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香辟疫-中医预防、藏香藏药熏治预防甲型H1N1流感

（作者：华藏）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瘟疫频发的国家。据文献记载最早的瘟疫发生于殷商时代。发生的原因主要有四类：一是气候反常，包括大水、大旱、奇热、奇寒等；二是动物活动异常，包括鼠害、蝗灾、蝇灾、蛾灾等；三是社会因素如战乱等；四是其他自然因素，如陨石下落、海啸等[1]。

本文追溯古人对治防疫方法，结合眼下甲型H1N1流感。试图为国民防护空气传染疾病，保护家园，健康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中记载的有数十种，古人对于瘟疫的认识，以及瘟疫的防护于古籍中多有记载。

而对瘟疫的认识。我们的先祖较早地认识到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两大特点。古人也多以“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户灭村绝”等语句形容瘟疫，可见瘟疫所带来的后果何其严重。

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①中已明确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②中更明确提出：“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病之前。”古语也云：“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独取其能；药不贵烦，独取其效。”可见中国传统医学对预防的重视，为了达到未病先防，也提出了一系列预防瘟疫的有效措施。

《瘟疫论》③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炎黄子孙在千万年中积累了丰富的预防疫症的方法，所以疫病解决之根本在于未病未乱前的祛邪预防。而在古方记载中，尤以香药熏治最为盛行。

中医预防瘟疫久经考验的方药很多。细审其方，思路决不止于清热解毒，而是用多种方法来调理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郁者散之，以平为期。

基础医理为：

补气抗邪法；通腑泻实法；以毒攻毒法；清热解毒法；发散郁火法；芳香辟秽法五类。

我们在这里着重于香药熏治 芳香辟疫的探讨，辛温香燥之药，多有芳香辟秽，健脾化湿之功，是最常用的一类防疫药。如苍术、木香、蜀椒、乳香、降香等。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神农本草经》明确指出木香能“辟毒疫”。《雷公炮制药性解》谓蜀椒“堪辟瘟疫”。《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

古人熏治消毒常采用的药物有艾草、苍术、贯众等。苍术的药用机理是健脾、燥湿、解郁、辟秽，临床上运用苍术的方剂很多，端午节前后，古人有用苍术“辟疫邪”的习俗，或用苍术熏屋，或以苍术和辛夷、薄荷、苍耳子、紫苏、细辛、云香草等多种中药做成香袋、香囊挂于室内、佩于身上。达到辟疫邪、身芳香之功效。

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⑤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⑥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⑦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而据研究表明：贯众对流感病毒(流感原甲型PR8株、亚洲甲型病毒)在鸡胚试验上有强抑制作用,另据报道,贯众对流感病毒的甲型 (PR8)、亚洲甲型(57-4)、乙型(Lee)丙型(1233)丁型(仙台)均有抑制作用。

足见以香药熏治防疫之历史和功效。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疫症源于秽气，预防疫症需扶正驱邪、芳香辟秽。

四部医典中《瘟疫症时疫》以对话形式表述瘟疫症结因缘：

意生大仙又问道：“善哉！明智仙长。瘟疫疾病由何种病因与病缘诱发，其性质是什么？为何叫瘟疫？对它如何作分析？不同的种类有几？现象未曾发生变化，如何能认以它的病状？它有几种治疗方法？恳求医药王赐予明确教诲。”

明智仙长答复道：“善哉！意生大仙仔细听：

所谓瘟疫症的病因及病缘，疾病之气，弥漫天空：结成云雾，笼罩大地。于是时疫，肠痧，喉蛾疔毒、黑天花等疾病接踵而来。另外，四时亏盈，劳损、恶臭、忿怒、恐惧愁苦等折磨，饮食失调，变生疫疠。由于这类病缘诱发了赤巴之热，降于汗腺，又诱发了龙与赤巴，通过发病的六处途径依次进入。或者是被气昧击中，疫疠逐步传染开来。所以称这类疾病为瘟疫症。它有时疫，痘疹、肠痧，喉蛾疔毒，流感等五种。

藏医名着《四部医典》④中也亦对于香草熏治防疫提出理论着述：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除有抵御外邪侵袭的保护作用外，还有分泌、吸收、渗透、排泄、感觉等多种功能，药物离子作用于全身皮肤、腧穴后，通过神经体液装置系统而调节高级神经中枢、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刺激效应，达到迅速调整人体脏腑气血和免疫功能，治愈疾病，改善全身生理过程等作用。对松驰骨骼肌、镇痛、改善关节功能、提高基础代谢率，加强物质代谢过程，能使糖、脂肪、蛋白代谢增强、睡眠显着改善。

年年粽叶飘香时，端午习俗知多少？作为中国传统民俗大节，端午节仪式感很强，端午节积累了如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品尝美食等诸多习俗，下面就跟我一起看看吧~

💝💝1、赛龙舟💝💝

龙舟，顾名思义，是形似龙的船。这艘船的船首像个高高的龙头，船舷和船腹分别涂有不同的颜色。龙的大小不同，桨数也不同，有六对、十二对、十七对、五十二对。如参赛方式相同，则龙舟的尺寸必须相同。若为新船，则亦须举行祭礼。

赛龙舟则是端午节的主要习俗。相传起源于古时，楚国人因舍不得贤臣屈原投江死去，许多人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不见踪迹。之后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以纪念之。人们借划龙舟驱散江中之鱼，以免吃掉屈原的身体。竞渡之习，盛行于吴、越、楚。

💝💝2、食棕💝💝

端午节吃粽子，这是中国人民的又一传统习俗。粽子，又叫做“角黍”、“筒粽”。其由来已久，花样繁多。端午节的早晨家家吃粽子纪念屈原，一般是前一天把粽子包好，在夜间煮熟，早晨食用。

根据民间的传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史记》的记载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屈原是楚国的大臣。屈原一心想着联和齐国对抗秦国。然而，屈原的想法却遭到了反对，最后屈原遭遇陷害，被贬黜。在流放期间，当屈原得知楚国被秦国攻破之后，伤心欲绝，抱石投汨罗江。据悉，在屈原死后，楚国的老百姓都悲痛万分。为了不让屈原的尸体，遭到鱼虾的侵蚀。人们都自发的向江中投粽子。端午节吃粽子的意义就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一节日习俗，一直流传至今。

在端午节吃粽子已经成为了一个特定的节日习俗，无论南方和北方的老百姓，都会在这一天吃粽子。在这一天，人们都会通过吃粽子来祭奠屈原。

💝💝3、挂艾草、菖蒲💝💝

艾草正氤氲，菖蒲试新酒。民谚有云：“清明插柳，端午插艾。”端午节这天，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眉，悬于堂中。

很少有人了解，这些古老的端午习俗，最早都是古人用来驱除疫病、维护健康的，所以端午节亦被学者称为中国最早的“健康防疫日”。菖蒲作为水生草本植物，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叶片呈剑型，插在门口可以避邪，所以方士们称它为“水剑”，后来的风俗则引申为“蒲剑”，可以斩千邪。艾草则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所以端午期间挂艾草、菖蒲于门上，相沿成习，遂成端午风俗。

💝💝4、饮雄黄💝💝

旧时，每逢端午节家人团聚时，爱喝杯雄黄酒，以示庆贺。雄黄也是一种药材，据说能杀百毒。端午饮雄黄酒的习俗，古时在长江流域地区极为盛行。古语曾说“饮了雄黄酒，病魔都远走”。我国民间还有“早端午，晚中秋”之说，古人以为辰属龙，辰时正是群龙行雨之时，故在端午节早晨设雄黄以饮祈雨，希望有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有的地方在端午清晨，人们还喜欢把雄黄酒或雄黄水洒在屋子里外，涂在小孩耳鼻、头额和面颊上，以避除毒虫、蚊蝇叮咬、驱散瘟疫毒气。

💝💝5、挂荷包和五彩丝线💝💝

为孩子系五彩绳是端午节的重要习俗，它有祈福纳吉的美好寓意。长命锁的前身是“长命缕”，也被称之为“长命缕”。其意义在于锁住小孩的命，避免病魔疫鬼侵入危害小孩。古人认为小孩一旦戴上了锁，就能无灾无祸，平安长大；长命锁更多表达的是长辈对晚辈的祝福。

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都在门楣上悬挂上五色丝绳，以避不祥；所以传统上用五色彩丝编成绳索，配以银锁，缠绕于儿童手臂，以祈求辟邪去灾，祛病延年!

这系五色绳也有讲究，必须要在太阳没出来之前就系上，否则就会不灵验，而且五色绳不能任意扯断或丢弃，只能等到端午节后的大雨天时，将它仍在自家院墙的排水口，随雨水冲走。

端午是中国传统节日，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端午的习俗在不断发展和变化，将传统文化完美地融合到现代生活中，让我们能够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停下步伐，寻找一些温馨甜蜜的家庭时光，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关注家人，团聚之际也带来许多幸福快乐。愿大家在这美好的节日里，都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和祥和的佳节！

艾灸真能对防疫起作用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来从多个角度分析一下。

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艾灸。艾灸是一种传统中医疗法，通过在人体穴位上点燃艾，将其温热的气体引入人体，达到调节身体气血、增强体质、改善身体状况的效果。在现代社会，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借助艾灸来保健养生。

对于防疫这个问题，艾灸能起到什么作用呢？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艾灸并不能直接杀死病毒或细菌。但是，通过调整身体的免疫系统和生理机能，艾灸可以增强身体免疫力，提高身体抵抗力，进而帮助人们更好地应对各种疾病。而在防疫方面，加强自身免疫力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除了增强免疫力之外，有些人认为艾灸还可以通过热量的作用，提高人体的体温，进而杀死病毒和细菌。但是，这个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实际上，增加体温只能对某些病毒产生影响，对其他病毒或细菌则没有任何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盲目提高体温，还可能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有人试过艾灸在防疫方面的效果吗？根据一些民间传说和经验分享，在某些疫情期间，一些人借助艾灸来增强身体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并且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经验仅具有参考价值，并不代表艾灸在防疫方面确有神奇效果。

在防疫方面，艾灸可以通过增加身体免疫力的方式来起到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艾灸并不能直接杀死病毒或细菌，在应对特定疾病时也需要结合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最后再次强调一下：在进行艾灸时务必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吃粽子，是端午节最火热的习俗，古时为祭祀投江的屈原，荆楚之人农历五月五日会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为恐鱼吃掉，人们想出用粽叶包米，外缠彩丝。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端午节的意义有哪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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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主要意义有哪些

1、端午节是中国汉族人民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以围绕才华横溢、遗世独立zhi的楚国大夫屈原而展开，传播至华夏各地，民俗文化共享，屈原之名人尽皆知，追怀华夏民族的高洁情怀。

端午节，是上古百越先民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因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跳汨罗江自尽，后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总的来说，端午节起源于南方百越先民择“龙升天”吉日祭祀龙祖，注入夏季时令“祛病防疫"风尚，把端午视为“恶月恶日”起于北方中原，端午风俗形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

2、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广泛，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有庆贺端午的活动。

端午节是中国民间十分盛行的民俗大节，过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加上许多故事传说，于是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

端午节杂糅了避邪、防疫等多种民俗为一体，因而后世有认为端午节是由来于古人为了“避邪防疫”而设的节日。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老节日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3、端午节是中国民间十分盛行的民俗大节，过端午节，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在传统节日当中，论民俗之繁多复杂，或只有端午节能和春节可比拟，两节都有着祈福、消灾等礼俗主题，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望。

端午节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杂揉了多种民俗为一体，端午习俗甚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热闹喜庆。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

端午节期间通过传统民俗活动展演，既能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又能很好的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端午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端午节由来和传说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可是老祖宗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啊，而且是仅次于春节和中秋节的三大传统节日。这个重大节日包含有很重要的纪念意义，举国同庆，万众欢腾，意义非凡。为此，国家特意规定，从最近几年始，和春节中秋节一样，每逢端午节，还专门放假庆贺呢!

据中国民俗家考证，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纪念曹娥说;起于三代夏至节说;恶月恶日驱避说，吴月民族图腾祭说等等。以上各说，各本其源。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比屈原更早。但千百年来端午节就是因纪念古代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而专门设立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名句古诗闻名中外的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生前，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辞，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在民俗文化领域，中国民众把端午节的龙舟竞渡和吃粽子等，都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

端午节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端午节的由来与传说很多，这里根据大量的文史资料考究，仅介绍以下四种，以飨读者。

源于纪念屈原。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粽子。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我国现代大文豪郭沫若先生，曾经著作改编大型历史话剧、**《屈原》，都艺术地再现了这位伟大诗人的光辉形象，揭示了民间五月端午纪念屈原的伟大意义，影响深远!

源于纪念伍子胥。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源于纪念孝女曹娥。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东汉(公元23--220年)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

源于古越民族图腾祭。近代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研究证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石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的文化遗存。该遗存的族属，据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龙的图腾的部族----史称百越族。出土陶器上的纹饰和历史传说示明，他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生活于水乡，自比是龙的子孙。其生产工具，大量的还是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的青铜器。作为生活用品的坛坛罐罐中，烧煮食物的印纹陶鼎是他们所特有的，是他们族群的标志之一。直到秦汉时代尚有百越人，端午节就是他们创立用于祭祖的节日。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合到汉族中去了，其余部分则演变为南方许多少数民族，因此，端午节成了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不管哪种由来和传说，端午节作为两千多年的传统已深深地扎根保留了下来，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心目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在保留传统习俗的基础上，它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与时俱进，也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和精神。让我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和优秀的民俗继续发扬光大，也让外国的诸如“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等先进文化引进来，和我国的民族文化共融共生，依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正确方针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人人践行社会主义“24字”核心价值观，为坚守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鼓与呼!

端午节的节名涵义

端午节“端午”的“端”字本义为“正”，“午”为“中”。“端午”，“中正”也，这天午时则为正中之正。古人以天干地支来作为载体，天干承载天之道，地支承载地之道，设天干地支以契天地人事之运，纪元通用天干地支。仲夏午月午日飞龙在天，此时龙星处在正南中天，为全年周天运行最“中正”之位，既“得中”又“得正”，乃大吉大利之象。古人历来崇尚中、正之道，“中正“之道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另，端亦有“初”的意思，因此午(五)月的第一个午日，亦谓端午。

据统计，端午节的名称在中国所有传统节日当中叫法最多，达二十多个，如有龙舟节、重午节、端阳节、端五节、重五节、当五汛、天中节、夏节、艾节、上日、五月节、菖蒲节、天医节、草药节、浴兰节、午日节、地腊节、正阳节、龙日节、粽子节、五黄节、诗人节、躲午节、解粽节、端礼节、五月初五、五月当午等等。端午的多个名称由来：

●端阳节

古人纪年、纪月、纪日、纪时通用天干地支，根据干支历，按十二地支顺序推算，第五个月即“午月”，而午日又为“阳辰”，所以端午也称为“端阳”。

●天中节

仲夏端午苍龙七宿处在正南中天，位置最”正“、最”中“。另，因端午节对于在北回归线及以南地区，太阳在天空位置是一年里最当中。

●重午节

上古干支纪元法，以天干地支来作为载体，纪元通用天干地支。端午原为干支历的午月午日，正月建寅，第五个月即为午月，午月午日谓之重午，午月午日“中正”也。到了汉代时，由于南北统一，历法变动，朝廷为了方便过节，规定每年的端午节改为阴历五月初五。

●龙舟节

古代的百越民族是以龙为图腾的，为表示他们是“龙子”的身分，端午节两个最主要的活动吃粽子和竞渡，都与龙相关。粽子投入江河水里祭祀龙神，而竞渡则用的是龙舟。他们不仅有“断发纹身”以“像龙子”的习俗，而且每年在五月五日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其中有一项活动便是在急鼓声中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面上作竞渡的游戏，绘图腾神。这便是龙舟竞渡习俗的由来。扒龙舟是端午节的一项重要活动，故又称龙舟节。

●草药节

端午日是草木药性在一年里最强的一天，端午遍地皆药，这天采的草药治皮肤病、去邪气最为灵验、有效，故名。

●龙节

上古百越先民在端午进行祭龙，端午节在当时其实是“龙的节日”。仲夏端午“飞龙在天”，苍龙的主星“大火”(心宿二)高悬正南中天，龙气(阳气)旺盛。由于易经的阴阳转化之道，盛极必衰，“上九”(乾卦第六爻)则为“亢龙有悔”;从卦辞而言，“上九”为最阳之爻，再无上升的余地，必然要走向衰落。而仲夏端午的“九五”是为“飞龙在天”，龙星处于全年最“中正”之位，喻事物处于鼎盛时期，大吉大利。《易经·乾卦》爻辞中所言的“龙”，实质是对苍龙七宿一年四时运行的阐发。

●浴兰节

民间有在端午采草药煲水沐浴的习俗，故亦有浴兰节之称，如汉代《大戴礼》云：“午日以兰汤沐浴”。

●上日

端午，有的地方称为“上日”，意思是“神的日子”。亦有佳日、佳节的意思。

●菖蒲节、艾节

古人认为菖蒲、艾草有辟邪作用，端午阳气旺，且艾、菖长势茂盛，每年端午人们有在门上挂菖蒲或艾草辟阴邪的习俗，故端午节也称“菖蒲节”、“艾节”。

●当五汛

在上海部分农村，靠杭州湾北岸一带区域，如奉贤、南汇等地区，习惯上称“端五节”为“当五汛”。亦有个别地区称为“五月当午”。

●躲午节

古时南北风俗各异，“五月”古时北方中原称之为“恶月”，所以有的地方在端午节这天，父母便把未满周岁的儿童，送到外婆家去躲藏，以避恶，故有“躲午节”之称。

●地腊节

道教把全年分为五腊，正月一日天腊，五月五日地腊。据《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与《云笈七笺》中说，五月初五名地腊，五帝攒会之日，此日五帝会于南方三炁丹天，查生人祖考及见世子孙所行善恶，以定罪福，校定生人官爵。道教认为一年中的几个腊日是良辰吉日，适合祭祀祖先和诸神以获得福佑。

大宋集市

宋代在中国医政史上具有显著地位，是一个“把封建社会的医政事业推向了高峰”的时代。宋时医学制度完备，医事政令频颁，医学成就辉煌等既体现了宋代医学的繁荣昌盛，又表明了宋代政府对医学领域的极大关注。本文将深刻探究宋朝城市的防疫制度，体味先祖在防疫工作方面的智慧结晶。

四灾之首为疫病，百姓患疾苦难言

1、宋朝人民对疫病的认识

宋代是中国古代疫病多发的一个朝代，这不仅造成宋代人口的大量死亡、疫情的广泛传播，而且还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战争的进程。宋代政府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进行疫情预防和疫病救治。但在认识到疫病危害性到制定有效的防范疫病措施经历着不断摸索和改进的过程。 起初受天人感应思想影响，疫情灾情发生时多建议君臣检点自身行为。

随着人民对瘟疫的认识渐渐增多时，渐渐地不再将瘟疫视作君臣失礼，导致上天降下灾难的惩罚，而开始将其视作自然灾害的一部分。如“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古代人民将疾疫列于首位，认为其与早灾、水灾、畜灾是有损国力的四大灾患，进而在政府治理中提示需要特别关注。

军营瘟疫

哲宗时，范祖禹对于救灾方法不当可能引发疾疫流行的奏议，将对疾疫的认识提高到了相对科学的层面。宋臣程叔连指出，救灾时集中施舍粥饭的行为不当，因为这样集中救济的方法会造成人口聚集，进而引发疾疫扩散，并在奏议中明确说明了“众之所聚，疾势易成，转相渐染，难以复治”是疫病传播的重要原因。

宋人对疾病的认识亦体现出新儒学的“格物致知”的学术思潮，那时的知识分子希望探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新知。《太平圣惠方》是太平兴国三年至淳化二年由太宗下诏官修的医学方书，书中记载了北宋前期有关传染性疾病的病因、病机、病候的认识，体现出宋人对传染病的认知程度。

2、宋朝时期疫病的危害与严重程度

尽管说宋朝的医学水平可以在封建王朝中达到巅峰的水平，但宋朝时期人民的医疗条件还有卫生意识都还是十分薄弱的，因而当瘟疫病发作时，带来的灾害是十分严重的，《太平圣惠方》载:“但一人受病，全家不安，有此相染 时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傍至外人，无有不著者，转相染者，延及外人，人不敢视者。”如上论当传染病出现时，出现了人传人的迹象特征，得了传染病的患者不仅传染给与其有亲密接触的亲人，至使全家被灭门，还会通过气息传染给与其接触过得陌生人，可见当时的疫病的可怕程度。而且一场瘟疫下来可能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的死亡。对当时的人民的生活和生存带来很大的影响。

早期预防措施

悬壶济世有良方，多管齐下显奇效

1、宋朝防疫制度产生的思想根源

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的产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体系一一儒、道、佛思想的深刻影响。宋代儒、道、佛三教共存，相互融合，成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在治理国家的方略上表现为仁政。同时，儒、道、佛思想也是长期以来影响中医学的主要思想，在治病救人的行为上表现为仁术，在养生修身方面表现为道术和禅术。

三者成为了当时宋朝人民能够普遍接受的思想，因而在制定防疫制度时必然会受到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因而可以说宋朝防疫制度的思想源泉来自于儒、佛、道三家思想的结晶和融合。

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及道家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思想和佛家以慈悲为怀的思想的指引下，广大宋朝学子积极投入到治理国家和治病救人的行列之中，如宋代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追求，正是当时宋朝学子梦想的典范，要么成为良相治国要么成为良医济世，可见当时的儒佛道思想的交融为当时的医疗防疫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因而可以说儒佛道思想的共存和相互融合是促进宋朝先进的医疗防疫制度的思想根源。

因此在宋朝时期，宋臣程叔遴乞奏朝廷实施医疗防疫时中应注意如下事项：疫病多发地点为城郭、多发季节为春季、多发时期为灾荒时期，因此建议政府及时掩埋尸骸、安置流民、施以医药、及时救治。从防疫的措施中我们也能感受那种在三种思想交融下产生的格物致知，追求理性认识的思想对当时的君臣产生的作用。

医官行医

2、宋朝防疫制度采取的措施

建立专门救灾防疫机构

由于宋代灾害与瘟疫多发，针对突发的灾情与疫情，政府需要采取相应急救措施予以应对，建立机构遂成为及时救助灾民的方式之一。《寿安院记》载:“国朝置福田院，恤穷疾。与天地同一好生。常平仓专使领为凶荒疾疫设，将以救民病，而或者反以政事病民。朝廷将抚恤患病百姓，施以医疗救助，作为政事过问。出现了以救灾救疫为初衷而建平民医疗机构——福田院。

隔离疫病疑似患者

考虑到疾病的传染性问题，宜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就此调整、更名设立专门救治病患的安济坊。安乐庐的管理规定中亦出现如下“军民在路遇疾，往往客店户恶其扰人，又虑传染，多是不肯安着。本府巳告示城内外客店户并军巡地分，遇有经过人病患，仰即时具状，经提督官，随即押下，差医人诊视，给药医治。”据此可知，宋代平民医疗机构在管理中关注到了隔离病人以防传染的必要性，遂建立制度保障执行。

派放医疗物资提供用药保障

如孝宗隆兴二年(1164)，战争引发疫情:“两淮经虏人蹂践，流移之民饥寒暴露，渐有疾疫。令和剂局疾速品搭修合合用药四万帖。”《宋会要辑稿》载，孝宗淳熙八年(1181)四月十一日诏:“军民多有疾疫，令医官局差医官巡门诊视，用药给散。” 分析上述史料可知，宋代药局开设有急诊服务:一是实施夜间值班制度，为百姓急诊用药提供保障;二是面对疫病流行，能够统一布控药品，以期全力急救感染者，稳定百姓恐慌情绪，关注到了医疗急救工作的生理和心理两个层面。

布药防控

实施完善的助葬制度

宋代医家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将疫病的病因归纳为“况疫气之所兴··一狱温、伤温，墓温，庙温，社温，山温，海温，灶温，岁温，天温，地温等，不可不究。其中的“墓温”位居第三，可见当时人们就开始注意处理因疫情导致死亡人的遗体的处理，在处理遗体安葬时与墓地择址有较大的关系。

因而宋朝的人民用义冢漏泽园的方式掩痊贫病尸骸，漏泽园妥善选址的做法有效地防止了因墓址选择不当而引起的“墓温”等疫病。其作为与医疗防疫相关的助葬制度，有效防止了疫病传染，维护了公共卫生安全。就此形成了相对完备的生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的制度体系，这种助葬体系制度不仅减少了瘟疫病情的再次传播，而且还有效的减少了当时百姓因疫情导致的殡葬困难。

奖惩疫情管理人员

为了监督管理人员的医疗救助行为，保证医疗福利机构的有效运作，宋代平民医疗机构制定有奖惩制度。浙江绍兴府养济院规定:“将病患人拘籍，累及一千人己上，至来年三月一日死不及二分，给度碟一道，及五百人己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五十贯;二百人己上死不及二分，支钱二十贯，并令童行分给。”对于救治效果好的机构，医护人员都会给予奖励。

京师福田院规定:“书为课绩，量与酬奖，死损多者，亦立殿罚，令官吏用心贩恤须要实惠及贫民。”文中说明死亡率高的机构给予惩罚，表明了建立这些机构遂要惠及于民的目的，并且通过设立奖惩制度，不仅可以激发疫情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好，还能够通过制度的设定来赋予疫情管理人员的责任感使得当时的官员们在面对疫情时避免出现散漫消极的作为。

官员问责

总结

宋朝是较为重视医药卫生事业的朝代，在宋代医药机构的设置较为合理，除了沿用前代的一些医药机构，宋代翰林医官院的职能为主管医药行政事务，从而强化了政府在医药行政方面的管理，宋代针对平民百姓而建立医疗福利机构，以政府、官员为主的官办性质主导，在为贫苦百姓提供正规医疗场所的同时，这种健全的公共卫生管理理念，和运行机构，在当时防护控制疫情中取得了一定救治成效，获得一定医疗经验，对医学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宋代医疗福利制度研究

2、宋代城市的防疫制度

3、宋朝后勤运输研究

在南方春节有以下这些讲卫生预防疫病的风俗：

1、流感症状

一般表现为发病急，有发热、乏力、头痛及全身酸痛等明显的全身中毒症状，咳嗽、流涕等呼吸道症状轻

2、风疹症状

临床特点为低热、皮疹和耳后、枕部淋巴结肿大，全身症状轻。

3、肺结核症状

是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表现为发热、盗汗、全身不适及咳嗽、咳痰、咯血、胸痛、呼吸困难等。

4、流行性腮腺炎症状

以腮腺急性肿胀、疼痛并伴有发热和全身不适为特征。

5、水痘症状

全身症状轻微，皮肤粘膜分批出现迅速发展的斑疹、丘疹、泡疹与痂皮。

6、麻疹症状

症状有发热、咳嗽、流涕、眼结膜充血，口腔粘膜有麻疹粘膜斑及皮肤出现斑丘疹。

7、流脑症状

主要表现为突发高热、剧烈头痛、频繁呕吐、皮肤粘膜瘀斑、烦躁不安，严重者可出现颈项强直、神志障碍及抽搐等

清末的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中国东北爆发了一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鼠疫。虽然此时的清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其在这个“龙兴之地”应对鼠疫灾害的一番作为，不仅较为成功地遏制了日俄侵略者的扩张野心，也推进了中国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行程。

一

这次夺走大量生命的鼠疫，肇因于一种啮齿类小动物——旱獭（tǎ）。它们主要生活在今天的蒙古、贝加尔湖区和中国东北的大片土地上，穴居在干燥寒冷的草甸中，其洞穴通常远离人类的住所。健康的旱獭动作敏捷，但一旦染上鼠疫，就会行动迟缓，并且会被健康的同类逐出洞外。有经验的居民和猎人避之惟恐不及，决不会去捕捉。

到了20世纪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旱獭的毛皮只要稍经加工即可与貂皮相媲美，獭皮的市场需求激增，价格亦随之猛涨。到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猛涨了6倍多。丰厚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捕猎者，不少逃荒闯关东的苦力也加入这个行列。这些人大都没有猎捕经验，又急于发财，以致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有的还将染病的旱獭剥皮煮肉充饥。1910年10月12日，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就是因为不久前吃过染疫的旱獭。10月27日，瘟疫蔓延到距满洲里800多公里的哈尔滨。10月31日，长春又发现两个病例。1911年1月2日，沈阳也发现第一例鼠疫死亡者。

东北的冬天气候严寒，人们不得不拥挤在密闭的屋子里取暖，这也大大提高了细菌传染性，使疫病控制更为艰难。闯关东的农民大都寄宿在简陋的客栈，往往赤膊裸体，挤睡在土炕上。除了睡觉之外，土炕还是人们聊天吃饭的主要场所。由于肺鼠疫主要通过呼吸道和唾液传染，于是这种土炕恰恰成为鼠疫传播的温床。紧接着又有许多人忙着春节返乡，结果使病菌愈传愈远。

对疫病的恐惧加剧了传染。当地居民一旦听说有人食旱獭而死，便知道无情的瘟疫到了，于是四散而逃，鼠疫杆菌也就沿着他们的逃亡路线迅速地传播开来。逃避瘟疫的人们，又把瘟疫带给他们的家人、同伴、朋友和更多的陌生人。据官方统计，这次鼠疫袭击了东北三省共69个县市，6万余人丧生。但这些数字是官方根据各地订做的棺材数进行估算的，实际上，由于病死的人太多，棺材不及供应，往往是好几具尸体被塞在同一副棺材里，还有很多被草草掩埋的。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小了的。

二

就在鼠疫疯狂肆虐东三省之时，亟欲进一步扩张在华势力的列强，也纷纷将魔爪伸向这一片多灾多难的土地。当时的东北，正值日、俄两强南北分据之势。沙俄以哈尔滨为中心，日本以沈阳为基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东北在名义上虽然还是中国领土，实际上却成为日俄的殖民地。鼠疫发生后，日俄双方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介入东北事务，采取行动维护各自的既得利益。他们还将这次鼠疫看作一个在东北继续扩大侵略的大好机会，准备随时进行军事干涉。

为排斥其他国家考察防疫，日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在铁路沿线附近设立隔离区，在主要地段布置军事警戒线，成立 “联合防疫局”等。但这些“联合防疫局”，其实是由日本关东殖民政府、警察局以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联合组成的，总部设在沈阳，并在长春、铁岭、辽阳、牛庄、安东、大连、旅顺口等地设有分局。在该局两千多名工作人员里，真正的医生只有几十名，绝大多数是警察和其他各类军事情报人员。与其说是“防疫局”，不如说是军事情报组织。

与此同时，俄国也加紧了在自己势力范围的活动。在哈尔滨，俄方未经中国地方政府同意，即自行决定在铁路线内驻扎俄兵，实行戒严，严格限制中国人出入，并威胁清廷，如果疫情继续蔓延，就将派兵进驻哈尔滨。俄外交大臣沙查诺夫宣称，制止鼠疫的“唯一办法是俄国在中国北部中心驻扎军队”。在满洲里，俄兵也以检疫为借口，越境挑衅。就连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塔城地区，俄国也以防疫为借口集结了大量炮队、步兵及哥萨克骑兵。俄政府甚至照会英法日三国，对清王朝“阻其防疫”深为不满，决定诉诸武力。其以防疫为名，侵占中国领土的企图昭然若揭。

满洲里的鼠疫一经发现，俄国人便立即将在当地谋生的近3千名华人集中到几节火车瓦罐厢里，无衣无食，苦不堪言。在扎来诺尔煤矿区开荒的数百名关内农民，同样被俄国人拘留于瓦罐车内，住房用具全部焚毁。其后，俄国人又先后将满洲里和其沈阳租界内的一万多名难民驱逐出境，并用火车押往长春。为此，满洲里俄国庶务会还向中国商铺索取7万余元的拘留费。这些难民被送往长春后，日本人又以避免鼠疫传播为由，不许他们下车。许多人没有死于鼠疫，却死于寒冷和饥饿。

三

在晚清外交中备受屈辱的清政府，决定独立自主地控制鼠疫。瘟疫发生后两个月，在东三省总督锡良的请求下，清廷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率领一支由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前往疫情最重的哈尔滨进行防治工作。在整个防疫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正是以伍连德为首的一批中国人。

伍连德是第一个在剑桥大学学习医学的中国学生，1903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0年12月20日，伍连德率领医疗队一抵达哈尔滨，便被当地糟糕的卫生条件惊呆了。当地主管官员根本不相信什么细菌和西药，也没有任何医院、实验室和消毒站，只有一座瘟疫房，只要略有咳嗽、吐血和头痛症状的人，就马上被当作疫病患者关起来。

这场防疫的困难是巨大的。他们不仅要同恶劣的卫生和自然条件作斗争，还要与各种各样的偏见和陋俗交锋。由于当地习俗反对解剖尸体，伍连德无奈只好冒险解剖了两具日本人的尸体，从而确定罪魁祸首是肺鼠疫。另外，由于尸体太多，其上残留的病菌可存活到第二年春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火化，但这又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挑战。伍连德和锡良只得请求清廷颁旨准行。时届春节前夕，大批农民回流山东、河北老家，伍连德起初在火车站建立检疫站，因人数太多，检疫工作无法进行，有的人还有意绕道回家，故而只好请求当局派士兵帮助检查。

最艰巨的工作是彻底控制病源。伍连德会同当地官绅组成临时防疫会，采取措施隔离患病者。为保证检疫效果，又组成搜索队，分区分段、逐街逐户进行清查。搜索队在每个区都反复检查，直至确定疫情消失。艰苦的努力终于收到成效。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报告了最后一例鼠疫患者。这场蔓延东北、华北地区的大瘟疫终于在3月底被控制住了。

1911年4月3日，在伍连德的建议下，清廷在沈阳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鼠疫会议，参加大会的有来自11个国家的专家学者。伍连德担任大会主席，并就此次鼠疫防治工作做长篇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鼠疫的理论与主张，得到广泛认同与赞赏。这次会议的召开，也成功地抵制了日俄的干涉，使其趁疫灾加紧侵略中国东北的企图未能得逞。

这次鼠疫对中国另外一个意义深远的影响，是西医在中国的进一步推广和传播。面对致命的疫病，当时传统的中医显示出其局限性。防治效果的巨大反差，不仅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还使许多普通民众对西医西药有了更多的了解。1912年初，清王朝在哈尔滨设立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这是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健全的近代卫生防疫机构。正是有赖于此次防疫的经验教训，1917—1918年的山西鼠疫和1920—1921年东北再度爆发的鼠疫，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