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王建的生平典故~

建（约767－831）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家贫，“从军走马十三年”，居乡则“终日忧衣食”，四十岁以后，“白发初为吏”，沉沦于下僚，任县丞、司马之类，世称王司马。他写了大量的乐府，同情百姓疾苦，与张籍齐名。又写过宫词百首，在传统的宫怨之外，还广泛地描绘宫中风物，是研究唐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材料。他写过一些小词，别具一格，《调笑令》，原题为“宫中调笑”，可见本是专门供君王开开玩笑的，王建却用来写宫中妇女的哀怨：“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玉颜憔悴三年，谁复商量管弦？弦管，弦管，春草昭阳路断。”末句斩钉截铁，守望之情，跃然纸上。又如《江南三台》：“扬州池边小妇，长干市里商人，。三年不得消息，各自拜鬼求神。”纯是白描，别有情趣。

唐代诗人。门第衰微，早岁即离家寓居魏州乡间。20岁左右，与张籍相识,一道从师求学，并开始写乐府诗。贞元十三年(797)，辞家从戎,曾北至幽州、南至荆州等地,写了一些以边塞战争和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篇。在“从军走马十三年”（《别杨校书》）后，离开军队，寓居咸阳乡间，过着“终日忧衣食”(《原上新居十三首》)的生活。元和八年(813)前后,“白发初为吏”（《初到昭应呈同僚》），任昭应县丞。长庆元年(821)，迁太府寺丞，转秘书郎。在长安时，与张籍、韩愈、白居易、刘禹锡、杨巨源等均有往来。大和初,再迁太常寺丞。约在大和三年(829)，出为陕州司马。世称王司马。大和五年，为光州（治所在今河南潢川）刺史，贾岛曾往见赠诗。此后行迹不详。

王建一生沉沦下僚，生活贫困，因而有机会接触社会现实,了解人民疾苦,写出大量优秀的乐府诗。他的乐府诗和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其诗题材广泛,生活气息浓厚,思想深刻,爱憎分明。如《田家行》、《簇蚕辞》、《当窗织》、《织锦曲》、《促刺词》、《去妇》、《水夫谣》、《海人谣》等，反映了劳动人民备受残酷剥削压迫的痛苦生活，特别对劳动妇女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白□歌二首》、《羽林行》、《射虎行》等，揭露了君主荒*、权豪凶横和藩镇混战等黑暗的社会现实；《古从军》、《辽东行》、《渡辽水》、《凉州行》等，抨击了给广大人民带来灾难的开边战争，同时也谴责了边将的无能，不知收复失地，表现了既反对穷兵黩武，又慨叹国土沦丧的进步立场。此外，他还有一些作品，如《赛神曲》、《田家留客》等描写了农村风俗和生活画面；《寄远曲》、《镜听词》等，表现了妇女对出门远行亲人的思念之情；《望夫石》、《精卫词》等，歌颂了坚贞的爱情和被压迫者的斗争精神。也有少数作品，流露出人生无常、叹老伤贫等消极情绪。

王建乐府诗，善于选择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事件和环境加以艺术概括,集中而形象地反映现实,揭示矛盾。他很少在诗中发议论，而是运用比兴、白描、对比、映衬等手法，通过各种形象或人物的自白来再现现实；或在结尾用重笔突出主题，戛然而止。用笔简洁峭拔，入木三分，语气含蓄，意在言外。体裁大多是七言歌行，篇幅较短。语言通俗明晰而凝炼精悍，富有民歌谣谚的色彩。用韵平仄相间,往往隔二句或四句换韵,节奏短促，激越有力。这些特色，形成了王建乐府诗特有的艺术风格。

王建又以《宫词》知名。他的《宫词》百首，突破前人抒写宫怨的窠臼，广泛地描绘宫禁中的宫阙楼台、早朝仪式、节日风光，以及君王的行乐游猎，歌伎乐工的歌舞弹唱,宫女的生活和各种宫禁琐事,犹如一幅幅风俗图画，是研究唐代宫庭生活的重要资料。欧阳修《六一诗话》曾指出它的内容“多言唐宫禁中事，皆史传小说所不载者”。诗中的描绘也栩栩如生，因而广为传播，颇有仿作。魏庆之《诗人玉屑》引《唐王建宫词旧跋》说，后世“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王建的五、七言近体，有一部分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宦况之作，因有真实的生活体验，也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唐才子传》）。但这些诗往往杂有消极颓废思想，艺术上也缺乏明显特色。他的绝句，则清新婉约，多可诵之作。还写过《宫中三台》和《江南三台》等小令，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王建的著作,《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皆作10卷,《崇文总目》作2卷。今传刻本有:《王建诗集》10卷,南宋陈解元书棚本；1959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此为底本，并参照其他刊本校补排印。《王建诗集》8卷,明汲古阁刻本。《王建诗》8卷,《唐六名家集》本。《王司马集》8卷,清胡介祉刊本。《王建诗集》10卷，《唐诗百名家全集》本。《宫词》1卷，有单刻本及明顾起经注本。事迹见《唐诗纪事》、《唐才子》。

二、

王建(847-918) 五代十国时前蜀国的建立者。前蜀高祖。字光图。陈州项城(今河南沈丘)人，一作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西)人。少时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生，后投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僖宗为避黄巢起义军兵锋而逃奔成都，王建等五都头率兵入蜀，被号为随驾五都，归宦官田令孜指挥。令孜认其为养子。后分典神策军。宦官杨复恭掌禁军，疑王建，出之为壁州(一作利州)刺史。王建招集溪洞酋豪，组织起800人的队伍，逐步扩大地盘，占领成都西、南诸州。大顺二年(891)，攻占成都。乾宁四年(897)，破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占有东西两川之地。天复二年(902)取山南西道。三年，唐封王建为蜀王。王建北有汉中，东有三峡，割据蜀地的基础稳固。后梁开平元年(907)，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武成二年(909)，王建颁《永昌历》。天汉元年(917)，改国号为汉。次年，复号为蜀。当时中原战乱，文士多奔于蜀，王建目不知书而喜与文士谈论。前蜀建立后没有大规模战争，民众得以继续进行生产。

三、

收三千里河山，高丽太祖－王建

公元九世纪初，立国已经900余年的新罗王朝王权衰落。随着“安史之乱”以后唐的日益衰败，新罗的统治同样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罗经历了“弓福之乱”后，在公元880年新罗王朝中心金州迎来了个回光返照的“城中无草屋”的兴盛期以后终于无可奈何的衰落下去了。公元887年第五十一代真圣女王即位，这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已经十分微弱了。

同大唐的衰落原因极其相似，以元宗、哀奴起义为开端，农民暴动再掀起高潮，各地地方豪族势力乘机纷纷自称将军、城主，凭武力据地设置独立的权力机构，新罗王室所领被不断的蚕食，最后只相当与以金州为中心的一个地方政权了。

在弱肉强食的兼并战争中，甄萱与弓裔脱颖而出，剪除了其他势力与新罗平分天下。 甄萱，尚州农民出身，军人起家。他最初不过是一介步卒，后因累积战功而被新罗朝廷拔擢为将军。他在朝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积聚实力，准备举兵。真圣女王六年（公元892年），甄萱乘农民起义之机起兵，纠集一群亡命之徒袭取了武珍州（全罗南道光州），后又据完山州（全罗北道全州）自立，初时号称“新罗西面都统治指挥兵马制置、持节都督全武公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兼御使中丞、上柱国、汉南郡开国公”等，公元900年称王。声称要复兴被新罗所灭的百济，定国号百济，史称后百济。

弓裔，公元899年起兵自立之初，自称新罗王室出身，乃宪康王之庶子。孝恭王五年（公元901年），弓裔放弃正统，在开城建都称王，声称复兴高句丽，定国号高句丽，史称后高句丽。公元904年改国号为摩震，独自建元。公元905年迁都铁圆（江原道铁原郡），复改国号泰封。随即向新罗展开激烈攻势又出兵北方，更从海路南下袭百济后背，一时间所向披靡，锐不可当。但弓裔的统治没有一点仁政的味道。他因为仇视新罗，就试图杀死所有的新罗人。弓裔利用佛教来维系自己的统治，他自称弥勒佛，头戴金帻，身披方袍，以长子为青光菩萨，以季子为神光菩萨。他曾经自述“佛经”二十余卷，其中全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的歪理邪说。有僧人释聪批评弓裔所授皆为“邪说怪谈”，弓裔听说以后，立即将释聪逮捕，用铁锥活活打死。和世界上一切暴君一样，弓裔对自己的部下百般猜忌，有许多人因为他的无端怀疑而被诛杀。为了震慑人们的心理，弓裔宣称自己具有洞察别人内心世界的神力，结果搞得他的部下人人自危。弓裔的倒行逆施终于导致了他的垮台，从而使他的心腹大将王建登上了朝鲜的历史舞台。

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京畿道）人，生于唐僖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配唐贵姓，生作帝建，作帝建晚年居俗离山长岬寺，常读佛典卒。作帝建之子曰隆建，即世祖而太祖之父也。时桐里山有道誢，与世祖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假作。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中略）《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松京志》卷七）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公元918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弓裔在出亡的路上被杀）。《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公元920年（高丽天授三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 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使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镠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州，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建”，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瘐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瘐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弑杀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10月30日)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 十一月甲午(12月1日)，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26日），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29日），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 除新罗国为庆州。”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为甄萱所杀，后百济王在金州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州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三国史记•新罗本纪》）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高丽史•太祖本纪》）。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东国史略•高丽纪》）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为规爵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六官，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循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利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其实王建的家族也是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即弓福）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州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州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瘐氏和朴氏、广州王氏。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我国的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公元995年），地方政区的设置才告一段落）。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政策的本身也有从容豪族的缺点），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没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如果说在对待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朝鲜半岛的北部积极进取的战略。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太祖天授八年（公元925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兴兵灭亡渤海国，并以皇太子耶律倍为人皇王，在渤海故地建立了“东丹国”。到公元928年，由于契丹用兵中原的需要和渤海遗民的不断反抗，“东丹国”被迁移到了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成了无人过问的空地。渤海的灭亡，使高丽与契丹的关系迅速紧张，契丹与后百济的盟约更使王建不能不有所防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高丽开始主动的吸纳渤海的遗民，自天授十一年（公元928年）三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便源源不断的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天授十七年（公元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景宗献和王四年（公元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公元942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结果失败。据《高丽史•太祖世家》所载：“壬寅二十五年冬十月，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轸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于万夫桥下，皆饥死”。于是，高丽与契丹的关系彻底决裂。与此同时，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高丽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佛教的兴盛，这一点和独尊儒术的李朝是截然不同。既然提及高丽佛教，太祖王建对佛教的热忱是不能不提的。据《东国通鉴》卷十儿并《高丽史•太祖本纪》记载，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造宫阙。又建法王、慈云、王轮、内帝释、舍那、天禅、新兴、文殊、圆通、地藏十寺于京内，此乃高丽官办寺院之始。纵观王建一朝，他在全国各地广建寺院、佛塔，其中最著名者莫过于开京内所立之七层宝塔和平壤所建之九层宝塔。王建推崇佛教的原因，除去他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外，也有维系国家稳定的考虑。李齐贤所撰之《开国寺重修记》中记载：“天授十八年，太祖用术家之言，造开国寺，募卒伍为工徒，破戈盾充结构，所示偃兵息民也。”由此可见，王建利用宗教为己所用的用意。晚年的王建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白云山内院寺事迹》有云：“太祖敕诸州，建丛林，设禅院，造佛造塔，凡至三千五百余所”王建此举，如果不是出于真诚的信仰，是很难做到的。

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43年），高丽太祖王建薨，年六十七。王建传给惠宗义恭王遗训十条，兹抄录一二如下：

其一曰，我国家大业，必资诸佛护卫之力，故创禅教寺院，差遣住持焚修，使各治其业。后世奸臣执政，徇僧请揭，各业寺社，争相换夺，切宜禁之。

其二说，诸寺院皆道誢推占山水顺逆而开创。道誢云，吾所占定外，妄加创造，则损薄地德，祚业不久。朕念后世国王公侯、后妃朝臣，各称愿堂，或增创造，则大可忧也。新罗之末，竞造浮屠，衰损地德，以底于亡，可不戒哉？（《高丽史》卷二）

可见，王建对于佞佛事的危害并非没有认识，但是他的后世子孙终究还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王建对此已经无能为力，因为这位文武双全的好国王安息了。

玉镯碎了三段预示什么

　玉镯碎了三段预示什么，很多人喜欢在身上佩戴小饰品，能过衬托自己的气质，而生活中玉镯为玉制的手镯，翡翠虽硬度大，但不代表它不怕摔，以下详细介绍玉镯碎了三段预示什么

玉镯碎了三段预示什么1

　 手镯碎了有什么征兆

　根据古书记载，梦见玉碎或者遗失玉石类都属于凶兆，要注意在心理或者情绪上的调整，不能冲动处理感情上的事情，另外在钱财方面也要注意安全。

　玉镯断裂或者有裂痕了，证明帮你已经了灾。现在是没有作用了，你要最多去化解煞气。把玉镯用红布包起来，放鱼缸的底下就会降解煞气了。不过这个都是站在迷信角度上来说的。

　 翡翠手镯碎了的不好的预兆吗

　如果不是站在迷信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不是的。翡翠手镯摔碎了是不好事情发生前的征兆，完全是不可信的。

　自己心爱的翡翠手镯摔碎了，心里难过是应该的，但要及时的调节自己的心态，中国不是有一个“碎碎平安”的说法嘛，因此您不必为玉镯摔坏而过多纠结，只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态就好。如果玉镯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或是纪念价值，找镶嵌师傅做适当的修复便可继续佩戴。如果价值不高，不值得修复，另外买一个就是了。

　 玉镯碎了怎么修复

　1、一分为二，把原来的雕件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独立或关连的小件。

　2、金玉镶嵌，例如嵌宝戒指、项链挂件、嵌宝耳饰等等。

　3、重新修整，是以掩饰、弥补玉器破损为前提，而别具匠心进行的`重新创作。

　4、断口粘合。

玉镯碎了三段预示什么2

　 一、玉镯碎了有什么寓意

　如果你是一个注重玉的寓意的人，最好不要再戴了。例如，有些人喜欢“貔貅”，并认为他们可以吸引金钱抵制邪灵。有人信“佛”，有人信“观音”。玉镯是一样的，玉是精神的，带得越久，就越有灵性，水头看起来就越好。手镯一旦破裂，也意味着厄运和不安全。

　 二、玉镯碎了有什么征兆

　据古籍记载，梦见玉碎或丢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注意近期心理和情绪的调整，不要冲动或随意处理恋爱事宜，防止意外发生。既然你说过今明两年大运会是官员们的幸福大运，那么生活的主人就要注意钱和钱的安全。

　 三、玉镯碎了还能戴吗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是玉镯的品格，如果玉镯断了，对主人来说是防灾的，如果你认为是纪念性的，你可以修理它，继续戴。如果你认为外表有影响，不要穿它，你可以考虑买一个新的玉镯，关键取决于你自己。

　如果是非常玉质的手镯，你不能用黄金。你只能用一个盒子来留作纪念。如果是一个更好的玉镯，你可以把一个较长的玉镯刻成一个小吊坠，很短的玉料可以磨成一个小的戒指面。

　带玉坠就不要带黄金了，如果玉镯坏掉了，可以将碎裂的部件雕刻成吊坠或者戒指之类的，总之，玉镯坏了不要太过悲伤，可以找专业的玉镯专家进行修复也可重新雕刻。

玉镯碎了三段预示什么3

　 玉镯断了怎么办？

　如果玉镯碎了，可以进行修复，也可以放置起来作为纪念。如果需要修复，应该根据玉镯的贵重程度和种水好坏决定修复的方法。可以用胶水简单粘合，也可以用贵金属镶嵌，甚至可以镶嵌钻石，变腐朽为神奇，或者巧夺翡翠颜色的特点可改制成翡翠戒指或挂坠，让你的玉镯换一种形式来展现其美丽。是否应该修复，怎么修复一下详细介绍。

　 断裂的程度

　 1、轻度断裂：

　玉镯只有一个断裂口，并对整个手镯的牢固性没有很大威胁。可用24K黄金进行掐丝镶嵌或者用18K白金把裂口包起来，重新又是一个手镯。这种修复方法相对简单一些，修复费用也比较低。

　 2、中度断裂：

　玉镯有一个或者两个断裂口，裂口地方有明显的玉石蹦缺，并对整个手镯的牢固性构成威胁，甚至是无法继续佩戴。可以通过在断口内部安装钢制铆钉，然后在裂纹外部进行掐丝镶嵌，也可以用白银、18K、14K白金把断口包裹起来，把缺失的部份加以装饰连接在一起，既牢固又美观。

　这样的修复俗称"包金"，因为修复镶嵌前需要在断口周边打孔、雕刻纹饰、开槽， 属于玉雕技艺和镶嵌技术的结合，对做工的要求较高，修复难度较大，一般小作坊难以达到较好的水平。这样的修复可以实现个性化设计且比较牢固，但是修复的费用比较高，当然你可以适当选择相对简单一点的修复方法。

　 3、严重断裂：

　当玉镯被摔得"粉身碎骨"，也就是断成四、五节，甚至是断成更多节，无法进行佩戴时，包金修复难度很大、包金费用很高，可以取其之精华进行设计雕刻，加工成小玉石饰品或小戒面。

　 是否值得修复？

　玉镯断了虽然可以修复，但是要看是否值得修复。因为玉镯的修复一般都会很费事，并且费用不小。一般一个断口的修复手工费用在200—300元，而且还会用不少的贵金属，少则一克多则两克。

　 1、玉镯的材质

　玉镯材质的优劣是决定是否值得修复的一大因素，如果一般的材质的玉镯断裂了，就没必要修复了，如玛瑙、岫玉手镯等，价格便宜，也就一百几十一个，与其修复还不如另买一个。如果是和田玉或翡翠，也要看它的材质是不是很好，如果不是很好的话也没必要修复。

　 2、是否具有保值意义

　虽然玉镯的材质不是很好，但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或文物价值，比如朋友或家人、丈夫赠送，情义很重的玉镯可以花点费用进行修复。

　 3、是否具有纪念意义

　玉镯不仅是首饰佩戴的作用，很可能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如家传的，丈夫或男友送的，朋友送的等等，这样的玉镯的价值不仅是玉镯本身，更是超越玉镯本身价值的一种精神价值，如果条件允许的话都可以进行修复。

　 如何修复玉镯？

　不同的玉镯修复的办法不一样，如果适合继续以手镯形式佩戴的，可以用贵金属进行加固镶嵌。既然属于加固性的修复，那就应该在断口的两端用铆钉锁死加固，切不可只做表面的修饰，否则非但起不到真正加固的作用，相反还会让手镯更容易产生第二次断裂。

　对于，断成两节或两节以上的玉镯，更应该采用加固的方法镶嵌修复，而不是用胶水进行简单的临时粘合。当然，如果您正确选择了镶嵌的师傅或镶嵌工厂，负责人会根据具体情况给您合适的修复意见。如果需要把玉镯碎料加工成小玉石饰品，最好做到"保色、保体积"的原则，切勿把本来就不大的玉石碎料变得更小。

　 哪里可以修复玉镯？

　选择正确的修复地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选择不对，不但达不到修复加固的作用，反而破坏玉镯，得不偿失。玉镯的修复要比一般的首饰镶嵌要难很多

　因此切不可选择经验或镶嵌设备不齐全的小加工作坊，应该选择正规的镶嵌工厂或经验丰富的首饰工作室，以保障你的玉镯得到切实的加固修复。如果需要把玉镯碎料加工成小玉石饰品，应该选择专业的玉石雕刻师傅，在师傅的正确建议下雕刻。

张炎:以下黑山文字资料由校易搜收集整理。com)为每个人。让我们快速看看它们！

张炎和他率领的布拉克山军队虽然没有争夺天下,但由于张炎主政时期战略的重大变化,实际上成为了一股相对独立的分裂势力,并在汉末的争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袁绍、曹操、公孙瓒、汉赋等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这些政治势力的兴衰产生了重大影响。>张炎的崛起黑山之乱源于东汉末年的混乱局面。钟平元年全国爆发黄巾起义后,各地不满东汉王朝腐朽统治的暴动和叛乱愈演愈烈,呈现出动荡的趋势。三国志·张炎传说:张炎,常山真是一个人,他的真名是楚。黄巾起义后,颜以贼收少年,转投山东。已经决定了,有一万多人。也是从出道,从事兵自号,与颜和睦,与颜推犄角为帅所谓山中闲攻,表明其活动基本上属于基于有利地形的游击战。因此,它的规模很小,不容易引起东汉政府的注意。然而,在钟平皇帝的第二年,在张牛叫和张炎汇合后,这支武装力量的规模立即增长。后汉书·灵帝纪记载:,黑山贼张等十余代人一起起家,他们在那里发钞。后汉书·朱娟传详细记载了这种服装的人员和规模:黄巾贼之后,有黑山、黄龙、、左孝、郭、俞广恩、青牛角、张柏琦、刘实、左竹张八、平汉、大齐、等。声音大的叫雷公,骑白马的叫张柏琦,声音轻的叫飞燕,胡子多的叫山沟根,眼睛大的叫大眼睛这个标题有不同的原因。大的是20,000到30,000,小的是67,000。>>这里需要解释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反叛者被称为黑山贼？这个黑山到底在哪里？事实上,在古籍中,黑山的位置是有明确记载的。>>水镜笔记提到:清水出河内修武县北布拉克山。>>太平御览提到:蝎子,和尚都在黑山,经常带一只黄蝎子到禹城卖酒。>>元和县志中提到:黑山,在县城以北五十五里处,始于汉末的黑山,聚集了十多万人,是黑山贼。>>通过这些历史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黑山实际上位于邺城、河内、季峻和今天太行山东麓的中山之间。到目前为止,这里有连绵不断的高山和茂密的森林,容易保存,也很难攻击,地形也很危险。因此,东汉的忠臣是无能为力的。>>了解布拉克山军队的主要活动位置,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黄巾很快被东汉王朝镇压,布拉克山军队幸存下来。随着实力的发展,张对常年的游击战并不满意,反而开始进攻各县。他们选择的目标是龙涛县,巨鹿县。结果是一个不好的开始,张飞矢。被创造和死亡让每个人都咽下去。此后,张炎改楚为张,因其朴速度超群,军名。后汉书·朱娟传说:贼帅,张炎,常山人。他又轻又勇敢又敏捷,所以他的军名是闫飞。擅长步兵,与中山、常山、昭君、上党、河内等地的土匪交往较多,有数百万人,绰号布拉克山贼。河北各县都受到了伤害,法院不能讨论。布拉克山军队成为黄巾起义后最大的反叛者。>>由于布拉克山军采取了依靠黑山四处传播的作战模式,东汉军很难像对付黄巾起义那样,仓惶进行决战,于是出现了朝廷不能讨的尴尬局面。同时,黑山军队没有像黄巾军那样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也没有打出推翻东汉统治的旗帜。因此,汉灵帝采取了另一种方法来解决布拉克山军队的问题:说服投降。九州春秋说:灵帝不能自讨苦吃,乃遣人拜杨奉为黑山校尉,带领山贼,以示孝敬。之后,阎派人到京都乞求投降,并崇拜阎平作为一个困难的中郎将。张艳从此获得了合法地位。>>面对这种情况,张炎为什么选择向朝廷投降？历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录。然而,从汉书·朱娟传后来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严逐渐侵入河内,逼近首都,成为河内太守,打败了他的家兵,张炎的投降是不真诚的。这只是一种策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黄巾起义的原围剿主力皇甫嵩被调至凉州镇压边张、韩遂的叛乱,中原皇军为空虚。张炎没有利用这一形势发展自己的势力,而是选择了投降,这显然受到了杨奉向朝廷投降的影响。从以上记载来看,杨奉应该是布拉克山早期军队的主要***之一。他的投降无疑对布拉克山军队起到了分裂作用。根据九州春秋,黑山各部各有军队,大的两万至三万,小的不减几千,以及朱娟后汉书谷中贼多往来,布拉克山军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而是分散在统一旗帜下的个体,独立行动。因此,为了消除杨奉降汉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避免军队内部的摩擦,张炎的投降是完全可能的。可见张炎足智多谋,绝非一般土匪可比。然而,正是由于张炎及其率领的布拉克山军队,一度横行河北的义军逐渐成为一支割据势力,并在汉末进入了逐鹿中原的历史阶段。随着汉末局势的逐渐恶化,张炎和他的布拉克山军队的表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张炎的目标并没有根本改变。也就是说,在保证自己生存的前提下,积极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自己的领域。>>钟平六年,董卓陷入混乱。此时,张炎利用关东诸侯进攻董的有利时机,积极接触各路豪杰,为自己在汉末政坛谋得一席之地。三国演义·张炎传说:董卓迁居长安,天下有数兵。严穗带着他的英雄。由此可见,张炎虽已被朝廷任命为中郎将,但并不满足于蛰伏在黑山,而是想在中原发展,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和疆域。>>那么,张艳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从对他后来行动的分析来看,他把目标定在了世界投资巨大的冀州。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与袁绍的严重冲突。袁绍攻占冀州后,谋士居守曾向袁绍提出一套发展战略。事实上,这一发展政策也是袁绍此后一直追求的目标。三国时袁绍传对此作了详细介绍:从事居守的余韶说:将军若弱于冠,他将在海上广播；当价值被废除时,忠诚和忠诚会努力工作；如果你一个人出去,董卓怀会害怕；河流和北部,然后渤海口。一真县的兵,撮冀州人,魏和真朔,闻名天下。虽然黄巾是混乱的,黑山是傲慢的,军队是东进的,青州可以决定；如果你还要求黑山,张炎可以被消灭；回到北方,太阳将会消失；当荣迪受到威胁时,匈奴人会紧随其后。隔江相望,在四州之地,我们可以汇聚英雄豪杰,拥抱千百万人民,欢迎来到西京,修复洛邑祠堂,让世界赢得这场战斗。谁能打败它？与几年前相比,这项工作并不难。"

国家文物局阶段的重要工作纪要（1977-1985）

1 国家级保护单位北大红楼抗震加固设计纪要及后记（另详）；

2 1978年4月给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的信。有感于梁思成先生《营造法式注释序》手稿中对研究传统所受到的打击、从而产生的对谬误观念的屈从和自我批判，所以尽自己亲知亲历的认识全面说明研究传统对现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文物古建在“古为今用”方向的广阔途径（此信被罗哲文扣押了五年，可能王冶秋生前并未见到）——附梁先生手稿原件；

3 根据文革我国面临的现实条件及文物古建本身的价值，阐述文物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必然性，皆有实例为据，绝非概念游戏和抽象的诡辩和空谈，更不是意气之争——附已发表文章；

4 文革后文物古建损坏严重急需清查，因而组织北京市规划局、园林局、文管会（北京市文物局前身）、国旅北京分社（北京市旅游局前身）、建工部建研院、中国建筑学会等六个单位对北京地区的重要古建园林进行调查、写出调查报告、由北京市规划局打印20份传阅——附原件；

5 古北口明长城被拆毁三千米，城砖用于修营房和猪圈，还在《人民日报》上宣传拆用长城砖是“废物利用”，因而北京文管会文物处长赵学勤找我去现场调查后，因此前长城并未定为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仅山海关、居庸关、嘉峪关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保护单位），所以“无法可依”，因而紧急向李先念同志反映情况提出建议，经先念同志批示后，全面保护历代长城才有据可依；

6 恢复与重建圆明园的调查报告，并以侨委副主任林修德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建议。新华社记者周建英在《内部通讯》（高级内参）上写了报道，新华社长曾涛也与我见面，因而圆明园这一弃置已久的废墟得到中央及社会人士的关注。在圆明园介绍情况的会议上认识时任全国文联秘书长的金紫光同志，不久他即调任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因而当时还不是任何一级保护单位的圆明园在国家文物局受到关注。在众多“神仙会”七嘴八舌畅所欲言的结果，其可谓“木匠多了盖塌房”，圆明园被毫无根据地定位为“遗址园”（此前我查阅了若干日本遗址园的实例，后来又考察了欧洲庞贝、厄科兰诺、奥斯提亚、迈亚尼、德尔菲、（世界人类文化遗产）科诺索斯和菲斯塔斯（欧洲最古老的5000年前遗址）等著名遗址以及与圆明园相当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别墅和狄华丽园等，反观圆明园根本不够格也不宜于成为遗址园，因而本来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结合当时中央大力开展旅游事业的需要，大有发展前景的五千余亩废墟被“遗址园”的头衔和升级为国家级保护单位的虚名作茧自缚，不能有所作为，根本实现不了“以园养园”、“以园建园”的设想，反而成为收支不能相抵、填不满的无底洞，但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理念却在浙江普陀山得到实现（另详）；

7 清东陵是一个成功的“以文物养文物”和“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保护与管理的实例。在调研阶段还在裕妃陵发现容妃（即香妃）墓，经过考定新疆喀叶传说中的香妃墓，实为香妃家族墓。香妃本人葬于东陵，骷髅上维吾尔族发辫也可证明是香妃本人的骸骨。兼谈明十三陵、清西陵的保护管理问题；

8 浙江普陀山是佛教的大名山之一，为观音菩萨道场。文革时万余尊佛像一扫而光。岛上原有三大寺、六大庵、72茅蓬。除三大寺尚完整外，其余皆残破不堪。如按照常规修复，难以想象。更严重的是文革破四旧的遗毒远未“拨乱反正”、文物与“四旧”混淆不清。所以首先应明确区别历史文化与封建迷信的不同本质，历史地说明三大宗教传入我国后并非全为迷信，也带来了文化、艺术和哲理，特别是佛教传入后与传统的儒家、道家融为一体，丰富了传统文化，而作为传统文化当然有不少糟粕，所以区别其精华与糟粕，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是完全必要的，不能混为一谈。

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必需完整地保存其原貌、原状才能进行具体分析。古建筑、庙宇等作为历史文化的载体，物质地保存了其精神内涵的原貌，使后人得以进行分析研究，这就是保存文物的重要意义和目的。当时陪同我一起考察的有一个舟山地区组成的包括普陀山当地的徐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一路边看、边谈、边议，最后除一位（大约是木材公司经理）坚持反对恢复外，其余四人皆同意恢复，当然还有更重要的现实利益问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以普陀山在佛教世界的声誉开展旅游事业是非常有益的。在此前提下，我提出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因陋就简、修旧利废，边修复、边开放、边受益的原则“滚动发展”。投入少、收益快、尽早起步、尽快脱贫（1978-1988年间我多次去江浙一带，鱼米之乡的江浙当时却饥民遍地）。

按此实施的结果，第二年再去时即有收益，第三年去时已大见实效，但也出现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破坏文物及环境的苗头，以后我未再去，但我认为很值得从全过程“解剖一个麻雀”认真总结一下，和圆明园也是个鲜明对比。

这是又一个以其本身固有的价值，实现“凤凰涅盘、浴火重生”的成功例证，但要避免片面性，防止走向反面，我认为所谓“可持续发展”只有进入良性循环才能达到。——附《建筑学报》关于普陀山规划一文；

9 保存德胜门箭楼始末：当时二环规划要拆除德胜门箭楼，为了保证二环路国庆通车，拆除德胜门箭楼的施工队已进场，北京市的赵学勤紧急来找我。我到现场后根据崇文门交通问题的经验教训，不能单纯的“力保”德胜门箭楼不拆，而不顾解决现实交通的问题，所以我首先到市政设计院看了德胜门立交方案，并在原方案的基础上将立交桥一分为二在箭楼两侧绕过。这样就可以既保存了箭楼又不影响二环通车。

所以我认为规划工作的实质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矛盾，而不是片面地按照一方面的意见（长官或专家）强行贯彻片面的主观意图，如果矛盾得不到统一，不仅不是完善的方案，而且会产生后遗症，甚至恶性循环；

10 古观象台塌毁后，因正好斜对外交公寓，所以外国通讯社率先报导。刚上任的局长齐光要我马上去现场勘察原因。我首先组织人将台上的天文仪器抢救下来置于安全地带（有照片），实地观察是由于修地铁环线时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只有一个国家文物局与地铁签署的由地铁负责加固基础的协议而没有提出加固方案，罗哲文经办），所以在元、明城台接缝处产生滑坡……据此提出大、中、小三个修复方案（后由鸣谦负责实施其中的‘大’方案），并统筹考虑修复后的完整性，向当时负责科技工作的副总理方毅提出收回被某单位占用的紫微宫，最后由方毅报小平同志批示收回；

11 与金紫光副局长赴江西考察文物古迹及革命文物，拨款修缮宁都暴动遗址。因陶渊明墓的迁建及新建陶渊明祠以及重建滕王阁、浔阳楼等问题，江西省提出纪念以陶渊明为首的江西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是为最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因滕王阁原址已没入赣江，论证是否恢复、为何恢复等问题，我提出文物古迹的价值并不限于其本身是否为原物或原构，实质问题是其反映的内涵的价值。如北大红楼其价值并不在于其本身设计或建造的优劣，而在于其作为纪念“五四运动”的物质载体。其后我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建筑作为艺术和历史文化的载体》，即举江南三大名楼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其为三篇历史文献的载体，所以屡毁屡建，新建者仍应作为文物，有纪念意义的现代建筑也将作为文物；

12 1980年芜湖会议上（建筑学会、历史理论学会），我和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先生议论并提出文物建筑不应只限于传统木石结构体系，也应包括西风东渐后的西式建筑体系。最早可溯源于乾隆在圆明园中建设的西洋楼，及其后流行于北京的“圆明园式”建筑以及洋务运动后产生的新建筑类型，如诸多的“制造局”和外国建筑师设计的仿古建筑，如北京图书馆、燕京大学、协和医院等，也包括租界区的纯西方建筑。其后我去负责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时，将这类建筑纳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一章中，所以哄传的所谓梁先生主张原封不动地保存明清北京城作为大个博物馆是完全讹误的。因为北京城是不断发展、演变的，所谓“明清北京城”如何断代？实际上任何城市都有一个始、兴、盛、衰的过程，应妥善保留和保护的是各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佳作和杰作，而不是单纯的以建筑的年代和形式、风格等界定其是否为文物。

芜湖会议上还首先提出民居及民间建筑亦应选定有代表性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会议赴安徽歙县考察并提出“老屋角”等若干民居报批为保护单位，兼及山西及景德镇等处的民居；

13 与伊-沈（伊顿和沈坚白（原长城饭店总裁））合作广东佛山“中国古代文化游乐中心”的选址规划与可行性研究并共同参观考察清东陵、圆明园、河南中州旅游区等。兼谈6个W在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及当时我国立项程序中存在的问题；

14 河南开封“宋城整建委员会”咨询顾问及河南“中州旅游区”规划招商引资；洛阳龙门石窟漫水桥的鉴定；

开封宋城整建规划：由于宋开封城的遗址、遗迹已深埋于地下6-9米处，地上的宋街只是仿照《清明上河图》而建的一条仿古街，所以在营造地上建筑时如何与地下遗址结合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应邀作了一个宋城整建规划方案，其中：

1) 关于“包府坑”的疏浚及污水排放问题，引起普遍的城市污水排放及污染问题的研究，后来证实开封的污水排放一直影响到安徽亳州（历史文化名城）的水体，所以污水处理及再生问题是必需解决的，反映到北京（原市委公交城建部长佟铮同志），导致北京高碑店（建国后第一个）污水处理厂上马。兼谈污水再生及城市垃圾、各种尾气处理变废为宝等几个问题（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的有关段落和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污水处理及再生的图解部分，以及1964年北京和平北路规划中关于污水排放和市政摊销等问题的记述）；

2) 关于开封犹太人的问题：罗马帝国灭犹太国后，被打散的十个部落流亡到世界各地，其中一支于我国东汉时期进入中国。宋真宗时有一支犹太人流入开封，宋真宗接纳了他们并赐给他们七个汉姓，号称“七姓八家”（另详），要他们遵守祖制在开封定居，名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这一支犹太人是流亡的犹太人中唯一被汉化了的，其余流散到各地的犹太人越受压迫，越团结、越坚持自己的信仰和习俗，形成独立的犹太人社区，而开封犹太人由于不受压迫还要他们“遵守祖制”，反而逐渐融入华夏文明。明代传教士利玛窦即派人寻找他们的族长，要帮助他们恢复并学习希伯来文，反被拒绝。1983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记者沃伦斯基（犹太人）等多次到开封寻找这支犹太人的后裔，结果已“无影无踪”。1983年我陪同沈坚白（同为宋城整建委员会顾问）到开封时，沈受托寻找这批犹太人的后裔，结果通过开封有关部门找到六个人，他们已完全汉化，根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再遵守犹太人习俗（如男子成年要行“割礼”等），只是有些卷发和鹰钩鼻等（皆有照片），开封市长方略写了一封委托信给沈坚白，托他到加拿大多伦多找回或复制一套开封犹太人的重要文物（七部羊皮经中有一部被带到开封），写《开封犹太人》的加拿大神甫怀特（Bishop White）把这些文物包括‘一赐乐业’教碑及匾带回到加拿大多伦多（或渥太华）博物馆。后因中国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支持阿拉伯，所以省外办压下了（方略原信仍在我处）。实际上开封犹太人是世界上唯一被同化的事例，有重大的历史文化意义，不仅体现华夏文明的包容性和亲和力，对内部各民族团结共处，而且对化解当今伊斯兰与以色列的矛盾有重大的启示借鉴作用。（我国56个民族中没有犹太族，但我去开封犹太人族长家中看到1953年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少数民族代表的大照片中有开封犹太人的代表（即该族长）；

3) 沈坚白谈引入和利用外资及对我国当时的优惠政策的几点意见和建议（另详）’

4) 关于洛阳龙门漫水桥的鉴定：当时河南省委省政府为了有利于保护龙门石窟，修了一个小平桥（漫水桥）。水经过龙门石窟前引入对岸北上，以便封闭龙门石窟前的通道。本是一个有利之举，但被某个在龙门蹲点的文保所干部告到国家文物局，说小平桥破坏了龙门石窟的环境，又转到国务院由副秘书长艾知生下令河南省停工，并组织了12位专家到龙门现场开了五天会，批判了五天，最后决议废除小平桥。我与金紫光副局长去河南时，一位副省长岳肖霞对我说：“我们好心办了错事，希望你们去看看，帮助解决一下龙门石窟的保护问题，因为龙门北面的关林（关羽墓地之一）经常有集市，南面的百姓赶集都经过龙门石窟，东面的唯一通道对保护龙门很不利，如果不建桥将人流引开，还有什么可行的有效方案（12位专家提出的建议如在龙门石窟后面开凿隧道等不但耗资巨大而且施工过程中如开山放炮更易破坏石窟，故不可行）我到现场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龙门北端的铁路大桥，震动很大，相比之下龙门南端的小平桥安静的卧在河床中是个只能走行人和人力车的漫水桥（水大时漫过桥面）我问陪同我们的河南负责文物的文化厅副厅长张家泰，如果说环境景观受影响，首先应迁移铁路大桥，如果说震动对石窟的影响，更应迁移铁路桥。（据说后来铁路桥已迁建）为什么对铁路桥视而不见，却要停建对保护龙门石窟有益无损的小平桥？由于是国务院下令停工，所以直到后来胡耀邦总书记和乔石到河南视察时由省委书记刘杰陪同视察龙门，对小平桥进行现场鉴定也认为对龙门石窟没有什么影响才下令复工。但经过“神仙会”评定的停工、撤点、再复工已平白无故的损失了30万元（1983年时30万元不是小数，有河南省的记录资料）；

15 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考察并参观“包产到户”样板。兼谈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几点体会。（明中都遗址与《北京城建史》有关）

16 扬州会议：第一次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大会。发表《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战略问题》。主旨是，历史文化名城也要发展。会上关于历史文化名城要不要现代化问题与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有一段“对话”。他首先向我发难，我反诘他使他无话可说。后来他画了三根竹子并题款送我，又说他见过我祖父，就算“和解”了。但是历史文化名城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既不能“抢残守阙”又不能“面目全非”，这是个普遍的问题，不同的城市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这个问题至今仍在争论，我认为仍然是“以艺术的手段统一‘古’与‘今’的矛盾”，不应该也不可能有固定模式；

17 南京大会：纪念中国建筑学会30周年。由戴念慈作报告，我与第二任建筑学会理事长、原建工部杨春茂部长及兰州副市长任震英谈论了建筑学会的任务与方法等问题。我在学会中无任何“头衔”，因为我是参加成立大会的创始会员，所以应邀参加这次大会。会议期间同时进行改组，所以我对学会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简述如下：根据1953年成立建筑学会的主旨，学会应成为“行政”的助手，凡是不宜由行政规定或决定的问题都应在学会展开充分讨论。例如，在建国初期关于建筑艺术风格和民族形式问题都不应由行政机关作任何硬性规定，包括重大工程的艺术、技术问题都首先由学会组织讨论，但是历次运动都首先从学会开刀，因为议论多，容易抓辫子、打棍子，这是应该注意纠正的。如果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和讨论，认识如何能发展或深化，老子曰：“反者道之动”。如果都是“一边倒”、“一刀切”，我们的行政决策如何能避免片面性。时至今日关于严肃的学术性问题都不再学会正经的讨论，而是由媒体组织形形色色非本专业的“名流”哄炒，如何能正确导向？

18 在南京时学会的同志介绍会见南京林学院教授陈植，并应邀参加《中国造园史》的编写工作。这个课题是由建设部园林局出资组织的。另一为《中国园林史》因观点不同由汪菊渊主持。陈植因我祖父曾校刊明代造园古籍《园冶》所以约我参加。但《园冶》是研究江南士大夫“文人园”的，陈老先生因为我当时在国家文物局，所以分给我石窟寺和帝王陵园及名人墓园。由于没有首先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两个课题（造园史、园林史）以及亦由建设部出资的中国建筑史皆未完成。

——附《关于史学研究中史料与史观的辩证关系》、《基础资料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兼谈国家文物局的资料问题（另详）；

19 赴乌鲁木齐参加先土建筑学会会议（《民居应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言稿），同时考察西北五省石窟寺、古城址、清真寺、藏传佛教寺院、陵、墓、古长城等文物古迹。

大西北之行同时考察西北环境变迁及古泽枯竭等问题。根据有关碑记及文献记载，西北环境恶化、水源枯竭，不过600-1000年之间的过程，结合以后去大西南和内蒙（穿越乌兰布和、腾格里、巴丹吉林等几个沙漠）的考察，环境的恶化主要由于森林植被的破坏（在大西南主要为最近半个世纪内造成的）引起河流季节化和湖泊干枯，又引起气候变化和雨量减少等一系列恶性循环，所以治理环境、植树造林是重要手段，但“为植树而植树”常流于形式，效果甚微。必须着眼于从根本上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形成持续的良性循环。其规律性不难认识，关键在于有效举措，从古文献中（如《言守边备塞疏》汉·晁错）得到的启示，扼要地说：必须采取综合性举措（另详）

——附1985年给万里同志信中有关“环境问题”部分；1998年给朱镕基信中有关“以新观念经营林业”的部分。

总之：一方面环境恶化十分迅速，以大西南为例，不过半个世纪雅砻江已成为季节河，但另方面也可看出使环境产生良性逆转的可能性。当然这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但必需有个正确的开始和长远的目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重之台始于累土”！

20 北京市委公交城建部城建史书编委会编委，编写《北京城建史迹》扩大提纲，组织十个编审小组；论文《燕都蓟城考》（附原文），《北京城建史迹》对北京文物古迹保护利用及历史文化名城规划都是基础性研究，世界著名城市都有翔实的历史演变的典籍，图文并茂作为赠送贵宾的主要礼品，而北京对其起源和演变中的重要里程碑事件都缺乏系统的实物证明和史料的记载。《史迹》一书的扩大提纲本想达到这一目的，但在如何正确对待历史和“古”与“今”的辩证关系上，观念难以统一，所以停顿下来至今仍未能继续，这是十分遗憾的，像奥运会这样的盛举，介绍北京历史的典籍本应成为首要的礼品和宣传品以代替寓意不清的宣传口号！

21 日本建筑史纲（已有纲目，缺乏考察实物）。日本建筑文化源于我国却保存着比我国最早木建筑还早的古建筑（相当于隋唐），“礼失而求诸野”，所以若按梁先生所主张的根据实物来剖析建筑史，则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日本古建筑。

22 浙江河姆渡遗址、宁波、绍兴、杭州、雁荡山、天台山、临海、新昌、桐庐及安徽黄山、九华山等文物古迹及风景名胜区的调查、旅游网规划。恢复“文革”时被毁的第一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岳坟、岳庙的几点说明；

23 古建维修中的问题：

1) 不能仅仅以“整旧如旧”概括一切，要分门别类判定“律”与“例”；

2) 古建防火问题，不能仅靠高压水龙，大多数有内部装修和雕塑壁画的文物不能使用高压水龙；

3) 梁先生对赵州大石桥“整旧如新”的批判要具体分析。如原来的构件是否可移至博物馆的问题，欧洲的诸多石质古建中的精致雕塑构件已移置于博物馆，用硅橡胶复制的构件代替原件置于建筑上；

4) 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加固方法和材质的耐久性等方向要认真投入；

5) 施工过程中的各种保护举措（包括防火）。

24 古建基础资料调查整理问题

1) 基础资料调查整理、使用应有全盘考虑；

2) 应采用新的科技手段代替人力测绘。我参加过一次建筑学会活动（美国女建筑师代表团）其中纽约负责文物古建的女建筑师C Tayler介绍纽约一地、一次普查就是20万例。如果用原始观念和方法测绘、整理、筛选，如此巨大工作量难以想象，但应用新的仪器和电脑处理则很快完成；

3) 基础资料调研和历史理论研究工作密不可分——附梁先生关于《中国建筑史》编写过程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的讲述；

4) 文物工作是个既古老又新颖的工作，因为对其应用于当代的需要，范畴是十分广阔的，所以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