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首先祝你身体健康！以下我来给你谈谈关于“拯救”中医的问题。

拯救中医药，必先祛除文化“自虐”。废除中医之论，如今回望，已是百年之身。

一百多年前那些西风东渐的岁月里，比尖船利炮、舶来商品更易打动闭塞的中国的，是对急性病见效迅速的西医，那是中国人认识西学的开始；随后，西风化雨让中国的现代化意识疯长，此时最早一批被唾弃的“糟粕”里就有中医。

对于中医的认识和态度，隐含着对于与中医血脉相连的文化传统的认识，隐含着我们对于人自身的认识。

不久前，由朝鲜医家在400年前根据中医名家的学说以汉文编就的《东医宝鉴》，将由韩国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申请，作为世界记忆工程的一项。被误传的“韩医”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息，好像并未特别强烈地刺激那些陷于中医存废的吵嚷声中的人们。

对于最近的中医存废之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中医“痼疾”的探讨，新华社播发的一篇报道称：拯救中医药，必先祛除文化“自虐”。

这篇稿件引述上世纪80年代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的话说：“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

□ 不仅是中医之痛

1879年，国学大师俞樾(号曲园，是章太炎、吴昌硕的老师)发表了惊世骇俗的《废医论》，旗帜鲜明地主张“废除中医”。

随后，一批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包括孙中山、胡适、梁启超、严复等人的“废医”主张，更是言辞激烈，事隔近百年，杀伤力仍在。

严复认为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陈独秀说：“中医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梁漱溟认为，中医只是“手艺”，“没有客观的凭准”；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中医中药的讽刺更是影响深广--“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就连曾因病受中医惠泽的胡适也说：“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

民国时期有一场更大规模的中医抗争运动。1929年，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在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的主持下，提出了“废止中医案”，最终因受到社会强烈抵制而未果。

“妓女、吸毒和中医问题都解决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曾在民国倡导“废除中医”的余云岫，在当了政协委员之后，把中医和妓女、吸毒等问题相提并论。

这些在今天听起来仍嫌刺耳的极端之论，诞生于“天朝大国”快速坠落时强烈的危机感：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必须“脱胎换骨”，兴西学，弃旧学。到五四运动时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更加汹涌。就在这些意图建立“新世界”、断然弃绝旧文化的声浪中，基于文化自信的民族自信也悄然失落。

传统文化作为中医生存的土壤越来越受到削弱，中医与自身的传统断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面对中医存废困境，不少专家学者呼吁，要拯救中医，先要拯救传统文化。

长期关注中医药发展战略的科技部专家贾谦认为，是忽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医学教育使中医质量下降，是近百年来对西方文化的几乎全盘接受让中医学元气大伤。而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教授说，对于中医的误解源于整个世界传统文化的衰弱，在经济全球化的强烈冲击下，这已不仅仅是中医之痛。

□“秀才学医，笼中抓鸡”

“不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是很难理解中医的。”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思想研究中心主任孔令宏教授这样说。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秀才学医，笼中抓鸡。”古时候秀才科场不利，往往转而学医，很容易上手，因为中医与儒学、道学、易经八卦、阴阳五行甚至武术茶道、琴棋书画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传统文化知识背景的人学习中医相对容易。

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道、释三种流派思想长期融合而来的，这三派思想，都对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尤其是强调人与自然界协调统一的“天人合一”观，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也直接缔造了中医学的基本框架，为中医学的发展找到了出发点与归宿。中医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五行相贯的藏象学说，阴阳互根的治疗原则无不打上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烙印。

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学科博士生导师张其成教授也认为，诞生于古代中国的中医药学，其本身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古代其他文化的关系同根同源，本为一体。

然而一棵树即使再茂盛，当它根基下的土壤营养不足时，它也会慢慢衰败凋敝。

张其成说，从科举制度废除至今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传统文化所受到的打击接连不断，诸如废孔废经、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汉字的简化以及近一个多世纪用西方哲学来“科学阐释”改造中国古代思想等等，加上现代科学的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某种程度的中断，这也对中医发展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日益边缘化，天文、地理、农学、算学等等也在逐渐淡出时代舞台，成为历史的陈迹。只剩下国画、京剧等寥寥可数的难兄难弟与中医同病相怜，一起被称作“国粹”，也一起经历着今天现代化科技的“洗礼”。

中医的古代典籍都是用文言文和繁体字写就，今天学习中医的人要读懂中医典籍必须有很好的古文功底，否则就要使用现代人改造与解释过的古籍。经过白话翻译的中医古籍，其间不知经过多少人的加工，曲解在所难免，再加上很多点校古籍的人士古文功底难称人意，如此情况下，今天中医古籍整理混乱、参差不齐也就不难想象，以之指导临床，“关公战秦琼”的现象在所难免。

在现代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人，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逐渐陌生，尤其是对原有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更是缺乏必要的掌握。在大多数人看来，以文言文写就的中医药书籍无异于“天书”。这些由文言文记录的中医思想，成为了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道难题。 “传统文化离中医越来越远，中医离传统文化也越来越远。”张其成不无悲哀。

□ 拯救没落的文明

为保护中医，我国近年开始酝酿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决定将中医理论、诊法、疗法、方剂、中药等八项内容“打包”，向联合国申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孔令宏认为，中医在现代科学和现代文明中易受伤害。现代科技以西方为主导，而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背景有别于西方范式，在传统文化退居次要位置的今天，中医难免会和现代科技产生冲撞。

大多数中医反对论者对于中医的最大诟病莫过于它的不科学性。孔令宏认为，科学的标准是多元的，并不能单纯以可重复性、可检验性作为标准。对于中医提出的一些问题，西医也同样会面临，比如药物的副作用反应。片面的夸大中医的害处，纯粹是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祟。

张其成认为，中医是中国的原创医学，也是当前最有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积极影响、并带动我国医学科技领先世界水平的古老医学技术，中国人应该珍惜，从理论思维的角度去加以有效的总结，而不是一味地搬用西方人的逻辑分析工具去否定它、摧毁它。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技术应该并行不悖，如鸟之两翼，共同成为当代中医发展的推动力。”

以上回答如果满意，请不要辜负我的一片好意，及时采纳为答案。

直至今天，对于中医的质疑依然不绝于耳，著名学者方舟子就曾旗帜鲜明的表示中医是伪科学，是一种蒙昧的、神秘主义的治疗方法，应该彻底地否定、抛弃。那么，中医到底有没有用呢？鲜为人知的是，东晋一部中医经典，竟然记载了现代两个诺贝尔奖的成果。

谈及魏晋时代的医学大师，我们最熟悉的是华佗与张仲景，但其实还有一位，这个人叫葛洪！

葛洪，江苏镇江句容人，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道家领袖，三国方士葛玄之侄孙，世称小仙翁，据说最后成功飞升。当时，道家之人往往精于炼丹，服丹炼道，因此在我们印象中，葛洪身上的标签是道士与炼丹师。但鲜为人知的是，道家还会研究养生秘术，研究神仙方药、养生延年等，因此葛洪还是一位顶尖的医生。

不经历风雨，焉有彩虹，葛洪就是如此！葛洪出身江南士族，祖父名字叫葛玄，号葛仙公，师傅是三国时代的左慈，但葛洪13岁时丧父，家境渐贫，为了继续学习，葛洪以砍柴所得，换回纸笔，在劳作之余抄书学习，常至深夜。乡人因而称其为抱朴之士，他遂以“抱朴子”为号，典型的人穷志坚。16岁时，葛洪拜祖父师弟郑隐为师，因潜心向学，深得郑隐器重。

史书记载，郑隐“弟子五十余人，唯余（葛洪）见受金丹之经及 《三皇内文》、《枕中五行记》，其余人乃有不得一观此书之首题者”。所谓《三皇内文》，就是《三皇经》，是《天皇文》、《地皇文》、《人皇文》的合称，据说可以辟邪恶鬼、温疫气、横殃飞祸、医死人肉白骨、起死回生等，已经失传。唯独葛洪能读此书，可见郑隐对其重视程度。

302年，郑隐察觉乱世将至，于是携入室弟子，东投霍山隐居避祸，唯葛洪仍留丹阳。304年，五胡乱华序幕之年，葛洪加入军队，被封为“伏波将军”，十年之后，葛洪返回家乡，隐居深山。二年之后，东晋开国，念其旧功，赐爵关内，但葛洪对做官一直推辞。直到325年，因为生活所迫，出任咨议参军等职，后来听说交趾产丹砂，于是主动请求出任勾漏(今广西北流县)令。

但途经广州时，听闻罗浮山上有神仙洞府，相传秦代安期生在此山服食九节菖蒲，羽化升天，于是葛遂决定中止赴任的行程，从此隐居于罗浮山，中途又多次辞官不做。

隐居罗浮山期间，葛洪修行炼丹，著书讲学，留下了很多经典，除了道家著作之外，还包括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技短杂奇要，以及医学书籍《金匮药方》、《肘后备急方》等。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其中《肘后备急方》一书的价值，在1600年之后，竟两次在诺贝尔奖上得到验证！

1928年，法国细菌学家查尔斯·尼柯尔，因为关于辨认出虱子为斑疹伤寒的传染者，而获得192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然而，查尔斯·尼柯尔的发现并非世界第一，因为早在1600多年前，东晋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就已经揭秘了虱子是恙虫病（斑疹伤寒）的传染源，并提出了预防的方案。

《肘后备急方》：山水间多有沙虱，其虫甚细不可见。人入水浴及汲水澡浴，此虫在水中著人。及阴雨日行草中，即著人，便钻入皮里。其诊法是：初得之，皮上正赤如小豆黍米粟粒，以手摩赤上，痛如刺，过三日之后，令人百节强，疼痛寒热，赤上发疮，此虫渐入至骨，则杀人。

科学研究表明，恙虫病是一种急性传染病，是由感染了一种叫“东方立克次氏体”的病原体引起的，而“东方立克次氏体”无法直接感染人类，需要一个叫恙虫（又称恙螨、沙虱）的媒介。恙虫的幼虫叫恙螨，但恙螨有好几百种，其中只有颜色发红的红恙螨和地里恙螨才会传播恙虫病。

那么，葛洪的“沙虱”与查尔斯·尼柯尔的是不是同一种呢？在《朴子内篇登涉》中，葛洪描述沙虱说：“其大如毛发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里……可以针挑取之正赤如丹。”这是世界上对恙虫病最早的记载。

可见，葛洪的著作要比诺奖得主要早了1600年之久，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以及中医的博大精深！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证书。

屠呦呦是中国的骄傲，她的成果由来我们都已熟悉，即受到了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的“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启发。鲜为人知的是，在诺贝尔颁奖时的演讲中，屠呦呦还提到了一件事，依然是这段文字的启发。

屠呦呦：当年我面临研究困境时，又重新温习中医古籍，进一步思考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关‘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的截疟记载。这使我联想到提取过程可能需要避免高温，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

葛洪记载的内容，尽管比较含糊，但指明了两个方向：一是青蒿可以治疗疟疾，二是应该是常温榨取青蒿汁，尤其后一点，屠呦呦“由此改用低沸点溶剂的提取方法”，进而成功提取出青蒿素。

可见，面对世界性的疟疾难题，古人智慧和流传千载的中国古代医书，给了现代科研人员两个关键的启示。

因此，中医有没有用，根本无需讨论，存在即是真理，中医流传数千年，无数智慧的结晶，让无数中国人远离病痛，让中国古代人口一直稳占全球人口25%左右，就已经证明了中医的作用。如今，中医的某些理论没有得到证实，并不代表没有道理，或许是现代医学还不够发达，毕竟人类医学还远没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医效果越来越显著，成功解决了不少西医难题，如今中医反而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受欢迎。可笑的是，在国外愈发流行的中医，却在中国饱受质疑。

鲁迅曾说过：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但他真的是反中医人士吗？

鲁迅究竟是如何对待中医的呢？

赶快来看看！

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既猛烈抨击亦研究应用

在鲁迅著作中，最早出现的中医形象是1918年4月《狂人日记》里的何先生 ，被描写为吃人的“刽子手”：“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

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

我说：“可以”！

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

我说：“可以”！

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

1920年6月的小说《明天》里也有一个中医的形象：“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他并不关心劳动妇女单四嫂子小儿子“宝儿”的病情，只是懒懒地“伸开两个指头按脉”，“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了。

然后，轻易地将单四嫂子“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夺走了 。结果， “宝儿”的命并没保住！

1922年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说了一段被反对中医者引用较多的话：“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引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大致在1925年之前，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中医都是反面人物，都是被讽刺挖苦的对象。

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是当时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先锋，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势必给予批判和否定。

1925年，他曾经在《忽然想到》里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中医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地要被“打倒”。这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在反封建文化，倡导科学、民主的潮流中，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适、陈独秀、梁启超、陈寅恪等都反对中医，梁启超甚至被西医割错肾脏亦无悔无怨。

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鲁迅的父亲曾因当地中医治疗无效而亡，“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而且家庭也由小康而坠入困顿”。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在幼年鲁迅的心里，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鲁迅在1925年写的《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也谈到自己先前对中医的不满：“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心存怨恨，在作品中对其鞭挞讽刺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鲁迅早期对中医进行抨击，但他并没有与中医绝缘，反之还有所应用与研究。

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时不时地用中医方法疗病。如日记载：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

从1912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多处可见这种活动的记录。这与鲁迅身体多病有关，许广平回忆：“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无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仅以1913年为例，这一年的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11月、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记载。”可见，鲁迅因身体多病，亦不断在中医里寻找办法，表明他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医学。

鲁迅虽然有嘲讽中医的言论，但同时也在读一些中医古籍，做过一些研究。

如《鲁迅日记》载：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1915年2月21日“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1923年2月2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本草衍义》一部二册，二元八角”；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借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师校讲。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此套医学丛书包括《褚氏遗书》《肘后备急方》《元和纪用经》《苏沈良方》《十药神书》《加减灵秘十八方》《韩氏医通》《痘疹传心录》《折肱漫录》和《慎柔五书》等。

鲁迅不仅多次去书局购买中医书，而且还自己修补中医书籍。

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鲁迅还将中医古籍与其弟分享，如1915年7月29日记：“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脉经》四本。”

由上可见，鲁迅对中医的病因学、脉学、针灸学、方药学都有涉猎，购买这些中医古籍恐怕不是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



观念渐变，评价客观

1930年以后，几乎未再见鲁迅对中医的批评，更多的是以平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在生活中利用中医药为家人治病，将有效的方法向亲友推荐，对中医给予客观的评价。

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日记里，有4次鲁迅写到为儿子周海婴往仁济堂买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谈到鲁迅为其治病的往事。鲁迅用带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热敷背部治疗儿子的哮喘病，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张“王牌”，往往“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其效颇佳。

稀缺性，保护意识强，学术价值高。

1、稀缺性。中医古籍的数量有限，尤其是珍贵的古籍，往往只有少数几本存在，它们的市场供应非常有限。

2、保护意识强。中医古籍作为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献，受到广泛的保护意识，许多中医古籍被视为国宝级文物，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因此出售这些古籍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

3、学术价值高。中医古籍承载着丰富的中医学知识和传统医学智慧，对于学术研究和学术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许多中医古籍被各大图书馆、研究机构和学术机构珍藏，不轻易出售。

中医药事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近百年来对中医药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自从“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是伪科学”和“要将中医退出现行的医疗体制”等争议发起后，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普通公众的眼中，科学好比是正确和有效的代名词，有人说中医的基础理论—阴阳五行是伪科学的说法，自然引起了中医支持者的强烈反对，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科学的特性与中医理论的基础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中医理论的基础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之路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以及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范畴，中医学运用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来阐述人体上下、内外各部分之间，以及人体生命活动同自然、社会这些外界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阴阳对立统一的相对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

五行学说用木、火、土、金、水等五个哲学范畴来概括客观世界中的不同事物属性，并用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模式来说明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规律。中医学主要用五行学说阐述五脏六腑间的功能联系及脏腑失衡时疾病发生发展的机理，也用以指导脏腑疾病的治疗。

由此可见，中医学的立足基础属于哲学范畴，其基础是阴阳五行。

之所以称阴阳五行只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原因在于它不遵守“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等科学的方法与规则，也不具备科学理论的“排它性”和“可证伪性”，在面对人类的疾病这种非常客观的东西时，不能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得出一个“排它性”的解释，究竟什么是失调、什么是太盛、什么是不和、什么是虚实？

也没有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对待同一个患者，王中医说脾胃不和，可李中医说和的很呢，两人依据都是同一个阴阳五行，但谁对谁错莫衷一是。

近年来，国家大力扶持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支持祖国传统医疗的发展，中医是一个完整的医疗体系，其理论体系是博大和复杂的，它有着自成一体的认识方法，当然不能简单地以中医理论不是科学而断然否定它，中医理论是否是正确和可靠的，关键在于它是否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可以设想，如果使用与科学不相容的中医理论来认识和指导对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且得到了可靠的正面结论，那当然是对中医理论的肯定，同时也是对科学的补充和修正，如何对中医药理论有效性进行检验就成为关键的问题。

千百年来，中医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衍生至今，未被历史淘汰。

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一直都是中医在国内治病救人。中医不是万能的，不能因为它不是包治百病就否认其实效性和科学性。中医的传承需要继承，也需要创新。古籍记载的中医理论也并不是完全正确的，需在临床实践中摸索，经过一代一代的医家不断努力，不断修正，不断完善中医理论体系。

虽然，目前中医的发展道路出现曲折，但是，我们相信，中医依旧可以乘风破浪，驰骋在历史长河中，一代一代的传承，发展，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