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与峨眉争秀色，要从灌口觅源头”。有送人士立即进行探索研究，根据李冰治理岷江水患，分别在四川都江堰市和乐市各凿离堆一处。乐山的“卧佛”是男性，凿的是头部；都江堰发现的“卧佛”是女性，凿的是脚部。姊妹佛仙，一江相连，景观奇特，无独有偶。 “天生玉女降古堰，藏在深闺有人识”。我们从发现者摄下的照片上清晰看出“李冰与玉女心连心”、“伏龙观乃为李冰的冠冕”。文史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发现，她是把中断数十个世纪的“内在联系”接通，对后永世不会遗忘的再发现。“玉女”与“玉女房”同在一地，其内在联系是自古已然；凿山为穴的“玉女房”，只是标志“玉女”的地点，不是“玉女房”的全貌；“东汉李冰石像”的出土，重在点明“玉女”所在，“玉女”就是“玉女房”的主人，故早在晋朝《华阳国志》、《水经注》、《太平环宇记》、《溢州记》、《灌江备考》、《灌县志》等史书上均有记载（而晋人误记“李冰于玉女房下白沙也作三石人立三水中“应予更正）。 战国后期秦楚两霸争天下，秦为实现一统天下大业，便将“得蜀则得楚，得蜀先治水”列为秦的根本国策。蜀居楚之上，水路不通，而都江堰“北旧无江”（汉书语），“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如水上运兵攻楚旦夕即至。秦出于政治目的，遂意派李冰治理岷江，所以“秦并六国，自蜀始”（见蜀鉴），李冰为避沫水之害变水利，首要解决交通、灌溉，便凿开离堆，将岷江分流切址，外江为正流，内江为引流，离堆以下开二江于成都平原，离堆以上科学引水拥江作棚，最后必须同时再集中于离堆之下，开展生死攸关的“水下决战”，李冰不仅身先士卒，而且其女自告奋勇，替父深入“水下开水”，不幸捐躯长眠，恶噩传开，震撼天地，更加激发了当时修建都江堰的健男壮女争先恐后要当李冰的儿女，投入水下代“玉女”的替身，劳动人民的化身，传说(六月二十四)，'玉女'便羽化成仙，神灵依附在玉垒江畔，日日夜夜守护着这千年古堰，受益的川西平原劳动人民更加怀念李冰父子，恩泽百性，建造了二王庙，寄托哀思。在封建社会几千年，女的是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能上神龛，所以我们在二王庙里看到的只有李二朗和李冰夫妇的神便。列朝列代政界要员，文人墨客为悼念李冰父子均要到伏龙观、二王庙祭祀，留下了众多的诗画题记、玉雕碑铭，号召人们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贡献毕生精力。

《书目答问补正》[清]张之洞 缪荃荪 著 范希曾 补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永瑢

《千顷堂书目》[明]黄虞稷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目录》

《北堂书钞》[唐]虞世南

《古书隐楼藏书》[清]闵一得

《千顷堂书目》[明]黄虞稷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清]瞿镛

《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清]莫友芝

《楝亭书目》[清]曹寅

《古今伪书考》[清]姚际恒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曲海总目提要》[近代]董康

《知不足斋丛书》目录

《文渊阁书目》[明]杨士奇

《丛书集成新编》台湾新文丰公司

《崇文总目》[宋]王尧臣

《宝文堂书目》[明]晁瑮

《武林藏书录》[清]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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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孟子、子思、曾参，所以称为《四子书》（也称《四子》），简称为《四书》。1190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六经》之阶梯”（《朱子语类》）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意义。汉唐是《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

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