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慈的故事，很多小伙伴都是从电视里知道的吧，但实际上，历史中真的有这样一位靠科学验尸来判断案情的法医，而且还经常帮助官员解破一些疑难案件。

像在一件失火致死案中，苦主妻子一直哭诉自己的丈夫是死于意外大火中，但宋慈并未听她的一面之词，而是仔细检查了死者，发现他并没有明显挣扎的痕迹，而且后背烧伤的痕迹也比较浅，口中还没有烟灰，所以宋慈就断定这不是一件意外失火死亡事件，而是有人蓄意纵火谋杀。

另一个神奇的案例是，在一件农夫自杀案中，宋慈发现案牍中缺少农夫死因的详述，所以就起了疑心，便再次开棺验尸，根据死者伤口进刀轻出刀重的状态，宋慈断定这一定不是自杀这么简单，经过多日的走访，最终查出原来农夫真不是自杀的，而是一名官宦子弟为了夺人之妻，所以造成的故意杀人事件。

宋慈一向有为民请命，胸怀天下的品性，做了验尸官后，又特别注重证据，讲究检验，所以在他手底下几乎不会出现冤案，好人得到平反，恶人受到惩治，宋慈赢得了老百姓们的称赞。

另外，宋慈还著有《洗冤集录》一书，这是他在去世前两年才编写完成的。此书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一本完整法医典籍，集合了前人的验尸经验，也留下宋慈自己的宝贵心得。所以该书一经推出，就被翻译成英、日、俄、德等多种语言，还成为很多国家用来做刑事法鉴的准则，而宋慈也被称为世界法医鼻祖。除了一些刑侦验尸技巧外，书内还记载了很多有趣的案件实例，为古代的刑侦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宋朝时代，湖广均州府有一个叫做秦香莲的妇女，她的丈夫陈世美上京赶考，一去三年无音信。秦香莲在家里含辛茹苦，穷耕苦织，奉养公婆和抚育儿女。不料连年灾荒，公婆都饿死了。秦香莲草草埋葬了两个老人，然后带领着儿子冬哥和女儿春妹，一路跋山涉水，沿途求乞，到京城(汴梁)来找寻自己的丈夫。秦香莲到京城的第一天，就从客店店主张元龙的口中打听到陈世美已经中了状元，并且被招为驸马。香莲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又喜又惊：喜的是丈夫的下落已明，惊的是陈世美做了驸马。第二天早晨，张元龙带着秦香莲母子三人到驸马府——紫墀宫找陈世美，但陈世美却不让他们进宫。后来，由于门官的帮助，秦香莲才闯进宫去。在紫墀宫里，秦香莲见到了离别三年的丈夫。陈世美不肯收留香莲母子，要把他们撵出宫去。当时，秦香莲心中虽然很痛苦，但仍然向陈世美诉说家乡连遭灾荒和公婆双双饿死的不幸，希望陈世美能认下妻子儿女。面对着父母恩、夫妻情、儿女爱，陈世美也稍有感动。但当他一摸到自己头上戴的乌纱帽和身上穿的蟒龙袍，想到了与皇姑成婚后的荣华富贵，便又狠心地把秦香莲母子赶出宫去。秦香莲被赶出宫后，在街上遇见了三朝元老、宰相王延龄朝罢回府，便拦轿控告陈世美。王延龄很同情秦香莲的遭遇，便给她出了一条计策，叫香莲假扮做一个卖唱的，在陈世美寿诞之日入宫唱诉。香莲到京的第三天，正是陈世美寿辰之日，紫墀宫张灯结彩，鼓乐齐奏，贺客满堂。宰相王延龄亦借贺寿为名，带着香莲进宫去在筵席前卖唱。尽管秦香莲一字一泪的哭诉自己的身世和家庭的苦难以至泣不成声；尽管王延龄在旁多方婉言相劝，但陈世美却是狗肺狼心，无动于衷，他不但数次想将香莲赶出宫去，并且出言冲撞了王延龄。王延龄在盛怒之下，将自己的白纸扇一把交给秦香莲，嘱她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处去告状。陈世美见王延龄气冲冲走出宫去，怕对自己不利。于是一面传话州司衙门，将香莲母子赶出京城；一面又派遣宫中武士韩祺去追杀香莲、冬哥和春妹，企图灭口。在京城郊外的一所古庙中，韩祺找到了秦香莲母子三人。但经过香莲的诉述以后，韩祺才恍然大悟：原来要杀的并不是陈世美的什么仇人，而是陈世美的妻子儿女!韩祺左右为难：要杀香莲母子吗，不忍心下手，不杀吗，钢刀上又没有血迹做回证。最后，为了不昧良心，不背正义，韩祺终于放走了秦香莲母子，自己则引刀自刎而死。香莲悲愤交加，咬牙切齿痛恨陈世美的恶行，她拿起了钢刀，急奔开封府去告状。这时候，开封府府尹包拯正从陈州放粮回来，一面让秦香莲去写状子，一面叫王朝去骗陈世美到开封府来。陈世美带了上方宝剑，气焰千丈地来与包拯相见。起初，包拯还正言相劝他认下香莲。陈世美却全不领情，不但坚决不认，并且倚仗皇权欺人。包公见陈世美执迷不悟，便传令击鼓升堂。在公堂上，秦香莲理直气壮地控诉了陈世美忘却父母、不认妻儿、杀妻灭子三大罪状；铁证如山。但陈世美却仗势不受开封府的审理，且想在公堂上行凶杀害秦香莲，包拯忍无可忍，便喝令刽子手打落陈世美头上的乌纱帽，剥去他的蟒龙袍，用法绳把他捆绑了起来。跟随陈世美来的内侍见势不好，急忙跑回宫去报信。皇姑闻讯大惊，连忙摆了车辇，赶到开封府来讨人；但包拯却坚持不放陈世美，一定要为民伸冤。皇姑没有办法，只得回转车辇，去请她的母后。国太到了开封府，用威胁利诱都吓不倒包拯，便蛮不讲理，强夺冬哥和春妹；并且耍赖：不放陈驸马，就坐守开封府不回宫。包拯见国太变了脸，左右为难，无可奈何，只得捧过自己的俸银三百两赠与香莲，劝她与儿女回家。秦香莲有冤无处诉，怨包拯也是个官官相护的人，并且退回银两。包拯听了香莲的话，愧愤交加。他宁愿弃官丢职，也要为香莲伸冤。包拯不顾国太与皇姑的阻止，一手摘下头上的乌纱帽喝令开斩!这个贪图荣华富贵，狠心杀妻灭子的陈世美，终于死在铁面无私的包拯的虎头铡下!

      王羲之在某地当官时，有一天，一个年轻人来告状。年轻人说，因家境贫寒，一无所有，父亲临死前曾向某乡绅要一小块荒地，用来埋葬自己。乡绅满口答应，并讲明只要“一壶酒”的酬谢。

      埋葬了老人之后，年轻人很快送去一壶酒以表感谢之情。哪只乡绅把脸一翻，大声怒吼，竟说当时讲明是“一湖酒”。

      年轻人有口难辩，一湖酒怎还得起？

      无可奈何，来到王羲之处告状，请为他评理。

      听罢年轻人的诉说，王羲之问：“你说的都是实情？”

      年轻人说：“是”。

      “你讲的都是真话？”

      “不敢有假。”王羲之略作思考，就匆匆打发年轻人回去了。

      第二天，王羲之若无其事，悠闲地到了乡绅那里。乡绅早就仰慕王羲之的大名，很想求得他的墨宝。

      于是乡绅盛情款待王羲之。谈话间，乡绅提出求写墨宝的意向，王羲之并不推辞：“那好办。”于是挥笔写了《禾毅论》。

      乡绅喜出望外，为了表示对王羲之的谢意，乡绅问应送点什么礼品，王羲之顺口说出：“只要一活鹅。”

      乡绅暗暗心喜，：“那算得了什么？”

      第二天，乡绅就提一只活鹅送到官府，王羲之把脸一沉：“当时说好了一河鹅，现在怎么送来一只鹅？”

      原来当地“活”“河”同音，乡绅辩解道：“大人，鹅以只计数，从不以河计数的呀！”

      王羲之反问：“既然鹅以只计数，难道酒是以湖计数的吗？”

      乡绅恍然大悟，从此再也不向年轻人讨债了。

      知识点拨

      对于同音的形声字，可以通过不同的形旁来判定它们所表示的意义。比如“驱”“岖”“躯”都读qū，如果说“qū车”“骑qū”“身qū”，应该立刻能想到它们分别是“驱”“岖”“躯”三个字。因为古代都是用马拉车，所以“qū车”应该是与马有关的

“驱”；“岖qū”是形容山路不平的，必须选择与山有关的“岖”；“身qū”则与身体有关，只能用

“躯”。这几个字的意义都由形旁标识得清清楚楚，辨别起来并不难。

张山，本名陶文，字仲业，四川遂宁人。张山写诗很好，擅长书画。秀才时，被御史任命为莱州知府。张善为官时，遵循“官道”，不畏豪强，坚持公正，政治话语权突出。他的句子和批评简洁明了，为世人所称道。后来因为“官意”，他因病辞职，不久在苏州去世。

这是张传山记录的一个案例。值得一提的是，张传山为此案撰写的判决书充满了人文情怀。原文为文言文，翻译成白话如下：

一个叫陶文凤的男人觊觎他嫂子石鼎的美貌，并多次非礼她，但没有得到机会。

一天，弟弟陶文林去亲戚家串门，晚上回不来了。陶文凤认为时间不能错过，机会不能失去，于是一手拿着刀，一手拿着两个银锭，从窗户跳进陶石鼎的房间，要求做点越轨的事。陶氏一开始不回答，突然看到陶文峰手里拿着刀，就假装同意了。于是他们同时脱下衣服，陶先上床去逗他。陶文凤欣喜若狂，于是把刀放在床底下，上了床。

没想到，丁涛的动作很快，当他把刀放到床上时，他迅速从床上爬起来，拿着刀。陶文凤没想到，她在匆忙中被陶石鼎杀死了。

第二天，有人向政府报案。知县不知道怎么判，就把诉状报给了政府。张山勋爵尽力研究和审理该案，充分了解了该案的真实情况。立即写信给丁涛无罪法官，判决如下：

试试丁涛杀陶文凤的案子。正是因为抗拒强奸，陶才在紧急关头杀人自救。

经检验，陶文凤死于丁涛的床上。他的衣服散落在床边，袜子还穿着，两只鞋没有整齐地放在床前的踏板上。

陶文峰被刺三刀：左肩一刀，右臂一刀，胸口一刀。他是因为受了重伤而死的。

我们详细检查了尸体，发现陶文峰左肩上的刀杀伤力最大。那一定是丁涛在危机时刻自卫砍下的第一刀，所以刀痕很深，刀刃是斜的。右臂上的一刀肯定是陶文峰砍的，他想抢刀砍回去。没想到刀没挨到，又挨了一刀，所以刀痕斜而不深。胸口的刀伤，想必是陶文峰手臂被刺后倒地，没有力气支撑。道怕他再站起来，就那么一直走，突然一拳打在他胸前，所以刀痕很深很正。

凶器也被检查了。那是一把砍木头的刀，和刀痕完全吻合。这把柴刀是死者陶文峰的。床前的桌子上，放着两个银锭。

经多方调查，是陶文凤想在弟弟陶文林外出时强奸占领林文的媳妇陶，担心陶不同意，所以一手拿了两个银锭做诱饵。一手猛刀，用来威胁。他持刀跳进陶丁石的房间，目的是强奸，不是杀人。当道看到他拿着凶器时，他知道自己很难逃脱，于是设下圈套诱惑他。当陶文峰的刀已经离开了他的手，毫无防备地上床睡觉时，陶趁他不注意，急忙从床上爬起来，抓起刀就砍。这些都可以从死者的伤情和生者的口供中得到证实，而且都是真的。

法律规定，一个人被强奸侮辱，打死对方，要打五十下，允许用钱赎打。如果凶器是男人的，就不用打棍子了。本案的凶器，既然是死者陶文峰拿进屋里的，那就是为了强奸的目的而使用的。于是陶在这个关键时刻夺刀杀死了陶文峰，符合法律的规定，应当免除其一棍子打死的处罚。另外，坏人的行为很愚蠢。陶用智慧挽救了她的贞操，并夺下刀子杀死了坏人。她的勇气超过了普通女性，她没有被引诱或威胁。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如何做到这一点？她怕自己不够尊重，一棍子打不死。这才是应该用红管笔写在古籍里的故事。

这是判决。

唐代名臣狄仁杰近年来很火，被电视剧、**盯着不放。正史上的狄仁杰以治理国家留名，之所以被塑造成中国古代的福尔摩斯，完全得益于《狄公案》这样的小说。其实，中国古代的断案奇才们真是太多了，这些文官们读的是四书五经，参加的是科举考试，没有受过任何刑侦教育，却人人都是狄仁杰。

有一个案例相信很多人都觉得眼熟:某人被杀，找不到凶手，审案的官员抓来死者的妻子或不相关的人，放走时派人跟踪，见有人上前询问案情便抓起来，必是凶手无疑。这个案例在很多公案小说里出现过，但始作俑者是谁？以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人是陆云，西晋文学家。《晋书》载:他做浚仪县令时，一人被杀，找不出凶手，陆云就把死者的妻子抓进县衙扣了十多天才放出去，然后派人秘密跟踪，说:“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果然将奸夫 一并抓获。人问其故，说:“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

此后，唐代的李杰、宋代的元绛、庄遵有过相同的案例，唐代的蒋恒、张松寿有过相似的案例（他俩是把不相干的人抓起来）。后世官员们肯定都读过《晋书》，但还真不能说他们就是学陆云。现代刑侦有专门的犯罪心理学，古代的官员们自然没学过，但运用得却相当熟练。比如下面的几个故事。北宋陈襄任蒲城县令时，发生盗窃案，抓住几个嫌疑人，谁都不承认。陈襄说某寺里有座钟能辨别盗贼，没有偷东西的人摸它不会发出响声，而偷了东西的人摸它就会发出响声。陈襄亲自率县衙的官员对钟祈祷。祭祀完毕，用帷幕将钟遮好，暗中派人在钟上涂墨。过了很久，让疑犯们逐个去摸钟，摸完再把他们集中查验，只有一人手上没有墨，正是此人。

与之相似，南宋刘宰作泰兴县令时，有一富户丢失了金钗，在场只有两个女仆，于是将她们送到官府，二人都喊冤枉。刘宰令两人各拿一根芦苇，说没偷金钗的明天芦苇还是这样子，偷金钗的明天芦苇将长长二寸。可想而知，第二天，偷金钗的那个人的芦苇被去掉二寸。清朝的杨文乾任曹州知州时，有五个人同住，其中一人丢失了金子，向官府控告其他四个人。杨文乾让他们坐在大堂上，看了很久，说:“吾已得盗金者，非盗听去。”一人马上站起要走，左右当即将他捉住，果然就是那个偷金的人。这就是犯罪心理学。如果明知道某人有罪却苦于没有证据怎么办？中国古代的官员们就创造证据，《历史纵横》曾经刊登过这么一篇文章，写的是晚唐江阴县令赵和断案的事迹。这并不是孤例。

还是前面那位刘宰，他做泰兴县令时，邻县有人在本县租过一头牛，并趁牛主家办丧事的机会偷走了租约，这样出租人就没有证据要回牛了。牛主的儿子告了十年，但都因为没有租约，又涉及邻县，官府一直没有处理。刘宰上任后，牛主的儿子又来告状，刘宰说:“牛失十载，安得一旦复之。”他找来两个乞丐，要他们承认曾偷牛倒卖，押着他俩到租牛人家，指认租牛人买了他们偷来的牛。租牛说:“吾牛因某氏所租。”乞丐一口咬定这是他们偷来的牛。租牛人急了，把契约拿出来证明牛是租的。差人把双方带回县衙，大堂之上，租牛人这才明白中了计，只好把牛还给原主。

元代的胡长孺做宁海县主簿时，永嘉县有个弟弟把珍珠步摇抵押给哥哥，等他去赎时，嫂子因为喜欢，就骗他说被偷了，弟弟告了多次也没有结果，于是到宁海县去找胡长孺。胡长孺借口他不是本县居民将他赶了出去。不久，审理一起盗窃案，胡长孺教盗贼诬告哥哥拿了偷来的步摇，把他抓到官府来。哥哥当然不承认，胡长孺说你家确有一个步摇，怎么能说是被人诬告呢。哥哥说:“有固有之，乃弟所质者。”于是物归原主。这种断案方法对付当今的赖账者是否也有用呢？不仅上面这些，诸如什么打簸箕、撕口袋、审茄子、问黄瓜，总之，人人都是狄仁杰。他们没有什么出奇的刑侦手段，却能如电光火石一般，找出案件的真相。除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之外，怀有一颗爱民之心，应该就是他们神奇的根源了。

鄂州的崇阳县，素来号称难以治理，于是就调任欧阳公去治理崇阳，到了那里，没有判决的案件有一百多宗。县民王明与他的同母兄长李通争夺家产多年，王明无法自己判分家产，贫困到了给人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地步。欧阳公用一句话做了判决，李通就完全认罪，把属于王明的上万家产全部归还给王明，李通离开公堂后没有一句怨言。桂阳有争夺船只的百姓，互相殴打，致人死亡，案件久久无法判决。欧阳公亲自来到关押他们的监狱，放这些犯人出牢房坐在厅堂里，打开他们身上的枷锁，给他们吃饭，吃完后，安慰他们，把他们全部送回牢房，只留一个人在厅堂里。留下来的那个人变了脸色，惶恐四顾，欧阳公说：“杀人的就是你。”这名囚犯不知欧阳公为什么这样断定。欧阳公就说：“我观察吃饭的人都用右手持刀（筷子），只有你用左手，死者伤在右肋，此人是你杀的是很明白的。”这名囚犯就流着泪说：“是我杀的，我不敢连累别人了。”欧阳公处理事情分辨清楚，好像古代的良吏，他断案的方法大多是这样的。他在崇阳担任官职期间，人们都爱戴他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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