简是在1号墓中被发现的，当时被发现的时候，这些逐渐被浸泡在污泥当中，长时间的浸泡，竹简已经被破坏的比较严重了，这样专家非常的痛心，就怕竹简已经被破坏的无法修复了。

专家立马就展开了快速的清理，同时找到了最好的修复方案，经过不断的努力，这些珍贵的汉墓竹简终于被成功的清理出来，虽然说已经遭到了损坏，但是比想象中要好的多，如果仔细修复的话，还是能够修复好的，这样的结果让专家非常开得开心。

山东省文物局的修复专家，对这批珍贵的竹简进行了小心翼翼的修复，文物修复的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了不给文物造成难以挽救的损失，特地邀请了北京故宫博物馆的专家过来帮忙。要知道文物修复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过程也非常的繁琐，再加上这些文物已经经过了千年的历史，被破坏的这么严重，被污泥浸泡了那么长时间，很多的刺激都出现了较大的磨损，恢复起来也是比较难的。

但是专家们并没有放弃，经过努力的修复，最终在4942枚竹简中，整理出了大批的古籍，比如说《孙膑兵法》、《六韬》等等珍贵的古迹，除此之外，还发现了令考古界、令整个史学界都非常震动的一本古书，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

这个发现让无数人为之震惊，毕竟这可是传说中的兵书，而且已经失传了数千年了，甚至在很多专家学者眼中，这本书是根本不存在的，没想到在这座汉墓中，竟然发现了他的踪影，这样的事实绝对是颠覆了历史的认知。

《孙子兵法》不管他本身的文物价值，还是它存在的历史意义，这是非常重大的，这部《孙子兵法》如今更是成为了我国九大镇国之宝之一，是当之无愧的国宝级文物，如今就收藏在山东的博物馆中，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观看一番，感受一下我国历史的博大精深，感受一下历史文物的魅力。

　　关于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来源，早期的古书中不断有零星记载。 但没有全貌了。

　　《春秋 左氏传》中有：

　　（传十二·十一）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干溪？”

　　这里可以看到确切的看到《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名称。

　　《周礼 太卜》中有：“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三坟的具体内容是：《连山》、《归藏》和《周易》。

　　《山海经》中有：“伏羲氏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

　　这里又将《连山》与伏羲、夏后联系了起来。

　　上面三部古代经典属于后来公认的本原正典，不存在伪造的嫌疑，而且成书年代至少都在战国或以前，所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就其存在的真实性是无可质疑的，问题是，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上古神秘遗书早都已经亡佚，现存三坟中的内容，包括《乾坤易》，后人都以为属于伪造，《九丘》真容后世当然不曾见过，关于八索，到是还有人说是八卦，比如当代台湾著名易学家南怀瑾先生，他以为八索就是八卦，下面是南先生在《易经杂说》中一部分的引用：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连我们当时的袁先生也弄不清楚。三坟是什么？三坟就是三易：连山、归藏、周易。五典呢？就是五经，或者说是《尚书》，洪范五福。八索就是八卦。九丘就是九畴，就是《河图》、《洛书》的理数。”

　　其实南怀瑾先生的观点是来自西汉时代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告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春秋 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籍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这样看来，三坟五典九丘八索的问题又寻根到了孔安国身上，据汉书记载，孔安国大概是孔子的第十二代子孙，由于鲁共王想要扩展自己的宫殿，所以要拆除孔子宅院，在这个过程中，从孔子宅院的夹壁墙中发现了其中的《尚书》、《孝经》《周礼》等古书，这样当时的孔子后裔孔安国就得到了这些书，由于汉武帝时代，十分重视经典的考证，孔安国就作为汉武帝博士开始研究《尚书》。所以孔安国的观点应当是具有经典权威的性质，所以后代学者也十分信奉孔安国的观点。

　　但是，除了《八索》是八卦的之外，三坟、五典、九丘还是不曾有确切的下落，难道这些古书确实都亡佚了不成么？我不敢断然无依据的得出是或否的结论，既然自古至今都在争论，那也不妨继续争论下去，不过继续的前提是要有新的足以立足的文史依据，我想就个人的一些发现来参与这个讨论，希望为这个结论假设一种可能性。

　　我想有人已经说了，八卦就是八索，我也十分赞同这个说法，而且还希望能提供一些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可以把这个工作放到最后来作。

　　而我首先要提出来的是，“太玄”就来自“九丘”。九宫八卦就是九丘八索。《玄》《易》体系是《丘》、《索》体系的继续和发展，所谓“丘索”，可是说就是“求索”，是一个华夏百科文明通过总结升华聚合成《易》，反过来又提供实践指南和应用的过程。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以下依据。

　　九八体系，反复的出现在古代典籍中，比如前面说的九宫八卦、九丘八索，在黄帝内经中有九宫八风和九野八风，古代还有九州八方，当然过去人们理解的九八往往就是井字分格的图形，八在外，九有中，不是我所发现的九九八十一，和八八六十四的关系，但是从研究的结果看，八九的分法可能是八十一和六十四的简化导致的误会。其实八九的分法后来也有继续简化的痕迹，就是所谓二三的问题，庞朴曾研究的古人“天三分”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而老子《道德经》主张的“守一”归一问题也就是这种简化的极端。

　　关于八十一的问题，众多道家经典的章数也都是八十一，比如《参同契》比如《道德经》等等。中国古代音律学中的三分损益的基础也是八十一，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宫数就是八十一。

　　我在有关《太玄》和《易经》的关系的文章中，详细的说明了玄易的准应关系，从这种准应关系中包含的严密的逻辑性来分析，得出了太玄的原作者并不是扬雄，但是如果不是扬雄又是谁呢？我当然不能说出是谁作了太玄的基本体系，但是可以说明的是，太玄来自九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九丘的名称表明和两个特征字有关，一个是“九”，一个是“丘”，我们不妨来检索一下，在《太玄》中去寻找包含了“丘”字首名，结果会令人感到惊讶，太玄八十一首中，确实是不多不少的有九个首包含了“丘”字，这是一个隐藏了几千年的天机，罗列如下供大家验证：

　　1、礥： 次六：将其车，入于丘虚。 测曰：将车入虚，道不得也。

　　次七：出险登丘。或牵之牛。 测曰：出险登丘，莫之代也。

　　2、干： 次五：蚩蚩,干于丘饴,或锡之坏。测曰：蚩蚩之干锡不好也。

　　3、狩： 次三：卉炎于狩，宜于丘陵。 测曰：卉炎丘陵，短临长也。

　　4、增： 次七：增其高，刃其峭，丘贞。 测曰：増高刃峭，于损皆行也。

　　5、释： 次四：动之丘陵，失泽朋。 测曰：动之丘陵，失下危也。

　　6、夷： 次六：夷于庐，其宅丘虚。 测曰：夷干庐，厥得亡也。

　　7、唫： 次六：泉原洋洋，唫于丘园。 测曰：泉园之唫，不可讥也。

　　8、聚： 次七：竦萃于丘冢。 测曰：竦萃丘冢，礼不废也。

　　9、养： 次三：粪以肥丘，育厥根荄。 测曰：粪以肥丘，中光大也。

　　由此可以提出这个假设，九丘就是当今流传的、被普遍认为是扬雄所著作的《太玄》中赞辞，由于其中包含了九个丘字，并且又合乎九九之数而得名“九丘”。

　　如果是这样，一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九个丘字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殊含义呢，我想，孔安国在《尚书序》中的说法还是可以相信的：“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当然，不能从书面看到这些内容，丘实际有可能是具有地理图典的功能，当今传世的《太玄》可能并不是九丘的全部，仅仅是图罢了，当然，图也是十分关键的，所谓图就是《太玄》中首名的顺序以及和易经的准应关系，应当说，还有许多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解释和说明，亡佚的应当是大量的说明文件。

　　在我发现的《玄易经纬图》中的《斗建图》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玄易的地图意义，这一点也恰好符合《尚书序》中有关：“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的描述，所以《太玄》和《九丘》的关系是有古代地理依据的。

　　关于九丘的地理含义，本人也一直在寻找，目前已经找到了一个地方，有一些地面遗迹可能和此有关，不过需要继续考证，待考证完结后再总结公布。

　　下面就解决前面说的，关于八卦就是八索的依据问题。

　　著名的楚国大夫屈原，流芳千古，经久不衰，他有一章句令后人传诵成为千古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里我们暂且不讨论屈子的忠烈，也不讨论他的文采，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求索”的来历。《玉篇》中说：“求,索也。” 《说文》中说：“索,入家搜也。”到此可以看出，求索一词来源应当十分久远，我们当今使用“搜索”“检索”“寻求”等词的来源就与此有关。作为索这个字，分解开来可以看到，有一个关系的系字，这个系字具说和上古时代结绳而治的习惯有关，就是用绳子大结来记录世代传承的关系，包括子孙这些字的甲古文字型也都和此有关。我在易经中也希望使用查找特征此的方法来验证八索的的问题，结果发现，索子、系和包含系字的素的和是八：

　　否： 九五：休否，大人吉。 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随：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 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无妄：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遯： 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象曰：系遯之厉，有疾惫也。 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姤：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踟躅。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震：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 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 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未得中也。 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渐：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解释《易经》的有《系辞传》之所以叫系词，可能和“索”、“素”中的系和本身的“系”有关。此点依据似乎有些牵强，但是可以作为前人观点的一个旁证。

　　另外，关于求和丘字，古老的含义是否一致，有待继续研究，不过从甲古文字型来看，丘字是两个人相背而立，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用说话就可以明白意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人出题，请另一个求解。当然这需要验证，不过求和丘最近已经有人说其中有关联了。现在的求字，按《说文》的解释是：“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还有就是裘皮大衣的意思。不过孔子的名字为“丘”，所谓“孔丘”不知是否和九丘有关也不得而知，不过丘字曾经因为避讳孔子的名称而改过“邱”字，不知是否影响过这个字的含义。如果真的有关系，“求索”一词的起源含义可能就有出处了。-------------------------------------------

《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即欲修纂类书，商议编辑经史百家之言为《类要》，但未修成。明成祖即位后，为整理知识，令解缙等人修书。编撰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过程召集147人，首次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年），初名《文献集成》;明成祖过目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不甚满意。永乐三年（1405年）再命太子少傅姚广孝、解缙、礼部尚书郑赐监修以及刘季篪等人重修，动用朝野上下共2，169人编写。组织设监修、总裁、副总裁、都总裁等职，负责各方面工作。蒋用文、赵同友各为正副总裁，陈济为都总裁[1] ，参用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永乐五年（1407年）定稿进呈，明成祖看了十分满意，亲自为序，并命名为《永乐大典》，清抄至永乐六年（1408年）冬天才正式成书。据《进永乐大典表》称，全书缮写成22，877卷，目录60卷，成书11，095册。

《永乐大典》修书过程中，对收录书籍未做任何修改，采用兼收并取方式，保持书籍原始内容。但据专家表示，《永乐大典》有不少错漏，并非如人所誉不曾擅减片语，谢保成即指出《永乐大典》卷一九六三七目字韵下医目条引《林唐语》，原文出自《因话录》卷六《羽部》，《永乐大典》随意删改此文的情况非常严重，连善医者沈师象也讹作喜医者沉大师象。

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原书只有一部，现今存世的皆为嘉靖年间的抄本。明世宗十分喜欢《永乐大典》，经常随身携带，翻阅查找验方。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下令抄写了一部。隆庆初告成，原本归还南京。其正本贮文渊阁，副本别贮皇史。这套书到乾隆年间存有8，000册，因此有人怀疑当时并未抄完。对于原书的去向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历史学界有多种猜测。顾炎武《日知录》断定大典全部皆佚。另一个猜测是，原书已给嘉靖皇帝殉葬。嘉靖驾崩后没有马上入葬而是等了很久，当时抄本正在进行中，有人认为是在等抄写工作结束。而最后嘉靖的抄本只有8，000册，让人怀疑可能是急于下葬而没有抄完。若果真如此，嘉靖入葬的永陵经遥感探测已证实内部全部积水，那么《永乐大典》的原书已经无法再让后人看到了。

《永乐大典》在明代即有佚失。乾隆三十八年（1772年），修《四库全书》发现《永乐大典》已遗失缺失2，422卷，约千余册。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大量佚书，其中有385种收入《四库全书》，以为菁华已载，糟粕可捐，原（书）可置不复道了。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劫掠，丢失大量《大典》。光绪元年（1875年）修缮翰林院建筑时，清查《大典》不足5，000册，《永乐大典》之所以迅速流失，主要是职员监守自盗，据说文廷式一人即曾盗走百余册《永乐大典》。[11] 光绪二十年（1894年）六月翁同入翰林院清查时仅剩800册，现今尚存约400册，810卷，不到原书的4%。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翰林院被义和团的拳民焚毁，《永乐大典》损坏三百余册。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十一日，英使馆交回《大典》330册。不久又遭到监守者瓜分1912年翰林院所藏《大典》移交京师图书馆时，仅剩64册。

现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161册，另外美国国会图书馆还藏有40册，英国各地包括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等存有51册，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等存有5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和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亦有搜集， 立故宫博物院则存有6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