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新修本草》（公元657－659年，唐显庆2－4年）是苏敬等所编著。世称《唐本草》。 唐代的文化，在当时是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医药亦属文化的一种，当然也不例外。就药物而言，品种不断增加，内容日益丰富。而当时医家奉为用药指南的《本草经集注》，在内容方面存在着：“闻见阙于殊方……诠释拘于独学……秋采榆人，冬收云实。谬梁米之黄白，混剂子之牡蔓。异繁美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防葵狼毒，妄日同根；钩吻黄精，引为连类。铅锡莫辨，橙抽不分”等问题。而此后之医家，“更相祖述，罕能厘证”，“承疑行妄，曾无有觉”。这些存在问题，如不解决，势必以误传讹。因此，苏敏于唐显庆二年表请修定本草，得到唐高宗的批准，并命李劾等组织二十二人修定，实际上是由苏敬负责。于显庆四年修定完毕，名曰《新修本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药典。它比世界上有名的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 本书有本草20卷，目录1卷，又有药图25卷，图经7卷，计53卷。载药844种，比《本草经集注》增加114种。所增加的药物中，有一部分外来药品，如安息香、龙脑香、胡椒、诃黎勒等。分玉石、草、木、人、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回互类。

在中医学方面，隋唐时期出现的重要中医典籍有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干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以及唐代公私修撰的一系列本草著作。另外，还完成了几部整理、注解《黄帝内经》的典籍，如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唐代王冰的《黄帝内经素问释义》。所有这些著作，都对后世医药学的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宋元时期中医学取得更为显著的成就，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这个时期的医药学典籍具有种类多、数量大、质量高的特点。方书方面有官修的《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私修的有《苏沈良方》《史载之方》等一百余种。疾病诊断方面，有崔嘉彦的《脉诀》、朱震亨的《脉诀指掌病式图》等。妇科方面，有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等。儿科方面，有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陈文中的《小儿病源方论》《小儿痘诊方论》等。法医学方面，有宋慈的《洗冤集录》。针灸方面，有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许希的《神应针经要诀》。研究伤寒病的，有庞安时的《伤寒病总论》、朱肱的《伤寒百问》等等。随着中医学的发展，不仅内部的分科更为细密，同时也出现了代表不同理论特色的医学学派，金元时期的四大家便各有多种著作，阐述各家的医学理论。如“寒凉派”的刘完素著有《素问玄机问病式》等，“攻下派”的张从正著有《儒门事亲》等，“温补振”的李呆著有《脾胃论》等。“养阴派”的朱震亨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等。他们的著述都从不同的侧面为丰富祖国医学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